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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伊、西、庭三州营田使及其军政体制研究

【摘要】:西州都督府接到支度营田使牒,令西州申报当州镇戍营田的亩数。类比伊吾军向支度营田使申报营田、斸田的情况,北庭的统计结果应是由瀚海军向支度营田使申报。通过这一组文书来看,伊州、西州、北庭三地的营田、斸田是由北庭支度营田使来统管。副使守信越过北庭支度营田使,直接赴京“入计”汇报营田情况,也并不合理。

支度使为管理地方财政的使职,营田使为管理营田事务的使职。两使经常合称。作为方镇重要的财政使职,支度营田使通常是由本道节度使兼领[365]。北庭的情况大致相同。如前引《唐北庭都护支度营田使文书》中有“副大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北庭都护□□营田等使上柱国杨楚客”[366],可知开元十年前后是由副大使杨楚客兼支度营田使。前文提到,此处的“副大使”当是伊西北庭节度副大使,杨楚客是实际的北庭军政长官。但有时北庭的支度营田使可能也会有专任,如《唐和守阳墓志》中载其:

居无几何,转北庭副都护兼右司御副率,专知仓库支度营田使。始终十年,储蓄巨亿。[367]

孙继民指出,和守阳任北庭副都护大致在开元五年之后[368]。和守阳显然并非节度使,他是以北庭副都护的身份,来专知仓库、支度、营田使。

吐鲁番阿斯塔那226号墓出土有一组与北庭支度营田使有关的文书,大多涉及伊州、西州、北庭三地向支度营田使申报营田、斸田的情况,从中可以看出北庭支度营田使对伊、西、北庭营田事务的管理状况。其中数量最多的是有关伊州的文书[369],皆是由伊吾军上报。其中《唐伊吾军上西庭支度使牒为申报应纳北庭粮米事》有:

所谓西庭支度使,应当就是指节制伊、西、北庭的支度使。可以看到,伊吾军向支度使详细汇报了伊州伊吾军需缴纳的“北庭粮米”的情况,包括实际缴纳情况以及缴纳地点等信息。又《唐开元十年伊吾军上支度营田使留后司牒为烽铺营田不济事》中有:

①《吐鲁番出土文书》图版本肆,第90页。

文书中的“开十”即指开元十五年。文书上又钤有“伊吾军之印”,可知是伊吾军的牒文,其中的“曹判”也应当是指伊吾军的某曹判案,从文书性质看当为仓曹。大致是支度营田使要求伊吾军所属各烽铺就近营田,但某处因为无田水等条件的限制,无法完成营田的任务,只能状上伊吾军汇报情况,伊吾军又牒上支度营田使,最后是支度营田使下牒伊吾军通告处理意见。这就是北庭支度营田使管理伊吾军所属烽铺营田的实态。

西州也同样是如此。《唐西州都督府上支度营田使牒为具报当州诸镇戍营田顷亩数事》中有:

②《吐鲁番出土文书》图版本肆,第101页。

西州都督府接到支度营田使牒,令西州申报当州镇戍营田的亩数。于是西州都督府将其管内赤亭镇、柳谷镇等镇戍营田情况上报。在前述伊吾军文书中,是由伊吾军向支度营田使汇报营田事宜。但在这件文书中,西州是由都督府来申报,说明当时西州还未设立天山[370]。在这种情况下,西州都督府作为当州的最高军事机构来负责营田事宜。

另外,《唐开元十一年状上北庭都护所属诸守捉斯田顷亩牒》文书中有:

②《吐鲁番出土文书》图版本肆,第92页。

其中所见俱六守捉、凭洛守捉皆为北庭都护府所辖范围内的镇戍,可知这件文书统计的是北庭管内镇戍的营田情况。类比伊吾军向支度营田使申报营田、斸田的情况,北庭的统计结果应是由瀚海军向支度营田使申报。文书结尾处的押署中,“检校北庭都护兼经略”应当就是北庭都护兼瀚海军经略使。“化庭副都兼□使”,则应是“兼副使”,即北庭副都护兼瀚海军副使。前面的“行仓曹参军”,也就是瀚海军仓曹参军。

通过这一组文书来看,伊州、西州、北庭三地的营田、斸田是由北庭支度营田使来统管。同墓出土《唐支度营田使下管内军州牒》中提到支度营田使准旨为某事牒管内军州云云[371]。伊州、西州和北庭便是支度营田使管内的军州。具体到各州,是由当州的最高军事机构来负责相关事务,伊州是伊吾军,北庭是瀚海军,西州则是西州都督府。伊吾军和瀚海军的具体办事机构是仓曹。由此再及于下属各个烽铺。支度营田使节制下伊、西、北庭营田体系的大致面貌即是如此。

关于西州的营田事务,大谷3786(3)《西州官人差使录》中有:

①小田义久主编:《大谷文书集成》贰,第155页。

这件文书仅存下半部分,记载了试西州刺史高某等人的籍贯及差遣时间、任务。池田温先生认为,试西州刺史高某所任为营田使,守信为营田副使,另两人原为西州杂任,被登用为营田使典[372]。雷闻先生则认为,这是西州入京朝集的官吏名单,刺史高某为朝集使,守信为朝集副使,另两人为朝集使团中的考典[373]。雷闻的观点应当是正确的。这件文书所在之开元十二年,正与上文所论的吐鲁番阿斯塔那226号墓所出支度营田使相关文书时间相当。上文已经提及,开元十年、十一年间,伊、西、北庭的营田事务是由北庭的支度营田使负责管理,同时西州的营田情况需由西州都督府向北庭支度营田使汇报。其中未见西州独立设有营田使的痕迹。副使守信越过北庭支度营田使,直接赴京“入计”汇报营田情况,也并不合理。故而,刺史高某和守信应当分别是朝集使、朝集副使,而不是营田使、营田副使。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件文书所列第三人,在充考典入计之前,曾被“抽行营田案”。从S.6111V《唐沙州申考典索大禄纳州图钱及经等状》[374]文书的情况看,沙州的考典索大禄原本是沙州的佐史,那么《西州官人差使录》中的这位考典很可能也是由西州都督府的府史充任[375]。府史负责勘造文案,那么这位“抽行营田案”的府史,应当就是专门负责西州都督府营田相关文案的勘造工作。与《西州官人差使录》同号的大谷3786(2)《西州屯营收谷计会》文书,其中便有对西州天山屯、柳中屯等营田收获情况的统计。这一文书就应与西州的营田文案勘造有关。总之,西州都督府是由专门的府史负责营田案的勘造工作,西州都督府再在此基础上将营田情况申报北庭支度营田使处分。

此外,还可以在其他文书中看到一些关于支度营田使的记载。《唐天宝某载行馆器物帐》中见有:

②《吐鲁番出土文书》图版本肆,第240页。

文书中列举了一些破损的物件,而申报这些物件的“行馆”或是与馆驿相关的机构。这些破损之物,已在天宝四载呈送支度使查验。此时伊西北庭节度使已经固定化,这里的支度使无疑就是北庭支度使。可见,支度使对西州官府机构中的破损对象,也有查验的职责。又《唐开元十九年正月至三月西州天山县抄目》中有:

③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第215—217页。

从这件文书看,营田使对西州的屯田进行了直接的管理,天山屯的车牛农具的相关事务,也是要营田使过问的。而支度使则对西州的粮草具有勾征的职权。这些都是支度营田使管理西州财政事务的具体案例。

总之,伊、西、北庭的财政与营田事务是在支度营田使名义下进行管理的。在节度使节制伊州、西州和北庭的格局下,北庭无疑是这一军事体系的核心。北庭的军政长官是以北庭都护的身份兼任瀚海军使,同时任节度使等使职。北庭也通过支度营田使等不同使职的名义从各个方面实现对伊州、西州的节制。这也是使职化时代伊、西、北庭军政体制的新面貌。

【注释】

[1]《资治通鉴》卷二〇七,第6561页。

[2]阿史那俀子为吐蕃所立之统叶护可汗,参见F.W.Thomas,“Tibetan Documents concerning Chinese Turkestan”,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1931,pp.809-810.Le Petech,“Glosse agli Annali di Tun-Huang”,Rivista degli Studi Orientali,42,1967,p.270.内藤みどり《西突厥史の研究》,第302—304页;王小甫译为“暾叶护可汗”,见氏著《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第107页。

[3]《新唐书》卷二一六上《吐蕃传上》,第6079页;《资治通鉴》卷二〇五,第6493页。

[4]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第104—108页。

[5]《资治通鉴》卷二〇五,第6504、6507页。参见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第122页注4。

[6]《资治通鉴》卷二〇五,第6508页;《通典》卷一九〇《边防典·西戎·吐蕃》,第5173—5175页。关于时间的考证,参见岑仲勉《西突厥史料编年补阙及考证》,第71页。

[7]郭元振奏议详见《旧唐书》卷九七《郭元振传》,第3042—3044页;《通典》卷一九〇《边防典·西戎·吐蕃》,第5175—5177页。

[8]狄仁杰上奏详见《新唐书》卷一一五《狄仁杰传》,第4210—4211页;《唐会要》卷七三《安西都护府》,第1571—1572页;《册府元龟》卷九九一《外臣部·备御第四》,第11482页;《文苑英华》卷六九四《言疏勒等凋敝疏》,第3579—3580页。

[9]崔融论奏见《新唐书》卷二一六上《吐蕃传上》,第6078—6079页;《唐会要》卷七三《安西都护府》,第1572—1575页;《文苑英华》卷七六九《拔四镇议》,第3579—3580页。另可参见王小甫《唐初安西四镇的弃置》,第120页。

[10]《资治通鉴》卷二〇五,第6493—6494页。

[11]《旧唐书》卷六,第125—126页;《资治通鉴》卷二〇五,第6505—6522页。

[12]《旧唐书》卷六,第127页;《资治通鉴》卷二〇五,第6533—6535页。

[13]《旧唐书》卷一九四上,第5169—5170页。

[14]内藤みどり:《西突厥史の研究》,第320—321页。另外,内藤先生又据《旧唐书·阿史那斛瑟罗传》指出,早在骨咄禄、元珍时期,东突厥即开始西进,参见《西突厥史の研究》,第307—314页。

[15]《新唐书》卷四,第100页;《资治通鉴》卷二〇六,第6545页。

[16]《资治通鉴》卷二〇七,第6550页。

[17]王尧、陈践:《敦煌吐蕃历史文献》,第106页。关于吐蕃支持阿悉吉簿露叛乱之事,见内藤みどり《西突厥史の研究》,第322—323页;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第121—127页。

[18]参见内藤みどり《西突厥史の研究》,第315—318页。

[19]关于乌质勒控制碎叶的时间,见内藤みどり《西突厥史の研究》,第324—329页;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第127—129页。

[20]《全唐文》卷二二二,第2240页。

[21]《旧唐书》卷九七,第3050页。

[22]石墨林:《唐安西都护府史事编年》,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07页。

[23]《新唐书》卷一四〇下《突骑施传》,第6068页。

[24]孟宪实:《名岸考》,“唐代的新疆”会议论文,乌鲁木齐,2013年。

[25]王炳华:《阿拉沟及其出土唐文书残纸》,《唐研究》第8卷,2002年,第334—345页。

[26]《元和郡县图志》卷四〇,第1033页。

[27]见孟凡人《北庭史地研究》,第70—77页;苏北海《西域历史地理》,第137—140页。

[28]藤枝晃:《长行马》,《墨美》第60号,1956年,第17页;孙晓林:《试探唐代前期西州长行坊制度》,载《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二编》,第173页。

[29]以上录文参见孙继民《唐代瀚海军文书研究》,第13—21页。

[30]参见孟宪实《唐前期军镇研究》,第124页。

[31]《文苑英华》卷八八四,第4658页。

[32]《唐六典》卷三〇,第754页。

[33]《新唐书》卷四八《百官志·武器署》下载有“下都护”给门戟十,第1246页。《唐会要》卷二五《文武百官朝谒班序》所载贞元二年九月五日敕中“三品班”下有“下都护、都督”,第561页。可知唐代有下都护府之设。

[34]《元和郡县图志》卷四〇《陇右道·庭州》下注有“北庭。下都护府”,第1033页。中华书局本校勘记中又指出:“殿本‘下’作‘上’”,见第1044页。《元和郡县图志》所载似乎多是开元以后情形,而且因为不同版本所记“上”、“下”不同,不能贸然下结论说北庭为上都护府或是下都护府。

[35]《长春真人西游记注》卷上,王国维等校注,台北:广文书局,1972年,第48—49页。

[36]薛宗正:《北庭历史文化研究》,第223页。

[37]《文苑英华》卷四一七《授阿史那献特进制》,第2112页。

[38]《册府元龟》卷一二八《帝王部·明赏第二》载:“开元二年四月戊午……制曰:‘……右骁卫将军、兼北庭都护、瀚海军经略使、金山道副大总管、招慰营田等使、太原县开国子郭虔瓘’”云云,见第1395—1396页;又《资治通鉴》卷二一一“玄宗开元三年”载:“默啜发兵击葛逻禄、胡禄屋、鼠尼施等,屡破之;敕北庭都护汤嘉惠、左散骑常侍解琬等发兵救之。”第6710页。

[39]阿史那献先天元年十一月曾出任北庭都护,后改碛西节度使,开元二年七月郭虔瓘卸任北庭都护后,阿史那献出任北庭大都护。而《资治通鉴》卷二一一“玄宗开元三年五月”载有“北庭都护汤嘉惠(”第6710页),可知至晚在开元三年五月,汤嘉惠已接任北庭都护。详见后文考证。

[40]《旧唐书》卷一二,第329页;《新唐书》卷一三七《郭子仪传附郭昕传》,第4613页。

[41]《旧唐书》卷一二,第353页。

[42]《唐六典》卷三〇,第754页。

[43]孙继民:《国家图书馆藏一组瀚海军文书的考释》,载氏著《唐代瀚海军文书研究》,第29—38页。

[44]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第235页。

[45]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第236页;另见杨文和主编《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法书大观》第11卷,第183页。

[46]孙继民:《唐代瀚海军文书研究》,第47—48页。

[47]《旧唐书》卷四〇,第1646页。

[48]《新唐书》卷四〇,第1047页。

[49]《元和郡县图志》卷四〇,第1033页。

[50]《唐会要》卷七八,第1690页。

[51]见小田义久《德富苏峰纪念馆藏李慈艺告身の写真にっいて》《,龙谷大学论集》第456号,2000年,第135页;陈国灿《唐李慈艺告身及其补阙》《,西域研究》2003年第2期,第41—42页。

[52]王国维:《唐李慈艺受勋告身跋》,载氏著《观堂集林》卷一七,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877页。

[53]唐长孺:《唐书兵志笺正》,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65页。

[54]苏北海:《西域历史地理》,第169—171页。

[55]《新唐书》卷四〇,第1048页。

[56]《吐鲁番出土文书》图版本肆,第251页。

[57]孟宪实:《唐前期军镇研究》,第83—84页。

[58]孙继民:《唐代瀚海军文书研究》,第85—86页。

[59]文欣:《吐鲁番新出唐西州征钱文书与垂拱年间的西域形势》,第156页注4。

[60]该墓出土有一组西州天山府下张父团的文书,可知张父团为西州天山府下属的军事组织。

[61]金同祖:《流沙遗珍》,秀水金氏1940年影印本,第1—2页,图1。

[62]唐长孺:《唐西州差兵文书跋》,第182页。

[63]《吐鲁番出土文书》图版本叁,第488页。

[64]见《资治通鉴》卷二〇五,第6494页。

[65]《新唐书》卷二一五上,第6045页。

[66]《资治通鉴》卷二〇五,第6495页。另可参见《新唐书》卷四,第94页;《旧唐书》卷九三《王孝杰传》,第2977页。

[67]唐长孺:《吐鲁番文书中所见的西州府兵》,第294页。

[68]《旧唐书》卷一九四下,第5190页。

[69]内藤みどり:《西突厥史の研究》,第313—314页。

[70]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第83—85页。

[71]唐长孺:《唐代军事制度之演变》,第329—336页。

[72]孟宪实:《唐前期军镇研究》,第70—96页。

[73]陈国灿:《唐李慈艺告身及其补阙》,第43页。

[74]《资治通鉴》卷二一一,第6696页。

[75]参见孙继民《唐代瀚海军文书研究》,第139—150页。

[76]《旧唐书》卷一九八《龟兹传》,第5304页;《资治通鉴》卷二一三,第6773页。

[77]参见荣新江《唐代于阗史新探——和田新发现的汉文文书研究概说》,载《中原与域外——庆祝张广达教授八十嵩寿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2011年,第44—45页。

[78]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2辑,第573页。

[79]孙继民:《唐代瀚海军文书研究》,第145—151页。

[80]参见陈国灿《唐安西都护府驻军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第55—61页。

[81]松田寿男:《碎叶と焉耆安西四镇の异同に关して》,载《东洋史论丛:市村博士古稀记念》,东京:富山房,1933年,收入氏著《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第423—471页;王小甫:《论安西四镇焉耆与碎叶的交替》,原载《北京大学学报》1991年第6期,第95—104页,收入氏著《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改题为《金山道行军与碎叶隶北庭》,第253—258页;刘安志:《敦煌所出张君义文书与唐中宗景龙年间西域政局之变化》,原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1辑,2004年,收入氏著《敦煌吐鲁番文书与唐代西域史研究》,第116—150页。

[82]《旧唐书》卷一九四下,第5190页。

[83]《旧唐书》卷九三《唐休璟传》,第2979页;《新唐书》卷一一一《唐休璟传》,第4150—4151页;《资治通鉴》卷二〇七,第6562-—6563页。

[84]内藤みどり:《西突厥史の研究》,第324—329页;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第127—129页。

[85]《资治通鉴》卷二〇七,第6569页。

[86]《文苑英华》卷九七二《兵部尚书代国公赠少保郭公行状》,第5111—5113页。

[87]据《资治通鉴》卷二〇八“神龙二年闰正月”载:“甲戌,以突骑施酋长乌质勒为怀德郡王。”第6598页。此或即突骑施款和之标志。

[88]《文苑英华》卷九七二,第5113页。参见《旧唐书》卷九七《郭元振传》,第3044—3045页;《新唐书》卷一二二《郭元振传》,第4362—4363页;《资治通鉴》卷二〇八,第6608页。关于乌质勒卒之时间,见《唐会要》卷九四《沙陀突厥》,第2011页。

[89]称“金和郡王”者,见《旧唐书》卷一九四下《突厥传下》,第5190页;《新唐书》卷二一五下《突厥传下》,第6066页。亦有称“怀德王”或“怀德郡王”者,见《资治通鉴》卷二〇八,第6608页;《册府元龟》卷九六四《外臣部·册封第二》,第11171页。

[90]《旧唐书》卷九七《郭元振传》,第3045页。

[91]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第255—257页。

[92]《资治通鉴》卷二九〇“中宗景龙二年三月”载:“时默啜悉众西击突骑施,仁愿请乘虚夺取漠南地,于河北筑三受降城,首尾相应,以绝其南寇之路。”第6620—6621页。可知在景龙二年三月前,默啜曾大举西征。

[93]陈国灿:《唐乾陵石人像及其衔名的研究》,《文物集刊》第2辑,1980年,第190页。

[94]《旧唐书》卷九七,第3045页。

[95]以上史事见《资治通鉴》卷二〇九,第6625—6629页。

[96]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4辑,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第273—277页。

[97]参见大庭脩《敦煌发现の张君义にっいて》《天理图书馆报ビブリア》20,1961年,收入氏著《唐告身と日本古代の位阶制》,伊势市:学校法人皇学馆出版部,2003年,第229—249页;朱雷《跋敦煌所出〈唐景云二年张君义勋告〉——兼论“勋告”制度渊源》,载《中国古代史论丛》1982年第3辑,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31—349页,收入氏著《敦煌吐鲁番文书论丛》,第225—243页;内藤みどり《“张君义文书”と唐·突骑施娑葛の关系》,载《小田义久博士还历记念东洋史论集》,京都:龙谷大学东洋史学研究会,1995年,第181—209页。

[98]《资治通鉴》卷二〇九,第6632页。

[99]《旧唐书》卷九七《郭元振传》,第3048页;《新唐书》卷一二二《郭元振传》,第4365页;《资治通鉴》卷二〇八,第6629页。

[100]《旧唐书》卷七,第147页;《新唐书》卷四,第111页;《资治通鉴》卷二〇九,第6636页。

[101]《资治通鉴》卷二〇九,第6636页。《旧唐书》卷七载此事在七月二十八日壬午,第148页。

[102]刘安志:《敦煌所出张君义文书与唐中宗景龙年间西域政局之变化》,第141—142页。

[103]刘安志:《敦煌所出张君义文书与唐中宗景龙年间西域政局之变化》,第127—130页。

[104]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1辑,第39页。

[105]《新唐书》卷四三下,第1150页。

[106]《魏书》卷一〇二,第2263页。

[107]《魏书》卷一〇二,第2266页。

[108]《新唐书》卷四三下,第1150页。

[109]宗楚客委派之冯嘉宾、吕守素、牛师奖尽皆战殁,唯有郭元振在疏勒竟然未与娑葛军接战,各方势力之间的相互关系由此可见一斑。

[110]《唐大诏令集》卷一三〇,第705页。

[111]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第257—258页。

[112]参见内藤みどり《西突厥史の研究》,第324—329页;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第127—129页。

[113]内藤みどり:《アクべシム发现の杜怀宝碑にっいて》,第151页。

[114]《新唐书》卷二二一上,第6230页。

[115]《旧唐书》卷四〇,第1646页。

[116]《新唐书》卷四〇,第1046页。

[117]《元和郡县图志》卷四〇,第1030页。

[118]《唐会要》卷七八,第1690页。

[119]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1辑,第41页。

[120]《唐大诏令集》卷一三〇,第705页。

[121]《唐大诏令集》卷一三〇,第705页。

[122]王炳华:《近年新疆考古中所见唐代重要史迹》,《唐研究》第1卷,1995年,第431—434页。

[123]参见孟宪实《唐前期军镇研究》,第112—115页。

[124]斸田应指烽铺周边的小规模营作之田,参见程喜霖《从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所见的唐代烽堠制度之三——唐代的烽铺斸田》,《武汉大学学报》1985年第6期,第72—80页。

[125]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第351页。

[126]刘安志:《跋吐鲁番鄯善县所出〈唐开元五年(717)后西州献之牒稿为被悬点入军事〉》,原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9辑,2002年;此据氏著《敦煌吐鲁番文书与唐代西域史研究》,第196—197页。

[127]《新唐书》卷四〇,第1046页。

[128]据《唐六典》卷三〇所载,中都督府都督为正三品,下都督府都督为从三品,上都护府都护为正三品,第743—744、754页。又《新唐书》卷四〇《地理志》载西州为中都督府,第1046页。则西州都督或为正三品,若北庭为上都护府的话,北庭都护亦为正三品。

[129]关于唐前期使职差遣的产生与发展,可参见陈仲安《唐代的使职差遣制》,《武汉大学学报》1963年第1期,第87—103页;陈仲安、王素《汉唐职官制度研究》第一章第六节“唐后期使职差遣制的流行”,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98—128页;吴宗国主编《盛唐政治制度研究》第六章“唐代前期的使职问题研究”,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第176—267页;刘后滨《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第四章第一节“唐前期使职差遣的发展”,济南:齐鲁书社,2004年,第137—147页。

[130]参见吴宗国主编《盛唐政治制度研究》,第176—267页。

[131]《资治通鉴》卷二〇六,第6530页。

[132]《旧唐书》卷九三《唐休璟传》载:“圣历中(698—700),为司卫卿、兼凉州都督、右肃政御史大夫、持节陇右诸军州大使。”第2979页。《旧唐书》卷九七《郭元振传》载其“大足元年(701),迁凉州都督、陇右诸军州大使”。第3044页。

[133]参见刘安志《唐初的陇右诸军州大使与西北边防》,原载《吐鲁番学研究》2008年第1期;此据氏著《敦煌吐鲁番文书与唐代西域史研究》,第114—115页。

[134]刘安志:《唐初的陇右诸军州大使与西北边防》,第99—115页。

[135]《元和郡县图志》卷四〇,第1033页。

[136]《唐会要》卷七八,第1690页。

[137]刘安志:《唐初的陇右诸军州大使与西北边防》,第103—104页。

[138]唐长孺:《唐书兵志笺正》卷二,第63页。

[139]参见刘安志《唐初的陇右诸军州大使与西北边防》,第115页。

[140]关于寇凉州之事,《资治通鉴考异》提到《实录》记载是吐蕃寇凉州、杀许钦明,并考证其误,认为是突厥寇凉州、擒许钦明,见第6507页。岑仲勉、王小甫则认为,此次寇凉州是东突厥与吐蕃连兵所为。见岑仲勉《通鉴隋唐纪比事质疑》,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121—122页;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第122页注4。

[141]《资治通鉴》卷二〇七,第6549页。

[142]唐长孺:《唐代军事制度之演变》,第334页。

[143]关于西域的长行坊,参见孔祥星《唐代新疆地区的交通组织长行坊——新疆出土唐代文书研究》,《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1年第3期;孙晓林《试探唐代前期西州长行坊制度》,《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二编》;荒川正晴《唐河西以西の伝马坊と长行坊》,《东洋学报》第70卷第3—4号,1989年,第165—199页;同氏《斯坦因所获“长行群文书”的研究——Ast.3.07—08,037号文书的分析》,《西北史地》1990年第2期,第35—44页;同氏《北庭都护府の轮台县と长行坊》,载《小田义久博士还历记念东洋史论集》,小田义久先生还历记念事业会,1995年;李锦绣《唐开元中北庭长行坊文书考释(上)》,《吐鲁番学研究》2004年第2期。

[144]参见丁俊《从新出吐鲁番文书看唐前期的勾征》,《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辑,2008年,第125—158页。

[145]关于唐代的录囚制,参见陈俊强《唐代录囚制试释》,载高明士主编《东亚传统教育法制研究(一)——教育与政治社会》,台北:台湾大学,2005年,第265—295页。

[146]《唐会要》卷七八,第1700页。

[147]《册府元龟》卷一六二,第1801—1802页。

[148]参见吴宗国主编《盛唐政治制度研究》,第233页。

[149]《资治通鉴》卷二〇八,第6598页。

[150]参见卞孝萱《唐代的度支使与支度使——新版〈旧唐书〉校勘记之一》,《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3年第1期,第59—65页。

[151]《吐鲁番出土文书》图录本肆,第98页。

[152]《吐鲁番出土文书》图录本肆,第96页。

[153]丁俊:《从新出吐鲁番文书看唐前期的勾征》,第141—143页。

[154]《唐会要》卷七八《诸使中·节度使》:“景云二年四月,贺拔延嗣除凉州都督,充河西节度使,自此始有节度之号。”第1689页。

[155]《资治通鉴》卷二一〇,第6656页。

[156]《新唐书》卷六四,第1761页;卷六五,第1775页;卷六六,第1832页;卷六七,第1863—1865页。

[157]张广达:《唐灭高昌国后的西州形势》,第145页。

[158]松田寿男:《碛西节度使考》,《史潮》3—2、3,1933年;佐藤长:《初代碛西节度使の起源と其の终末——碎叶焉耆更换事情の一考察》(上)(下),载《东洋史研究》7—6、8—2,1942年、1943年;伊濑仙太郎:《中国西域经营史研究》,第283—314页;薛宗正:《唐碛西节度使的置废——兼论唐开元时期对突骑施、大食政策的变化》,《历史研究》1993年6期;王永兴:《论唐代前期北庭节度》、《唐代前期安西都护府与四镇研究》,收入氏著《唐代前期西北军事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74—115、120—224页;苏北海:《唐代四镇、伊西节度使考》,《西北史地》1996年第2期。

[159]《新唐书》卷六七,第1862页。

[160]《唐会要》卷七八,第1690页。

[161]参见孟宪实《唐前期军镇研究》,第112—115页。

[162]《唐大诏令集》卷一三〇,第705页。

[163]译文参见芮传明《古突厥碑铭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79—281页。

[164]芮传明:《古突厥碑铭研究》,第48—78页。

[165]《资治通鉴》卷二一〇,第6664页。

[166]《旧唐书》卷一九四上《突厥传上》载:“初,默啜景云中率兵西击娑葛,破灭之。”第5172页。又同书卷一九四下《突厥传下》载:“景龙三年,娑葛弟遮弩恨所分部落少于其兄,遂叛入突厥,请为乡导以讨娑葛。默啜乃留遮弩,遣兵二万人与其左右来讨娑葛,擒之而还。默啜顾谓遮弩曰:‘汝于兄弟尚不和协,岂能尽心于我。’遂与娑葛俱杀之。”第5191页。据《命吕休璟等北伐制》,景龙四年娑葛尚在,默啜擒杀娑葛之时间应在景云中,而非景龙三年。又《阙特勤碑》亦载有:“当阙特勤二十六岁时……当年,我们进军突骑施,越过金山,并渡过曳咥河,我们袭击尚在睡梦之中的突骑施人……我们在那里杀死了他们的可汗,夺取了他们的国土。黑姓突骑施人民全部臣服于我们……为了治理栗特人,我们渡过珍珠河,率军远至铁门。”《毗伽可汗碑》亦载其27岁时破突骑施。译文见芮传明《古突厥碑铭研究》,第225、264页。根据碑文,阙特勤26岁、毗伽可汗27岁那一年为景云二年,可知默啜擒杀娑葛就是在景云二年。参见松田寿男《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第450—451页。

[167]两碑译文见芮传明《古突厥碑铭研究》,第225、264页。

[168]胡禄屋等部归降事,见《资治通鉴》卷二一一,第6706页。

[169]松田寿男:《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第448—449页。

[170]《资治通鉴》卷二一一,第6698页。

[171]《资治通鉴》卷二一一,第6709页。

[172]唐长孺:《唐先天二年西州军事文书跋》,原载《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二编》;此据氏著《山居存稿三编》,第221页。

[173]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第136—139页。

[174]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第137—139页。

[175]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第83—85页。

[176]《旧唐书》卷一九四下《突厥传下》,第5189页。

[177]关于阿史那俀子被吐蕃立为西突厥可汗事,参见F.W.Thomas,“Tibetan Documents concerning Chinese Turkestan”,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1931,pp.809-810.Le Petech,“Glosse agli Annali di Tun-Huang”,Rivista degli Studi Orientali,42,1967,p.270.内藤みどり《西突厥史の研究》,第302—304页。王小甫译为“暾叶护可汗”,见氏著《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第107页。

[178]《旧唐书》卷一九四下《突厥传下》,第5189页。

[179]薛宗正:《阿史那献生平辑考》,《新疆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第42—43页。

[180]《旧唐书》卷九七《郭元振传》,第3048页;《新唐书》卷一二二《郭元振传》,第4365页;《资治通鉴》卷二〇八,第6629页。

[181]《新唐书》卷五,第119页。

[182]《新唐书》卷五,第120页。

[183]《册府元龟》卷一一三《帝王部·巡幸第二》,第1236页。

[184]景云三年(712)六月,幽州大都督孙佺又战殁于奚,东北方向来自奚、契丹的军事压力也有所增加。见《资治通鉴》卷二一〇,第6672页。

[185]菊池英夫:《节度使制确立以前における「军」制度の展开》,《东洋学报》第44卷第2号、第45卷第1号,1961、1962年;孟宪实:《唐前期军镇研究》,第104—106页。

[186]松田寿男:《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第451—453页。

[187]伊濑仙太郎:《中国古代西域经营史研究》,第290页。

[188]薛宗正:《北庭历史文化研究》,第246页。

[189]唐长孺:《唐书兵志笺正》,第67页。

[190]苏北海:《唐代四镇、伊西节度使考》,第2页。

[191]刘安志:《伊西与北庭——唐先天、开元年间西域边防体制考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6辑,2010年,第157—162页。

[192]《唐会要》卷七八,第1690页。

[193]《新唐书》卷六七,第1865—1866页。

[194]刘安志:《伊西与北庭——唐先天、开元年间西域边防体制考论》,第158—159页。

[195]《旧唐书》卷八,第201、203页。

[196]《新唐书》卷六七,第1867页。

[197]《旧唐书》卷一二,第329页。

[198]参见《新唐书》卷一三七《郭子仪传附郭昕传》,第4613页。

[199]《旧唐书》卷一二,第353页。

[200]《元和郡县图志》卷四〇,第1033页;《旧唐书》卷四〇,第1645页。

[201]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第1969页。

[202]《旧唐书》卷九,第228页。《资治通鉴》卷二一七载:“(三月)甲子,以千里为金吾大将军。以封常清权北庭都护伊西节度使。”第6926页。时间相差一日。

[203]《新唐书》卷五载:“(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壬申,伊西节度使封常清为范阳平卢节度使,以讨安禄山。”第150—151页。《册府元龟》卷四一三《将帅部·召募》载:“封常清为伊西节度使,天宝末,入朝。”第4684页。

[204]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第1969页。

[205]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第727页。

[206]《吐鲁番出土文书》图版本肆,第98页。

[207]《新唐书》卷六七,第1861—1862页。

[208]《资治通鉴》卷二一一,第6698页。

[209]《新唐书》卷二一五下《突厥传下》,第6065页。

[210]《资治通鉴》卷二一一,第6696页。

[211]《旧唐书》卷一〇三,第3188页。

[212]唐长孺:《唐先天二年西州军事文书跋》,第221—222页。

[213]录文据陈国灿《唐李慈艺告身及其补阙》,第41—42页。

[214]王国维:《唐李慈艺受勋告身跋》,第877页;小田义久:《德富苏峰纪念馆藏李慈艺告身の写真にっいて》,第135页;刘安志:《伊西与北庭——唐先天、开元年间西域边防体制考论》,第160页。

[215]薛宗正:《安西与北庭》,第200—201页。

[216]《唐六典》卷五:“勋、获之等级:谓军士战功之等级。若牢城苦战第一等,酬勋三转,第二、第三等差减一转。凡破城、阵,以少击多为上阵,数略相当为中阵,以多击少为下阵,转倍以上为多少。常据贼数以十分率之,杀获四分已上为上获,二分已上为中获,一分已上为下获。凡上阵上获第一等酬勋五转,上阵中获、中阵上获第一等酬勋四转,上阵下获、中阵中获、下阵上获第一等酬勋三转;其第二、第三等各递降一转。中阵下获、下阵中获第一等酬勋两转,第二、第三等并下阵下获各酬勋一转。其虽破城、阵,杀获不成分者,三等阵各酬勋一转。其跳荡、降功不在限。”第160—161页。

[217]参看陈国灿《唐李慈艺告身及其补阙》,第43页。

[218]大庭脩:《唐告身的古文书学的研究》,载《西域文化研究》第3,1960年,第296页。

[219]参见小田义久《唐代告身的一个考察——以大谷探险队所获李慈艺及张怀寂告身为中心》,乜小红译,《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1辑,2004年,第166—167页;陈国灿《唐李慈艺告身及其补阙》,第43页。

[220]《旧唐书》卷一〇三,第3193页。

[221]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1辑,第54—55页。

[222]小田义久:《唐代告身的一个考察——以大谷探险队所获李慈艺及张怀寂告身为中心》,第166—167页。

[223]唐长孺:《唐先天二年西州军事文书跋》,第204—225页。

[224]《通典》卷一五七,第4025—4026页。

[225]《吐鲁番出土文书》图版本肆,第9页。

[226]《吐鲁番出土文书》图版本肆,第6页。

[227]参见唐长孺《唐先天二年西州军事文书跋》,第224页。

[228]陈国灿、刘永增:《日本宁乐美术馆藏吐鲁番文书》,第81页。

[229]日比野丈夫:《新荻の唐代蒲昌府文书にっいて》《,东方学报》第45册,1973年,第373—374页。

[230]参见日比野丈夫《唐代蒲昌府文书の研究》《,东方学报》第33册,1963年;唐长孺《唐先天二年西州军事文书跋》,第224页。

[231]《旧唐书》卷一〇三,第3187—3188页。

[232]陈国灿、刘永增编:《日本宁乐美术馆藏吐鲁番文书》,第99页。

[233]《旧唐书》卷一〇三,第3190页。

[234]《文苑英华》卷四〇一,第2034页。

[235]《张燕公集》卷一七,第171页。

[236]《资治通鉴》卷二一一,第6698页。

[237]《资治通鉴》卷二一一,第6709页。

[238]参见内田吟风《初期葛逻禄族史之研究》,第34页。

[239]《新唐书》卷五,第123页。

[240]参见朱雷《唐开元二年西州府兵“西州营”赴陇西御吐蕃始末》,《敦煌学辑刊》1985年第2期,第1—10页。

[241]《册府元龟》卷一三三,第1470页。

[242]见刘安志《伊西与北庭——唐先天、开元年间西域边防体制考论》,第164—165页。

[243]《唐会要》卷七八,第1690页。

[244]陈国灿、刘永增编:《日本宁乐美术馆藏吐鲁番文书》,第37页。

[245]《新唐书》卷二一五下,第6065页。

[246]《新唐书》卷五,第123页;《资治通鉴》卷二一一,第6698页。

[247]《册府元龟》卷一三三,第1469页。

[248]吴廷燮:《唐方镇年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228—1251页。

[249]松田寿男:《碛西节度使考》《,史潮》3—2、3,1933年;佐藤长:《初代碛西节度使の起源と其の终末——碎叶焉耆更换事情の一考察》(上)(下),载《东洋史研究》7—6、8—2,1942年、1943年。

[250]伊濑仙太郎:《中国古代西域经营史研究》,第312—313页。

[251]薛宗正:《安西与北庭》,第194—264页。

[252]刘安志:《伊西与北庭——唐先天、开元年间西域边防体制考论》,第164—165页。

[253]《唐会要》卷七八,第1690页。

[254]《新唐书》卷六七,第1864页。

[255]唐长孺:《唐书兵志笺正》,第68页。

[256]《旧唐书》卷八,第191页。

[257]《旧唐书》卷一〇七,第3267—3268页。

[258]《册府元龟》卷二八一,第3179页。

[259]《唐大诏令集》卷三六,第154页。

[260]《元和姓纂》卷十,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1557页。

[261]《旧唐书》卷一二,第329页。

[262]《旧唐书》卷八,第201、203页。

[263]《全唐文》卷二八六,第2900页。此诏的时间大致在开元二十四年正月盖嘉运击突骑施前后,见郭平梁《突骑施苏禄传补阙》,《新疆社会科学》1988年第4期,第52—53页。

[264]《资治通鉴》卷二一四,第6845页。

[265]《唐六典》卷五,第158页。

[266]《新唐书》卷五八《艺文志》“《六典》注”。《唐会要》卷三六《修撰》载:“二十七年二月,中书令张九龄等撰《六典》三十卷成,上之,百官称贺。”第768页。

[267]《资治通鉴》卷二一一,第6698页。

[268]《册府元龟》卷一二八,第1395—1396页。

[269]《文苑英华》卷四一七,第2112页。

[270]伊濑仙太郎、薛宗正则认为阿史那献任定远道行军大总管在开元三年五月,故此制的时间在开元三年五月后,见伊濑仙太郎《中国古代西域经营史研究》,第283—300页;薛宗正《安西与北庭》,第202—206页。刘安志认为定远道行军就是阿史那献征讨都担的行军,此制的时间在开元二年六月后,见刘安志《跋吐鲁番鄯善县所出〈唐开元五年(711)后西州献之牒稿为被悬点入军事〉》,第187—195页。

[271]佐藤长:《初代碛西节度使の起源と其の终末——碎叶焉耆更换事情の一考察》(上),《东洋史研究》7—6,1942年,第17—18页;王永兴:《唐代经营西北研究》,第70—71页。

[272]松田寿男:《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第455页。

[273]伊濑仙太郎:《中国古代西域经营史》,第288—292页。

[274]《唐六典》卷三〇,第754页。

[275]《唐大诏令集》卷三五《郯王嗣直安北大都护等制》,第152页。

[276]《资治通鉴》卷二一一,第6703页。

[277]《资治通鉴》卷二一一,第6710页。

[278]见《册府元龟》卷一三三《帝王部·褒功第二》,第1469页。

[279]伊濑仙太郎:《中国古代西域经营史研究》,第292页。

[280]《资治通鉴》卷二一〇,第6661页。

[281]《唐方镇年表》卷八,第1240页。

[282]见《资治通鉴》卷二一一《考异》所引《实录》,第6709页。

[283]《资治通鉴》卷二一一,第6710页。

[284]据两碑所载,阙特勤27岁、毗伽可汗31岁时,葛逻禄开始与东突厥为敌,是年正是开元三年(714)。两碑译文见芮传明《古突厥碑铭研究》,第226、264页。

[285]《资治通鉴》卷二一一,第6706页。

[286]《资治通鉴》卷二一一,第6709页。

[287]《旧唐书》卷八,第175页;《资治通鉴》卷二一一,第6706—6707页。

[288]《旧唐书》卷一四四上《突厥传上》,第5172—5173页。

[289]《新唐书》卷五,第124页;《资治通鉴》卷二一一,第6710页。

[290]《旧唐书》卷八,第176页;《新唐书》卷五,第125页;《资治通鉴》卷二一一,第6719页。

[291]《资治通鉴》卷二一一,第988页。

[292]《资治通鉴》卷二一一,第6721页。

[293]《资治通鉴》卷二一一载此事,并言“吐蕃与大食共立阿了达为王”,见第6713—6714页。但据王小甫的研究,此事与大食无关,拔汗那之战是唐朝与吐蕃的争夺,参见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第140—144页。

[294]《资治通鉴》卷二一一,第6712页。

[295]《资治通鉴》卷二一一,第6715—6716页;《唐大诏令集》卷三五《郯王嗣直安北大都护等制》,第152页。

[296]《唐大诏令集》卷三五《郯王嗣直安北大都护等制》,第152页。

[297]《资治通鉴》卷二一一“玄宗开元五年”载:“安西副大都护汤嘉惠奏突骑施引大食、吐蕃谋取四镇,围钵换及大石城,已发三姓葛逻禄兵与阿史那献击之”,第6715—6716页。

[298]《唐会要》卷七八,第1690页。

[299]关于汤嘉惠安西副大都护头衔及其离开安西的情况,见吐鲁番出土《唐开元十年西州长行坊马驴发付领到簿》,载沙知、吴芳思主编《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古所获汉文文献(非佛经部分)》1,第98—100页。

[300]《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第16页。

[301]韩香:《吐鲁番新出洪奕家书研究》,《西域文史》第2辑,2007年,第105—107页。

[302]《册府元龟》卷九八六《外臣部·征讨第五》,第11415—11416页。

[303]《册府元龟》卷九八六《外臣部·征讨第五》,第11415页。

[304]《旧唐书》卷一九四上《突厥传上》,第5174—5175页;《新唐书》卷二一五下《突厥传下》,第6052页;《资治通鉴》卷二一二,第6742—6743页。

[305]《资治通鉴》卷二一二,第6743页。

[306]韩香:《吐鲁番新出洪奕家书研究》,第111—112页。

[307]伊濑仙太郎:《中国古代西域经营史》,第281—282页。

[308]薛宗正:《安西与北庭》,第211页;孟凡人:《北庭史地研究》,第84页。

[309]陈国灿:《〈俄藏敦煌文献〉中吐鲁番出土的唐代文书》,第106—110页。

[310]陈国灿:《〈俄藏敦煌文献〉中吐鲁番出土的唐代文书》,第109页。

[311]《新唐书》卷一三三,第4544页。

[312]《资治通鉴》卷二一一“玄宗开元五年”载:“安西副大都护汤嘉惠奏突骑施引大食、吐蕃谋取四镇,围钵换及大石城,已发三姓葛逻禄兵与阿史那献击之”,第6715—6716页。

[313]沙知、吴芳思主编:《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古所获汉文文献(非佛经部分)》1,第98—100页。

[314]《旧唐书》卷九八《杜暹传》,第3076页。

[315]《太平广记》卷四二〇,第3423—3424页。

[316]矶部彰编:《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所藏中村不折旧藏禹域墨书集成》卷中,2005年,第279页。

[317]杨文和主编:《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法书大观》第11卷,第141页。

[318]杨文和主编:《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法书大观》第11卷,第143页。

[319]荣新江:《英国图书馆藏敦煌汉文非佛教文献残卷目录(S.6981—13624)》,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第213页;《〈唐刺史考〉补遗》,《文献》1990年第2期,第90—91页。

[320]《资治通鉴》卷二一二,第6752页。

[321]《新唐书》卷五,第129页;《新唐书》卷二一六上《吐蕃传上》,第6083页;《新唐书》卷二二一下《小勃律传》,第6251页;《册府元龟》卷三五八《将帅部·立功第十一》,第4038页。

[322]刘安志认为杨楚客开元十年以北庭都护统领西域军政,恐误,见《伊西与北庭——唐先天、开元年间西域边防体制考论》,第170页。

[323]《吐鲁番出土文书》图版本肆,第92页。

[324]除上引《唐开元十年残状》外,还有《唐开元十年伊吾军上支度营田使留后司牒为烽铺营田不济事》,见《吐鲁番出土文书》图版本肆,第90页。

[325]参见刘安志《伊西与北庭——唐先天、开元年间西域边防体制考论》,第170页。

[326]薛宗正:《北庭历史文化研究》,第275页。

[327]《全唐文》卷二八六,第2904—2905页。

[328]见顾建国《张九龄年谱》,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259页。

[329]参见刘安志《伊西与北庭——唐先天、开元年间西域边防体制考论》,第170页。

[330]《资治通鉴》卷二一二,第6744页。

[331]参见周伟洲《唐代六胡州与“康待宾之乱”》,《民族研究》1988年第3期,第54—63页。

[332]《旧唐书》卷八,第185页。

[333]《旧唐书》卷九八《杜暹传》,第3076页。

[334]《旧唐书》卷九八《杜暹传》,第3076页;《新唐书》卷一二六《杜暹传》,第4421页;《资治通鉴》卷二一二,第6769页。

[335]参见伊濑仙太郎《中国西域经营史研究》,第311页;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第152页。

[336]突骑施攻安西事,见《旧唐书》卷一九四下《突厥传下》,第5191页《;新唐书》卷二一五下《突厥传下》,第6067页《;资治通鉴》卷二一三,第6775页。杜暹入相时间,见《旧唐书》卷八,第190页。

[337]《唐会要》卷七八,第1690页;《新唐书》卷六七,第1865页。

[338]唐长孺:《唐书兵志笺正》,第69页。

[339]伊濑仙太郎:《中国西域经营史研究》,第307—313页;刘安志:《伊西与北庭——唐先天、开元年间西域边防体制考论》,第174—175页。

[340]《唐会要》卷七八,第1690页。

[341]《旧唐书》卷八,第190—191页。

[342]刘安志:《唐代安西、北庭两任都护考补——以出土文书为中心》,《武汉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第64—65页。

[343]孙继民:《唐代瀚海军文书研究》,第172—176页。

[344]《新唐书》卷六七,第1866页。

[345]《旧唐书》卷八,第201页。

[346]《旧唐书》卷八,第203页。

[347]郭平梁:《突骑施苏禄传补阙》,第47—48页。

[348]《旧唐书》卷八,第203页。

[349]《旧唐书》卷一九四下《突厥传下》,第5192页;《新唐书》卷二一五下《突厥传下》,第6068页;《资治通鉴》卷二一四,第6833—6834页。

[350]《旧唐书》卷九,第212页;《新唐书》卷五,第141页;《资治通鉴》卷二一四,第6834页。

[351]《新唐书》卷六七,第1866页。

[352]《旧唐书》卷一〇四《封常清传》,第3209页;《资治通鉴》卷二一七,第6926页。

[353]孟宪实:《唐前期军镇研究》,第122—127页。

[354]刘安志:《唐代安西、北庭两任都护考补——以出土文书为中心》,《武汉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第64—65页。

[355]图版见《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13,第295页。

[356]请参考沙知《跋唐开元十六年庭州金满县牒》,载《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0年,第187—195页。

[357]冻国栋:《旅顺博物馆藏唐建中五年(784年)孔目司帖管见》,《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4辑,第120页。

[358]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1辑,第437—438页。

[359]《吐鲁番出土文书》图版本肆,第415页。

[360]严耕望:《唐代方镇使府僚佐考》,载氏著《唐史研究论丛》,香港:新亚研究所,1969年。

[361]《资治通鉴》卷二一五,第6847—6848页。

[362]《元和郡县图志》卷四〇,第1033页;《旧唐书》卷四〇,第1645页。

[363]刘安志:《唐代西州天山军的成立》,《西域文史》第2辑,2007年,第89—97页。

[364]《元和郡县图志》卷四〇,第1033页;《旧唐书》卷四〇,第1645页。

[365]例如,《通典》卷三二《职官·州郡》载有:“其边方有寇戎之地,则加以旌节,谓之节度使……本皆兼支度营田使。开元九年十一月敕其河东、河北不须别置,并令节度使兼充。”第895页。

[366]《吐鲁番出土文书》图版本肆,第96页。

[367]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第1581页。

[368]孙继民:《唐代瀚海军文书研究》,第175页。

[369]除下文所引两件文书外,还有《唐伊吾军典张琼牒为申报斸田斛斗数事》、《唐开元某年伊吾军典王元琮牒为申报当军诸烽铺斸田亩数事》、《唐检勘伊吾军斸田顷亩数文书》、《唐伊吾军牒为申报诸烽铺斸田所得斛斗数事》等。此外还有数件钤有“伊吾军之印”的文书,应当也与申报营田、斸田情况有关。以上见《吐鲁番出土文书》图版本肆,第90—98页。

[370]刘安志:《唐代西州天山军的成立》,第89—97页。

[371]《吐鲁番出土文书》图版本肆,第103页。

[372]池田温:《开元十三年西州都督府牒秦州残牒简介》《,敦煌吐鲁番研究》第3卷,1998年,第112页。

[373]雷闻:《隋唐朝集制度研究——兼论其与两汉上计制之异同》《,唐研究》第7卷,2001年,第291—294页。

[374]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4辑,第366页。

[375]参见雷闻《隋唐朝集制度研究——兼论其与两汉上计制之异同》,第2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