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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用”分类-先秦设计美学思想研究

【摘要】:先秦古籍中也从各个方面论及器物之用,总体看来,可以分为以下几类:图二十一大三棱尖状器(丁村人)第一,民生之用。民生之用主要强调器物在满足民众生计、生活方面的基础作用。《左传·成公十三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先秦古籍中也从各个方面论及器物之用,总体看来,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图二十一 大三棱尖状器(丁村人)

第一,民生之用。民生之用主要强调器物在满足民众生计、生活方面的基础作用。先秦时期,政治思想领域兴起一股民本主义思潮,如《尚书·皋陶谟》:“都!在知人,在安民……安民则惠,黎民怀之。”[16]《尚书·洪范》:“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17]《国语·楚语》:“民,天之生也。知天必知民矣。”[18]《国语·周语》:“先王知大事之必以众济也,故祓除其心以和惠民。”[19]孟子·尽心下》:“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20]受到这股民本主义思潮的影响,先秦学术思想大多强调器物在满足民生方面的积极作用,如《尚书·大禹谟》提出:“正德、利用、厚生惟和。”[21]其中的“利用”,孔颖达释为“在上节俭,不为靡费,以利而用,使财物殷阜,利民之用,为民兴利除害,使不匮乏”[22],其实就是强调财物充实、器用便利,利于民生。《周易·系辞下传》赞美伏羲、神农、黄帝等发明器物造福民生:“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23]并明确提出器物制作的目的是利于民用,“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谓神”[24],“备物致用,立功成器,以为天下利”[25]墨子极力倡导制作和发明器械应该有利于人民的生产、生活:“凡天下群百工,轮车鞼匏,陶冶梓匠,使各从事其能……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诸加费不加于民利者,圣王弗为。”[26]

图二十二 人面鱼纹盘(半坡)

第二,政治之用。政治之用主要强调器物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所承担的象征使用者身份地位和等级的社会功能作用。如荀子宣称:“衣服有制,宫室有度,人徙有数,丧祭械用皆有等宜。”[27]“修冠弁衣裳、黼黻文章、雕琢刻镂皆有差等,是所以藩饰之也。……若夫重色而成文章,重味而备珍怪,是所衍也。圣王财衍以明辨异,上以饰贤良而明贵贱,下以饰长幼而明亲疏。”[28]明确地把器物制作同礼仪等级制度联系起来。“为之雕琢、刻镂、黼黻、文章,使足以辨贵贱而已,不求其观。”[29]这句话说明刻镂纹饰不是为了美观,而是为了分辨社会等级贵贱。《管子·服制》:“度爵而制服,量禄而用财,饮食有量,衣服有制,宫室有度,六畜人徒有数,舟车陈器有禁,修生则有轩冕、服位、谷禄、田宅之分,死则有棺槨、绞衾、圹垄之度。虽有贤身贵体,毋其爵,不敢服其服。虽有富家多资,毋其禄不敢用其财。天子服文有章,而夫人不敢以燕以飨庙,将军大夫不敢以朝,官吏以命,士止于带缘,散民不敢服杂采,百工商贾不得服长鬈貂,刑余戮民不敢服絻,不敢畜连乘车。”[30]

第三,器物的政治之用还表现在政治外交方面。如《礼记·王制》记载诸侯向周天子进贡:“大飨,其王事与!三牲、鱼、腊,四海九州岛之美味也;笾豆之荐,四时之和气也。内金,示和也。束帛加璧,尊德也。龟为前列,先知也。金次之,见情也。丹、漆、丝、纩、竹、箭,与众共财也。其余无常货,各以其国之所有,则致远物也。”[31]这段文字表明诸侯通过进贡各种物品来表达对天子的敬意与服从。进贡时,也强调要根据各地的情形来制造器械用具,衡量远近来规定进贡的等级,如:“彼王者之制也,视形饬而制械用,称远迩而等贡献,岂必齐载!故鲁人以榶,卫人用柯,齐人用一革,土地形制不同者,械用备饰不可不异也。故诸夏之国同服同仪,蛮、夷、戎、狄之国服不同制。封内甸服,封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终王。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夫是之谓视形饬而制械用,称远近而等贡献,是王者之制也。”[32]

第四,经济之用。经济之用主要是指器物及其制作所产生的社会经济价值。第一章已经论述,先秦时期,诸子百家普遍认为农业是国计民生的根本,而工商业不但不是生产的,甚至妨害生产,危害国民经济,其害处首先表现在妨害立国之本农业的发展,如《管子·立国》:“农夫终岁之作,不足以自食也。然则民舍本事而事末作,则田荒而国贫矣。”[33]商君书·外内》:“民之内事,莫苦于农,故轻治不可以使之。奚谓轻治?其农贫而商富,故其食贱者钱重,食贱则农贫,钱重则商富;末事不禁,则技巧之人利,而游食者众之谓也。故农之用力最苦,而盈利少,不如商贾、技巧之人。苟能令商贾、技巧之人无繁,则欲国之无富,不可得也。”[34]其次,春秋战国时期奢侈品生产与消费还会使得国库空虚,有害民生,如《管子·立政》:“工事竞于刻镂,女事繁于文章,国之贫也。”[35]《管子·重令》:“菽粟不足,末生不禁,民必有饥饿之色,而工以雕文刻镂相稺也,谓之逆。布帛不足,衣服毋度,民必有冻寒之伤,而女以美衣锦绣綦组相稺也,谓之逆。”[36]这里的“雕文刻镂”“美衣锦绣”都是指超出生活必需品以外的奢侈品,管子认为应该抑制。当然,在重本抑末、反对奢侈消费的前提下,器物制作所产生的积极经济作用也受到肯定,如韩非子认为器物的使用能够提高劳动效率,增加收入:“审于地形舟车机械之利,用力少,致功大,则入多。……俭于财用,节于衣食,宫室器械周于资用,不事玩好,则入多。”[37]管子也认为手工业生产有利于百姓就业,促进经济繁荣:“巨瘗堷,所以使贫民也;美垄墓,所以使文萌也;巨棺椁,所以起木工也;多衣衾,所以起女工也。犹不尽,故有次浮也,有差樊,有瘗藏。作此相食,然后民相利,守战之备合矣。”[38]

第五,祭祀之用。祭祀之用是指器物在祭祀活动中充当沟通神人的中介和表达对鬼神敬畏与崇拜的载体。《左传·成公十三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39]这里的“祀”即祭祖的仪式,而“戎”则指出征前的祭社仪式。《礼记·祭统》:“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40]这些言论都说明先秦时期,祭祀是国家的重要大事。而器物则是这种祭祀仪式中表达对鬼神敬畏和崇拜的物化载体和沟通神人的重要中介。如《礼记·坊记》:“敬则用祭器。故君子不以菲废礼,不以美没礼。”[41]这说明祭器是表达敬意的重要载体。《礼记·祭义》记载孝子祭祀父母:“孝子将祭,虑事不可以不豫;比时具物不可以不备,虚中以治之。宫室既修,墙屋既设,百物既备,夫妇齐戒,沐浴,盛服,奉承而进之,洞洞乎,属属乎,如弗胜,如将失之,其孝敬之心至也与!荐其荐俎,序其礼乐,备其百官,奉承而进之。于是谕其志意,以其恍惚以与神明交,庶或飨之。”[42]这段文字表明孝子在祭祀时,手捧祭品向神明进献,依礼奏起音乐,通过祝词表达心意,恍惚之中,仿佛真的与神明对话。祭器在祭祀仪式中就起到了表达敬意与沟通神人之用。又如《礼记·郊特牲》:“笾豆之实,水土之品也,不敢用亵味而贵多品,所以交于旦明之义也。……先王之荐可食也,而不可耆也。卷冕路车,可陈也,而不可好也。《武》壮而不可乐也;宗庙之威,而不可安也;宗庙之器可用也,而不可便其利也。所以交于神明者,不可以同于所安乐之义也。”[43]这都说明祭品及祭器都是作为祭祀之用,是与神明沟通的必不可少的道具,而不是满足日常生活所需,所以“不可以同于安乐之义”。

第六,丧葬之用。丧葬之用是指器物作为随葬品,充当逝者在另一个世界生活所用之物。重视器物的丧葬之用是受到“灵魂不死”观念的影响。早在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科学不发达,人们并不清楚自己的身体构造,当受到梦境影响时,往往不能正确区分现实的真实感觉与梦境中的幻觉,于是就认为精神与肉体是分离的,精神独立于肉体而存在。这种寓于人的身体之中,在人类死亡时又能离开身体独立存在的精神被称为灵魂。原始人认为人虽然死了,但是灵魂不死,灵魂离开身体去到另一个世界,即他生下来之前所在的那个世界生活。因此,自新石器时代开始,就出现了专供随葬的明器,以备逝者在另一个世界饮食起居所用。《礼记》中多处提及明器的作用,如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为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为也。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斲,琴瑟张而不平,竽笙备而不和,有钟磬而无龔虡。其曰明器,神明之也。”[44]孔子曰:为明器者,知丧道矣,备物而不可用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于用殉乎哉?其曰明器,神明之也。涂车,刍灵,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谓“为刍灵者善”,谓“为俑者不仁”,殆于用人乎哉![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