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2]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3][日]笠原仲二.古代中国人的美意识[M].魏常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4]敏泽.中国美学思想史[M].济南：齐鲁书社，1989.[5]宗白华.宗白华全集[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6]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
2023-09-30
先秦设计美学思想研究：探索‘重本抑末’
【摘要】：“重本抑末”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从根本上说，是因为中国社会自古以来在长时期内是一个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社会。到了战国时期，这一制度终结以后，官方无法再以强制方式抑制工商业的发展，从而保护农业的发展，这就出现了“重本抑末”的主张。但必须看到，“重本抑末”仍然只是为了保护农业的发展，而不是要完全取消工商业。
随着“工商食官”的解体，春秋战国时期的商品经济获得了高速发展，出现了一些地位很高的自由商人，如《左传》中就记载了郑商人弦高犒师事。《左传·僖公三十三年》：“三十三年春，秦师……及滑，郑商人弦高将市于周，遇之。以乘韦先、牛十二犒师，曰：‘寡君闻吾子将步师出于敝邑，敢犒从者。……’且使遽告于郑。”[48]又如“郑贾人”谋救荀罃，《左传·成公三年》：“荀罃之在楚也，郑贾人有将置诸褚中以出。既谋之，未行，而楚人归之。贾人如晋，荀罃善视之，如实出己。贾人曰：‘吾无其功，敢有其实乎？吾小人，不可以厚诬君子。’遂适齐。”[49]此外，春秋晚期的政治活动家范蠡，另如子贡、白圭、琦顿、郭纵、弦高、乌氏保、端木赐也都是家财万贯的著名大商人，司马迁称之为“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50]一些由王公大臣转变而来的富商大贾通过“行小惠”争取民众，“以塞其主”[51]，商人在郑、卫还获得一定的参政、议政之权。商人对社会风俗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生动描述了这种社会风俗的转变：
贤人深谋于廊庙，论议朝廷，守信死节隐居岩穴之士设为名高者安归乎？归于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贾归富。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故壮士在军，攻城先登，陷阵却敌，斩将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汤火之难者，为重赏使也。其在闾巷少年，攻剽椎理，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篡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鹜者，其实皆为财用耳。今夫赵女郑姬，设形容，揳鸣琴，揄长袂，蹑利屣，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闲公子，饰冠剑，连车骑，亦为富贵容也。弋射渔猎，犯晨夜，冒霜雪，驰阬谷，不避猛兽之害，为得味也。博戏驰逐，斗鸡走狗，作色相矜，必争胜者，重失负也。医方诸食技术之人，焦神极能，为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伪书，不避刀锯之诛者，没于赂遗也。农工商贾畜长，固求富益货也。[52]
司马迁的《货殖列传》写于汉代初年，此时农业在国家富强中的地位已得到解决，因此全文的主旨是要论证求富是人的本性，士、农、工、商都可以而且应当求富，问题在于要以正当的方法去求富。他把富分为三种，并说：“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53]“本富”就是通过经营农业而富，“末富”是通过经营工商业而富，“奸富”就是上述引文中“吏士”通过“舞文弄法”而富。虽然他还说：“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54]但这是说以经商求富也是正当的，不应否定，并不是鼓励人人都要弃农经商，以经商为唯一的求富之道。在司马迁之前，战国时期的《吕氏春秋·士容论第六·上农》已明确指出：“舍本而事末则不令，不令则不可以守，不可以战；民舍本而事末则其产约，其产约则轻迁徙，轻迁徙，则国家有患，皆有远志，无有居心。民舍本而事末则好智，好智则多诈，多诈则巧法令，以是为非，以非为是。”[55]这段话以农业为“本”，以工商业为“末”，认为农业是国计民生的根本，一旦农民弃农经商，法令就难以贯彻执行，也不会安土重迁，于是就会缺乏可用之兵，财产也简约便于携带，喜欢迁徙，大多奸诈狡猾，难以治理。因此，就很有“重本抑末”之必要。
战国初年，李悝、商鞅都主张重农抑工商，政治家兼思想家的管子又系统地论证了这种主张：“凡为国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则民无所游食，民无游食，则必农。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是以先王知众民、强兵、广地、富国之必生于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农事。”[56]韩非子又将商人视为祸害国家的蠹虫之一：“其商工之民，修治苦窳之器，聚弗靡之财，蓄积待时，而侔农夫之利。”[57]要求坚决除此“五蠹之民”，限制工商业的发展。
“重本抑末”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从根本上说，是因为中国社会自古以来在长时期内是一个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社会。因此，扶持和保护农业的发展，使之能生产出从广大农民到统治阶级所需的、尽可能多的粮食及其他生活资料，就成为富国强兵的根本。这就是上述《管子》一书所说：“先王知众民、强兵、广地、富国之必生于粟也。”[58]但除了农业之外，还要有手工业来制造人们生活所需的各种器物，包括统治者十分重视的各种礼器。此外，为了使中国广大地区各种不同的物产能够流通，为不同地区的人们所使用，又不能没有商业。但是，尽管工商业不可缺少，它的发展又绝不能损害处于基础地位的农业的发展，于是就有了西周“工商食官”的制度。到了战国时期，这一制度终结以后，官方无法再以强制方式抑制工商业的发展，从而保护农业的发展，这就出现了“重本抑末”的主张。但必须看到，“重本抑末”仍然只是为了保护农业的发展，而不是要完全取消工商业。因此，见于《考工记》的那种对造物设计的思考就延续了下来。如李砚祖所言：“‘重本抑末’在工艺思想上的理论意义在于，作为先秦特定的物态环境中对工艺美术现象的理性思考，从本质上揭示了人对工艺造物的基本认识和态度，表明了工艺造物在人的社会生活中应有的地位和作用。”[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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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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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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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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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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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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