瀚海天山：唐代三州军政体制研究

2023-10-03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继封常清赴洛阳募兵之后，身在长安的高仙芝也被委以重任，于天宝十四载十二月领兵东进，进屯陕郡。这说明在得知安禄山叛乱的消息后，朝廷曾迅速征调了朔方、河西、陇右三节度的兵马入京。封常清和高仙芝带领的部队，其中一大部分都是洛阳及长安的募兵，显然无法抵御安禄山的兵锋。另一方面玄宗可能是认为河、陇、朔方兵力足以剿灭安禄山，无须动用安西、北庭的兵马。

就在安禄山起兵的当月，安西四镇节度使兼伊西北庭节度使封常清刚好到达长安^[3]。据《资治通鉴》卷二一七“玄宗天宝十四载”所载，安禄山起兵在是年十一月九日甲子；直到十一月十五日庚午，唐玄宗才最终确认安禄山必反无疑，慌忙召集宰相商议对策；而封常清“入朝”即到达长安是在十一月十六日辛未，也就是在玄宗接受安禄山叛乱事实的次日^[4]。从时间上看，封常清是正常的入朝，只是碰巧赶上了安禄山的叛乱。《旧唐书·玄宗本纪》亦载：“封常清自安西入奏。”^[5]在这种情况下，封常清不可能带领大队人马，陪在他身边的至多是数量极少的卫兵。《旧唐书·封常清传》载：

十一月，谒玄宗于华清宫。时禄山已叛，玄宗言凶胡负恩之状，何方诛讨？常清奏曰“：禄山领凶徒十万，径犯中原，太平斯久，人不知战。然事有逆顺，势有奇变，臣请走马赴东京，开府库，募骁勇，挑马棰渡河，计日取逆胡之首悬于阙下。”玄宗方忧，壮其言。翌日，以常清为范阳节度，俾募兵东讨。其日，常清乘驿赴东京召募，旬日得兵六万，皆佣保市井之流。^[6]

面对急迫的局势，身兼安西、北庭两大节度使的封常清，绝对是玄宗需要倚重的人物。只是安西、北庭的兵马远在西北，一时无法调回。安禄山却一路畅通无阻，兵锋直指洛阳。封常清虽然扬言赴东都迎战，但实际上几乎是单枪匹马赶到洛阳，在当地募兵。

继封常清赴洛阳募兵之后，身在长安的高仙芝也被委以重任，于天宝十四载十二月领兵东进，进屯陕郡。《旧唐书·高仙芝传》载：

命仙芝领飞骑、彍骑及朔方、河西、陇右应赴京兵马，并召募关辅五万人，继封常清出潼关进讨，仍以仙芝兼御史大夫。^[7]

此次出兵，元帅为荣王琬，但实际领兵的是副元帅高仙芝。可以看到，在高仙芝带领的军队中，有“朔方、河西、陇右应赴京兵马”。这说明在得知安禄山叛乱的消息后，朝廷曾迅速征调了朔方、河西、陇右三节度的兵马入京。《资治通鉴》卷二一七载：

十二月，丙戌，高仙芝将飞骑、彍骑及新募兵、边兵在京师者合五万人，发长安。^[8]

这里所谓“边兵”，应当就是上面提到的朔方、河西、陇右的兵马。高仙芝这次出征，带领的正是入援边兵中的“在京师者”，也就是仓促之间能够迅速抵达长安的军队。这里依然没有出现安西、北庭的士兵。《资治通鉴》卷二一七又载：

壬辰，上下制欲亲征，其朔方、河西、陇右兵留守城堡之外，皆赴行营，令节度使自将之；期二十日毕集。^[9]

天宝十四载十二月七日壬辰，玄宗下制征集的兵马，依然只限于朔方、河西和陇右；而且是计划征调除了必要防守兵力之外，河、陇、朔方的主力部队。这里提到的令节度使自将之兵，还是不包括安西和北庭。

封常清和高仙芝带领的部队，其中一大部分都是洛阳及长安的募兵，显然无法抵御安禄山的兵锋。最终败退潼关，双双被玄宗下诏斩于关下。玄宗没有御驾亲征，而是任命在家养病的河西、陇右节度使哥舒翰为兵马副元帅，领兵出镇潼关。据《资治通鉴》卷二一七《考异》所引《肃宗实录》云：

以翰为皇太子先锋兵马使、元帅，领河、陇、朔方募兵十万，并仙芝旧卒，号二十万，拒战于潼关。十二月十七日，大军发。^[10]

可见，哥舒翰这次率领的，全部是自河西、陇右、朔方前来勤王的兵马。据《安禄山事迹》所载，这些部队中还包括有数量众多的“河、陇诸蕃部落”，其中有“奴刺、颉、跌、朱邪、契苾、浑、蹄林、奚结、沙陀、蓬子、处蜜、吐谷浑、思结等十三部落”^[11]。这些大多是依附于唐朝的蕃族部落，他们同样是唐朝守卫疆土所需要依靠的军事力量，同样也被作为河西、陇右的军力而招募。值得注意的是，北庭附近的朱邪、沙陀、处密等部也在哥舒翰麾下，只是其中并没有明确见有北庭的汉兵。河西、陇右、朔方的这些入京镇兵加蕃部，数量相当庞大，《肃宗实录》载有十万，《玄宗实录》载有八万^[12]。加上先前随高仙芝镇守潼关的河、陇部队，总数会在十万上下。同时，哥舒翰此次出征的裨将中，王思礼为关西兵马使、兼河源军使^[13]，李承光为河西兵马使^[14]，皆是河西节度使下的重要军将。说明当时的河西主要将领确实都是亲自带兵入援。

总之，在安禄山叛乱之后，唐玄宗征调了总数接近十万的河西、陇右、朔方兵马，其中还包括了大量河、陇地区的蕃部，致使河、陇地区的兵力只堪守堡而已。安西、北庭的镇军却没有参与最初对安禄山的征讨。玄宗没有征召安西、北庭的军队，大概一方面考虑到距离长安较远，无法很快到达。另一方面玄宗可能是认为河、陇、朔方兵力足以剿灭安禄山，无须动用安西、北庭的兵马。但是哥舒翰与叛军决战失利，导致了灾难性的结局。

天宝十五载（756）六月，哥舒翰战败被擒，玄宗仓皇出逃，长安陷落。王思礼自潼关逃归，玄宗即任命其为河西、陇右节度使，命其赴河、陇“收合散卒，以俟东讨”^[15]。随后，玄宗逃往剑南。当时，太子不愿随玄宗幸蜀，在岐山县与玄宗分道，但不知去往何处。建宁王倓进言：“今河西、陇右之众皆败降贼，父兄子弟多在贼中，或生异图。”^[16]太子才决定投靠朔方。同年七月，太子于灵武（即灵州）即皇帝位，是为肃宗^[17]。

果然，在哥舒翰战败、长安陷落的消息传到西北之后，河西发生了一些小的动荡。最先出现问题的是河西的诸蕃部。“诸胡部落”听说其“都护”战殁，便开始为了“争自立”而相互攻击。唐朝任命周泌为河西节度使^[18]，并将“都护”思结进明等送回河西，才稳定了诸部落^[19]。“诸胡部落”应是指河西的粟特人聚落。更严重的事件发生在次年正月，河西兵马使盖庭伦与武威九姓商胡安门物等杀节度使周泌，聚众六万，但很快被支度判官崔称与中使刘日新讨平^[20]。此次事件的主谋安门物，是武威郡（即凉州）的“九姓商胡”，亦即粟特商人。武威历来便是河西较大的粟特人聚落所在，唐代有数量极多的粟特人聚居在此，尤其是安兴贵一系安世家族，在唐朝具有显赫的地位^[21]。不知道安门物是否即是出自这一家族，但他的粟特身份及安姓，都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他率领的九姓商胡叛乱，会与安禄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不是单纯的粟特人叛乱，河西兵马使盖庭伦是主谋之一，也就是说，河西一定是有部分军队参与了叛乱。正是在他们的配合下，粟特人才得以起事。可见，潼关失利和长安的失陷，使河西产生了动摇，已经有一部分军民开始准备抗拒或脱离唐朝的控制。唐帝国的西北边疆也岌岌可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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