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斯道行军与西域统治格局的调整-唐代三州军政体制研究

（一）仪凤二年吐蕃入寇后安西都护府未迁回西州

吐蕃没有沉寂多久，就又对四镇发动了攻势。《大事纪年》载其鼠年（仪凤元年，676）论赞聂领兵赴龟兹^[190]。《新唐书·高宗本纪》亦载仪凤二年西突厥及吐蕃寇安西^[191]。唐朝新近册封的匐延都督阿史那都支及其别帅李遮匐，再次与吐蕃联合^[192]。同时，吐蕃在仪凤元年、二年又对河西进行了侵扰^[193]。吐蕃的这一轮攻势促使唐朝下决心再次征讨吐蕃。仪凤三年正月，唐高宗以李敬玄为洮河道行军大总管，正式出兵吐蕃。九月，李敬玄率十八万大军与论钦陵战于青海，大败而归，右卫大将军刘审礼被吐蕃生擒^[194]。再次征讨吐蕃的失败，给唐朝带来了极大的震动，唐朝开始讨论是否要对吐蕃采取防御的政策，这也对唐朝军事制度的转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5]。

王小甫先生提出，自仪凤二年约三四月间论赞聂进入西域，到仪凤三年九月李敬玄兵败，唐朝与吐蕃在西域进行了长时间激战，吐鲁番文书中所见“救援龟兹”、“送马往龟兹”、“八百人数行”、“狼子城行”等行军，都是发生在仪凤年间，并据此认为龟兹一度失守，安西都护府撤回西州；他又据《旧唐书·吐蕃传》及《通典》卷一九〇《吐蕃》中所载万岁通天二年（697）论钦陵与郭孝恪的对话，认为崔智辩曾在仪凤三年九月后，自五俟斤路出击吐蕃，收复四镇^[196]。然而，黄惠贤、文欣等先生已经考证清楚，“救援龟兹”等行军是发生在垂拱前后^[197]。故仪凤三年安西陷落的推测，是无法成立的。实际上，吐蕃在仪凤年间的这次入侵安西事件，仅《新唐书·高宗本纪》及《新唐书·吐蕃传》简略记载吐蕃“攻安西”，而不载其是否攻陷四镇^[198]。《新唐书·龟兹传》虽载有“仪凤时，吐蕃攻陷焉耆以西，四镇皆没”^[199]，但应是出自崔融《拔四镇议》，不足为凭^[200]。对比诸书对咸亨元年吐蕃攻陷十八州及拨换城的记载，我不由得怀疑，仪凤年间吐蕃寇安西可能并未全部占领安西四镇，或至少四镇的情形不如咸亨年间紧急。岑仲勉先生根据《册府元龟》关于调露元年（679）“以碎叶、龟兹、于阗、疏勒为四镇”^[201]的记载，认为唐朝在调露元年即恢复四镇^[202]。另外，裴行俭调露元年来到西州后，曾召集四镇蕃酋子弟，亦说明此时唐朝还在控制着四镇^[203]。结合崔智辩破吐蕃之事，可以认为仪凤年间虽然吐蕃侵入安西四镇地区，但可能很快就被唐军击退了，唐朝仍然控制四镇。

至于仪凤年间西州的情况，吐鲁番出土有一组与西州北馆相关的文书，时代大致为仪凤二年至三年^[204]。这组文书中见有“参军判仓曹”李恒让以及仓曹参军大爽、津业的交错判案，其签署最早见于仪凤二年十月，最晚见于仪凤三年五月^[205]。吐鲁番还出有一组《仪凤三年度支奏抄、四年金部旨符》文书，其中大谷1428文书中见有“户曹制（判）仓曹元怀俭”^[206]，其时间在仪凤四年二月^[207]。《唐仪凤某年西州残牒》文书中又见有“兵曹参军裴元贞”的签署^[208]。仪凤年间文书另多见有诸曹的记录，不再一一列举。仓曹参军、兵曹参军皆为都督府之僚属，而州的诸曹长官应称司仓参军、司兵参军，可知仪凤二年至三年西州仍然保持了都督府级别的建制。又黄文弼所获《调露二年二月西州都督府牒为征收折冲阙职仗身钱事》文书，钤有“西州都督府之印”^[209]。综上所述，自仪凤二年（677）至调露二年（680），西州可能仍然是维持了西州都督府的军政体制。目前还没有看到有证据能表明仪凤年间安西都护府曾迁回西州。

（二）裴行俭平西域前后的西州、庭州与安西

唐朝先前授予阿史那都支以匐延都督，原本是想让他安集五咄陆部落。不想阿史那都支又再次与吐蕃联合，且其此时已“自号十姓可汗”^[210]，很可能已经将五弩失毕部落也纳入其统治之下^[211]。在青海方向征讨吐蕃的同时，如何处置西突厥，也成为唐朝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唐朝本欲发兵讨击，但是李敬玄的兵败，又使唐朝陷入十分被动的局面。此时，已回到长安任吏部侍郎的裴行俭提议，以册送王子泥涅师返回波斯为名，路过西突厥时见机行事，经略阿史那都支。这一建议得到了高宗的认可，于是裴行俭被任命为安抚大食使，册送波斯王^[212]。按波斯国最初破败之时，其王伊嗣俟投奔吐火罗，被大食击杀，其子卑路斯客居吐火罗，咸亨年间入唐，不久去世。泥涅师即卑路斯之子^[213]。此时大食已经占领波斯，送泥涅师回波斯显然是不现实的。《赠太尉裴公神道碑》载裴行俭“名立波斯，实取遮匐”^[214]，这才是唐朝真正的战略意图。

关于裴行俭出使的时间，诸书记载不同，《旧唐书·波斯传》、《唐会要》卷一〇〇《波斯国》俱载仪凤三年（678）令裴行俭送波斯王^[215]。《旧唐书·裴行俭传》、《新唐书·裴行俭传》则载仪凤二年阿史那都支联合吐蕃、侵逼安西，朝廷欲讨之，裴行俭建议云云。《旧唐书》校勘者将“二年”改为“四年”^[216]。《册府元龟》卷三六六则载“仪凤二年，讨西突厥，擒其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及别帅李遮匐以归”^[217]。又《旧唐书·高宗本纪》载，调露元年（679）九月，“裴行俭赴西突厥，擒其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及别帅李遮匐以归”^[218]。沙畹根据《长安志》中关于仪凤二年卑路斯奏请置波斯寺的记载，认为卑路斯仪凤二年尚在^[219]。裴行俭的建议中明确提到因李敬玄、刘审礼兵败，不宜再度出师。李敬玄兵败在仪凤三年九月，故裴行俭建议的时间必在此之后不久^[220]。综合以上史料，可以认为裴行俭提出送波斯王的建议并被任命为安抚大食使是在仪凤三年（678），擒阿史那都支后回到长安是在调露元年（仪凤四年六月改元调露，679）九月。

大致在调露元年七月^[221]，裴行俭到达西州，《旧唐书·裴行俭传》载：

至西州，人吏郊迎，行俭召其豪杰子弟千余人随己而西，乃扬言绐其下曰“：今正炎蒸，热坂难冒；凉秋之后，方可渐行。”都支觇知之，遂不设备。行俭仍召四镇诸蕃酋长豪杰谓曰“：忆昔此游，未尝厌倦，虽还京辇，无时暂忘。今因是行，欲寻旧赏，谁能从吾猎也？”是时蕃酋子弟投募者仅万人。行俭假为畋游，教试部伍，数日，遂倍道而进……于是将吏已下立碑于碎叶城以纪其功，擒都支、遮匐而还。^[222]

裴行俭在西州招募豪杰子弟千余人，又于四镇招募蕃酋子弟万人，突袭西突厥，生擒阿史那都支及李遮匐。从裴行俭征召四镇酋长豪杰的举动也可以看出，在调露元年唐朝实际上是控制着安西四镇。值得注意的是，有大量的西州人随裴行俭西行出击阿史那都支。吐鲁番出土《唐西州高昌县下太平乡符为检兵孙海藏患状事》文书中有：

①《吐鲁番出土文书》图版本叁，第488页。

这是高昌县下太平乡主者的符。其中提到，孙海藏自称患有“风痫”及“冷漏”的疾病，但又被差充波斯道行军，行进到蒲昌县时病情发作，经“营司”的检查认可，被送回柳中县赡养；之后“营司”又下牒询问孙海藏的病情，勒令其赴军，孙海藏行至交河病情再次发作，只得留在交河赡养，此时“营司”上牒“大军”，“大军”又将其患病情况牒知西州，西州又下符知会高昌县；之后又赶上申报手实，孙海藏便上辞请求认定其残疾的身份。高昌县查验了“营司”的公验及“波斯道军司”牒，“军司”牒中见有“侍郎”同意高通达替行的判词，又询问了当乡里正等人关于孙海藏的情况。值得注意的是，文书中提到了“波斯道”行军及“侍郎”，“侍郎”当是指吏部侍郎裴行俭，而“波斯道”行军就是指裴行俭册送波斯王之事^[223]。姜伯勤先生进一步指出，文书中的“军司”、“营司”为波斯道行军的两个不同级别的办事机构，而孙海藏本人被差波斯道行，反映了裴行俭在西州募兵之事^[224]。从文书内容上看，孙海藏应是西州高昌县太平乡人，需要申报手实，那么他很有可能是以百姓的身份被差充波斯道行。他或许就是上文提到的裴行俭在西州招募“豪杰子弟千余人”中的一员。如此，这件文书清楚地表明西州确实有大量的兵募参与了裴行俭对阿史那都支的突袭。

又《唐永淳元年（682）氾德达飞骑尉告身》中有：

③《吐鲁番出土文书》图版本叁，第404页。

吴震先生指出，西州人汜德达以“募人”的身份参与的征行，很可能就是调露元年裴行俭擒阿史那都支的行军^[225]。虽然永淳元年有王方翼破阿史那车簿的战役，但朝廷未必当年就来得及给将士受勋，因此吴震的推断大致不误。由此看来，氾德达也是裴行俭在西州招募的“豪杰子弟”。从告身看，这次征行受勋的兵士的人数总计有“□玖伯三拾贰人”，“玖”字之前残缺，实际人数有可能会比932人更多。除了西州募人汜德达以外，还有太清府左果毅某人。按太清府为京兆府之折冲府^[226]。这说明裴行俭自长安出征之时，也带有关中府兵。

此外，吐鲁番出土《唐永隆元年（680）军团牒为记注所属卫士征镇样人及勋官签符诸色事》（以下简称《军团牒》）文书也与此事有关，文书中有：

①《吐鲁番出土文书》图版本叁，第279—283页。

这件文书由13件断片组成，其中前12件为卫士名籍，卫士名下大多用小字标注有“送波斯王”、“庭州镇”、“安西镇”、“捉道”、“在州授囚”等事项，不在州的卫士名下，更有样人的记注。第13片，亦即文书末尾，有属于不同团的旅帅、队正、队副的签署。值得注意的是，标注有“送波斯王”的有白欢进等4人。这里的“送波斯王”就是指调露元年裴行俭册送波斯王之事^[227]。关于文书的性质，吴丽娱先生认为这件文书与同墓所出《唐史卫智牒为军团点兵事》属于同一案卷^[228]，前者是西州某府五团向西州都督府申报的府兵简点名籍，后者则是西州都督府兵曹的批示^[229]。这一观点无疑是正确的。根据唐代的府兵制度，折冲府下设有团、旅、队，分别由校尉、旅帅、队正统领^[230]。《军团牒》文书中有旅帅、队正的署名，无疑是府兵性质，名籍中列举的自然也都是折冲府的卫士。《唐史卫智牒为军团点兵事》中有“问五团”云云，可知名籍中列举的卫士来自五个不同的团。根据唐长孺先生的考证，这五团属前庭府^[231]。那么就可以知道，注有“送波斯王”的白欢进等，都是西州前庭府的卫士。由此也可知，裴行俭不仅在西州招募了豪杰子弟，也征发了西州的府兵来进行册送波斯王、征讨阿史那都支的行军。虽然裴行俭在调露元年（679）已经返回长安，但从文书来看，这些册送波斯王的西州府兵，在永隆元年（680）仍然没有返回西州。据《新唐书·波斯传》，泥涅师最终是被护送到了吐火罗^[232]。这些兵士可能是继续将波斯王送往吐火罗^[233]。此外，擒阿史那都支后，又有王方翼在碎叶筑城之事，这也是以“送波斯王”为名的波斯道行军的后续行动之一。这些未归的西州府兵，或许有些也参与了王方翼在碎叶的行动。前文提到的《唐自书历官状》中有：

①《吐鲁番出土文书》图版本叁，第302页。

荣新江先生指出，仪凤二年前往护密的军事行动应当就是裴行俭的波斯道行军^[234]。这同样也可证明裴行俭的行军中有西州府兵，也说明波斯王泥涅师是经护密被送达吐火罗的。

值得注意的是，《军团牒》中还载有康佑住等“庭州镇”2人，解养生等“安西镇”6人。唐代府兵卫士要承担上番宿卫和征镇防戍的任务，从出土文书看，征镇确是西州卫士主要任务之一^[235]。征镇又有征行和镇戍两种，在文书中，征行常被称为“行”，而镇戍则多称“镇”。所谓“庭州镇”自然就是赴庭州镇戍，“安西镇”则是赴安西镇守。可以看到，在众多兵士被裴行俭抽调去参与波斯道行军的情势下，仍然有数量相当多的前庭府卫士赴庭州和安西镇戍。这说明西州的府兵卫士已经成为了庭州和安西防戍的重要兵源。这也是文书中最早看到西州兵士赴庭州和安西镇戍的实例。同时，“安西镇”的事实也再次表明，永隆元年（680）安西仍在唐朝控制之下。

（三）波斯道行军后的碎叶设镇

调露元年（679）裴行俭的波斯道行军，除了擒拿阿史那都支及李遮匐之外，另一项重要的战果是控制了西突厥腹地的碎叶。《唐故夏州都督太原王公神道碑》云：

裴吏部立名波斯，实取遮匐。伟威厉，飞书荐请，诏公为波斯军副使兼安西都护、上柱国，以安西都护杜怀宝为庭州刺史。大城碎叶，街郭回互，夷夏纵观，莫究端倪。无何，诏公为庭州刺史，以波斯使领金山都护，前使杜怀宝更统安西，镇守碎叶。^[236]

太原王公即王方翼。《新唐书·王方翼传》亦载：

裴行俭讨遮匐，奏为副，兼检校安西都护，徙故都护杜怀宝为庭州刺史。方翼筑碎叶城，面三门，纡还多趣以诡出入，五旬毕。西域胡纵观，莫测其方略，悉献珍货。未几，徙方翼庭州刺史，而怀宝自金山都护更镇安西，遂失蕃戎之和。^[237]

《旧唐书·王方翼传》所载略同^[238]。根据以上史料，在裴行俭俘获阿史那都支旋师后，波斯军副使王方翼以“兼检校安西都护”的身份留在碎叶，并修筑了碎叶城。此后不久，王方翼即自碎叶调任庭州，以波斯军使领金山都护兼庭州刺史。而原先的金山都护、庭州刺史杜怀宝则调往碎叶镇守。

在调露元年（679）波斯道行军后至永淳元年（682）西突厥再乱之前，唐朝实际上有效控制了碎叶，并在碎叶驻军镇守。《册府元龟》卷九六七《外臣部·继袭第二》载：

调露元年，以碎叶、龟兹、于阗、疏勒为四镇。^[239]

可知，在调露元年以后，碎叶代替焉耆成为了四镇之一^[240]。有学者认为四镇中的碎叶镇在焉耆，而不在西域碎叶城^[241]。但从上文讨论的调露元年裴行俭立碑碎叶及王方翼筑碎叶城并镇守的史实看，碎叶镇应在碎叶城无疑^[242]。1982年吉尔吉斯斯坦阿克·贝希姆遗址发现了《唐杜怀宝造像碑》，从而证实碎叶城即今阿克·贝希姆遗址^[243]。其地正位于葱岭以西的西突厥腹心地带，亦是西突厥五咄陆与五弩失毕部落的分界之地。西突厥统叶护可汗建牙之千泉、乙毗沙钵罗叶护可汗之南庭、阿史那贺鲁建牙之千泉、阿史那都支建牙之地，皆是碎叶^[244]。碎叶镇的设立，是唐朝第一次在葱岭以西驻军镇守。

对西突厥核心地点碎叶的控制，也使唐朝有能力同时镇抚西突厥五咄陆和五弩失毕部落。《唐杜怀宝造像碑》题记有：

可知，杜怀宝在接任王方翼镇守碎叶后，是带“碎叶镇压十姓使”的头衔^[245]，这清楚地反映出唐朝驻守碎叶镇抚十姓的战略意图。前文所引《唐故夏州都督太原王公神道碑》及《新唐书·王方翼传》皆载王方翼是以“兼安西都护”的身份留守碎叶，后杜怀宝又代其“更统安西”。薛宗正先生据此认为此时安西都护府的治所似一度从龟兹迁至碎叶，并进一步指出自调露元年至垂拱年间，形成了安西都护府治碎叶兼管四镇，金山都护府治庭州兼管伊、西、庭三州的局面^[246]。但是，《唐杜怀宝造像碑》明确记载杜怀宝镇碎叶时的职衔是“安西副都护”，而非安西都护。周伟洲先生指出，《唐杜怀宝造像碑》证明至少在杜怀宝镇守碎叶之时，安西都护并不驻守碎叶，而王方翼以检校安西都护驻守碎叶是特殊情况^[247]。由此来看，安西都护府未曾迁治碎叶。

值得注意的是，王方翼最初是以“波斯军副使”领安西都护镇守碎叶，在他与杜怀宝调换职位后，王方翼是以“波斯使”领金山都护、庭州刺史。“波斯使”应当是指波斯军使。如前文所述，裴行俭以册送波斯王为名的行军即是波斯道行军，调露元年裴行俭回到长安后，波斯道行军应当已经结束，然而王方翼却仍带有波斯军副使的头衔，调任庭州后，更升任波斯军使。这种现象的出现，说明裴行俭波斯道行军的一部分兵士，在完成擒拿阿史那都支的任务后，并没有如以往的行军那样“兵散于府，将还于朝”，而是在王方翼的统领下继续在碎叶及庭州镇守。由此也可以理解《军团牒》中“送波斯王”的西州前庭府卫士，在裴行俭到达长安后的第二年仍然没有返回西州，他们极有可能是跟从王方翼继续在碎叶镇守。这实际上就有了从行军到镇军转变的意味^[248]。同时，这也代表着金山都护府的治所庭州与安西一样，成为了唐朝派兵镇守的战略重点，从《军团牒》中西州府兵“庭州镇”、“安西镇”也可以看出这一点。

实际上，从上引史料中所记载的王方翼与杜怀宝职衔的变化，还可以看出一些高宗调露至永淳年间安西、碎叶、庭州军政建制上的关系。根据上引史料，在波斯道行军之前，杜怀宝为安西都护；波斯道行军时，波斯军副使王方翼兼检校安西都护，杜怀宝则迁任金山都护、庭州刺史；波斯道行军结束、碎叶筑城后不久，王方翼调任金山都护、庭州刺史，杜怀宝则任“安西副都护、碎叶镇压十姓使”。又据《旧唐书·高宗本纪》等史料，永淳元年阿史那车簿叛乱之时，王方翼是以安西副都护的身份与车簿大战于弓月城及热海^[249]。但也有史书载其为安西都护^[250]。至此，可以大致理清诸书记载之二人职衔如下：

王方翼：肃州刺史—安西都护—金山都护—安西副都护（或安西都护）—夏州都督

杜怀宝：安西都护—金山都护—安西副都护

从这一排序看出，杜怀宝从庭州改镇碎叶时，职衔从金山都护变为了安西副都护。周伟洲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他认为杜怀宝从安西都护迁金山都护是平级调动，而自金山都护再迁安西副都护则似降级，但没有给出降级的原因^[251]。但是，出现这种“降级”情况的并非杜怀宝一人，王方翼原是金山都护、庭州刺史，在永淳元年讨击阿史那车簿时职位可能也变成了安西副都护。

另外，《唐袁公瑜墓志》中有：

寻出君为代州长史，又除西州长史……俄转庭州刺史。无何，迁安西副都护……永隆岁，遂流君于振州。^[252]

如前文所述，袁公瑜麟德年间（664—665）曾任西州都督府长史，之后他又转庭州刺史，再迁安西副都护，永隆年间（680—681）流振州。考虑到调露元年（679）以后杜怀宝、王方翼先后任庭州刺史的情况，袁公瑜自庭州刺史转安西副都护，应是在调露元年以前。甚至很可能杜怀宝就是在调露元年接袁公瑜任庭州刺史。则袁公瑜任庭州刺史的时间最早为麟德元年、最晚为调露元年，那么他应是以金山都护兼庭州刺史的。这样就可以看到，在前后两三年时间内，杜怀宝和袁公瑜先后以金山都护兼庭州刺史转安西副都护，而且王方翼很可能也是如此。这样他们三人官职迁转的对应关系为：

王方翼：肃州刺史—安西都护—金山都护—安西副都护（或安西都护）

杜怀宝：安西都护—金山都护—安西副都护

袁公瑜：金山都护—安西副都护

从出土文书看，袁公瑜任庭州刺史的时间至晚在仪凤元年（676）以前^[253]。则袁公瑜自庭州刺史转安西副都护的时间，很可能就在调露元年（679）杜怀宝任金山都护、庭州刺史之时或稍早。也就是说，至少在调露元年或稍早，就已有袁公瑜金山都护迁安西副都护之事例。内藤みどり先生已经注意到了这种现象，但他认为王方翼、杜怀宝、袁公瑜三人都是“降级”^[254]。但这种降职的事情同时发生在三位官员身上似乎太过巧合，尤其是杜怀宝代王方翼镇碎叶的这次，《唐故夏州都督太原王公神道碑》载“朝廷始以镇不宁蕃，故授公（王方翼）代宝。又以求不失镇，复命宝代公”^[255]。可以看出，唐朝显然是对新设立的碎叶镇给予了极大的重视，王方翼和杜怀宝之间的调任，都是以控制碎叶为核心展开的。从当时的局势来说，镇抚西突厥是稳定西域的关键，此时碎叶的战略重要性甚至要高过庭州。所以于理来说，杜怀宝替王方翼镇碎叶，实际上是承担了更重要的任务，不像是因某事而降级。那么从王方翼、杜怀宝、袁公瑜三人的事例看，金山都护很可能是与安西副都护同级，他们之间的迁转是平级调动。还可以再看一个例子，苏頲撰《右仆射太子少师唐璇（休璟）神道碑》中有：

转安西副都护、检校庭州刺史。^[256]

《旧唐书·唐休璟传》载其垂拱中迁安西副都护^[257]，则垂拱年间（685—688）金山都护府或已不存在。但此时与王方翼、杜怀宝互相调任之事相距不远，可以看到，唐休璟是以安西副都护检校庭州刺史，可以说明当时庭州与安西都护府之间的级别对应关系。通过以上讨论大致可以认为，调露至永淳年间的金山都护兼庭州刺史是与安西副都护同级。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前文列举的王方翼、杜怀宝自安西都护迁金山都护岂不就是降级了？一种可能的解释是王方翼和杜怀宝最初都只是任安西副都护，而史书错将他们记为安西都护。因为如果考虑到《袁公瑜墓志》中所载袁公瑜任官的话，可能就在杜怀宝自“安西都护”任庭州刺史的同时，袁公瑜自庭州刺史任安西副都护。从这样一种对应关系来看，杜怀宝最初就是任安西副都护的可能性也是有的。

另外，如果金山都护与安西副都护同级的话，说明此时安西都护府的等级高于金山都护府。由此看，安西都护府此时或许已晋升大都护府，因为如果金山都护府是下都护府、安西都护府是大都护府的话，金山都护与安西大都护府的副大都护可能同是从三品^[258]。且永昌元年（689）安息道行军已见有“安西大都护阎知古”^[259]。又新、旧《唐书》均载王雄诞之子王果垂拱初曾任安西大都护^[260]。可知，至少在垂拱初，安西已为大都护府^[261]。联系到永淳元年前金山都护府罢废，安西都护府领庭州，安西都护府总领西域羁縻府州的可能性来看，安西都护府很有可能在调露、永隆年间就已晋升大都护府。

无论如何，根据前文的讨论大致可以推断，金山都护府在调露元年（679）以后可能是与安西副都护同级。那么至少在杜怀宝以安西副都护、镇压十姓使镇守碎叶时期，庭州与碎叶应当是具有相同的行政级别。明白了这一点，就可以看清当时西域的大致形势：安西都护（或大都护）坐镇龟兹总领西域事务；驻碎叶的安西副都护及治庭州的金山都护，则共同承担起对天山以北、葱岭以西各部落的镇抚职能。黄惠贤先生曾指出，大致在调露元年碎叶立镇以后，金山都护统天山、伊丽水以北，辖五咄陆部落，而安西都护（主要是碎叶镇）则统天山、伊丽水以南，辖五弩失毕部落；亦即昆陵属金山，蒙池归安西碎叶之势^[262]。然而如前文所述，《唐杜怀宝造像碑》已经明确记载，杜怀宝为“碎叶镇压十姓使”。也就是说，碎叶镇至少在名义上是完全负责对西突厥五咄陆、五弩失毕部落的镇抚，金山都护府和碎叶镇之间，并没有分工镇抚西突厥的明确的职能划分。金山都护府可能更多地是负责对庭州附近处月、哥逻禄等部落的镇抚。同时从王方翼救援弓月城的行动看，金山都护府向西可以辅助安西都护府对西突厥的羁縻；从龙朔二、三年安抚哥逻禄及垂拱元年金山道行军来看，金山都护府同样也可以向东接应燕然（单于）都护府对漠北回纥等部的统御。另外，从金山都护、庭州刺史和安西副都护（或都护）之间频繁迁转的事例来看，这一时期庭州已逐渐开始与安西都护府有了密切的行政关系。

（四）永淳元年金牙道行军中的伊、西、庭三州

调露元年（679）裴行俭擒西突厥阿史那都支后不久，东突厥发生叛乱。是年冬十月，东突厥阿史德温傅、奉职二部落反叛，二十四州首领皆响应之。单于大都护萧嗣业进讨兵败。唐朝的北方局势变得紧张起来。刚刚从碎叶返回的裴行俭临危受命，率定襄道行军讨伐东突厥。裴行俭调露二年三月擒东突厥首领奉职，永隆二年闰七月擒温傅，暂时稳定了东突厥的局势。然而到永淳元年（682），东突厥阿史那骨咄禄、阿史德元珍等再次叛乱^[263]。早已被唐朝纳入羁縻统治之下的东突厥，开始出现动荡的局面。与此同时，永淳元年西突厥阿史那车簿也发动了叛乱，围攻弓月城^[264]。刚从东突厥归来的裴行俭再次被委以重任。永淳元年四月八日，唐朝以裴行俭为金牙道行军大总管讨伐阿史那车簿^[265]。可惜四月二十八日，裴行俭尚未出师即病卒^[266]。王方翼代裴行俭领兵出征，救援弓月城。王方翼先于伊丽河击破阿史那车簿，又于热海（今伊塞克湖）大破阿史那车簿与三姓咽麫的联军，平定西域^[267]。

值得注意的是，王方翼很可能是以安西副都护的身份征讨阿史那车簿的^[268]。大致在调露元年末或调露二年初杜怀宝代王方翼镇守碎叶后，王方翼应是任金山都护兼庭州刺史^[269]。而在征讨阿史那车簿时，王方翼的职衔已经改为安西副都护。但史书中并没有明确记载王方翼此时是驻庭州、碎叶还是龟兹。于是便产生各种不同的理解。松田寿男先生认为，杜怀宝因“失蕃戎之和”不久即卸任，王方翼代其为安西副都护镇碎叶，阿史那车簿围弓月城，王方翼自碎叶救援^[270]。内藤みどり先生赞成这一观点^[271]。薛宗正先生认为，王方翼是自庭州出兵征讨阿史那车簿，但他似乎没有注意到王方翼的头衔已经变成了安西副都护^[272]。周伟洲先生则认为，王方翼是在永隆年间代袁公瑜出任安西副都护，驻龟兹，阿史那车簿叛时王方翼自龟兹出兵，同时杜怀宝继续以安西副都护的身份镇碎叶^[273]。

关于王方翼的行军，可以从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找到一些线索。斯坦因所获吐鲁番文书中有《唐尚书省牒为怀岌等西讨大军给果毅、傔人事》（以下简称《尚书省牒》）：

①陈国灿：《斯坦因所获吐鲁番文书研究》，第274—276页。

关于这件文书的内容，姜伯勤、孙继民二位先生都进行了细致的解读，结合他们的观点大致可以认为，这是尚书省上某殿下的牒文，其中涉及怀岌讨论如何发遣果毅、傔人及如何给行赐之事^[274]。值得注意的是，文书中出现了“波斯军别敕”，波斯军无疑是指调露元年的裴行俭行军。姜伯勤据此认为，文书中的“大军”就是依“波斯军别敕”组织的波斯军，由蕃汉兵组成，这件文书所反映的征讨之事，就是调露元年的波斯道行军^[275]。然而孙继民则认为，怀岌只是要攀比“波斯军别敕”所规定的标准，说明文书的时间是在波斯道行军之后^[276]。关于“殿下”的理解，二位先生也有所不同。姜伯勤认为“殿下”是指波斯道行军的主管，很可能是仪凤元年（676）任凉州道行军元帅的相王轮^[277]。而孙继民则指出，“殿下”应是对皇太子的称呼，根据调露元年以后皇太子监国的记录，文书中的征讨之事只能是发生在永隆二年（681）到永淳二年（683）太子哲（即后来的中宗李显）监国之时，而此时西域最大的战役就是永淳元年征讨阿史那车簿^[278]。综合来看，孙继民的观点应当是更加合理的。因为在《唐会要》卷二六《笺表例》中载开元二十三年（735）之《仪制令》曰：“百官及东宫对皇太子皆称殿下”^[279]，此虽是开元令，但此前之唐制大体也应如此，相王轮任凉州道行军元帅时仅是亲王，或不能称殿下。至于“波斯军别敕”，在文书中提到“其人等应合得行赐，傔等一□并请准波斯军别敕”，是说按这一别敕给予当地差遣的果毅、傔人等行赐，确实更像是在比附波斯军的情况。且文书第2行有“岌今奉敕在大军前”云云，径称“奉敕”，而在第10行则特意标明“波斯军别敕”，可知“波斯军别敕”并非前文怀岌出兵所奉之“敕”。故而将怀岌出征之事比定为波斯道行军恐怕并不妥当。还是应当认为此文书反映的是永淳元年王方翼讨阿史那车簿之事。

这样的话，就可以借助这件文书来窥测王方翼永淳元年行军的一些细节。怀岌不知是何许人，李方先生猜测，怀岌可能就是大谷4896号文书（仪凤三年）中以都督或别驾身份署名的“怀旦”^[280]。此说虽然无从证实，但提醒我们怀岌或许是西州官员。从《尚书省牒》第2行“岌今奉敕在大军前”来看，怀岌是作为先锋在大军之前出征。他出征的时间可能就在太子监国后不久。从后文看，他统领有来自“伊、庭、西等州”的兵士，而且他统领的蕃、汉兵可能大多也来自伊、西、庭三州以西，故怀岌申请在伊、西、庭当地差遣果毅、傔人、译语人等。由此看来，怀岌率领的先头部队无疑是从伊、西、庭三州出发向西征讨的。大军的行进方向大致也是如此。看来此时伊、西、庭三州再次成为唐朝征讨西突厥的重要基地，不仅为征讨阿史那车簿提供了大量兵士，还可能会提供相当数量的傔人、译语人等相关人员以助军。那么，松田寿男关于王方翼自碎叶出兵征讨阿史那车簿的观点恐怕就不能成立了。而且从《尚书省牒》中显示的以伊、西、庭三州为基地的情势来看，行军的主力是自东向西进发的，主将王方翼只能是在庭州或龟兹。

总体来看，在调露元年攻克碎叶后，唐朝开始调整其在西域的统治格局，以碎叶为核心来镇抚西突厥十姓部落。为了制衡吐蕃，安西四镇的战略地位也愈发重要。与此同时，伊、西、庭三州也为唐朝在四镇方向上的经略提供了极大的支援。无论是调露元年裴行俭波斯道行军，还是永淳元年王方翼的金牙道行军，都是以伊、西、庭三州为依靠来展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