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设计美学思想研究成果

2023-09-30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又由于这些看法和与器物制作密切相关的礼乐文化分不开，因此又产生了本书后面将要讲到的和先秦各派哲学相联系的先秦设计美学。先秦各家各派直接详细论及礼乐文化的哲学按它们产生的时间先后，可以划分为五大系统。所谓礼乐文化，首先要有“礼”，其次要有与“礼”密切相连的“乐”。

以上论述了先秦时期各种器物的设计制造都与礼乐文化的发展分不开，而礼乐文化是治国的根本，因此先秦各家各派的哲学都论及礼乐文化。又由于这些看法和与器物制作密切相关的礼乐文化分不开，因此又产生了本书后面将要讲到的和先秦各派哲学相联系的先秦设计美学。

先秦各家各派直接详细论及礼乐文化的哲学按它们产生的时间先后，可以划分为五大系统。这就是产生于商末和周代初年的《周易》哲学，其中包括见于《易经》六十四卦中的哲学思想，也包括产生于战国时期，从整体上诠释《易经》哲学的《易传》。在《周易》的强大影响下，在春秋时期先后产生了老子创始的道家思想和孔子创始的儒家思想。产生于战国时代的孟子和荀子的思想是孔子思想的延续和发展，大致与孟子同时代的庄子学派的思想则是老子思想在战国时代的表现，可以归入道家的思想系统。在孔子之后、孟子之前，产生了一度有相当大影响的墨子思想。在荀子之后，又产生了比之前墨子思想的影响强大很多的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思想。至于在上述五大系统之外的名家和阴阳五行家，并未提出什么与礼乐文化相关的有重大深刻意义的思想，可以略而不谈。具体而言：

第一，《周易》与礼乐文化。

《周易》对礼乐文化的看法在根本上是与儒家相通一致的，因为它第一次把“仁”与“礼”提到了极为重要的地位，对孔子创立儒家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

《周易》的“豫”卦中讲到了“作乐崇德”^[69]是“先王”的重大职责。这完全能通于儒家思想，因为儒家讲“作乐”也是为了“崇德”，而“崇德”之“德”的根本是“仁”，而“仁”又与“礼”分不开，这种思想也已见于《周易》之中。《周易·系辞下传》说：“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70]“乾”卦中又说：“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71]这里不仅讲到了“仁”，而且把儒家十分重视的“礼”也包含进来了。

第二，道家与礼乐文化。

所谓礼乐文化，首先要有“礼”，其次要有与“礼”密切相连的“乐”。“乐”在古代不仅指声乐、器乐，还指与之相关的舞蹈，是一种综合性的艺术，并且是在古代举行各种重大典礼时演出的，因此，“礼”与“乐”是密切相连的。老子的思想既否定了“礼”，同时也否定了“乐”。“礼”在中国古代是用以区分尊卑等级贵贱必须遵循的行为准则。除老子创始的道家以外，各家都认为这是君主治国平天下的根本。老子则不同，他认为“礼”的制定和实行，恰好就是天下大乱的根本原因。《老子·三十八章》：“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72]为什么老子会提出这样一种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堪称奇特的看法呢？这是因为老子把君主或“圣人”的治国分为他所说的“大道废”之前和之后两大时代。在“大道废”之前，“圣人”是按老子所说的自然无为之道来治国的：“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73]这时，“圣人”按“天之道”来治国，实行“损有余而补不足”^[74]，反对“损不足以奉有余”^[75]，人“无弃人”，物“无弃物”，人们像“圣人”那样是“无私”的，但正因为如此，又“能成其私”。^[76]“大道废”之后，社会动乱不安：“大道废，有仁义；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77]由此，老子提出要消除由“礼”所规定的上下尊卑、等级贵贱的区分，反对乐舞的享受：“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78]

庄子继承了老子的思想，批判礼和仁义，揭示其虚伪性，主张摈弃礼乐，取消一切仁义礼乐的束缚和羁绊，追求个体人格的独立与自由：“道德不废，安取仁义？性情不离，安用礼乐？五色不乱，孰为文采？五色不乱，孰应六律？”^[79]“擢乱六律，铄绝竽瑟，塞师旷之耳。”^[80]“灭文章，散五采，胶离朱之目。”^[81]

第三，儒家与礼乐文化。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站在贵族的立场，首先论证了“礼”在治国方面的极大重要性。《论语·颜渊》：“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82]这就是说，从政治国的要道首先在于明白君臣、父子、上下的等级名分，这就是孔子所说的“礼”的根本。《子路》篇大讲“正名”的重要性，目的也是为此。孔子所说的“礼”的作用不仅仅是为了区分上下等级名分，他看到了“礼”原是起源于古代的祭祀：“祭如在，祭神如神在”^[83]，又说：“祭思敬，丧思哀”^[84]，并强烈反对“为礼不敬，临丧不哀”。^[85]从对“礼”的这一根本看法出发，孔子提出要以像祭祀时必须有的那样一种“敬”的精神和态度去对待和处理与国家的治理密切相关的三种关系：父子关系、君臣关系、君民关系。从父子关系来看，孔子提出“事父母，能竭其力”^[86]。“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87]正因为要有“礼”，所以也必须有“礼”一刻也不能脱离的“敬”的精神。因此，孔子又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止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88]从君臣关系来看，孔子说：“事君，能致其身”^[89]，“事君尽礼”^[90]，“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91]也就是说，只有当“君使臣以礼”时，“臣”才能“事君以忠”，如果“君使臣”不“以礼”，为“臣”者就必须起而反对，不能事事都服从于“君”的指挥。从君民关系来看，一方面，孔子认为要治理国家不能没有君主，因此民要“事君以礼”；另一方面，君主要治理国家天下，又必须待民以礼，也就是“使民如承大祭”^[92]，也就是“君”对待“民”，要像在举行重大的祭典时那样保持一种高度敬重的态度。此外，由于治国不能离开“礼”，而“礼”又是与谦让相关的，因此，孔子又提出“以礼让为国”^[93]的观点。

在从各方面论述以“礼”治国的重要性以后，孔子又进而论述了“仁”与“礼”的关系。什么是“仁”？一方面，仁就是一种爱人的情感：“仁者，爱人。”^[94]在孔子看来，这种情感是建立在血缘关系的基础上的，即父母和子女之间的亲子之爱，父母生育儿女，儿女孝敬父母，“孝悌为仁之本”^[95]。孔子认为，只有以“礼”治国，正确处理前面所述的父子关系、君臣关系、君民关系之后，才可能使“爱人”获得真正普遍的实现：“克己复礼为仁。一曰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96]也就说，只有实现了“礼”才能实现“仁”，“仁”的实现就包含在“礼”的实现之中，离开了“礼”的实现不可能有“仁”。另一方面，“仁”“爱人”又是以“孝弟”为“本”，因此离开了“仁”也不可能实现“礼”。“仁”与“礼”之间是相互贯通、不可分离的：“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97]也就是说，如果人没有“仁”，那么“礼”还有什么意义可言呢？至于乐，上文已经指出，它是古代一种综合性的艺术，并且是在举行重要的祭祀和典礼时演出的，当然与“仁”和“礼”分不开。如果人没有“仁”，那么“乐”又有什么意义可言呢？

第四，墨家与礼乐文化。

墨家的创始人墨子站在手工业者的立场，从功利主义的原则出发，认为凡是对下层民生不利的事情都是不应该去做的：“凡费财劳力，不加利者，不为也。”^[98]“诸加费不加于民利者，圣王弗为。”^[99]从这种功利主义的立场出发，墨子认为乐舞享受不仅“不中万民之利”^[100]，反而“亏夺民衣食之财”^[101]，提倡“为乐，非也”^[102]。墨子列举了“为乐”不利于民的种种表现：

首先，要“为乐”就必须“造为乐器”，其结果就必然要“厚措敛乎万民”，也就是费去人民的许多衣食之财。在墨子看来，这还不如费人民的衣食之财去造舟车，因为舟车对人民是有用的，而乐器却毫无用处。

其次，墨子认为，“乐”的演奏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导致天下大乱的种种问题，如不能消除民的三大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103]也不能解决由于“大国攻小国”而产生的种种残暴行为。因此，“乐”是没有价值可言的。

最后，从“乐”的演奏来说，墨子认为让耳聪目明、身强力壮的“丈夫”和“妇人”去演奏，就会“废丈夫耕稼树艺之时”^[104]“废妇人纺绩织纴之事”。^[105]从音乐的欣赏来说，也有类似的情况。音乐不是只演奏给王公大人听，比如要与他人同听，其结果“与君子听之，废君子之听治，与贱人（指上述从事物质生产的丈夫和妇人）听之，废贱人之从事”。^[106]如果“王公大人”也“说（悦）乐而听之，即必不能蚤朝晏退，听狱治政，是故国家乱而社稷危矣”。^[107]

第五，法家与礼乐文化。

法家的重要代表人物韩非子在《六反》中明确主张：“用法之相忍，而弃仁义之相怜。”^[108]韩非子坚决反对以儒家的仁义之道治国，也必然反对儒家所倡导的礼乐文化。他认为礼乐制度毫无用处：“搢笏干戚，不适有方铁铦；登降周旋，不逮日中奏百；《狸首》射侯，不当强弩趋发；干城距衡，不若堙穴伏橐。”^[109]在《十过》中，他把“不务听治而好五音”^[110]列为君主亡身、亡国的根本原因之一。

先秦设计美学思想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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