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设计美学思想的现代意义

现代“设计”与“设计美学”的概念是随着西方工业革命提出来的，建立在西方的工具理性的思想文化和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的基础之上。一方面，现代设计依靠技术的强大力量改造外部世界，发扬了人的主体性，推动了现代科技的发展，创造了繁荣辉煌的现代工业文明；另一方面，随着科技的发展和工业文明的进步，以工具理性为先导的现代设计也面临着很多困境，如自然资源的破坏、人与自然环境的生态危机、高技术产品的非人性化、人文精神的缺失等。

先秦设计美学思想脱胎于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土壤。由于小农经济自给自足，人的生存与周围的自然界密不可分，因此，中国人的“天人合一”观念根深蒂固，强调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在思维方式上强调有机联系的辩证整体观。在这种文化影响下的先秦设计美学思想强调以人为本，顺应自然，注重和谐，对于解决当下设计所面临的问题富有深刻的启示意义，具体而言：

首先，提倡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现代设计美学中的重要问题。设计是为人造物的活动，设计的过程就是把自然资源加工改造制作出满足人们需要的产品的过程。一方面，自然为人们提供设计所需的资源；另一方面，人类的设计活动又受自然的制约。因此，在设计活动中，应该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协调人与自然的和谐，这也是现代生态设计的核心理念。西方由于受到“主客二分”认识论思维方式的影响，认为人是主体，自然是客体，自然是人认识、征服、改造的对象，由此形成了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其基本特征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始终坚信人是自然的主体、目的和主宰，自然是为人服务的，最主要的功能就是提供资源来满足人类无限的欲求。这样一来，自然就没有自身存在的价值，就只是一个机械的物理世界。受到这种观念的影响，人们往往凌驾于自然之上，为自然立法，无限制地掠夺自然资源，导致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紧张，引起了一系列的生态问题，如能源匮乏、温室效应、大气污染、水污染、噪声污染、酸雨、臭氧层破坏、土地荒漠化、生态多样性锐减……这引起了人们的深刻反思。20世纪60年代，美国著名设计理论家维克多·帕帕尼克（Victor Papanek）在他于1967年出版的经典著作《为真实世界而设计》（Design for the Real World）中提出，设计应该认真考虑地球的有限资源如何合理使用，设计应该为保护地球的有限资源服务。维克多·帕帕纳克对生态设计、可持续设计思潮产生了直接影响。1987年，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ECD）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正式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模式：“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1]随着人们对生态环境和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高度重视，20世纪80年代末，“绿色消费”首先在美国兴起，继而蔓延至全世界，至20世纪90年代，生态设计成为现代设计的热点。生态设计是一种与传统设计观截然不同的新设计观，它从生态学的有机整体出发，从人与自然的整个生态系统来考虑设计，不仅注重人的价值，而且注重自然界其他生命的价值，以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中国古代经济以农耕经济为主体，因此古人十分关注天气变化，依赖自然环境，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与自然是密不可分的，即“天人合一”。春秋战国时期，人与自然（即天人）关系也成为经常谈论的命题，一般都认为人为天地所生，人与自然是一种彼此融合的关系。并且，既然人为天地所生，不能离开天地而生存，人的行为也应该顺应自然，尊重自然规律。这种“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渗透在中国古代设计思想中，具体表现为“器显天道”的设计观，即器物设计与制作必须遵循天道，如天时、地气的生态观，审曲面势的材质观，制器的过程本身就是天道生发、演化的过程，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的审美理想。

并且，从天人合一的前提出发，道家进一步提出每一个事物都按其本性存在，没有贵贱之分，各得其所，道通为一，“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2]因此，人类应当尊重万物的自然本性，顺应自然。而不应该以人自身的利益作为评价万物“有用”或“无用”的依据，并提出了“无用之用”，这实际上蕴含了对“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抨击，与现代生态设计理念有着共通之处，对于正确处理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富有启示意味，如可持续发展的设计观、多元共生的设计原则、整体系统的设计观等。

其次，提倡人与物的和谐，以人为本。人与物的关系，是设计美学的中心问题之一。设计的目的就是创造出具有某种功能的产品（物）以满足人的需要。因此，设计美学探讨的中心问题是人—物之间的审美和谐，其根本出发点是人。

而中国古代设计美学思想中，很早就注意到人的主体性问题。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征服自然的能力增强，人的主体意识不断觉醒，由殷商时代“尊神重巫”的神本文化走入了人本文化，凸显人的价值和尊严，如《礼记·表记》所言：“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先禄而后威，先赏而后罚，亲而不尊。其民之敝，蠢而愚，乔而野，朴而不文。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其民之敝，荡而不静，胜而无耻。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其赏罚用爵列，亲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惭，贼而蔽。”^[3]从以上文字可知，从“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到“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人已经开始摆脱神鬼的束缚，主体性意识已经开始觉醒。这也反映在很多先秦古籍中，如《尚书·泰誓》：“惟天地，万物之母；惟人，万物之灵。”^[4]《周易·系辞下传》：“天地设位，圣人成能；人谋鬼谋，百姓与能。”^[5]《左传·昭公十八年》：“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6]

随着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先秦诸子在谈到人与物的关系时，基本的倾向是：重己役物，以人为本。如庄子认为人应当主宰物而不应当被物主宰：“物物而不物于物”^[7]“不以物挫志”^[8]“无物累”^[9]“乘物以游心”^[10]。荀子也认为不要“以己为物役”^[11]，应“重己役物”^[12]。即要重视自己，役使万物，而不要做物的奴隶。又如《尚书·旅獒》：“不役耳目，百度惟真，玩人丧德，玩物丧志。”与“重己役物”的哲学思想一致，先秦设计实践中十分强调人在设计和使用产品中的主体地位，使产品适应“人的尺度”，符合人的生理机能，这在《考工记》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考工记》中关于产品的设计要求、工艺标准和质量检测都是以人为中心，适宜人使用为基本原则。

此外，以人为本的人性化设计不仅包括人的生理因素，还包括心理因素。21世纪以来，随着微电子和通信技术为代表的数字信息技术的普及和应用，正把人们从工业社会引入非物质社会，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电脑的普及，人们之间的交流方式由传统的面对面的直接接触，变为人与机器的交流，人们的工作、交往大多通过网络进行，与外界的直接交流大大减少，这就造成人与人之间的隔离、人际关系的淡漠。这一现象引起了很多西方学者的关注，如亚历山大·金写道：“在一个房间里，信息输入的集中，非个人的和远距离通信可能性的集中，教育和文娱频道的密度，这些因素加上许多其他因素，可能使家庭失去机动性，并使家庭脱离人们的外部接触。这可能很容易导致个人的日益疏远，并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主动的反主流文化的隐退，而是被动的和不知不觉之间加剧的疏远，并且失去人的尊严和自觉。用更严格的话来说，最终会导致人类的自动化吗？回答是很有可能。”^[13]这种担心并非多余，高科技的发展使得人的情感因素往往被忽略了。从现代设计的角度来看，设计的目的是人，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人的需要不仅局限于生理需要，还有心理需要，如美国认知心理学家、工业设计家唐纳德·诺曼（Donald Arthur Norman）在《情感化设计》（Emotional Design：Why We Love（or Hate）Everday Things）中提出“情感化设计层次模型”。^[14]

先秦设计美学思想中也不乏对于符合人的情感需要的思考。如第三章所提到的车器、甲胄、兵器等的设计和制作不仅考虑到人使用的生理安全、舒适，而且考虑到精神的愉悦，使人处于身心解放的自由状态，这恰恰是一种审美的状态。与现代设计美学所提倡的情感化设计是一致的。

最后，器以载道，不仅注重器物的物质实用功能，而且重视器的人文精神的表达，通过对器的设计和使用，加强主体的个人道德自律，塑造主体的内在身心，与现代的生活方式^[15]设计有共通之处。

艺术设计与生活方式有着密切关系。艺术设计为人们的日常生活提供物质基础，与人的生活方式相适应。如原始社会，人们的生活方式是男子主要从事狩猎，女子从事采集，艺术设计的形式也表现为石器、骨器、陶器等；农业文明时代，人们以小农经济生活方式为主，男耕女织，艺术设计的形式也有了青铜器、铁器等农业工具，车船等交通工具；工业社会，进入工业化大生产，出现了标志着工业文明的汽车、飞机、家用电器等工业产品。21世纪，随着人们进入信息时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尤其是计算机技术的普及，社会财富急剧增加，人们的生活方式出现了巨大的变化，如法国著名社会学家让·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提到：“今天，在我们的周围，存在着一种由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盛现象。它构成了人类自然环境中的一种根本变化。恰当地说，富有的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人的包围，而是受到物的包围。……我们自己也慢慢变成官能性的人了。我们生活在物的时代：我是说，我们根据他们的节奏和不断替代的现实而生活着。”^[16]“消费者与物的关系因而出现了变化：他不会再从特别用途上去看这个物，而是从它的全部意义上去看全套的物。洗衣机、电冰箱、洗碗机等，除了各自作为器具之外，都含有另外一层意义。”^[17]也就是说，随着物质产品的极大丰富，人们生活的富裕，从生产社会进入消费社会以后，人们对于物质产品不仅仅满足于单一的使用价值，还更多地关注商品的精神价值。如人们购买名牌服装、高档轿车、豪华别墅不仅仅在于它们经久耐用，更重要的是因为它们是自己身份和地位的象征。经济学家凡勃伦在《有闲阶级论》中深刻地揭示：“使用这些更加精美的物品既然是富裕的证明，这种消费行为就成为光荣的行为；相反地，不能按照适当的数量和适当的品质来进行消费，意味屈服和卑贱。”^[18]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与现代消费社会的生活方式相适应，现代产品的设计不仅要关注其实用功能的使用价值，更要关注其社会功能的精神价值。

先秦设计美学中“器以载道”的思想就关注到了产品设计的精神价值。对中国古人来说，一方面，注重器的实用功能，如墨子的“节用”，《周易·系辞上》中的“备物致用，立功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19]，韩非子的“夫瓦器至贱也，不漏可以盛酒，虽有千金之玉卮，至贵而无当，漏不可盛水”^[20]；另一方面，更重视器的精神、人文思想的表达，“器”寄托了人的感情、道德、社会身份等，重视在对器的使用过程，对主体行为规范的引导与道德修养的自律。如前面已论述过“器以藏礼”的设计思想，通过器物的设计和使用来象征使用者的身份等级和社会地位，并遵循尊卑有序的等级制度，从而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如“君子比德于玉”的设计思想，把玉本身的色泽、质地、纹理与君子的仁、知、义、礼、乐、忠、信、天、地、德等相比拟，引导君子修正自己的行为。孔子还强调将具体的容貌、衣服、言辞、行为与抽象的仁义礼智信等君子之德相联系，认为服饰对于人的进德修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深衣的设计引导人们修君子之德，“六服”的设计引导妇人专一忠贞等，都体现了对器物设计的文化价值和精神价值的重视，也体现了器物对人的生活方式的反作用。

总之，先秦设计美学思想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物的和谐，强调人的主体性，以人为本，不仅注重器物的物质实用功能，而且重视器的人文精神的表达，通过对器的设计和使用，加强主体的个人道德自律，塑造主体的内在身心，这些都与现代设计美学所提倡的生态设计、人性化设计、生活方式设计理念有着相通之处，对于解决当下设计所存在的困境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今天，中国的设计美学既要有分析地借鉴西方现代设计美学中一切合理的东西，但又不能闭关自守，决不做西方现代设计美学的跟班、追随者，而要继承中国古代设计美学的优秀传统和丰富遗产，同时又在现代条件下，将它发扬光大，努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设计美学，并为当代世界设计美学的发展作出无愧于中华民族伟大传统的贡献。

【注释】

[1]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著，王之佳，柯金良等译：《我们共同的未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2页。

[2]《庄子·齐物论》，见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上），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1页。

[3]《礼记·表记》，见杨天宇撰：《礼记译注》（下），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724页。

[4]《尚书·泰誓》，见（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正义：《尚书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401页。

[5]《周易·系辞传下》，见周振甫译注：《周易译注》，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273页。

[6]《左传·昭公十八年》，见杨伯峻译注：《春秋左传注》（三），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395页。

[7]《庄子·山木》，见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中），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98页。

[8]《庄子·天地》，见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中），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98页。

[9]《庄子·天道》，见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中），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40页。

[10]《庄子·人间世》，见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中），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23页。

[11]《荀子·正名》，见王先谦撰：《荀子集解》（下），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510页。

[12]《荀子·正名》，见王先谦撰：《荀子集解》（下），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511页。

[13]亚历山大·金：《一次新的工业革命还只是另一项技术》，载[联邦德国]京特·弗里德里奇著，李宝恒等译：《微电子学与社会》，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5页。

[14]诺曼认为人类对外界事物的认知加工能力分为三个层次：自动的预先设置层，即本能层次（visceral level）；支配日常行为人类脑活动的部分，即行为层次（behavioral level）；人类脑思考的部分，即反思层次（reflective level）。根据三个层次的不同作用，诺曼将其转化为三种情感化设计策略：本能性设计侧重于产品的外形、材料、质地，为顾客带来直觉的情感效果；行为性设计侧重于产品操作，以人为中心，满足使用者的实用需要；反思性设计则侧重于产品的意义，为顾客带来更深层次的情感体验。

[15]所谓“生活方式”，广义是指“不同的个人、群体或全体社会成员在一定的社会条件制约和价值观念指导下所形成的满足自身生活需要的全部活动形式和行为特征的体系”。狭义是指“日常生活领域的活动形式与行为特征”，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版，第369页。

[16][法]让·鲍德里亚著，刘成富，全志刚译：《消费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页。

[17][法]让·鲍德里亚著，刘成富，全志刚译：《消费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页。

[18][美]凡勃伦著，黎受百译：《有闲阶级论》，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56页。

[19]《周易·系辞下传》，周振甫译注：《周易译注》，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247页。

[20]《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见（清）王先慎撰：《韩非子集解》，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3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