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设计美学思想探究

和礼乐文化相关的先秦各家各派的哲学都有自己的设计美学。下面，大致按照时代先后略述如下：

第一，《周易》与设计美学。《周易·系辞上传》中提出：“一阴一阳之谓道。”^[111]也就是说，“阴”与“阳”的相互作用是决定万物产生变化的最根本的普遍规律，因此也就是“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112]道器一体，“道”是“器”的本体、内容，“器”是“道”的显现、形式。《周易》还提出了三个与“制器”相关的重要命题：观物取象、制器尚象和立象以尽意。从设计的起源来看，“观象制器”说明人类的一切器物都起源于种种意象，或者说器物的创造都是观念即设计的结果。从设计思维来看，“观物取象”和“制器尚象”两者合在一起，说明了器物设计的完整构思过程：“观物—取象—制器”，在整个过程中，体现了整体性思维、类比思维、简化思维以及模仿思维，“立象以尽意”则体现了设计传达过程中的象征思维，并且表现为“象形寓意”的设计传达手法。（详见第五章）

第二，道家与设计美学。道家强调个体生命的价值，认为“利器”“伎巧”“奇物”本是文明发展所取得的成就，后成为奴役人的手段，使人失去生命的自由。“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113]因此，个体生命要获得充分自由的发展，就必须不计功利得失，摆脱外物的束缚，如老子所说的“涤除玄鉴”^[114]，庄子提出的“心斋”^[115]“坐忘”^[116]，都强调把人从各种是非得失的计较和思虑中解脱出来，从而达到精神上的绝对自由，就像《庄子·逍遥游》中描绘的“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117]的生活境界，他们能够不受任何事物的束缚，无比的自由与快乐，“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118]，而这种高度自由的境界就是最高的审美境界。

所以，老子主张“自然无为”，即顺应自然规律，不要人为干预，庄子继承并发挥了老子的思想，从“自然无为”之“道”出发，热情赞颂“道”就好像是一个伟大的匠师，它“覆载天地刻雕众形而不为巧”^[119]，但它“雕刻”出来的东西，不知比人为制作的东西要美多少，因此，庄子认为一切企图以人工去改变自然本性的行为都是错误的，必须抛弃。《庄子·马蹄》记载：“陶者曰：‘我善治埴，圆者中规，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钩，直者应绳。’夫埴木之性，岂欲中规矩钩绳哉？”^[120]甚至说：“夫残朴以为器，工匠之罪也。”^[121]声称：“毁绝钩绳而弃规矩，攫工倕之指，而天下人始含其巧矣。”^[122]这是不是就要取消一切器物的设计制作呢？庄子的实际意图是，要使一切人工的设计都像“道”那样“雕刻众形而不为巧”，达到一种浑然天成的美。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就是要使人为的“技”和“雕刻众形而不为巧”的“道”达到高度统一。这集中体现在《庄子·养生主》中“庖丁解牛”的寓言故事中（详见第二章）。庄子通过庖丁解牛讲述了“技”与“道”的关系，指出只有当“技”的应用，处处都做到“依乎天理”“因其固然”，与“自然无为”的道完全一致时，“技”的应用才能达到高度的自由，产生出最巧、最美的作品。由此出发，庄子对中国古代的大批能工巧匠，如“大马捶钩”（《庄子·知北游》）、“工倕旋而盖规”（《庄子·达生》）、“轮扁斫轮”（《庄子·天道》）等给予了最高的肯定。

第三，儒家与设计美学。儒家的创始人孔子虽然没有集中论述过器物的设计问题，但是孔子自少年时代开始的经历^[123]使他对器物的设计问题十分重视，并提出了不少重要观点。

首先，孔子关于器物设计的思想与他所主张的“礼”“乐”治国分不开。《论语·卫灵公》记载：“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124]这里，除“行夏之时”外，其他三项都与器物的设计分不开。“乘殷之辂”，就是殷代以木制成的大车，因为它符合孔子主张为政要“俭”的要求。“服周之冕”是说在朝仪、祭祀时，要戴周代制作的礼帽。这是因为孔子曾称赞周代“郁郁乎文哉”，以周代制作的礼帽为美。“乐则韶舞”，这是因为孔子曾称赞舜代的《韶》乐既“尽善”又“尽美”。前文已经指出，古代的“乐”不仅指声乐、器乐，还包含舞蹈，是一种广义的艺术。它的演出不仅和乐器（包含磬与钟）的设计制造有关，还和舞者的服装及手执的道具有关，由于孔子所说的为政与“礼”不能分离，因此孔子有关“礼”的言论也就具有了和器物设计相关的重要意义。《论语·学而》：“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125]这就指出了一切器物的设计都要具有和“礼”相一致的“和”的美。在儒家设计美学中，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要求。

孔子之后，孟子也曾讨论了器物的制作问题。基于儒家所强调的“礼”，孟子在制器问题上十分强调“规矩”的问题。他在《离娄章句上》中说：“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126]《告子章句上》：“大匠诲人必以规矩，学者亦必以规矩。”^[127]在《尽心章句下》中，孟子除了继续强调“规矩”之外，又说：“梓匠轮舆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128]这里，“巧”指不离“规矩”的个人独创精神，没有这种精神，就创造不出别具一格的美的器物。但这个“巧”也不同于道家设计美学所提到的“巧”。道家的“巧”是要达到老子所提出的“自然无为”的“道”，孟子的“巧”则是与实现儒家以礼义仁爱治国的“道”不能分离的。大致而言，它相当于孔子在讲到他的人生修养的最高境界所说的“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129]。

继孟子之后，荀子从儒家“节用裕民”的思想出发，主张“故为之雕琢、刻镂、黼黻文章，使足以辨贵贱而已，不求其观；为之钟鼓、管磬、琴瑟、竽笙，使足以辨吉凶，合欢定和而已，不求其余；为之宫室台榭，使足以避燥湿、养德、辨轻重而已，不求其外。”^[130]这句话说明荀子认为器物的审美功能依附于实用及社会目的性需求。荀子宣称：“衣服有制，宫室有度，人徙有数，丧祭械用皆有等宜。”^[131]这说明器物的设计要求与人的社会地位相适应，成为使用者社会角色辨认的象征。

总体来看，儒家的造物理想重在维护宗法制社会秩序，并通过器物的纹饰、形式等表现出宗法观念和礼制精神。

第四，墨家与设计美学。墨家站在小生产者的立场，认为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132]对于这些挣扎在温饱线上的“不得食”“不得衣”“不得息”的小生产者而言，生活的首要意义就在于争取最起码的生存条件，获得“衣食之财”。因此，追求过分奢侈的各种审美与艺术活动，对于百姓的利益不仅无益，而且还会造成浪费，妨碍衣食之财的生产。“仁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将以为法乎天下。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且夫仁者之为天下度也，非为其目之所美，耳之所乐，口之所甘，身体之所安，以此亏夺民衣食之财，仁者弗为也。”^[133]由上述立场出发，墨子提倡“为乐，非也”^[134]，当然，墨子并不是单纯地否认艺术审美活动，而是认识到这些活动必须以人民的利益即“实用”为评价的标准：“是故子墨子之所以非乐者，非以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以为不乐也；非以刻镂华文章之色，以为不美也；非以豢煎炙之味，以为不甘也；非以高台、厚榭、邃野之居，以为不安也。虽身知其安也，口知其甘也，目知其美也，耳知其乐也，然上考之不中圣王之事；下度之，不中万民之利。是故子墨子曰：‘为乐，非也！’”^[135]

进一步，墨子提出了“节用”的造物原则，《墨子·节用上》：“圣人为政一国，国可倍也：大之为政天下，天下可倍也。其倍之非外取地也，因其国家，去其无用之费，足以倍之。”^[136]这句话强调君主治国应该节省无用开支以增加国家财利。

墨子的“非乐”“节用”观既体现了其注重功能性的造物理想，也蕴含着素朴的民本思想，体现了其人文关怀的精神。

第五，法家与设计美学。与墨子类似，法家的代表人物韩非子的造物思想的中心是功利性，他强调物的实用：“舟车机械之利，用力少，致功大，则人多”^[137]，“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绣”^[138]。他认为一个不能盛水的千金之玉卮还不如一个价格低廉的可以盛酒的瓦器。

在《韩非子·解老》中，他提出：“好质而恶饰。”^[139]宣称事物的美完全取决于它的“质”，与任何纹饰无关，纹饰无助于质，甚至有损于质，所谓“须饰而论质者，其质衰也”。^[140]这是一种偏颇武断的看法。（详见第四章）

综上所述，先秦哲学中所蕴含的设计美学思想是十分丰富的。既可以对先秦各家各派的设计美学逐一进行细致的微观研究，也可以从各家各派所提出的有关设计美学的“道”与“器”、“文”与“质”、“器”与“用”、“象”与“意”等重要范畴出发，对先秦设计美学作一种宏观的思考与研究，以便从整体上把握先秦设计美学的特征，这也是本文在以下各章中试图加以探讨的问题。

【注释】

[1]《礼记·表记》，见杨天宇撰：《礼记译注》（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724页。

[2]《左传·僖公十九年》，见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一），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382页。

[3]《左传·宣公三年》，见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二），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669～670页。

[4]（东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0页。

[5]《礼记·玉藻》，见杨天宇撰：《礼记译注》（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379页。

[6]《诗经·秦风·小戎》，见周振甫译注：《诗经译注》，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65页。

[7]《诗经·大雅·抑》，见周振甫译注：《诗经译注》，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425页。

[8]《诗经·国风·卫风》，见周振甫译注：《诗经译注》，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73～74页。

[9]《诗经·豳风·七月》，见周振甫译注：《诗经译注》，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200页。

[10]《尚书·禹贡》，见（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正义：《尚书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96页。

[11]《尚书·禹贡》，见（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正义：《尚书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99～201页。

[12]《尚书·禹贡》，见（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正义：《尚书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203页。

[13]《尚书·禹贡》，见（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正义：《尚书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206页。

[14]《尚书·禹贡》，见（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正义：《尚书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209页。

[15]《尚书·禹贡》，见（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正义：《尚书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215页。

[16]《尚书·禹贡》，见（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正义：《尚书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218页。

[17]《史记·货殖列传》，见（汉）司马迁撰：《史记·第一百二十九卷》（第十册），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3923页。

[18]《尚书·皋陶谟》，见（汉）孔安国撰，（唐）孔颖达正义：《尚书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51页。

[19]《尚书·皋陶谟》，见（汉）孔安国撰，（唐）孔颖达正义：《尚书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51页。

[20]《尚书·皋陶谟》，见（汉）孔安国撰，（唐）孔颖达正义：《尚书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53页。

[21]《荀子·富国》，见王先谦撰：《荀子集解》（上），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30页。

[22]《荀子·富国》，见王先谦撰：《荀子集解》（上），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30页。

[23]《考工记·匠人》，见闻人军译注：《考工记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18页。

[24]《考工记·匠人》，见闻人军译注：《考工记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12页。

[25]《左传·定公元年》，见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四），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524页。

[26]《周礼·春官·巾车》，见（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中），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043～1047页。

[27]《考工记·辀人》，见闻人军译注：《考工记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37页。

[28]《考工记·辀人》，见闻人军译注：《考工记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37页。

[29]《考工记·总叙》，见闻人军译注：《考工记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1页。

[30]“工商食官”要求手工业和商业的经营必须由官府控制，工商业者的生产和经营活动在官府作坊和指定的范围内进行，其产品和经营是专门为天子、诸侯、王公、大人服务的，因此经营管理工商业者是由官家养活的人员，这就是所谓“工商食官”。

[31]《国语·晋语四》，见徐元诰撰：《国语集解》，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350页。

[32]转引自徐元诰撰：《国语集解》，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350页。

[33]《周礼·冬官·考工记》，见（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520页。

[34]《考工记·总叙》，见闻人军译注：《考工记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

[35]《礼记·月令》，见杨天宇译注：《礼记译注》（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83页。

[36]《吕氏春秋·季春纪第三·季春》，见（战国）吕不韦著，陈奇猷校释：《吕氏春秋新校释》（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24页。

[37]《管子·立郑》，见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上），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74页。

[38]《吕氏春秋·孟冬纪第十·孟冬》，见（战国）吕不韦著，陈奇猷校释：《吕氏春秋新校释》（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523页。

[39]《左传·定公四年》，见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四），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536～1537页。

[40]参见闻人军译注：《考工记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0页。

[41]《礼记·王制》，见杨天宇撰：《礼记译注》（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61页。

[42]《礼记·王制》，见杨天宇撰：《礼记译注》（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62页。

[43]《左传·昭公二十二年》，见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四），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435页。

[44]《左传·昭公二十二年》，见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四），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437页。

[45]《管子·轻重乙》，见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下），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448页。

[46]《国语·齐语》，见徐元诰撰：《国语集解》，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40页。

[47]《国语·晋语四》，见徐元诰撰：《国语集解》，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349页。

[48]《左传·僖公三十三年》，见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一），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495页。

[49]《左传·成公三年》，见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二），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816页。

[50]《史记·货殖列传》，见司马迁撰：《史记·第一百二十九卷》（第十册），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3954页。

[51]《韩非子·八奸》，见（清）王先慎撰：《韩非子集解》，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58页。

[52]《史记·货殖列传》，见司马迁撰：《史记·第一百二十九卷》（第十册），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3941页。

[53]《史记·货殖列传》，见司马迁撰：《史记·第一百二十九卷》（第十册），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3942页。

[54]《史记·货殖列传》，见司马迁撰：《史记·第一百二十九卷》（第十册），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3944页。

[55]《吕氏春秋·士容论第六·上农》，见（战国）吕不韦著、陈奇猷校释：《吕氏春秋新校释》（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718～1719页。

[56]《管子·治国》，见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中），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924页。

[57]《韩非子·五蠹》，见（清）王先慎撰：《韩非子集解》，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498页。

[58]《管子·治国》，见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中），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924页。

[59]李砚祖：《先秦诸子工艺思想研究》，载《南京艺术学院学报》1987年第4期，第16～19页。

[60]《礼记·大传》，见杨天宇撰：《礼记译注》（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428页。

[61]《礼记·乐记》，见杨天宇撰：《礼记译注》（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487页。

[62]《礼记·乐记》，见杨天宇撰：《礼记译注》（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473页。

[63]《荀子·乐论》，见王先谦撰：《荀子集解》（下），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452页。

[64]《礼记·乐记》，见杨天宇撰：《礼记译注》（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475页。

[65]《礼记·礼运》，见杨天宇撰：《礼记译注》（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268～269页。

[66]《礼记·仲尼燕居》，见杨天宇撰：《礼记译注》（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665页。

[67]《周礼·春官·典命》，见（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中），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785页。

[68]《周礼·春官·司服》，见（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中），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791页。

[69]《周易·豫卦》，见周振甫译注：《周易译注》，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63页。

[70]《周易·系辞下传》，见周振甫译注：《周易译注》，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255页。

[71]《周易·乾卦》，见周振甫译注：《周易译注》，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4页。

[72]《老子·三十八章》，见陈鼓应著：《老子注释及评价》，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06页。

[73]《老子·三十八章》，见陈鼓应著：《老子注释及评价》，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28页。

[74]《老子·七十七章》，见陈鼓应著：《老子注释及评价》，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334页。

[75]《老子·七十七章》，见陈鼓应著：《老子注释及评价》，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334页。

[76]《老子·七章》，见陈鼓应著：《老子注释及评价》，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83页。

[77]《老子·十八章》，见陈鼓应著：《老子注释及评价》，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32页。

[78]《老子·十二章》，见陈鼓应著：《老子注释及评价》，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04页。

[79]《庄子·马蹄》，见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中），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47页。

[80]《庄子·胠箧》，见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中），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59页。

[81]《庄子·胠箧》，见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中），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59页。

[82]《论语·颜渊》，见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28页。

[83]《论语·八佾》，见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7页。

[84]《论语·子张》，见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99页。

[85]《论语·八佾》，见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4页。

[86]《论语·学而》，见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5页。

[87]《论语·为政》，见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3页。

[88]《论语·为政》，见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4页。

[89]《论语·学而》，见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5页。

[90]《论语·八佾》，见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0页。

[91]《论语·八佾》，见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0页。

[92]《论语·颜渊》，见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23页。

[93]《论语·里仁》，见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8页。

[94]《论语·颜渊》，见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31页。

[95]《论语·学而》，见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页。

[96]《论语·颜渊》，见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23页。

[97]弟，音读和意义跟“悌”相同，音tì。《论语·八佾》，见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4页。

[98]《墨子·辞过》，见（清）孙诒让撰：《墨子间诂》（上），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8页。

[99]《墨子·节用中》，见（清）孙诒让撰：《墨子间诂》（上），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49页。

[100]《墨子·非乐》，见（清）孙诒让撰：《墨子间诂》（上），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27页。

[101]《墨子·非乐》，见（清）孙诒让撰：《墨子间诂》（上），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27页。

[102]《墨子·非乐》，见（清）孙诒让撰：《墨子间诂》（上），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27页。

[103]《墨子·非乐》，见（清）孙诒让撰：《墨子间诂》（上），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28页。

[104]《墨子·非乐》，见（清）孙诒让撰：《墨子间诂》（上），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30页。

[105]《墨子·非乐》，见（清）孙诒让撰：《墨子间诂》（上），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30页。

[106]《墨子·非乐》，见（清）孙诒让撰：《墨子间诂》（上），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30页。

[107]《墨子·非乐》，见（清）孙诒让撰：《墨子间诂》（上），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34页。

[108]《韩非子·六反》，见（清）王先慎撰：《韩非子集解》，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419页。

[109]《韩非子·八说》，见（清）王先慎撰：《韩非子集解》，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425～426页。

[110]《韩非子·十过》，见（清）王先慎撰：《韩非子集解》，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59页。

[111]《周易·系辞上传》，见周振甫译注：《周易译注》，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234页。

[112]《周易·系辞上传》，见周振甫译注：《周易译注》，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249页。

[113]《老子·五十七章》，见陈鼓应著：《老子注释及评价》，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75页。

[114]《老子·十章》，见陈鼓应著：《老子注释及评价》，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93页。

[115]《庄子·人间世》，见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上），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17页。

[116]《庄子·大宗师》，见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上），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05页。

[117]《庄子·逍遥游》，见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上），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4页。

[118]《庄子·逍遥游》，见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上），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4页。

[119]《庄子·大宗师》，见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上），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02页。

[120]《庄子·马蹄》，见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中），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44页。

[121]《庄子·马蹄》，见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中），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46页。

[122]《庄子·胠箧》，见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中），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59页。

[123]孔子少年时代的经历，《论语·子罕》作了相当详细的记载。孔子十分坦率地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又说：“吾不试，故艺。”这里所说的“鄙事”和“艺”，都是指和从政的“君子”不同的一般老百姓需要用体力劳动去做的各种技艺。和这一点相关，“达巷党人”又曾说了一些看来好像是推崇孔子，实际是讥讽孔子的话：“大哉孔子，剥削而无所成名。”这是说孔子号称“博学”，实际上没有什么专长足以“成名”。孔子知道后向他的弟子说：“吾何执？执射乎？执御乎？吾执御矣。”这是说：“我有什么专长？我不讲我能射箭，但我能驾车。”在《论语·卫灵公》中又记载：“子贡问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这虽然是一种比喻性的说法，但“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表明孔子是重视器的制作的。《论语·子张》又记载：“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这里，把“百工”之事与“君子”的“学道”联系在一起，表明孔子及其弟子是不轻视“百工”之事的。

[124]《论语·卫灵公》，见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64页。

[125]《论语·学而》，见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8页。

[126]《孟子·离娄章句上》，见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62页。

[127]《孟子·告子章句上》，见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73页。

[128]《孟子·尽心章句下》，见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327页。

[129]《论语·为政》，见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2页。

[130]《荀子·富国》，见王先谦撰：《荀子集解》（上），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13页。

[131]《荀子·王制》，见王先谦撰：《荀子集解》（上），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87页。

[132]《墨子·非乐上》，见（清）孙诒让撰：《墨子间诂》（上），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28页。

[133]《墨子·非乐上》，见（清）孙诒让撰：《墨子间诂》（上），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26～227页。

[134]《墨子·非乐上》，见（清）孙诒让撰：《墨子间诂》（上），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27页。

[135]《墨子·非乐上》，见（清）孙诒让撰：《墨子间诂》（上），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27页。

[136]《墨子·节用上》，见（清）孙诒让撰：《墨子间诂》（上），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45页。

[137]《韩非子·难二》，见（清）王先慎撰：《韩非子集解》，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367页。

[138]《韩非子·五蠹》，见（清）王先慎撰：《韩非子集解》，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450页。

[139]《韩非子·解老》，见（清）王先慎撰：《韩非子集解》，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33页。

[140]《韩非子·解老》，见（清）王先慎撰：《韩非子集解》，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