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的无用之用与先秦设计美学思想

1.“无用之用”的哲学内涵

“无用之用”是老、庄哲学中的重要思想。老子谈“无用”是与“道”相联系的。老子认为作为宇宙本原的道具有“有”“无”两个特性：“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46]从这段话得知，一方面，作为宇宙本原的道是真实地存在着，是万物之母，因而是“有”：“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47]另一方面，作为天地万物的本源与根据的道又是无形、无声、无象的，超出人的感官：“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48]所以，鉴于此，道自身又是“无”。因此，“有”“无”统一于“道”，“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如冯友兰所说：“故道兼有无而言，无言其体，有言其用。”^[49]老子多处谈及道的体、用，如《老子·四章》：“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湛兮，似或存。”^[50]这句话说明道体虽然是虚空的，而其作用却是无穷的，又如“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51]，“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穷”^[52]，这些言论都谈及了道的作用是无穷的。

除了从“道”的层面论及“用”，老子还进一步从现象层面论及“用”：“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53]老子认为车轮可以转动，器皿可以载物，房屋可以居住，都是因为它们的内部是虚空的。老子这里的“无”即有形物的虚空部分，是车、器皿、居室自身的构成部分，看似无用，却服务于各自的有用性，故“无之以为用”。

庄子继承了老子的思想，并明确提出了“无用之用”这一哲学思想：“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54]这里的“有用”“无用”表明了人与物之间的一种价值关系。人们往往以人为中心，认为物能够满足自身需要即为“有用”，反之，物不能满足自身需要即为“无用”。庄子批判了这种狭隘的以人为中心的“有用之用”，肯定了“无用之用”的价值。

首先，对人无实用而对己有合其本性发展之大用。如《庄子·逍遥游》记载：“惠子谓庄子曰：‘吾有大树，人谓之樗。其大本雍肿而不中绳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立之涂，匠者不顾。今子之言，大而无用，众所同去也。’庄子曰：‘子独不见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东西跳梁，不避高下；中于机辟，死于网罟。今夫嫠牛，其大若垂天之云。此能为大矣，而不能执鼠。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55]在惠子看来，大树的树干木瘤盘结而不合绳墨，树枝弯弯曲曲而不合规矩，因此木匠都认为它没有用处，不愿看它。与惠子不同，庄子却认为大树树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免受斧头砍伐，看似“无所可用”，其实“安所困苦哉”，这才是大用。在《人间世》中，庄子又讲述了类似的故事，一个叫石的木匠在曲辕看见一棵作为社神的栎树：“其大蔽数千牛，絜之百围，其高临山，十仞而后有枝，其可以为舟者旁十数。”^[56]但是，木匠不瞧一眼，径直往前走，因为在木匠看来，此木是无用的散木：“以为舟则沉，以为棺椁则速腐，以为器则速毁，以为门户则液樠，则以为柱则蠹，是不材之木也。”^[57]但是晚上才梦见栎树对他说：“女将恶乎比予哉？若将比予於文木邪？夫柤梨橘柚，果蓏之属，实熟则剥，剥则辱；大枝折，小枝泄。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终其天年而中道夭，自掊击于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且予求无所可用久矣，几死，乃今得之，为予大用。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且也若与予也皆物也，奈何载其相物也？”^[58]栎树认为梨橘柚，果蓏之类，果实熟了就遭到剥落，剥落就被扭折，大枝被折断，小枝被拉下来，这都是由于它们的“有用”而“不终其天年而中道夭”，而自己却因为“无所可用久矣”，所以才得以保全至今，这才是“为予大用”。这两则故事中，惠子和木匠都是从人的目的出发认为大树、栎树“无用”，因为大树、栎树都是自然生长的，大树不中绳墨和规矩，而栎树的材质松散，是“不材之木”，它们都不能服务于人的目的，所以是“无用”的。而庄子和栎树则从物自身出发肯定其“无用之用”，大树、栎树生长于自然之中，自然才是它们的归属。虽然在世俗的社会里，它们没有实用价值，但是在自然中，它们的存在和生长是合于自然和其本性特征的，这才是其生命价值的真意所在。

其次，无此用而有彼用。在《庄子·逍遥游》中，惠子认为“实五石”的大葫芦，“以盛水浆，其坚不能自举也；剖之以为瓢，则瓠落无所容”^[59]，虽然大却似乎没什么用处，庄子却指出惠子对事物之“用”的理解太过狭隘，有用与否在于价值关系中主体的需求与客体的满足程度之间的契合。同一件物品，在一种价值关系中无用，在另一种价值关系中却可能有大用，因此关键在于人如何用。如大葫芦虽然不能盛水、做瓢，但是却可以“为大樽而浮乎江湖”^[60]，载人渡河涉水，这是大用；又如，“宋人有善为不龟手之药者，世世以洴澼絖为事”^[61]，后来有人花费百金购得药方，并在吴越冬天大战时，帮助吴国打败越国，因此获得奖赏。虽然药方是同样的，但是由于使用方式的不同，结果也大不相同，可见关键在于主体如何因物尽用。

再次，“有用”不能独存，依赖于“无用”，这种依赖关系也是“无用之用”。如《庄子·外物》：“惠子谓庄子曰：‘子言无用’。庄子曰：‘知无用而始可与言用矣。夫地非不广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则厕足而垫之致黄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无用’。庄子曰：‘然则无用之为用也亦明矣。’”^[62]大地如此广大，人所用的只是立足之地，据此认为其余部分是无用的则太过狭隘，如果把立足以外的地方都挖至黄泉，人的立足之处还有用吗？所以，立足之地相对于人的有用正是凭借立足之外的无用，这也就是“无用之用”。

2.“无用之用”的设计美学意义

老庄的“无用之用”主要属于哲学思想，并不直接针对设计，但是却包含着对于人与自然、人与物的关系的思考，其价值取向与现代设计理念有着相通之处，对解决当今设计困境有着积极的参照意义。

（1）“无用之用”与生态设计美学。

“无用之用”蕴含着一种生态平等观。从根本上来看，老庄的“无用之用”是站在以道观物的立场的。前文已经论述，老子认为道是天地万物的本原，生育万事万物：“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63]“道”创生万物，“德”蓄养万物，万物呈现各种形态，环境使万物生长，并且“道”与“德”的可贵之处就在于顺应自然。因此，自然便是事物存在与发展的最佳状态，人的行为也应该遵循自然的法则：“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64]《庄子·天地》进一步描述了道产生万物乃至人的演化过程：“泰初有无，无有无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谓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无间，谓之命；留动而生物，物生成理，谓之形；形体保神，各有仪则，谓之性。”^[65]道产生万物的过程中，从“无”“一”“德”“命”“形”，最后到“性”，虽然道是虚无的，但是贯穿于万事万物之中，因此，天下万物皆有道。而道即自然，这也意味着万物的存在都是合乎自身本性的，《庄子·骈拇》：“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故性长非所断，性短非所续，无所去忧也。”^[66]如野鸭的腿虽然短，但是接上一段便造成了痛苦，野鹤的腿虽然长，切断一节便造成悲哀，因为长、短皆是其与生俱来的本性，而这一本性正是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性者，生之质也”^[67]是其自然，在这样的意义上，每个事物就其自身而言都是独一无二、平等齐一的。“以道观之，物无贵贱”^[68]，在道的视野里，每一个事物都按其本性存在，没有贵贱之分，各得其所，道通为一，“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69]

物各有其本性，因而也各有其独特的价值与作用。使用者采用不同的使用方法，物就会表现出不同的功能。前文所述的不善用大葫芦的惠子，世代以洴澼絖为生的宋国制药人，都是从眼前功利出发来狭隘地评价事物的价值观念，没有看到宇宙万物在系统整体中所具有的本性和独特价值。如《庄子·秋水》篇：“梁丽可以冲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骐骥骅骝，一日而驰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技也；鸱鸺夜撮蚤，察豪末，昼出瞋目而不见丘山，言殊性也。故曰：盍师是而无非，师治而无乱乎？是未明天地之理，万物之情者也。”^[70]这句话说明栋梁可以用来冲城，但不可以用来塞小洞；骐骥骅骝等好马，可以日行千里，但是捉老鼠还不如猫和黄鼠狼；猫头鹰夜里能捉跳蚤，明察秋毫，白天却瞪着眼睛不见丘山。所以万物有其独特的属性、功能和价值，这是“天地之理，万物之情”。如果人从自身出发来评价万物，就不符合万物自身的本性。这也就是说，万物和人一样都有平等的价值。

因此，人不应固执己见而寄寓在各物的功用上：“为是不用而寓诸庸，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谓之道。”^[71]如前面所提到的，在世俗社会中看似对人无用的大树、栎树，从道的视野来看，在自然中，它们的存在和生长是合于自然和其本性特征的，这才是其生命价值所在，是“大用”。

“无用之用”所蕴含的生态平等观对于解决现代设计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有着积极的启示意义。

首先，可持续发展的设计观。“无用之用”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否定。它强调万物与人一样，有其自然本性，不存在贵贱的差别，因此，人类应当尊重万物的自然本性，顺应自然，而不应该以人自身的利益作为评价万物“有用”或“无用”的依据。如果人把自己的利益标准强加于万物，即使出于善意，也会带来不好的后果，如《庄子·至乐》篇鲁侯“以己养鸟”，即以养人的方式养鸟导致鸟“三日而死”，《庄子·应帝王》中儵与忽为了答谢浑沌的厚待，按照自己的模样为浑沌凿七窍，最后却害死了浑沌。这些都说明人把自己的利益和需要强加于物，即使是出于美意，结果仍然是“以人灭天”。庄子的这种思想已经触及了对“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思考。西方由于受到“主客二分”认识论思维方式的影响，认为人是主体，自然是客体，人应该认识自然，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由此形成了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其基本特征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始终坚信人是自然的主体、目的和主宰，自然是为人服务的，最主要的功能就是提供资源来满足人类无限的欲求。这样一来，自然就没有自身存在的价值，就只是一个机械的物理世界。受到这种观念的影响，人们往往凌驾于自然之上，无限制地掠夺自然资源，导致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引起了一系列的生态问题，如能源紧张、大气污染、水污染等。因此，必须树立可持续发展的设计观，即设计既要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要考虑后代人生存及其发展的环境。设计应该促进人与环境的和谐，而不是人与环境的紧张。

其次，多元共生^[72]的设计原则。所谓“多元共生”，是指不同种属之间互不侵害、彼此依存、互惠互利的状态。“无用之用”生态平等观中强调万物与人一样皆有自己的本性和价值，在宇宙中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和意义，但是又相互依存，如《庄子·寓言》：“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始卒若环，莫得其伦，是谓天均。”^[73]既然人与万物共同处于一个生命循环系统中，人与自然万物就应该处于一种平等的状态。从这一立场出发，“多元共生”设计观要求设计产品必须符合生态规律，与自然、环境共生。设计师在设计作品时，选材上应优先使用来源充分的自然生长材料，节省原材料，加工工艺应减少对环境有害工艺，减少废水废气的排放，废物回收再生，改善工艺提高可拆卸功能等。设计环境与生态环境之间相互作用，多元共生。

再次，整体系统的设计观。“无用之用”的平等观是建立在宇宙整体观的基础上的。道家把天地宇宙当作一个有机的整体，人与万物一样都是宇宙中的一员，是相互联系的。因此，任何一个部分的性质都依赖于其他部分，如前文论述的立足之地相对于人的有用正是凭借立足之外的无用，又如在世俗社会中“无用”的大树、栎树，在整个宇宙体系中有其独特的价值。因此，设计不只是满足某些人的标准，而是要整体考虑，慎重使用材料，尽量减少对自然生态系统的负面影响，从而产生最大的有益影响。

（2）“无用之用”与反异化。

老庄的“无用之用”虽然并不是直接针对设计，但是其立足于人的生命本性，反对人的异化，这与西方的工具理性批判有着相通之处，对于现代设计中人与物的关系极具启发意味。

首先，“无用之用”立足于人的生命本性。“无用之用”强调万物都按其本性自然而然地存在，这样人与物之间才能摆脱功利的束缚，建立一种超功利的关系，人才能获得精神的自由与愉快，从而有利于人的生命发展。在庄子看来，人的本性就在于精神的独立自由，不为外物奴役，《庄子·逍遥游》中多次描绘了庄子理想中绝对自由的“圣人”“神人”“真人”的生活境界：“且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哉！”^[74]反之，如果人过度追求“有用”，人就被物所奴役，沦为工具。

其次，“无用之用”消除了人被物的奴役。前文已经论述，“无用之用”是站在以道观物的立场，意在强调万物都按其本性存在，没有贵贱之分，各得其所，道通为一。人只有认识到这一点，不再从自身的目的出发追求事物的“有用”，尊重其“无用”，人才能摆脱功利的束缚，而不被“物”所奴役。

反之，如果人从自身的目的出发，过分追求“有用”，最终就会导致人为外物所束缚，所奴役，如“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75]“物之所利，乃非己也，吾命有在外者也”^[76]“丧己于物”^[77]“危生弃身以殉物”^[78]。庄子悲哀地指出，人自产生之后，一刻也离不开外物，沦为外物的工具，终身劳苦奔波：“一受其成形，不忘以待尽。与物相仞相靡，其行进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耶！”^[79]这些言论包含着庄子对人的异化现象的深切感受，物原本是应该为人所支配，但是却成为支配人、主宰人的力量，人成为物的奴隶。庄子认为人为物役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机械：“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80]庄子认为有机巧一类的机械必定有机巧的事，有机巧的事必定有机心，机心会伤害心神的纯洁空明，心神不定，便不能载道。

庄子的技术异化论与西方的工具理性^[81]批判有着共通之处。工具理性的突出特点就是服务于人的功利目的，追求事物的功效的最大化，以实践来确证工具或手段的有用性。在这种思维模式之下，人们追求效率、效益、功能，并视之为自明的、理所当然的，而提高效率和效益的科学技术也成为唯一的真理和评判标准。一方面，工具理性依靠技术的强大力量改造外部世界，高扬了人的主体性，推动了现代科技的发展，实现了现代工业的繁荣昌盛，使人们进入了工业文明。另一方面，随着科技的发展和工业文明的进步，人对技术的需要和依赖性日益加深，甚至成为技术的附庸，逐渐失去并丧失了自我。这种技术异化现象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广泛关注，如韦伯指出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过程是以工具理性的形式表现出来的，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宗教的动力逐渐丧失，人们不再追求价值理性，而是热衷于追逐物质和金钱，行为完全工具化，失去了自由选择的能力：“而这种经济秩序现在却深受机器生产技术和经济条件的制约。今天这些条件正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决定着降生于这一机制之中的每个人的生活。”^[82]卢卡奇也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合理化导致生产的“物化”，使得人的价值被物的价值统治，最终也导致了人的“物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获得物的性质，并从而获得一种‘幽灵般的对象性’，这种对象性以严格的、仿佛十全十美和合理的自律性掩盖着它的基本本质，即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所有痕迹。”^[83]马尔库塞认为技术的进步使得生产方式标准化、模式化，从而使人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标准化、模式化，人性受到摧残，人成为只追求物质的“单向度的人”，使“整个的人都变成了机器，甚至机器的一部分”^[84]。

工具理性的哲学思维也渗透到设计领域，在工具理性思维的影响下，现代主义设计强调功能主义原则与理性主义原则。功能主义原则反对繁琐的装饰，倡导“形式追随功能”，强调功能决定形式，如阿道夫·卢斯提出“装饰就是罪恶”^[85]。理性主义则提倡尽可能减少个人意识的干扰，坚持科学、理性、客观的分析，在此基础上进行设计，从而提高产品的效率和经济性。如柯布西埃提出“住房是居住的机器”^[86]，主张用机器的理性精神来创造满足人类居住的房屋。这使得设计出来的产品往往千篇一律、单调乏味、冷漠无情。发展到国际主义风格的现代主义设计风格更为单一，所有的商业中心都是玻璃幕墙，高楼大厦以立体主义和减少主义为主，平面设计单调乏味，家具和工业用品缺乏人情味。

由此可见，在设计中，过于追求效率、效益、功能，最终往往导致设计的非人性化，人与物的对立。最典型的例子如：1972年，美国著名日裔设计师山崎实设计的圣路易斯市“普鲁迪·艾戈”低收入住宅被炸毁。圣路易斯市的“普鲁迪·艾戈”住宅是现代主义功能至上理念、国际主义冷漠风格的典型代表作品。1954年，山崎实受圣路易斯市的委托为一批低收入者设计住房。他采用了现代主义设计的思维，与勒·柯布西埃的主张一致，否定装饰，整个住宅强调朴实无华、功能简约，可以满足低收入者的各种生活需要。但是，这批建筑群完工之后，即使低收入的穷人也不愿迁入，因为他们感觉这些方盒子建筑实在“非人性化”，住在里面像住进监狱一样压抑。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这批建筑群的入住率不足三分之一，市政府难以维持，终于在1972年7月15日将这个巨大的建筑群炸毁，以腾出地方来兴建新建筑，结束了这个长期闲置的空巢。

人与物的关系问题是设计美学的中心问题之一。设计是为人造物的活动，人是设计活动的主体，既是设计产品的创造者，又是使用者和消费者，而物要为人所用，因此，设计美学追求的最高境界是人与物的和谐，人不能为物役，人与物的相互肯定才是最高的审美境界。庄子的“无用之用”看到了人过于追求物用导致的人为物役的后果，主张“与物为春”^[87]“物物而不物于物”^[88]“胜物而不伤”^[89]“不以物害己”^[90]“不以物挫志”^[91]，这些对于正确处理设计中人与物之间的关系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