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理论教育唐代伊、西、庭三州军政体制研究的成果

唐代伊、西、庭三州军政体制研究的成果

【摘要】:控制了伊吾之后,唐朝只是夺取了进入西域的第一道门。隋亡唐兴之际,麴氏高昌国已经在西域立国超过百年。由于其在丝绸之路的特殊地位以及在各方势力之间的微妙关系,高昌国不幸成为了西域政治风暴的中心。面对西突厥的内乱,唐朝一度采取不介入的政策。身为译语人的揖怛然纥出使,显然就是侦查西域情况。无论如何,从贞观六年七月派出使节册封泥孰开始,原来保持中立的唐朝正式介入了西突厥的纷争。

控制了伊吾之后,唐朝只是夺取了进入西域的第一道门。如果想继续向西开拓,就需要控制西域的另一门户高昌。隋亡唐兴之际,麴氏高昌国已经在西域立国超过百年。这一丝绸之路上的小王国,统治着相当于今吐鲁番盆地的地域。由于其在丝绸之路的特殊地位以及在各方势力之间的微妙关系,高昌国不幸成为了西域政治风暴的中心。

贞观初年,镇抚铁勒诸部的颉利可汗之弟欲谷设,在讨伐铁勒不利的情况下,投奔高昌。此时的高昌应当是在东突厥余部的控制之下。贞观四年颉利可汗战败后,唐朝对流散西域的东突厥部落进行了招抚,欲谷设见突利可汗受到唐朝礼遇,亦于贞观四年八月来降[58]。《旧唐书·高昌传》载:

贞观四年冬,文泰来朝,及将归蕃,赐遗甚厚。其妻宇文氏请预宗亲,诏赐李氏,封常乐公主,下诏慰谕之。[59]

贞观四年十二月,高昌王麴文泰亲自携其妻隋皇室亲属宇文氏来朝,受到了唐太宗极高的礼遇,不仅麴文泰受到了重赏,宇文氏也被封为公主。可以很自然地联想到,高昌王麴文泰的来朝,与同年八月盘踞在高昌的欲谷设的归附有着直接的关系。联系到伊吾附近的东突厥种落归附后伊吾城主随之入朝,可以认为贞观四年麴文泰的入朝,同样是唐朝绥集东突厥种落的结果。只不过伊吾降附之后,唐朝在伊吾设立了西伊州,而高昌则继续以王国形式存在。

但是就在麴文泰回国后不久,高昌居然出现了阻绝使者的情况[60]。同时高昌又曾计划攻击伊吾。《旧唐书·高昌传》载:

伊吾先臣西(东)突厥,至是内属,文泰又与叶护连结,将击伊吾。太宗以其反覆,下书切让,征其大臣冠军阿史那矩入朝,将与议事。文泰竟不遣,乃遣其长史麴雍来谢罪。[61]

王素先生指出,此次攻击伊吾事件发生在贞观六年之前,高昌国背后的支持势力正是东突厥拓设阿史那社尔,引文中提到的“叶护”与“大臣冠军阿史那矩”,都是阿史那社尔的部下[62]。李大亮招抚伊吾东突厥种落的主要目标就是拓设阿史那社尔,但阿史那社尔最终没有选择内附,而是占据可汗浮图城。贞观五、六年间,阿史那社尔更是趁机袭击西突厥,并“半有其国”,自称都布可汗,声势极大[63]。由此看来,贞观四年出奔高昌的欲谷设降唐后,阿史那社尔实际上控制了高昌国。阿史那矩从姓名判断,应当是突厥人,而其称号“冠军”即高昌官号“冠军将军”。有突厥人出任高昌国要臣,这说明此时突厥的势力已经可以左右高昌国政。同时从计划攻击伊吾事件看,阿史那社尔对唐朝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这可能也是高昌对唐朝态度反复无常的缘由。阿史那社尔的存在,对唐朝和内乱中的西突厥来说无疑都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此时的西突厥也处于持续内乱之中。贞观二年,西突厥统叶护可汗被其伯父所杀,其伯父自立为莫贺咄可汗,西突厥大乱。按西突厥是以五咄陆部落和五弩失毕部落为基础联合而成[64],十姓的称呼也是由此而来。在出现内乱的情况下,咄陆部落和弩失毕部落通常会站在不同的立场上。此时五弩失毕部推举泥孰为可汗,泥孰不从,迎立老可汗统叶护之子咥利特勤,称肆叶护可汗。此后,肆叶护可汗击杀莫贺咄可汗,势力大增。但不久肆叶护可汗与泥孰反目,泥孰出奔焉耆,西突厥再次内乱。其后肆叶护可汗因部帅反叛而逃往康居。泥孰自焉耆被迎立为咄陆可汗[65]

面对西突厥的内乱,唐朝一度采取不介入的政策。莫贺咄可汗和肆叶护争斗之时,两可汗分别遣使来朝,请求与唐朝联姻,以获得唐朝的政治支持。此时唐朝尚未击破颉利,无暇西顾,拒绝了二者的请婚。然而就在贞观六年或稍早,已经解除了东突厥威胁的唐朝,开始将目光投向西域。《册府元龟》卷一〇〇〇《外臣部·仇怨》载:

高昌国,贞观中太宗遣折冲都尉、直中书译语揖怛然纥使西域,焉耆王突骑支因遣使朝贡,请开大碛路。[66]

“直中书译语”为在中书省任职的译语人,负责书面翻译工作[67]。揖怛然纥,从姓氏判断,有可能是与西域有些关联[68]。身为译语人的揖怛然纥出使,显然就是侦查西域情况。焉耆王突骑支正好借此机会遣使入朝。《旧唐书·焉耆传》载:

贞观六年,突骑支遣使贡方物,复请开大碛路以便行李,太宗许之。自隋末罹乱,碛路遂闭,西域朝贡者皆由高昌。及是,高昌大怒,遂与焉耆结怨,遣兵袭焉耆,大掠而去。西突厥莫贺设与咄陆、弩失毕不协,奔于焉耆,咄陆复来攻之。六年,遣使言状,并贡名马。时西突厥国乱,太宗遣中郎将桑孝彦领左右胄曹韦弘机往安抚之,仍册立咥利失可汗。可汗既立,素善焉耆,令与焉耆为援。[69]

从引文看,贞观六年发生了两起重要事件:一是焉耆国遣使入朝,请绕开高昌另开直通焉耆的“大碛路”,得到太宗的认可;二是唐朝在得到关于西域情况的报告后,决定首次册封西突厥可汗,并令其与焉耆为援。“莫贺设”即是泥孰,此处所记莫贺设奔焉耆,即是前文所述泥孰与肆叶护可汗争国事。《旧唐书·突厥传》亦载有册封泥孰事:

既被推为可汗,遣使诣阙请降,太宗遣使赐以名号及鼓纛。贞观七年,遣鸿胪少卿刘善因至其国,册授为吞阿娄拔奚利邲咄陆可汗。明年,泥孰卒,其弟同娥设立,是为沙钵罗咥利失可汗。[70]

由此可见,《旧唐书·焉耆传》所记册封之事有误。实际上,唐朝是在贞观六年七月派遣使者刘善因出发册泥孰为可汗,贞观七年至西突厥正式册封;但泥孰不幸在贞观八年去世,于是唐朝又遣韦弘机等册其弟同娥设为咥利失可汗[71]。唐朝之所以选择支持泥孰,可能是由于泥孰此时已经取得了政治优势,再有就是泥孰之父可能与唐太宗本人颇有些渊源[72]。无论如何,从贞观六年七月派出使节册封泥孰开始,原来保持中立的唐朝正式介入了西突厥的纷争。

唐朝在贞观六年同时与西突厥和焉耆建立政治关系,并非偶然。泥孰因惧怕肆叶护可汗,投奔焉耆,被推举为可汗后,旋即遣使诣阙请降[73]。则贞观六年“遣使言状”之时,泥孰应当是刚刚自焉耆立为可汗,可能还未离开焉耆,或刚离开不久。那么很可能泥孰的使者是与焉耆王的使者同在贞观六年入朝,甚至可能泥孰直接就是通过焉耆使者来完成入唐使命的。因为据《资治通鉴》所载,焉耆使者在贞观六年七月四日丙辰至长安,唐朝随即在七月二十五日丁酉就派出了册封泥孰的使节[74]。可见,焉耆本身就与泥孰有非常紧密的关系。唐朝选择支持泥孰,必然也要与焉耆建立政治联系。

关于焉耆贞观六年请开之大碛路,据王素先生研究,所谓大碛路即是两汉时期的北道,魏晋时期的中道[75]。这条道路的路线是从敦煌出发,经楼兰故国抵达焉耆,而不经过高昌。焉耆提议开通大碛道,当然是高昌不能容忍的。学者大多认为,高昌对焉耆的敌对行动,是出于丝路贸易权的争夺[76]。然而如果仔细考量的话,就很难仅仅将这起事件看作是高昌与焉耆两国之间的争斗。我们知道,大碛路久已废弃且行进艰难,本不便于行李,焉耆舍易求难,是因为高昌壅绝了入唐的商旅和使者。既然西突厥莫贺设泥孰与焉耆有着十分紧密的战略关系,焉耆请求开大碛道,也极有可能是为了开拓泥孰与唐朝的交通。作为丝绸之路贸易十分重要的一站,阻断交通对于高昌国本身似乎并没有太多好处。其后,高昌又竟然剽掠焉耆,考虑到泥孰势力在焉耆的存在,很难想象高昌会以一小国之力进犯。结合阿史那社尔对高昌国有役属关系,高昌国的一系列行动,实际上很可能是阿史那社尔进攻西突厥以及与唐朝不合作态度的反映。

正是在面对西突厥内乱及阿史那社尔潜在威胁的局面下,唐朝才决定通过扶持泥孰来稳定西域形势。自贞观六年起,唐朝的势力也正式介入西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