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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0-03
唐代瀚海天山战略意义及军政体制研究
【摘要】：关于是否要设立西州，唐朝内部还是有过很大的争议。魏徵和褚遂良反对在高昌设州立县，是认为占据高昌对唐朝没有太过重要的意义。他们的想法是通过羁縻统治体现在西域的影响。西州的建立也正是这样一种战略意图实施的关键。那么西州究竟为何在唐朝经营西域战略中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呢？西州就很自然地成为了唐朝经营西域的第一个核心基地。西州的设立体现了唐朝进一步控制西域东部、并继续向西扩展的战略决策。
关于是否要设立西州，唐朝内部还是有过很大的争议。尤其是在朝廷里具有重要地位的魏徵，对在高昌设立州县持坚决的否定态度。《贞观政要》卷九《议安边》载：
贞观十四年，侯君集平高昌之后，太宗欲以其国为州县。魏徵曰：“陛下初临天下，高昌王先来朝谒。自后数有商胡称其遏绝贡献，加之不礼大国诏使，遂使王诛载加。若罪止文泰，斯亦可矣。未若因抚其民而立其子，所谓伐罪吊民，威德被于遐外，为国之善者也。今若利其土壤以为州县，常须千余人镇守。数年一易，每来往交替，死者十有三四。遣办衣资，离别亲戚，十年之后，陇右空虚，陛下终不得高昌撮谷尺布以助中国。所谓散有用而事无用，臣未见其可。”太宗不从，竟以其地置西州，仍于西州为安西都护府，每岁调发千余人，防遏其地。[108]
魏徵的立场很明确，认为在高昌设立州县是“散有用而事无用”。在魏徵看来，唐朝即使在高昌设立州县，征收的租庸调等赋役，也不太可能对中央财政有所帮助；国家反倒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来支持高昌的防务。魏徵特意指出如果要在高昌设州立县，大概需要有千人左右的常备兵力镇守，可能就会造成兵力和社会资源的损耗。距离高昌最近的陇右地区则可能受累最重，这对于唐朝的西北防务显然是不利的。同时，魏徵还提出了他认为可行的处置措施，即立麴文泰之子为王，并安抚高昌百姓。这一建议实际上是要维持唐朝对高昌的羁縻统治，从而避免过度介入西域。另一重臣褚遂良也曾上疏讨论西州之事[109]。他的观点与魏徵大致相同，认为设西州是无用之举。他提出应当将河西当作心腹之地，在高昌设立州县会损耗河西，河西有警急时高昌又不能相救，只能算是“他人手足”。他的建议也很明确，按照处理东突厥余部和吐谷浑的办法，恢复高昌国，另立国王，进行羁縻统治。
值得注意的是，伊州设立之初，并没有见到唐朝内部有任何争论，而西州的建立却引发了如此大的争议。一方面，可能是伊州设立之初并没有西州这样大规模的驻军。另一方面，恐怕也是因为自北魏以来中原王朝曾数次控制过伊吾，尤其是隋代设过伊吾郡；而唐朝建立西州，是又向西域迈进了一步。是维持固有疆土，还是继续向西域设州立县，也就成为了关系到唐朝未来发展方向的国家重大战略问题。西州的建立与否，实际上就标志着唐朝战略选择的方向。魏徵和褚遂良反对在高昌设州立县，是认为占据高昌对唐朝没有太过重要的意义。而褚遂良的手足腹心之论，更是将高昌等同于突厥、吐谷浑等四夷化外之邦。这正好与传统上对于西域的认识相合。他们的想法是通过羁縻统治体现在西域的影响。唐太宗并没有采纳魏徵和褚遂良的意见，最终的决断依然是在高昌设立州县。这表明唐太宗本人及整个唐帝国对于在西域发展方式的选择，并不是满足于羁縻统治，而是要通过在西域东部建立州县将其纳入帝国版图，实现实际控制，并借此继续向西扩展，以求在东西方贸易的通道上争取更多的利益。西州的建立也正是这样一种战略意图实施的关键。
那么西州究竟为何在唐朝经营西域战略中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呢？西州在东西交通上的特殊地理位置自然是一个重要因素。西州是自中原进入西域的门户，尤其是向西通往其他天山以南绿洲国家的孔道，可以作为唐朝进一步向西经略的前沿。其控制地域相当于今吐鲁番盆地，本身易守难攻，又有庭州和伊州互为犄角。西州就很自然地成为了唐朝经营西域的第一个核心基地。
更为重要的一点，是西州当地的汉文化背景。中古时期的高昌本身就是一个以汉人移民为主体的社会。尤其是汉魏以来中原战乱，大量的汉人避难河西，其中就有很多移居高昌。《魏书·高昌传》载北魏孝明帝下高昌王麴嘉的诏书中便有：“彼之甿庶，是汉魏遗黎，自晋氏不纲，因难播越，成家立国，世积已久。”[110]从吐鲁番出土文书看，高昌国时期当地汉人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达到了70%—75%[111]。虽然地处西域，但高昌国却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汉文化传统。《魏书·高昌传》载高昌王麴嘉“又遣使奉表，自以边遐，不习典诰，求借五经、诸史，并请国子助教刘燮以为博士，肃宗许之”[112]。《周书·高昌传》载其“文字亦同华夏，兼用胡书。有《毛诗》、《论语》、《孝经》，置学官弟子，以相教授”[113]。《隋书·高昌传》云：“于坐室画鲁哀公问政于孔子之像……其风俗政令与华夏略同。”[114]尊奉经典和设置官学突出显示了高昌对汉文化的接受和传播。因为高昌国有很好的汉文化积淀，西州成立后，唐朝的教育体制得到了有效的推行。[115]
唐太宗对在高昌设立州县如此有信心，很大程度上也是与高昌国这种特殊的汉文化背景有关。前引《文馆词林》卷六六四《贞观年中巡抚高昌诏》中载有：
高昌之地，虽居塞表，编户之甿，咸出中国。自因隔绝，多历年所。朕往岁出师，应时克定，所以置立州县，同之诸夏。[116]
这一诏书很明显没有像褚遂良的上疏那样将高昌定位在中华之外，而是直接承认了高昌国民多是来自中国的历史事实，强调唐朝的出师是消弭了因各种历史原因而造成的高昌与中国的隔绝。“置立州县，同之诸夏”，也就可以解释为唐灭高昌国后将高昌国民重新纳入中国华夏的自然结果，体现唐朝对高昌国民的一种政治文化认同。也正是基于这种文化认同，再加上高昌国原有的具有汉文化特征的政治体制基础，唐朝才得以迅速在西州建立起军政体制，并顺利地推行同于内地州县的乡里、均田、赋役、府兵等一系列制度。
总之，继建立伊州之后，唐朝又在高昌国故地建立起了西州。西州的设立体现了唐朝进一步控制西域东部、并继续向西扩展的战略决策。以此为契机，伊、西、庭军政体制也逐步建立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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