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礼乐文化相关的先秦各家各派的哲学都有自己的设计美学。下面,大致按照时代先后略述如下:第一,《周易》与设计美学。首先,孔子关于器物设计的思想与他所主张的“礼”“乐”治国分不开。在儒家设计美学中,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要求。总体来看,儒家的造物理想重在维护宗法制社会秩序,并通过器物的纹饰、形式等表现出......
2023-09-30
与道家的“无用之用”不同,墨家、儒家都从各自的立场出发,主张“有用之用”,但是又各有侧重,下面试分论之:
1.“有用之用”的哲学内涵
“有用之用”即强调器物对百姓有用,《国语·楚语上》记载的“伍举论美”,较早明确地提出了器物的制作应该符合百姓的利益,楚灵王“为章华之台,与伍举升焉,曰:‘台美夫’!”伍举回答:“臣闻国君服宠以为美,……不闻其以土木之崇高、彤镂为美。”因为“夫美也者,上下、内外、大小、远近皆无害焉,故曰美。若于目观则美,缩于财用则匮,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为?”[92]也就是说,美是对上下、左右、大小和远近的人都是有益无害的,如果“目观”即美,高大雄伟的雕梁画栋必然要浪费很多钱财,“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使百姓贫困,对百姓无益,这有什么美可言呢?这虽然是武举对楚灵王的进谏之言,但是也从侧面反映出他认为器物的制作应该以百姓的利益为标准。
《周易·系辞上传》指出设计制作器物的目的是为了满足百姓日常生活需要:“备物致用,立功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93]在《周易·系辞下》中又列举了很多为了满足人们日用所需而设计制作器物的例子,如“作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重门击柝,以待暴客……断木为杵,掘地为臼,臼杵之利,万民以济……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94],可见结网、造舟楫、车辆、门柝、杵臼、弓矢,皆“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95],满足百姓日用所需,即“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96]
墨子也提倡“节用”,“节用”的字面意思即节约开支,合理有效地利用资源。墨子的“节用”观是针对当时统治者在衣食住行各方面的奢侈靡费而提出。《墨子·辞过》多处描述了当时统治者在衣食住行方面穷奢极欲的各种表现:
当今之主,其为宫室,则与此异矣。必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以为宫室台榭曲直之望,青黄刻镂之饰。……
当今之主,其为衣服,则与此异矣。冬则轻暖,夏则轻清,皆已具矣。必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以为锦绣文采靡曼之衣,铸金以为钩,珠玉以为珮……
当今之主,其为舟车,则与此异矣。全固轻利皆已具,必厚作敛于百姓,以饰舟车。饰车以文采,饰舟以刻镂。女子废其纺织而修文采,故民寒;男子离其耕稼而修刻镂,故民饥。人君为舟车若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其民饥寒并至,故为奸邪。奸邪多则刑罚深,刑罚深则国乱。[97]
从上述描写可以看出,当时的统治者在建宫室、置衣服、造舟车等方面都“厚敛于民”,并且,当时的统治者不仅生前奢靡浪费,死后也提倡“厚葬”:“棺墩必厚,衣裘必多。纹绣必繁……金玉珠玑比乎身,纶组节约、车马藏于圹。”[98]结果是“其使民劳,其籍敛厚,民财不足,冻饱死者不可胜数……攻城野战死者,不可胜数”。[99]
在这种背景下,墨子提出了“节用”的主张,认为“凡天下群百工,轮车、匏、陶、冶、梓匠,使各从事其所能,曰:‘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诸加费不加于民利者,圣王弗为”[100],也就是说器物制作设计以能满足百姓的基本生活需求为限,如果超过这个限度,费用就会增加,就会对百姓不利。从“节用”出发,墨子认为衡量一件器物的好坏以及判定其是否可取的标准就是其实用功能,具体而言:衣服“冬以圉寒,夏以圉暑”[101],“适身体,和肌肤而足矣”[102];食物“其为食者,足以增气充虚,强体适腹而已矣”[103],“足以充虚继气,强股肱,耳聪目明,则止。不极五味之调,芬香之和,不致远国珍怪异物”[104];居住“室高足以辟润湿,边足以圉风寒,上足以待霜雪雨露,宫墙之高,足以别男女之体,谨此则止”[105];出行“其为舟车也,全固轻利,可以任重致远,其为用财少,而为利多,是以民乐而利之”[106];丧葬“桐棺三寸,足以朽体;衣衾三领,足以覆恶。以及其葬也,下毋及泉,上毋通臭,垄若参耕之亩,则止矣”。[107]
墨子提倡“节用”的根本出发点是“利人”:“仁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将以为法乎天下,利乎人即为,不利人乎即止。”[108]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墨子的“利人”是指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他认为衡量事物的价值标准就在于是否对广大劳动人民有利,“利乎人即为,不利人乎即止”。他认为统冶者奢侈浪费,必定会厚敛于民,加重百姓负担,使百姓衣食不足,生活困苦,因此,墨子的“节用”并不是从工艺技术角度来否定造物,而是站在下层劳动人民的立场,批判统治者的奢侈浪费,并提出解决措施,蕴含着素朴的“民本”思想。
韩非子从“性恶论”出发,把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关系都归结为相互利用,并一针见血地指出:“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人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买。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109]造车的人希望人富贵,开棺材铺的人希望人死,都是出于功利目的。他在《韩非子·外储说右上》更进一步提出器物的制作应该首先满足最基本的实际功利需求:“夫瓦器至贱也,不漏可以盛酒,虽有千金之玉卮,至贵而无当,漏不可盛水。”[110]韩非子从功能的角度肯定了瓦器,认为器物首先必须以满足人的需要为前提,否则,哪怕是贵重的千金之玉卮,如果“不可盛水”,也不敌价格低廉的可以盛酒的瓦器。
2.“有用之用”的设计美学意义
总体看来,伍举、《周易》、墨子、韩非子基本都是从国计民生的角度出发,强调器物的实用功能,这种从政见出发而阐述的设计思想,虽然有其狭隘性,但是其注重产品的实用功能却恰好切合设计的本质特征。从西方设计美学来看,注重功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主题。早在古希腊,苏格拉底就提出“美在于功用”[111],古罗马建筑师维特鲁威在《建筑十书》中也提出建筑美学三原则:“建筑还应当造成能够保持坚固、实用、美观的原则。”[112]19世纪80—90年代,随着芝加哥学派的兴起,其代表人物沙利文在建筑学领域明确提出“形式跟随功能”,反对学院派建筑的仿古倾向和装饰风格。这一观点后来成为20世纪初工业设计运动中功能主义流派的主要论点,即强调产品设计的核心是功能,形式由设计产品的功能决定。如德意志联盟的创始人穆特修斯指出:“只有按严格的求实态度,清除单纯的装饰外形,按照目的的要求进行教育和修养,才有可能进步”[113],“形式是对一切对象最内部、最本质的含义的认识的表达,任何艺术和艺术家都不能也不允许任意捏造这种内在本质”[114]。这实际上已经隐含着要求产品的形式成为功能目的的表现。功能主义也曾经成为包豪斯倡导的理论原则,它包括:“废弃历史上传统的形式和产品的外加装饰,主张形式追随功能,尊重结构自身的逻辑,强调几何造型的单纯明快,尽量使产品具有简单的轮廓、光洁的外表,重视机械技术,促进工业的标准化并适当考虑商业因素。”[115]
当然,“有用之用”与西方强调功能的原则也存在区别。西方的功能主义原则主要建立在机器工业化大生产的基础上,目的在于以工业化批量生产的方式满足大众的标准化社会需求。而先秦时期的“有用之用”对功能的强调是建立在封建社会手工业生产的基础上,目的在于满足百姓基本物质生活需要。而且,“有用之用”所理解的“用”仅限于一般的物理实用功能,这是比较狭隘的,因为除了一般的物理实用功能外,产品还有其他层面的功能,如社会功能、文化功能等,这些是设计中不可分离的。
另外,“有用之用”强调设计产品应该符合广大人民的利益也蕴含了素朴的民本思想,这一点与西方现代设计中所强调的“为大众需要而设计”是一致的。西方现代设计从诞生之初就强调设计为大众服务。英国“工艺美术”运动的理论指导约翰·拉斯金最早明确指出设计应该为大众服务:“以往的美术都被贵族的利己主义所控制,其范围从来没有扩大过,从来不去使群众得到快乐,去有利于他们。与其生产豪华的产品,倒不如做些实实在在的产品为好。请各位不要再为取悦于公爵夫人而生产纺织品,你们应该为农村中的劳动者生产,应该生产一些他们感兴趣的东西。”[116]“工艺美术”运动的重要代表莫里斯也进一步提出设计的民主思想,他说:“我不希望那种只有为少数人的教育的自由,同样也不追求为少数人服务的艺术,与其让这种为少数人服务的艺术存在,倒不如把它扫除掉来得好。”[117]现代主义设计的重要代表勒·柯布西耶宣称:“为普通人,所有的人,研究住宅,这就是恢复人道的基础,人道的尺度,需要的标准、功能的标准、情感的标准。”[118]包豪斯的夏德利克也说:“工业品的设计,要建立在生产的统一化、标准化和合理化上,它不以牟利为目的,而为人民的利益服务,帮助人民改善生活。”[119]由此可见,设计为人民大众服务是现代设计的核心理念,而“有用之用”已经触及了这一核心理念,这是难能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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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徐恒醇.开拓现实世界的审美王国——国外技术美学研究概况[J].文艺研究,1986(6).[2]李砚祖,张道一.先秦诸子工艺思想研究[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1987(4).[3]戴吾三,高宣.《考工记》的文化内涵[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2).[4]徐飚.观象制器[J].湖北美术学院学报,1999(2).[5]徐飚.周易“贲”卦美学思想探析[J].浙江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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