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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伊、西、庭三州防御体制研究

【摘要】:乙毗咄陆可汗的强势给唐朝新建立的伊、西、庭三州造成了很大威胁,同时西州也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人力紧张状况[389]。故此,唐朝在对西州进行进一步安抚的同时,也开始通过徙死罪、流徒之人及招募戍守士兵的方法,来加强伊、西、庭的防御。戊辰,募戍西州者,前犯流死亡匿,听自首以应募。大量中原人口来到西州,无疑会为西州提供更多的人力资源,缓解人力紧张的状态,保证作为伊、西、庭核心的西州的防御力量。

乙毗咄陆可汗的强势给唐朝新建立的伊、西、庭三州造成了很大威胁,同时西州也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人力紧张状况[389]。故此,唐朝在对西州进行进一步安抚的同时,也开始通过徙死罪、流徒之人及招募戍守士兵的方法,来加强伊、西、庭的防御。

《新唐书·太宗本纪》载:

十六年正月乙丑,遣使安抚西州。戊辰,募戍西州者,前犯流死亡匿,听自首以应募。辛未,徙天下死罪囚实西州。[390]

旧唐书·太宗本纪》载:

十六年春正月辛未,诏在京及诸州死罪囚徒,配西州为户;流人未达前所者,徙防西州。[391]

又《册府元龟》卷六一二《刑法部·定律令第四》载:

十六年正月,制徙死罪以实西州。其犯流、徒则充戍,各以罪名轻重为年限焉。[392]

可见,就在贞观十六年正月九日乙丑遣使安抚西州后不久,正月十二日戊辰唐朝即开始招募愿意戍守西州之人,同时允许“犯流死亡匿”者应募。三天之后的十五日辛未,又下制将全国的死罪囚徒迁徙至西州作为民户,正在发配途中的流人也一律改至西州戍防。这样一方面是增加了西州的民户数量,一方面也增加了参与防戍的人数。

出土文献中也可以看到西州外来镇兵和迁徙人口的情况。《唐贞观十八年(644)镇兵董君生等牒为给抄及送纳等事》文书中见有“年五月廿二日镇兵董君生牒”[393],又《唐贞观十九年(645)牒为镇人马匹事》中见有“肃州镇人文智”[394]。董君生和陈文智都是西州的镇兵,其中陈文智是自肃州而来。又《唐残名籍》中有:

③《吐鲁番出土文书》图版本叁,第19页。

名籍中所见的数人,可能是来自雍州的栎阳县和云阳县[395]。同墓所出文书,最早为贞观十七年,最晚为贞观十九年,名籍的时间可能也在此前后。大致可以说,这些人应该也是贞观十六年以后来到西州的,但很难判定他们是戍人还是民户。刘安志指出,贞观十八年二月唐太宗曾因忧虑雍州百姓田少不给,诏雍州录尤少田者移至宽乡,他认为名籍中的雍州人正是因此被移至西州[396]。然而西州并非宽乡,唐太宗既然是怜悯雍州百姓,何故将他们送到万里之外的狭乡呢?据《唐会要》卷八四《移户》载:

贞观元年,朝廷议户殷之处,听徙宽乡。陜州刺史崔善为上表曰:“畿内之地,是谓户殷,丁壮之民,悉入军府。若听移转,使出关外,此则虚近实远,非经通之义。”其事遂止。[397]

京兆附近的居民是唐朝关中府兵的重要兵源,是拱卫京师的重要力量,可能不会轻易外迁到较远的地方落户。但因为其战斗力强[398],作为镇兵来到西州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因此,我猜测这些雍州人是应募的戍人。

另外,吐鲁番文书中又有一组给粮文书,包括《唐苏海愿等家口给粮三月帐》等共十件[399]。关于这组文书中家口的性质,学者们有很多不同的意见,其中程喜霖先生认为他们属于官户、杂户[400],李锦绣先生认为他们是流放的刑徒和家属[401],刘安志先生亦认为他们是从内地迁来的中原民户[402]。但是裴成国指出,给粮帐中的“刘济伯”又出现在了高昌国文书中,证明他是当地土著居民,那么将给粮帐中的民户认定为刑徒或移民的说法似乎就不能成立了[403]。故而尚不能轻易断言苏海愿等家口就是内地迁来的,只能暂且存疑。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有幸在墓志资料中看到了流人改戍西州的实例。千唐志斋博物馆藏《唐盖蕃墓志》中提到,盖蕃的兄长盖伯文贞观中“坐事幽絷,将置严刑”,后“得减死配流高昌”,盖蕃为了照顾兄长,特地申请了西州蒲昌县丞官职,并最终在永徽元年(650)与兄长一同返回中原[404]。盖蕃的兄长盖伯文自当是贞观十六年诏中所言“在京及诸州死罪囚徒,配西州为户”之人[405]

总之,从出土文书和墓志的情况来看,唐朝在贞观十六年招募戍人和徙刑徒至西州的政策,还是得到了贯彻落实。大量中原人口来到西州,无疑会为西州提供更多的人力资源,缓解人力紧张的状态,保证作为伊、西、庭核心的西州的防御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