北庭与河西：唐代陷落前的军政体制研究

2023-10-03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说到安史之乱后的西北边疆，必须要提到的就是河西、北庭的诸位杨姓节度使，从杨预到杨志烈、杨休明、杨袭古，他们在河西节度使与北庭节度使之间的迁转与兼任，是认识整个西北边防状况的关键。此后杨预被擢任瓜州都督、关西兵马使，又从瓜州迁任伊西北庭节度使。最重要的一点是，唐长孺认为两人在河西的任官不同。如此说来，撰写《杨公纪德颂》之杨某，应是来自瓜州，而非沙州。而在徐松著录之前，《杨公纪德颂》碑的情形不得而知。

说到安史之乱后的西北边疆，必须要提到的就是河西、北庭的诸位杨姓节度使，从杨预到杨志烈、杨休明、杨袭古，他们在河西节度使与北庭节度使之间的迁转与兼任，是认识整个西北边防状况的关键。然而关于杨姓诸节度，尚有不少问题有很大争议，需要一一辨清。

先来看看第一个登场的杨预。《文苑英华》卷九一七载杨炎撰《四镇节度副使右金吾大将军杨公神道碑》（以下简称《杨和碑》）有：

嗣子预，有霸王之略，好倜傥之奇。初以右武卫郎将见于行在，天子美其谈说，问以中兴。遂西聚铁关之兵，北税坚昆之马，起日城，开天郎，特拜左卫将军兼瓜州都督关西兵马使，又迁伊西北庭都护，策茂勋也。诛门人以息群盗，设勇爵以酬诸戎，钟鼓再考，骍旄既备，可以答明君，告宗庙……中丞以炎听于亲宗，服于祖业，捧持简牍，见托斯文。^[53]

此碑是杨炎为四镇节度副使杨和撰写。杨和天宝十四载五月卒于镇西（即安西），但一直没有归葬中原，直到其子杨预出任“伊西北庭都护”，即伊西北庭节度使^[54]，才将其父迁葬河东。从碑文看，杨预曾以武卫郎将的身份于行在觐见天子，这里显然是指安史之乱后在灵武面见肃宗，所谓“西聚铁关之兵”当是指向西北征兵。此后杨预被擢任瓜州都督、关西兵马使，又从瓜州迁任伊西北庭节度使。

敦煌市博物馆藏有一方《大唐都督杨公纪德颂》（以下简称《杨公纪德颂》）碑，其中杨公之名因碑文残缺而不可确知，但此杨公的事迹却与前文提到的杨预十分相似。碑文有：

公以温清左右，文艺箕裘，出将冠关西之雄。□□制授汧州□□□□□高平郡沁水府果毅，绛郡桐乡、京兆崇仁二府折冲。虽筮仕之初，子云屈□□□展骐骥□□□□□郎将。爪牙之任，社稷之心，不屑行间，屡回天眷，加左司御率府□□□□式周庐□□□□□失羽林之倠。时以山东余孽，尚轸皇情，分命我公，宣慰四道。征甲□□□□一身艰□。□□□来苏之咏，河湟怀挟纩之恩，二庭发貔武之师，四镇叙琅玕之贡，王室□□□彰义□□□□□麟阁，岂独议功云台而已哉！诏优公忠武将军、守左威卫将军，河西副持节□□西□□□□□□□路人有光。……眷彼勋旧，有诏诏公入朝，列郡居守，独□□□□□□□□□□日除伊、西、庭节度等使，摄御史中丞。^[55]

这里的杨公，同样是奉皇命“宣慰四道”（四道，即河西、陇右、安西、北庭），搬来援兵，并因此受封“左威卫将军，河西副持节”云云，之后又迁伊西庭节度等使。

那么，《杨公纪德颂》中的杨公是否就是杨预呢？唐长孺先生注意到了两人的相似性，但因他们“父亲和自身的官职有参差”，只是推测杨预和杨公是同祖兄弟，而非同一人，同时怀疑杨公可能是曾任伊西北庭节度使、河西节度使的杨志烈^[56]。此外，也有不少学者对《杨公纪德颂》中杨公的身份进行了讨论，安家瑶、金滢坤、李宗俊亦认为杨公为杨志烈^[57]，史苇湘、马德认为是另一位节度使杨休明^[58]，王小甫则推测杨公是杨预^[59]，吴景山、张洪在整理碑文时，也径直将杨公比定为杨预^[60]，可谓众说纷纭。然而细审诸位学者的观点，认为杨公为杨志烈或杨休明者，大多是沿袭唐长孺观点，或没有参考《杨和碑》。所以还要从两碑记载的“参差”说起。

我们来看一下所谓两碑在官职记载上的差异。《杨和碑》载杨预之父为杨和，而杨和之“大父讳言，隋朝散大夫……出补棣州蒲台令。考讳楷，河州大夏县令”。《杨公纪德颂》则记“曾祖讳言，随举孝廉，累迁中散大夫，棣州蒲台□□□□河州大夏□”，其中虽有缺字，但可以肯定杨公与杨预的曾祖、祖父是相同的。《杨和碑》又载杨和“自武卫将军、四镇经略副使加云麾将军、兼于阗军大使……又迁金吾大将军、四镇节度副使”；而《杨公纪德颂》则载其父为“云麾将军，右武卫大将军”。这里杨和的金吾大将军的加官与杨公之父的右武卫大将军确实稍有不合，但杨和曾有过武卫将军的加官，而且两人的武散官云麾将军是相同的。另一处参差是，《杨和碑》记杨预以“右武卫郎将见于行在”，而《杨公纪德颂》则记杨公奉皇命宣慰四道之前是左司御率府某官。不过巧的是，根据碑文，杨公在任官左司御率府之前，任过某郎将，或许便是武卫郎将。

最重要的一点是，唐长孺认为两人在河西的任官不同。《杨和碑》载杨预为“左卫将军兼瓜州都督、关西兵马使”，《杨公纪德颂》记杨公官职处有残缺，可以辨认出的字为“守左威卫将军，河西副持节□□西……”。“副持节”三字唐长孺录为“副总管”，并推测杨公为河西节度副使，又因此碑发现于敦煌，推测碑额上的“都督杨公”为沙州都督^[61]。“河西副持节”亦可以理解为河西节度副使，不过这似乎与关西兵马使并不冲突，王思礼就曾“兼陇右节度副大使、关西兵马使”，而且《杨公纪德颂》中“河西副持节”之后的“西”字，有可能就是“关西兵马使”之残。关键是杨公究竟是哪一州的都督。据《资治通鉴》卷二一三“开元十五年十一月”载：

朝廷嘉其功，以瓜州为都督府，以守珪为都督。^[62]

又同书同卷“开元十七年”载：

三月，瓜州都督张守珪、沙州刺史贾师顺击吐蕃大同军，大破之。^[63]

可知，开元十五年（727）后瓜州升为都督府，而沙州非都督府。吐鲁番出土《唐开元二十年（732）瓜州都督府给西州百姓游击将军石染典过所》中，钤有“瓜州都督府之印”和“沙州之印”，亦可证明。沙州似应归属瓜州，安史之乱前大致如此^[64]。既然沙州没有都督府，杨公在安史之乱后不久出任的都督，自当是瓜州都督。

还有一条重要的线索，即《杨公纪德颂》撰者的官职，碑文首行载：

冥安县丞□□□□支度判官杨□撰。

唐代史书并未见有名为“冥安”之县，然唐代的瓜州晋昌县即是汉代冥安县之地^[65]，大致晋昌县在肃、代之间或曾改名为冥安县。如此说来，撰写《杨公纪德颂》之杨某，应是来自瓜州，而非沙州。这又是杨公为瓜州都督之一证。此外，清代徐松最早著录此碑时，碑是镶嵌在敦煌“县之黉舍棂星门内”的土壁上^[66]。当时《杨公纪德颂》嵌在墙里，另一面篆刻的《大唐河西道归义军节度索公纪德之碑》朝外，故而徐松只录了《索公碑》，而没有录《杨公纪德颂》。而在徐松著录之前，《杨公纪德颂》碑的情形不得而知。这样的话，既不能肯定此碑在敦煌出土，也不能确定此碑就是立于敦煌。颇疑《杨公纪德颂》碑最早就是立于唐代瓜州（今安西附近），此后才被移到了现在的敦煌。综合以上信息，可以说《杨公纪德颂》中的都督杨公是瓜州都督，而非沙州都督。这样，杨公和杨预在河西的职官也是一致的，他们都是瓜州都督。

根据以上讨论可以看出，碑文对于杨公与杨预在职官上的记载只有细微的差别，他们的主要历官都是相同的，即自瓜州都督迁伊西庭节度使。尤其是杨公和杨预都曾赴西北诸道为肃宗征兵，并随即被任命为瓜州都督。很难想象有两个同姓之人，会在几乎相同的时间做出如此相同的功业。如此说来，《杨公纪德颂》中的杨公，就是《杨和碑》中的杨预。至于两碑记载的一些小的差别，我推测可能是因为传世的《杨和碑》为杨炎撰写的草稿，而非真正刊刻的神道碑正本，故而存在一些不严谨之处。总之，杨公就是杨预。

综合《杨公纪德颂》和《杨和碑》的内容来看，杨预在安史乱前似无显赫官职，但他“宣慰四道”之后就被拔擢为瓜州都督兼河西节度副使、关西兵马使，很快又升任伊西庭节度使，其升迁可谓迅速。而且在他专任北庭之后，瓜州更是为其立此德政碑。杨预如此炙手可热，除了他是四镇勋旧子弟外，更主要的是他受到了皇帝的信任。如前文所述，长安被叛军攻陷后不久，河西就出现了动荡，肃宗将入援的河西兵马使周泌派回河西任节度使^[67]，但在至德二载正月周泌即被兵马使盖庭伦勾结胡商安门物杀害^[68]。而安西在被征兵入援之时，也显示出了迟疑。面对西北诸州的动摇，肃宗无疑会选择更值得信赖的将领来镇抚西北。根据碑文，杨预正是在安史之乱的危机时刻，于行在受肃宗之命，完成了“宣慰四道”、征兵西北的使命，即所谓“西聚铁关之兵，北税坚昆之马”，“二庭发貔武之师，四镇叙琅玕之贡”是也。从时间上看，杨预极有可能就是在至德元载（756）肃宗即位之初，随节度使周泌返回河西的。那么前文提到的安西、北庭兵的入援，很可能也与杨预的出使有关。或许正因为如此，杨预一举跃升为瓜州都督。值得注意的是，《杨公纪德颂》中有“有诏诏公入朝，列郡居守，独□□□□□□□□□□日除伊、西、庭节度等使，摄御史中丞”。虽然中间有缺字，还是可以推断出大致文意，即肃宗是将杨预招至长安任命为伊西庭节度使的，而且“列郡居守”亦即诸州长官，只有杨预得到了入朝的殊荣。可以推测，肃宗是对杨预寄予了很高的信任和期望。

杨预自瓜州都督、河西节度副使迁伊西庭节度使，是河西与北庭更紧密联系的开端。此后不久，河西出现了一位杨姓节度使。敦煌P.4698文书有：

③《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3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14页。

这里的“大使彭王”，即是时任河西节度大使的彭王仅。《旧唐书·彭王仅传》载：

乾元二年冬，史思明再陷河洛，关东用兵，人情震惧，群臣请以亲王遥统兵柄。三年四月诏曰：“……彭王仅可充河西节度大使，兖王僴可充北庭节度大使，泾王侹可充陇右节度大使， pagenumber_ebook=337,pagenumber_book=326 王倕可充陕西节度大使，兴王佋可充凤翔节度大使。”仅，是岁薨。^[69]

乾元三年（760）四月，肃宗以亲王遥领诸道节度，彭王仅出任河西节度大使。不过彭王仅于同年去世。由此可知，P.4698文书的时间就在乾元三年。文书中的杨某就应当是河西节度使。王小甫推测杨某是时任瓜州都督的杨预^[70]。然而如前文所述，杨预任瓜州都督时，只是兼河西节度副使，而非节度使。而且刘安志指出，杨某的宪衔是御史大夫，而杨预任伊西北庭节度使的宪衔是御史中丞，不可能出现从御史大夫到御史中丞的“降衔”^[71]。故而杨某不可能是身为瓜州都督的杨预。不过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杨预在乾元三年或此前由伊西庭节度使迁任河西节度使，这样就可以理解为他的宪衔从御史中丞升到了御史大夫。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杨预就是经历了瓜州都督、河西节度副使—伊西北庭节度使—河西节度使的升迁顺序。

值得注意的是，肃宗乾元三年四月所委任之诸道节度大使中，有河西、陇右、北庭，而无安西。这似乎表明西域的边政中心已从安西转到了北庭，四镇也移隶北庭节度大使统辖^[72]。前文提到肃宗征兵之时，尚且以安西为主，而在此后肃、代时期的历史中，更多看到的是北庭的活跃。这至少表明北庭具了更为重要的战略地位。

第二个出场的杨姓节度使是杨志烈。吐鲁番出土《唐宝应元年（762）五月节度使衙榜西州文》（以下简称《榜西州文》）有：

①《吐鲁番出土文书》图版本肆，第328页。

这里的“使衙”当是指伊西北庭节度使之办公机构，而署名的杨志烈便是伊西北庭节度使，他的宪衔与杨预任伊西北庭节度使时一样，都是御史中丞。可知，宝应元年五月前后的伊西北庭节度使是杨志烈。不久之后，杨志烈又出现在了河西。代宗即位后，吐蕃大举进犯河、陇地区，广德元年（763）十月，吐蕃更是攻陷长安，但旋又退出。《旧唐书·吐蕃传》载：

吐蕃退至凤翔，节度孙志直闭门拒之，吐蕃围守数日。会镇西节度兼御史中丞马璘领精骑千余自河西救杨志烈回，引兵入城。^[73]

当时河西很可能也受到了吐蕃的攻击，遥领镇西（即安西）节度使的马璘赴河西援救杨志烈。那么此时杨志烈应当就是河西节度使。据唐长孺先生考证，马璘救援河西当在宝应元年（762）十月后至广德元年（763）初^[74]。则杨志烈任河西节度使的时间就在此时或稍早。

薛宗正先生推测，杨志烈与杨预都是伊西北庭节度使，且作风类似，故杨志烈就是杨预，代宗名“豫”，杨预之名与之同音犯讳，故改名为志烈^[75]。我也曾一度怀疑杨志烈就是杨预，然而细审《榜西州文》就可以发现，杨预因避讳改名为杨志烈之说并不能成立。该文书押署的时间是“建午月四日”。按，肃宗于上元二年（761）九月下诏废除上元年号，但称元年，以是年十一月为岁首，称建子月，以后诸月“皆以所建为数”^[76]。至建巳月，玄宗驾崩，肃宗亦寝疾，其遂命太子监国，并于是月十五日甲子改元宝应，月数皆如其旧。同月十八日丁卯肃宗驾崩，二十日己巳代宗即位^[77]。也就是说，“月皆以所建为数”只行用到了建巳月，没有建午月。文书中出现的建午月，实际上是宝应元年五月。也就是说，因为地域阻隔等原因，杨志烈在签署这份文书之时，并不知道改元宝应及恢复月数之事。如此，随后的肃宗驾崩和代宗即位的消息此时应当也还未传到西州、北庭。那么，杨志烈在得知代宗即位之前，就已经用“志烈”之名来签署文书了。所以，说杨预因为避代宗讳而改名杨志烈的说法，并不合理，还是应当将杨预和杨志烈认作两人。

从杨预到杨志烈，两人都是先后自伊西北庭节度使迁任河西节度使。河西与北庭之间节度使的频繁迁转，显示出河西与北庭有了更为密切的关系。在面对肃宗时期安史之乱尚未彻底平定，以及吐蕃表面平和却威胁仍在的情势下，加强西北诸道的联系，选任可靠的节度使，也是唐朝稳定西北诸道的一种举措。不仅杨预曾两次面见肃宗，备受信赖，从P.2555《为肃州刺史刘臣璧答南蕃书》看，在杨预与杨志烈之间主政河西四载的节度使吕崇贲，也曾经贯彻肃宗朝的和平政策，利用外交手段，延缓了吐蕃的进犯^[78]。杨志烈也没有辜负朝廷的厚望，一心报国救难，但面对内忧外患终究无力回天。

北庭与河西：唐代陷落前的军政体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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