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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器一体:先秦设计美学的研究成果

【摘要】:道器一体,一方面,器原于道,道是器的本体、依据;另一方面,道显于器,器是道的显现、形式。从天道来看,因为天道主要指的是和人事、社会不同的自然界的运行规律,所以器显天道主要指器物设计与制作必须遵循自然规律,在这方面,老庄有很多相关的论述。器显人道的具体表现之一是器以藏礼。显然,孔子认为服饰有利于约束人们遵守礼仪规范。

道器一体,一方面,器原于道,道是器的本体、依据;另一方面,道显于器,器是道的显现、形式。

前面已经论述,在先秦哲学中,“道”主要分为天道和人道,天道与人道在根本上是相通一致的。从天道来看,因为天道主要指的是和人事、社会不同的自然界的运行规律,所以器显天道主要指器物设计与制作必须遵循自然规律,在这方面,老庄有很多相关的论述。

老子认为“道”是天地万物的本原,而“自然”则是“道”存在、运动、变化的一种性质或者状态,“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61]“自然”,即自然而然,顺应自然规律。“道法自然”即道纯任自然,自己如此。

庄子继承了老子“道法自然”的思想,并列举了很多关于造物设计的例子加以阐释。如《庄子·大宗师》曰:“今一以天地为大炉,以造化为大冶。”[62]又说:“齑万物而不为义,泽及万世而不为仁,长于上古而不为老,覆载天地刻雕众形而不为巧。”[63]庄子认为作为万物本原的“道”虽然能够调和万物,泽及万世,长于万古,覆载天地刻雕众形,但是这一切都不是有意识、有目的的,而是自然而然产生的,并且符合客观规律。因为“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钩,直者不以绳,圆者不以规,方者不以短,附离不以胶漆,约束不以绳索”。[64]庄子认为天地事物都有它的本然真性,因此反对一切有违自然本性的人为措施,“纯朴不残,孰为牺尊,白玉不毁,孰为珪璋……夫残朴以为器,工匠之罪也”。[65]他认为木匠治木,陶者治陶,虽然经过人工加工的树木、陶器中规中矩,但是中规中矩并非泥土和树木的自然本性,此皆为失其性而侵其德的行为:“且夫待钩绳规矩而正者,是削其性者也;待纆索胶漆而固者,是侵其德者也……”[66]在庄子看来,造物也应该顺应自然,发挥物的天然本性,“梓庆削木为鐻”的故事集中体现了这种思想:

梓庆削木为鐻,鐻成,见者惊犹鬼神。鲁侯见而问焉,曰:“子何术以为焉?”对曰:“臣工人,何术之有!虽然,有一焉。臣将为鐻,未尝敢以耗气也,必斋以静心。斋三日,而不敢怀庆赏爵禄;斋五日,不敢怀非誉巧拙;斋七日,轧然忘吾有四枝形体也。当是时也,无公朝,其巧专而外滑消;然后入山林,观天性;形躯至矣,然后成见鐻,然后加手焉;不然则已。则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由是与!”[67]

鐻是古代的一种乐器,梓庆做的鐻非常成功,“见者惊犹鬼神”。梓庆叙述自己的经验时,认为首先要“斋以静心”,去功利、去智巧直至去我,祛除一切私心杂念,回归一种“自然而然”本真之境,然后才能“入山林、观天性”,达到一种“以天合天”的境界,这是巧夺天工的要旨所在。“以天合天”的根本就是顺乎天道,合乎自然,即《养生主篇》所云:“依乎天理,因其固然。”[68]前一个“天”是指主体的自然天性,而后一个天是指客体即木材的自然天性,具体来说就是,梓庆以自己的自然天性,去发现木材的自然天性,两者高度地统一起来。在《庄子》一书中,还有许多庄子推崇的巧夺天工的手工匠人,如轮扁斫轮、大马捶钩、佝偻承蜩、津人操舟、工倕之巧等,他们成功的关键都是在于把握并顺应自然规律,合乎自然之道。

从人道来看,人道可以概括为社会中的人伦法则,因此,器显人道即器物设计要求与人的社会地位相适应,成为使用者社会角色辨认的象征,具体表现为“器以藏礼”和“器以比德”。

器显人道的具体表现之一是器以藏礼。孔子认为“道”是人生的最高理想,“德”是内在的规定,“仁”则是其具体内涵:“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69]前文已经论述,“仁”是“人道”的最高准则,“礼”则是“人道”的具体行为规范。要成为“仁”人,首先要约束自己的言行,符合礼仪规范。“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70]“克己复礼”即自己约束自己,以礼自律,视听言动,莫不循礼。

为了“复礼”,孔子提出“正名”:“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71]孔子的“正名”就是要定等级名分,辨尊卑上下、贵贱同异,确定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关系和地位,而器物往往承担着正名的社会功能,是礼制的体现,即“器以藏礼”:“惟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礼,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72]如孔子认为服饰能约束人们遵从礼仪:“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吾欲论吾国之士,与之治国,敢问何如取之邪?’孔子对曰:‘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为非者,不亦鲜乎?’哀公曰:‘然则夫章甫、絇屦、绅而搢笏者,此贤乎?’孔子对曰:‘不必然,夫端衣、玄裳,絻而乘路者,志不在于食荤;斩衰、菅屦、杖而啜粥者,志不在于酒肉。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为非者,虽有,不亦鲜乎!’哀公曰:‘善。’”[73]从上述材料可以看出,孔子认为服装可以使人想到自己的责任,比如那些身着端衣、玄裳、戴冕而乘路的行祭祀之礼的人,心思不在于吃荤;披麻戴孝、穿着茅草编成的鞋、撑着孝棍服丧的人,每日吃粥,不会想着大酒大肉;穿着章甫、絇屦、绅带并且手里拿着笏的人,不一定是贤者,但是却容易有远大的志向。显然,孔子认为服饰有利于约束人们遵守礼仪规范。如鲁哀公曾经问孔子,绅、委、章甫这些服饰是否有益于“仁”,孔子严肃地回答:“资衰、苴杖者不听乐,非耳不能闻也,服使然也。黼衣黻裳者不茹荤,非口不能味也,服使其然也。”[74]孔子认为身着丧服的人,并不是耳朵不能听音乐,而是丧服使他不去听音乐;身着黼衣黻裳的祭祀礼服的人不吃荤腥之物,并不是嘴里不能吃,而是祭祀礼服约束他必须这样。

荀子继承了孔子的思想,明确地把器物制作同礼仪等级制度联系起来:“衣服有制,宫室有度,人徙有数,丧祭械用皆有等宜。”[75]“修冠弁、衣裳、黼黻、文章、雕琢、刻镂皆有差等,是所以藩饰之也。……若夫重色而成文章,重味而备珍怪,是所衍也。圣王财衍以明辨异,上以饰贤良而明贵贱,下以饰长幼而明亲疏。”[76]

器显人道的具体表现之二是器以比德。前文已经论述,孔子认为“道”是人生的最高理想,“德”是内在的规定,“仁”则是这种内在规定的具体内涵。修德是成为“仁人”的关键,如孔子认为“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77]这五者即“恭、宽、信、敏、惠”。因为“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78],“刚毅木讷,近仁”[79],“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80]以上的恭、宽、信、敏、惠、刚毅、木讷、孝、弟等种种德都是为了成仁,最终与道同一。由于对德的重视,先秦的器物设计还强调合乎人道的精神,引导人们培养“君子之德”,以达到近则修身远则齐家治国的目的。如《礼记·礼器》:“礼器,是故大备;大备,盛德也。礼释回,增美质;措则正,施则行。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二者居天下之大端矣,故贯四时而不改柯易叶。故君子有礼,则外谐而内无怨,故物无不怀仁,鬼神飨德。”[81]

如《荀子·宥坐篇》中记载:

孔子观于鲁桓公之庙,有欹器焉。孔子问于守庙者曰:“此为何器?”对曰:“此盖为宥坐之器。”

孔子曰:“吾闻宥坐之器,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孔子顾谓弟子曰:“注水焉!”弟子挹水而注之,中则正,满则覆,虚而欹。

夫子喟然而叹曰:“吁!恶有满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问持满有道乎?”子曰:“聪明圣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让;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谦。此所谓挹而损之之道也。”[82]

孔子在鲁桓公的宗庙,看到“宥坐之器”——欹器。欹器,原是一种尖底汲水的陶罐,“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当无水时它稍微倾斜,当水注满时它便翻到,唯有不空不满时它恰到好处的端正左右,因此又称“宥坐之器”,“宥”通“右”,即座右铭,以示警戒。孔子通过欹器汲水的现象教育学生“满招损,谦受益”。

孔子还强调将具体的容貌、衣服、言辞、行为与抽象的仁义礼智信等君子之德相联系,认为服饰对于人的进德修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君子服其服,则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则文以君子之辞,遂其辞则实以君子之德。是故君子耻服其服而无其容,耻有其容而无其辞,耻有其辞而无其德,耻有其德而无其行。是故君子衰绖则有哀色,端冕则有敬色,甲胄则有不可辱之色。”[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