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设计美学思想研究：《考工记》中的设计原则和美学意义

2023-09-30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考工记》将造车列为官手工业之首，称“一器而工聚焉者，车为多”。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主题清新、具有生活气息的纹饰，如采桑、攻战、狩猎、宴乐等。一般认为，《考工记》是我国第一部工艺造物专著。它记载了先秦官府手工业的设计、创造工艺和制作规范，并且阐述了一些设计原则，其中的一些设计思想具有重要的美学意义。

先秦^[1]在我国学术史上具有重要的本源地位，这是由其特殊历史地位决定的。先秦距夏、商二代较近，受外来文化的影响最小，直接脱胎于原生态文化背景，因而最具本源文化特征。如吕思勉先生所言：“历代学术，纯为我所自创者，实止先秦之学耳。”^[2]历代学者都十分注重对先秦学术思想的研究，涉及的学科层面也十分广泛，如政治学、经济学、哲学、伦理学等。尽管从不同学科层面对先秦学术思想进行研究已十分普遍与广泛，但是从设计美学的角度去系统探讨先秦学术思想的还比较少。因而，对先秦学术所蕴含的设计美学思想展开较为深入、系统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

从艺术设计的角度来看，春秋战国是中国古代艺术设计史的一个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铁工具的大量使用，为个体劳动创造了较充分的条件，使得私营独立手工业者大量出现成为可能。政治上，诸侯势力膨胀，群雄割据，政由方伯，礼崩乐坏导致中央王权衰落，传统的“工商食官”体制也受到冲击。王室内部的斗争使得“百工”中的不少人逃离到诸侯各国，怠工斗争加剧。迫于形势，有些官营手工业部门开始允许私营。另外，在争霸斗争中，一些统治者由于得到过工商界人士的支持或资助，作为回报，政治上实行通商惠工政策，降低税率，开放山泽之利。在这种背景下，民间手工业迅速发展起来。由此，展开了造物商业自由竞争的局面，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也使得春秋战国时期的艺术设计在青铜器设计、漆器设计、陶器设计、织物和服饰设计、交通工具设计等方面都有较大发展。

具体而言，青铜器设计开始从祭祀和礼器转向生活日用器物，满足人的实际需求。在制作工艺上，由商周时期的浑铸发展到广泛使用分模分范、分铸嵌入、分铸焊接等工艺手段，产品可以成批制作，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体现了一种技术美。

漆器设计方面，经商、西周、春秋获得初步发展，至战国时期，漆器制作业突飞猛进。这是因为一方面统治者十分重视漆树的栽培和生产，大量种植漆树；另一方面由于漆器色泽光亮，体胎轻便，防腐防潮，便于使用，因此战国时期制造漆器的地区显著增多，漆器品种大大增加，制作工艺也日趋成熟、完善，雕刻与彩绘巧妙结合的精美漆器也大量增加。如曾侯乙墓出土的盖、豆、鸳鸯形盒，都是浮雕与彩绘相结合，其中的一件漆豆（如图一）制作尤为精美，分为盖、身两个部分，盖顶中心、两端、双耳均浮雕龙纹，器身盘内与盖内均髹红漆，其余髹黑漆，并绘红色、金色花纹，繁缛细密，色彩鲜明。漆器的造型设计上也有所提高，不仅有长方形、圆形、曲字形等几何形式，还有虎、鸳鸯、鹿、凤鸟等动物形象。其中，地处南方的楚国，气候温和，雨量适宜，漆树生长较多，楚国的漆器也最为发达。

陶器设计方面，比西周时期更为发展，陶器已经成为重要的日用品。从考古发掘来看，战国时期，山西侯马、河南洛阳、河北武安等地的窑厂分布较密集，每窑面积也大大超出西周时期，制陶工艺也有所提高，除了极少数模制的，大多是轮制。

图一　曾侯乙墓漆豆（战国）

随着纺织业的发展，春秋战国时期的服饰设计也有了较大变化。当时，社会上盛行的最有代表性的是深衣服式。深衣服式突破传统的上衣下裳式样，将上下衣裳连纫一起。深衣的设计特点是不开衩，衣襟加长，使其形成三角形绕至背后，以丝带系扎；下裳宽大，长至足踝或长曳及地，体现了深藏不露、雍容典雅的美感。如湖南长沙楚墓出土的《人物御龙图》（如图二）中，一侧身直立的男子驾驭着一条巨龙，男子身穿宽袖深衣，衣襟盘曲而下，形成曲裾。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战争频繁，作战需要大量的车船，客观上推动与战争密切相关的车船制造业的发展。《考工记》将造车列为官手工业之首，称“一器而工聚焉者，车为多”。^[3]制车有着严格的分工，分为六种不同的劳动部门，“车有六等之数”^[4]。由于战争的需要，南方长江流域的吴越等国建有专门的造船工场——船官，出现了专门适应水上作战的船只。

总体来看，与夏商周三代相比，春秋战国时期的艺术设计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

图二　《人物御龙图》（战国）

第一，在制作和使用目的上，各门类艺术设计逐渐脱离神性色彩，更注重器物的实用性，出现了许多以前没有或少有的新的实用品种，如铜灯、铜镜、带钩、匕、勺等。

第二，在造型设计上，与夏商周三代相比，春秋战国时期的造型设计更加追求系列化、整体化。如青铜器列鼎已经不再局限于西周时期奴隶礼制的象征，而成为一种普遍采用的设计形式，以列鼎为中心，与之配套组合的器物如簋、鬲等，在造型风格上也整体化、一体化。

第三，在装饰设计上，纹样的题材、装饰的构成都出现了新变化。从题材来看，商周时代流行的饕餮纹、夔纹等怪兽纹已经极少见，而代之以蟠螭纹、蟠虺纹为主要装饰花纹（如图三、图四）。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主题清新、具有生活气息的纹饰，如采桑、攻战、狩猎、宴乐等。从构成来看，“改变了商代的中心对称、单独适合纹样的图案组织，也改变了周代的反复连续，成为带状的二房连续的图案组织，而有自己的时代特点，即以重叠缠绕，上下穿插，四面延展的四方连续的图案组织为主要骨骼，它布满全身，不分主次。……”^[5]

图三　蟠螭纹当卢（战国）

图四　蟠虺纹（春秋）

第四，由于各国的手工业独立生产和发展，春秋战国的艺术设计呈现出地方性、普遍性和多样性的特点。所谓地方性，即形成了全国著名的各类地方名产，如《考工记·卷首语》：“郑之刀，宋之斤，鲁之削，吴粤之剑”；所谓普遍性，即全国各地都有各自的艺术设计，即便是地处偏远的小国，如河北平山的中山国，湖北随县的曾国，也都出现了优秀的设计作品，如湖北随县的曾侯乙编钟；所谓多样性，即各地的艺术设计品类繁多，丰富多彩。

高度繁荣的造物设计实践也推动了对艺术设计思想的探讨。一般认为，《考工记》是我国第一部工艺造物专著。它记载了先秦官府手工业的设计、创造工艺和制作规范，并且阐述了一些设计原则，其中的一些设计思想具有重要的美学意义。如“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6]，一方面，这句话表明要制作出优美精良的器物，天时、地气、材美、工巧四者必不可少，体现了一种系统论的设计美学观；另一方面，它也强调了艺术设计必须要合乎“天时”“地气”等客观自然规律，在此基础上，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工巧”，最终实现天工与人工的统一。这体现出天人合一的理想审美境界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意识，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即便是在今天仍然可以作为工艺制作的基本法则，对处于生态困境中的当代设计仍具有深刻的启示作用。

此外，先秦诸子的著作中也体现了丰富的设计美学思想，这些著作主要包括《论语》《孟子》《荀子》《老子》《庄子》《墨子》《韩非子》《周易》《礼记》等。先秦诸子虽然不是以造物设计为主题，但是在阐发自己的政论性思考时往往涉及造物设计，并且提出了一些核心概念，如道器论蕴含着中国古代的设计美学本体论、器用论涉及对古代器物功能的探讨、文质论则蕴含着对古代设计形式美的探讨、象意论涉及设计思维问题，蕴含着丰富的设计美学思想。综上所述，先秦学术思想中已经蕴含了对艺术设计的本体、形式与功能、艺术设计思维的探讨，是中国设计思想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期，也是后世设计思想的源头，先秦以后的艺术设计思想所论及的问题都绕不开先秦所提出的基本理念，因此，先秦在我国设计思想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本源地位，它是研究中国设计思想史不容忽视的重要学术起点。

此外，先秦设计美学思想脱胎于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土壤，由于小农经济自给自足，人的生存与周围的自然界密不可分。因此，中国人的“天人合一”观念根深蒂固，强调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与自然必须和谐相处，在思维方式上强调有机联系的辩证整体观。在这种文化影响下的先秦设计美学思想，强调以人为本，顺应自然，注重和谐，这与现代设计美学提倡的人性化设计、绿色设计、可持续设计是相通的，对于解决当下设计所面临的问题富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除《考工记》为专门的工艺美学著作外，其余文献并没有将造物设计作为自己的中心主题，先秦诸子往往是在阐发自己的哲学观点时附带论述造物设计问题。因此，先秦的设计思想往往是与其哲学美学思想融为一体的，如“道”与“器”、“器”与“用”、“文”与“质”、“象”与“意”等哲学思想无一不以诸多设计形式表现出来，并成为中国传统的造物思想理念。

因此，本书主要从哲学美学的角度对先秦艺术设计审美意识的特征和本质规律做一种综合性、高度概括的研究。从哲学美学的角度对先秦设计思想进行研究，可以把先秦设计思想的研究引向深处，挖掘设计表象背后的文化根源和精神实质，学习中国本土文化的设计智慧和精髓，继承并发扬光大，为当代的设计服务，从而真正推进中国当代设计学体系的建构与完善。

先秦设计美学思想研究：《考工记》中的设计原则和美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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