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爱国主义与国学诵读的重要性

中华民族是富有爱国主义光荣传统的伟大民族。爱国主义是动员和鼓舞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一面旗帜，是推动我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巨大力量，是五十六个民族大家庭的共同精神支柱，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主旋律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现时代培养四有新人的基本要求。自觉的爱国主义必然包含理性的内容。当面对备受侵凌的、落后与贫困的祖国时，体现为要寻求救亡和富强之路；当国家走向复兴之路时，体现为对祖国的命运和未来的深切关怀，把爱国主义与当代先进社会思潮和社会主义运动相融会、相激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爱国主义教育作为提高全民族整体素质和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性工程，作为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理想、信念、人生观、价值观的共同基础，对于振奋民族精神，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为振兴中华而奋斗，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必须突出时代特征，融入时代精神。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当代中国人民发扬爱国主义精神的必然选择。只有与时俱进，爱国主义旗帜才能永不褪色、永远高高飘扬。

国学诵读

少年中国说

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sǔn）试翼，风尘吸张。奇花初胎，矞（yù）矞皇皇；干将发硎（xíng），有作其芒。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节选自梁启超《少年中国说》

★译文：所以说今天的责任，不在别人身上，全在我们少年身上。少年智慧我国家就智慧，少年富裕我国家就富裕，少年强大我国家就强大，少年独立我国家就独立，少年自由我国家就自由，少年进步我国家就进步，少年胜过欧洲，我国家就胜过欧洲，少年称雄于世界，我国家就称雄于世界。红日刚刚升起，道路充满霞光；黄河从地下冒出来，汹涌奔泻浩浩荡荡；潜龙从深渊中腾跃而起，它的鳞爪舞动飞扬；小老虎在山谷吼叫，所有的野兽都害怕惊慌；雄鹰隼鸟振翅欲飞，风和尘土高卷飞扬。奇花刚开始孕起蓓蕾，灿烂明丽茂盛茁壮；干将剑新磨，闪射出光芒。头顶着苍天，脚踏着大地，从纵的时间看有悠久的历史，从横的空间看有辽阔的疆域。前途像海一般宽广，未来的日子无限远长。美好的少年中国，将与天地共存不老；雄壮的中国少年，将与祖国万寿无疆。

历史故事

陶行知：伟大的人民教育家

陶行知（1891—1946）（图11-1），安徽省歙县人，杰出的教育家。陶行知的一生，是在人民涂炭、国家多难、民族危急之秋度过的。他以“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赤子之忱，与劳苦大众休戚与共，与共产党人亲密无间，为人民教育事业，为中国的民族解放和民主斗争鞠躬尽瘁。

陶行知出生于一个清苦农家，自幼聪明好学。邻村一位塾师认定这孩子长大后能成大事，让他免费入塾读书。有一天下大雪，当他赶到塾馆时老师已经开讲，他站在门外专心致志地听老师把课讲完。1906年，他进入本县的教会学校崇一学堂免费读书，在这里学习英文、数学、理化等课程，开始接受西方资产阶级的新教育。他一直生活在中国社会的底层，从童年时代起就对民间疾苦有深切的感受。他尤为关注中国农村状况，立志为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和广大农民受剥削压迫的悲惨处境而奋斗。他在崇一学堂读书时，曾写下“我是一个中国人，要为中国做出一些贡献来”的座右铭。

图11-1　　陶行知

在1910年至1914年就读南京金陵大学时，陶行知多次著文、演讲，宣传民族民主革命的思想。他以毕业论文《共和精义》获第一名的优异成绩，在金陵大学文科毕业，远渡重洋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他最初攻读市政，后来觉得没有真正的大众教育，就不能有真正的新共和，于是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主攻教育，期望通过教育来救国救民，从此树立起为中国人民教育事业服务的思想。1916年2月16日，他写信向哥伦比亚大学教务长罗素表达志愿：“我将回国与其他教育家合作，为我国人民组织一个有效的公众教育体系……发展和保持一种真正的民主，那将是唯一能够实现正义和自由的理想境界。”

1917年秋天，陶行知学成回国。轮船航行在浩瀚的太平洋上，船上的归国留学生们聚集在一起，许多人畅谈回国后的仕途财路之梦。陶行知说：“我要让全中国的人受教育！”回国后，他被南京高等师范学堂郭秉文聘为教育专科教员，主讲教育学、教育行政、教育统计学，不久担任教育专修科主任，1919年兼任教务主任、东南大学教育科主任。这些教职应当说是符合陶行知的志愿的。陶行知的儿子陶宏后来回忆说：“爸爸每月四百元薪水，相当于七八两黄金，比教授最高的薪水还多一百元，那时期，我们家的生活过得最舒适最幸福。”不久，他甘愿放弃这种待遇高的教授生活，几次向郭秉文校长提出辞呈，要离开大学，致力于平民教育和乡村教育。

1921年，陶行知任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接着又与朱其慧、晏阳初等共同发起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陶行知任执行书记，为普及教育奔波全国。1923年，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武汉大学前身）和金陵大学先后都想聘请他担任校长，但他立志从事平民教育运动，因而婉言拒绝。1926年，他起草发表《中华教育改进社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以下简称《宣言》），提出中国教育改造的根本问题在农村。《宣言》指出：“中国以农立国，住在乡村的人占全国人口的85%。平民教育是到民间去的运动，就是到乡下去的运动。”要想普及教育，就必须使平民教育下乡，开展乡村教育运动。

开展乡村教育绝非易事，需要有一批有识之士全心全意为之奋斗。陶行知号召人们加入这个运动，“一心一意地为中国乡村开创一个新生命”。1926年12月，陶行知为中华教育改进社起草《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书》，其中提出了一个宏伟的计划：“要筹措一百万元基金，征集一百万位同志，提倡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他为建立一支合格的乡村师资队伍，从1926年开始筹建乡村师范学校，校址选在南京远郊偏僻荒凉的晓庄（原名小庄）。这就是后来驰名中外的晓庄师范，由陶行知亲自担任校长。

在晓庄师范，陶行知脱去西装，穿上草鞋，和师生一道拔茅草，抬石头，同劳动，同生活，同探索中国教育的新路。在晓庄师范，他形成了“生活教育”理论。其要点是：“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在做中学”。根据“生活教育”的理论，晓庄师范的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自己开荒，自己建茅屋，做什么事，就读什么书，还走出校门参加村里的农协会和打倒土豪劣绅的斗争。这样就把学校教育与社会生活及生产劳动结合在一起，其目的是培养学生的实际才干和创新能力，即把学生培养成有农夫的身手，有科学的头脑，有改造社会精神的乡村教师。陶行知告诫教师，只有具备“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美人不能动”的精神，才能做一个“崇高的教育家”。

1927年，河南省督军冯玉祥听说陶行知在晓庄办乡村教育，这符合他的人人读书、人人识字的主张，亲自到晓庄学校来视察。这年12月底，冯玉祥发电邀请陶行知任河南省教育厅长，虽然陶行知很敬重冯玉祥，但回电坚辞不就，说：“晓庄事业，我要整个的身子干下去！”冯玉祥仍邀请他短期帮忙，协助规划河南的教育工作和指导部队识字运动，并答应捐款盖晓庄校舍。

陶行知召开会议，请大家就去不去河南的问题发表意见。经讨论表决，多数人支持陶行知去，但有附带条件，一定要赶在年后2月1日第三次招生的前三天回来，以不影响晓庄师范的工作。于是，陶行知带着许士骥同去河南，并推荐好友凌冰任河南教育厅长。陶、许考察开封、郑州的教育后，制订河南教育发展规划，并编制《军人识字课本》，在部队示范教学，培训教员，开展兵教兵识字运动。冯玉祥对陶行知盛情款待。陶行知在创办晓庄学校时曾累掉十斤肉，又黑又瘦，在河南恢复了身体健康。阴历除夕前日，特地照相，寄给母亲、妻儿，写《小影回家》诗序：“家人望吾寄照片甚殷，因面瘦不敢寄者数月，近来长肉二十磅，颜色已复旧观，家人见之，必可大慰，特照一相片题诗寄去。”诗云：“明日已除夕，后日是新年。身在千里外，心里自团圆。”亲人见照片后甚喜。

1930年4月，国民党反动政府以“勾结叛逆，阴谋不轨”为借口，武力封闭晓庄学校。陶行知受到通缉，被迫临时避难日本。1931年春，陶行知返回上海，任《申报》总管理处顾问，指导《申根》改革工作。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陶行知于1932年在上海创办“上海工学团”。工学团是一个社会教育组织，既是学校，又是工厂，还是一个小社会。工学团制定“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的宗旨，招收当地农民子弟入团，上午学习文化知识，下午参加生产劳动，晚上由儿童团员请当地农友到工学团办的茶园中谈论天下大事，还由儿童团员讲故事，当小先生。后来，这种“即知即传”的小先生制在全国二十多个省市中广泛推行，为当时的普及教育和扫盲运动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4年，陶行知发起组织生活教育社，主编出版《生活教育》半月刊。“一二九”运动的爆发，标志着抗日救国新高潮的到来。此时，陶行知以饱满的爱国热情积极参加抗日民主运动，参与发起成立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国难教育社。1936年，他与宋庆龄、邹韬奋等著名人士在上海发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当选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

7月，他受全国救国联合会的委托，担任国民外交使节，出访欧、美、亚、非二十八国和地区宣传抗日，争取各地华侨和国际友人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救国斗争。出国前夕途经香港时，与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等联合发表《团结御侮宣言》，赞同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呼吁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这个宣言震动国内外，对全国人民是极大的鼓舞，受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热情支持。

1938年8月，陶行知回国路过香港，倡导举办“中华业余学校”，推动香港同胞共赴国难。10月，陶行知来到当时的抗战大本营武汉。10月7日，他拜会第五战区司令、安徽省长李宗仁。李宗仁很欣赏他提出的“坚持持久抗战，就得需要全面的抗战战术，更需要全面的抗战教育与之配合”的主张，当即约他任安徽省教育厅长，希望他为家乡服务，在全国搞出个抗战教育的典型。陶行知当即婉谢说：“1917年留学毕业刚回国，大批安徽乡亲邀请我就任安徽教育厅长，我表示不仅要为安徽教育服务，更要让全中国人受教育。”李宗仁只得作罢。

陶行知到达武汉的消息不胫而走。宋美龄宴请陶行知，说先生是青年领袖，为了抗战，请他参加国民党，并担任三青团中央总干事之职。陶行知担心拒绝会伤她面子，就表示说如果三青团广泛接纳抗日青年，不排除任何党派的青年，可以考虑。当然，蒋介石不会同意这个条件，也就不再提这件事了。

抗战爆发后，陶行知发现许多有特殊才能的孩子，因陷于贫困得不到培养的机会。在周恩来和许多共产党员的支持下，1939年7月，他在四川重庆附近合川县草街子古圣寺为难童创办育才学校，择优选拔有特殊才能的儿童，学校根据学生的兴趣和条件，聘请大批专家学者担任教师，对学生因材施教。在普修文化课外，设有音乐、戏剧、绘画、文学、社会、自然、舞蹈等组，因材施教，把生活教育的理论运用在培养“人才幼苗”的实践中，使育才学校成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株奇葩，为国家培养了不少专门人才。周恩来、邓颖超为保护陶行知，曾代表中国共产党多次邀请陶行知去延安指导工作，或视察调研。陶行知回答：“我虽日夜向往延安，但丢不下育才学校的这些难童，将来总会去延安的。”他先后派出一百多位学生去延安，投身革命事业。

1945年，陶行知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当选为中央常委兼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他以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民主教育委员会主任名义，发表《实施民主教育的提纲》《民主教育之普及》《社会大学运动》等文章，无情地揭露和抨击国民党推行的法西斯教育，提出“生活教育”的四大方针，即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创造的教育。1946年1月，陶行知在重庆创办社会大学，推行民主教育。重庆社会大学成为当时民主革命的一座堡垒，成为在国民党统治区向青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基地。

1946年4月，陶行知来到上海，以更大的政治热情投入反内战、争和平，反独裁、争民主的群众斗争，为在上海创办社会大学和育才学校的迁址问题进行多方奔波。不久，著名民主战士李公朴、闻一多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消息传来，陶行知异常激愤。他到处演讲，发出“和平最急，民主第一”的呼号。后听说国民党特务已将他列为下一个暗杀对象，他毫无畏惧，视死如归，一面作好“我等着第三枪”的牺牲准备，一面继续坚持斗争，仍然一次次发出正义的呐喊，始终站在民主运动的最前列。7月25日，陶行知因为劳累过度和受刺激过深，突发脑溢血不幸逝世。

陶行知逝世后，毛泽东、朱德发来唁电：“惊闻行知先生逝世，不胜哀悼！先生为人民教育家，为民族解放与社会改革事业奋斗不息，忽闻逝世，实为中国人民之巨大损失，特电致唁。”中共中央代表团的唁电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和民主战友陶行知先生不幸逝世，实为中国人民大众政治解放和精神解放的最大损失。相信陶先生之死，将振奋无数崇仰先生思想事业之男女，更加坚强起来，为人民大众服务。”

朱自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救济粮”

朱自清（1898—1948），原名自华，号秋实，后改名自清，字佩弦，我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诗人、散文家、爱国主义学者。

朱自清生于江苏江都县。六岁随家人迁居扬州，在那里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他自幼继承父辈的家学渊源，受到士大夫家庭的影响，逐渐养成“整饬而温和、庄重而矜持”的文人气质。扬州古城秀丽的自然风光和浓郁的文化氛围，陶冶了少年朱自清平易的性情和向往自然美的情趣，这些都潜移默化地融入他后来的诗歌与散文创作中。

1916年，十八岁的朱自清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大学四年生活后，朱自清先后在江苏、浙江一带的多所中学担任国文教员。1922年，他只身一人来到浙江台州第六师范学校任教，与俞平伯等人创办《诗》月刊，积极参加新文学运动。1925年8月到清华大学任教，开始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创作则以散文为主。朱自清为人正直、淳朴，其文章散发出率真的气息。

1927年大革命失败，中国的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四一二”政变给朱自清的思想带来极大的震撼，其思想和创作发生很大转折。他的作品不再限于日常生活的抒情小品，转向抨击现实丑恶的杂文。这些杂文高扬着战斗的旗帜，反抗压迫，追求民主，冷峻论世，标志着朱自清的散文创作进入新阶段。1940年，朱自清在成都目睹饥民哄抢米仓，愤然写下《论吃饭》一文，犀利地指责当权者无视人民温饱，支持人们为维护自己的天赋人权而斗争，体现出不畏强暴的一身豪气。《论气节》一文精辟分析“气”“节”二字，指出五四以来的青年人的“气”和“节”，实际上就是“正义感”，“这是他们新的做人的尺度”（图11-2）。

图11-2

1946年，蒋介石一手挑起的全面内战终于爆发。国民党宪兵在昆明加剧进行法西斯统治，迫害进步团体，破坏民主活动。很多民主人士受到恫吓。李公朴、闻一多等进步人士冒着生命危险，发起“争取和平联络会”的签名运动，动员人民群众起来反对内战，反对特务迫害，争取民主，争取自由。他们揭发国民党反动派制造内战的罪行，支持共产党提出的长期停战、恢复交通、整军复员、重开政协四项建议。

1946年7月11日夜，中国民盟滇支部负责人之一，社会教育家李公朴和夫人遭特务暗杀。得此噩耗，闻一多拍案而起，怒斥反动派卑鄙无耻。闻一多也是民盟滇支部负责人之一，特务黑名单上的第二号人物就是他。亲友们劝他赶快避开，但闻一多拒绝家属和好友的劝告，毅然挺身而出，挑起民盟支部工作，亲自料理李公朴的丧事，向社会控诉反动派的滔天罪行。15日下午，他亲临云南大学，主持李公朴的丧仪，厉声痛斥特务的无耻行径。闻一多前往民主周刊社，出席民盟滇支部为李公朴被害招待记者会。在会上，他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政协决议、发动内战的经过。会后，闻一多在回西南联大的途中，被国民党的两个便衣特务开枪暗杀。闻一多身中数弹，血如喷泉，壮烈牺牲。

这时，朱自清在成都探亲尚未回昆明。他从报纸上得知闻一多遇害的消息，大为震惊，无心茶饭，坐卧不宁，无限悲痛。他在好友的鲜血面前，陷入痛苦的思索。成都各界举行李公朴、闻一多惨案追悼大会，朱自清愤然前往并作演讲。他慷慨激昂地介绍闻一多的生平事迹，颂扬他火一样的革命精神，控诉特务罪行，向反动当局提出抗议。他的讲话博得全场掌声，使不少听众落下了眼泪。

7月21日，西南联大成都校友会召开闻一多先生追悼会，刚回校不久的朱自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激愤地说：“闻一多先生在昆明惨遭暗杀，激起全国的悲愤。这也是民主主义运动的大损失，又是中国学术的大损失。”他详细地叙说闻一多在学术上的巨大贡献，告诉人们国民党反动派残杀了一个多么有价值的学者，摧残了中国学术界不可多得的人才，以此激起人们对敌人的更大愤恨。他暗下决心，要把闻一多的全部遗著整理出版，以此作为对敌斗争的一种方法。

1946年10月7日，朱自清带家属乘飞机回到北平清华大学。12月20日，北大女生沈崇被两名美军绑架强奸。对此暴行，北京大学千余名学生举行抗暴集会，并成立北京学生抗议美军暴行筹备会，组织5000多学生举行示威游行，抗议美军暴行。北平学生的爱国行为，掀起全国抗暴斗争的怒潮，全国有十个城市五十余万学生举行示威，要求从中国撤出全部驻华美军，废除《中美商约》。国民党反动政府大怒，立即在北平逮捕2000多人。此时，北平的十三名教授签名的抗议书在报纸上发表，朱自清名列第一。他的名字由此成为国民党黑名单中的第一个。但是，他已经毫无畏惧了。

朱自清是旧时代知识分子中的典型人物。他曾经是自由主义者，不大喜欢参加政治活动，特别是比较激烈、斗争性较强的政治活动。但是，他具有正义感。随着国民党和美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奴役、压迫的加强，他不再沉默。他回到清华园后，对政治的态度发生改变。他反对内战，讨厌国民党，对共产党的看法也开始改变。他在公开集会上朗诵解放区的诗歌，有时候还和学生们一起化装扭秧歌。另一方面，他坚决不走中间路线、第三条道路。当时有人要他参加国民党办的中间路线刊物《新路》，他坚决地拒绝。

1948年6月间，国民党政府发行的法币时刻都在贬值，买一包纸烟要几万块钱。教授的薪水月月在涨，但法币贬值更快，物价涨得更快。原来生活比较优越的教授们，此时也和广大人民一样难以生活下去。特别是像朱自清这样人口较多的家庭，生活更为困难。国民党政府为安抚高校教授们的不满情绪，当时发了一种配购证，可以用较低的价格买到“美援的面粉”。也正在这个时候，美国政府竭力扶助日本，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对中国人民发出诬蔑和侮辱的叫嚣。一面是廉价收买，一面是扶植日本，侮辱中国人民。

为揭穿国民党政府的阴谋，抗议美国政府的侮辱，清华的教授们发起签名，发表一个公开声明。声明是这样的：

为反对美国政府的扶日政策，为抗议上海美国总领事卡宝德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对中国人民的诬蔑和侮辱，为表示中国人民的尊严和气节，我们断然拒绝美国具有收买灵魂性质的一切施舍物资，无论是购买的或给予的。下列同仁同意拒绝购买美援平价面粉，一致退还购物证，特此声明。三十七年六月十七日。

此时，朱自清的胃病已经很严重，只能吃很少的东西，多吃一点就要吐，且面庞瘦削，说话声音低沉。他有几个孩子，日子过得比谁都困难。但他一看完此《声明》的稿子，便立刻毫不迟疑地签了名。他向来写字是规规矩矩的。这次，他还是用颤动的手，一笔不苟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不仅如此，在逝世前一天，他还告诉夫人：“有一件事得记住，我是在拒绝美援面粉的文件上签过名的！”意思是提醒夫人不要去领“美援的面粉”。纵观朱自清的一生，他从一个进步的知识分子到一位勇敢的民主斗士，展现出一个爱国主义者的高尚风范。

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这样评价朱自清：“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