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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学英语教师工作倦怠研究进展

【摘要】:Maslach、Schaufeli & Leiter 将工作倦怠研究的历史发展阶段做了明确的划分,即开创阶段和实证阶段。在开创阶段,研究者将工作倦怠视为一个社会现象进行研究,透过大量的访谈和观察探究这一现象的普遍性及其特点。首先,工作倦怠研究的范围扩大。其次,工作倦怠研究方法出现了新的变化。

Maslach、Schaufeli & Leiter (2001)将工作倦怠研究的历史发展阶段做了明确的划分,即开创阶段和实证阶段。在开创阶段,研究者们基于20 世纪70 年代的社会、经济、历史和文化因素,开展了工作倦怠的临床描述性研究,旨在提出有效的干预手段。进入实证阶段后,研究者们开始借助测量工具对工作倦怠这一概念进行系统化的量化研究,20 世纪90 年代后取得了新的进展。

2.1.2.1 开创阶段

20 世纪70 年代中期,以Freudenberger 和Maslach 为代表的一批心理学家开始对工作倦怠现象展开描述性研究并将他们的研究成果以论文的形式发表。Freudenberger (1974)借用“倦怠”一词描述了自己和同事们在工作中所体验到的情感耗竭、工作动机丧失、工作投入度降低等症状,而Maslach (1976)则使用访谈法采访了大量的助人行业的从业者,了解他们在工作过程中感受到的情感压力以及他们通常所采用的应对策略。显然,这一阶段的研究以助人行业的从业者与他们的工作对象之间的关系为着眼点,研究这一关系背后从业者的情感状态、工作动机以及价值观

早期的工作倦怠研究主要从临床和社会心理学两个视角切入。临床视角的工作倦怠研究以工作倦怠的具体症状描述和心理健康问题为重点,社会心理视角的研究则以工作个体与其工作对象之间的关系以及工作中所涉及的情境因素为核心。这一时期的大部分研究皆为描述性的质性研究,质性数据主要通过访谈法、个案法和现场观察法进行收集。

在开创阶段,研究者将工作倦怠视为一个社会现象进行研究,透过大量的访谈和观察探究这一现象的普遍性及其特点。研究者发现为他人提供服务和照料的助人工作需要从业者全情投入,因而会对从业者提出极高的情感要求,情绪衰竭自然也就成为这类个体中普遍存在的核心倦怠表现。人格解体是这类个体应对工作中高情感压力的一种保护性策略。当时的研究者已开始意识到工作倦怠现象的深度剖析与情境分析密不可分。尽管这一阶段的研究方法皆为探索式的描述性研究,尚未进行相关的系统量化研究,但部分研究者已开始着手研究工作倦怠的有效干预方式。工作倦怠工作坊成了当时主流的干预模式,同时也为研究者提供数据来源(如Pines,Aronson & Kafry,1981)。

2.1.2.2 实证阶段

进入20 世纪80 年代,工作倦怠研究开始转向更为系统化的实证研究,研究者使用标准化量表进行大样本的量化研究。这一阶段的研究大多聚焦于工作倦怠的评估,也因此引发了一波开发标准化工作倦怠测量量表的热潮。这一时期开发的标准化量表包括“医务人员工作倦怠量表” (Staff Burnout Scale for Health Professionals)、“马 氏 工 作 倦 怠 量 表” (Maslach Burnout Inventory,简称MBI)、“工作倦怠问卷” (Burnout Measure,简称BM)、“工作倦怠量表” (Perceptual Job Burnout Inventory)等(Schaufeli,Enzmann & Girault,1993)。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马氏工作倦怠量表,这一量表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应用,同时也赢得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同。

随着工作倦怠研究实证风潮的兴起,部分研究者开始尝试从工业组织心理学的视角开展工作倦怠研究。新视角下,工作倦怠被视为工作压力的一种形式,与诸如工作满意度、组织承诺与人员流动等因素有相关关系。这一视角开启了工作倦怠早期研究中临床视角与社会心理学视角以外的一个全新研究领域,使得工作倦怠研究的数量迅速增加。

Maslach、Schaufeli & Leiter (2001)总结了20 世纪90 年代后工作倦怠研究呈现出的三大新趋势。首先,工作倦怠研究的范围扩大。它不再仅仅局限于助人和教育行业,计算机技术人员、军事人员和管理者等都成了工作倦怠的研究对象。其次,工作倦怠研究方法出现了新的变化。一些更为复杂的量化研究方法和统计工具得到应用,如结构方程模型,它可以同时考察多个潜变量因变量之间的复杂关系。第三,纵向研究得以开展。这一研究范式不仅证明了工作倦怠是个体和工作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还可用于追踪并评估工作倦怠干预措施的后续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