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帝国最后的诗人们：铁血、杀戮与融合

人，诗意地栖居。这是任何时代知识分子的梦想。

当大明旗帜在中原和江南各个城市的角楼上飘扬、“四种人”的种族压迫消失、“九儒十丐”的轻蔑成为历史旧事之时，依我们当代人有限的想象力，会认定挣脱桎梏的诗人学者们会欢天喜地投入汉人坐江山的大明政权，以无上的热情和干劲去讴歌、建设这个“新时代”！果真这样吗？——答案是否定的。

朱元璋出于那种变态的“穷人乍富”的严酷天性，信手撒出漫天的罗网，对士人进行了前所未有的疯狂摧残。

元朝自元成宗以后，城市经济恢复生气，工商业繁荣（虽然是种虚假的繁荣），而且统治者在文化上基本不加限制（上层蒙古贵族集团不大在乎诗文曲赋，多数人根本不懂汉语），所以才造成元代戏曲、小说等“流行”文化与诗词歌赋等传统文学真正百花齐放的局面。

元末的战乱，使得本来生活趋于安定的汉族士人阶层忽然之间又被抛入动荡乱离的深渊。处处是战场，到处是杀戮，惬意、雍容的闲适平静，被“乱臣贼子”们的舞刀跃马完全摧毁。

“新朝”大明用铁腕统治着一切，刀锋和矛尖不断指向士人，谁不就范谁就要付出生命的代价。统治者这种完全病态的疑心病，使得文人的生命如齑上露、草上霜，在专政的烈阳下刹那间凋零、蒸发。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真正到了“万马齐喑”的地步。

为了报复同张士诚等人争斗时吴地地主阶层的政治偏向，朱元璋在向江南加赋的同时，强制迁出几乎所有的吴中富户，这种变相的流放，实际上是对“富人阶级”的真正惩罚。推而广之，朱皇帝在全国范围内施行海禁，不遗余力地打击商业活动。而与“世道人心”相关的文人士子，自然也是他朝思暮想所要“处理”的主要对象。

正因如此，元末明初有许多文人在心理上仍然认同元政权。而且，时光流逝百年，即使身处江南地区的士子南宋末年那种激烈的民族情绪也逐渐黯淡了。所以，当他们面对明王朝汹汹而来的镇压浪潮，文人们只能在心中哀叹：没有最坏，只有更坏！

元末文学大家，除杨维桢、丁鹤年、倪瓒等少数几个人幸免于难、保全首领而死之外，包括“吴中四士”高启、杨基、徐贲、张羽以及能文能画的大才子王蒙等全被新朝以“莫须有”之罪分尸切首。这些已经归顺的文豪们，仍旧以自己的血肉之躯与沙石泥砾一起成为明帝国奠基的堆砌物，抱恨泉壤。

下面，笔者择其要者，以人言诗，以诗言史，最后回顾一下在那个硝烟四起、兵戈耀日的杀戮年代中文人们的微弱声音。

“铁笛道人”乃诗雄
杨维桢

杨维桢，字廉夫，号梅花道人、铁笛道人、铁崖、铁史等，浙江诸暨人。今天知道杨维桢的人少之又少，大概只有研究文学史、诗歌史的学者对他有一定的研究和好奇心。

但是，在元末和明初，杨维桢的诗歌创作影响了两三代人，他的“狷直傲物”、他的“志过矫激”，也成为那个时代文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杨维桢生的是时候，也不是时候。之所以说他生正当时，乃指他刚满十八岁时，正好赶上元仁宗在全国开科取士。欣喜之下，年轻的杨维桢在铁崖山中筑“万卷楼”，苦读数载，于泰定四年入大都应试，一举二甲进士及第；之所以说他生不逢时，是因为他中晚年正遭逢江南乱起，后半生颠沛流离，心惊肉跳。

进士及第后，杨维桢的仕途并不太顺利，在天台县尹任上只干了三年就因故免官。回家隐居几年后，才得到绍兴路钱清场盐司令这样一个有实惠的官职。食俸捞银五年，先后因父母逝世守孝回乡。孝满出山，无官可补，杨维桢在杭州附近的城市间往来穿梭，以教学卖文为糊口之资。

至正十年（1350年），他好不容易弄了个杭州司务提举的官职，但不几年张士诚就攻陷杭州，继而朱元璋军队节节进逼，江南大乱，他只能逃入富春山避难。后来，张士诚受元廷招安，杨维桢才敢回松江居住。他在当时广收生徒，授学解惑。

明初，朝廷网罗各地“人才”，杨维桢也在名单中。有幸的是，他刚到南京不到三个月即患肺炎，终能以病辞官，回家后不久即病死，终年七十五岁。

杨廉夫晚年居松家，有四妾：竹枝、柳枝、桃花、杏花，皆能声乐。乘大画舫，恣意所之，豪门巨室争相迎致。时人有诗曰：竹枝柳枝桃杏花，吹弹歌舞拨琵琶。可怜一解杨夫子，变成江南散乐家。（《归田诗话》）

可见，杨维桢晚年在张士诚统治下还过了几年潇洒风流的好日子，明末清初的李渔，估计正是仿效这位戏坛前辈的所作所为。

杨维桢诗歌风格奇特，有李贺之奇峭，又有李商隐之绮靡，当时号称“铁崖体”，形成元末明初一个影响巨大的诗歌流派。所谓的“吴中四士”创作风格，皆属于铁崖体，四个人也均以杨维桢为精神领袖。

后半生虽处于乱世，杨维桢却以“竹枝词”清新之句与“乐府诗”复古雅诗一显于当时。其“诗歌乐府出于卢仝、李贺之间，奇奇怪怪溢为牛鬼蛇神者，诚所不免。至其文，则文从字顺，无所谓剪红刻翠以为涂饰，聱牙棘口以为古奥者也”（《四库全书总目》）。

从政治角度讲，他的《挽达兼善御史》一诗是叹悼台州路达鲁花赤泰不华为元朝死节而作，悲怆激愤，鲜明表现了他忠国的态度：

黑风吹雨海溟溟，被甲船头夜点兵。

报国岂知身有死，誓天不与贼俱生。

神游碧落青骡远，气挟洪涛白马迎。

金匮正修仁义传，史官执笔泪先倾。

歌颂忠烈的诗歌，杨维桢写有很多，诸如《房将军歌》《李铁枪歌》《韦骨鲠》《大将南征歌》等。最吸引人、最具故事性的一首政治诗，当属他在吴中与割据头子张士诚聚会时所作之诗。其时，张士诚已被元廷招降，但一直三心二意，专事割据。张士诚久慕杨维桢盛名，以元廷赐给他的“御酒”招待这位老才子。酒至半酣，杨维桢赋诗曰：

江南岁岁烽烟起，海上年年御酒来。

如此烽烟如此酒，老夫怀抱几时开？

张士诚本想留杨维桢当幕宾，见诗如此，知其不可强留，便纵其归去。当然，也是赶巧遇见张士诚这样的宽厚人，如果在朱元璋面前作这种诗，三亲九族都要被诛杀。

大明政权成立后，杨维桢也不得不表态，承认新朝乃“受天新命”，并在赠地方官的诗文中上奉承之辞：“天子龙飞定两都，山川草木尽昭苏。三吴履亩难为籍，四海均田喜有图。”（《送经理官黄侯还京序》）不痛不痒之间，却也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明史》中记载，明廷征其入朝，杨维桢以白头老寡自比，表示“不再嫁”之决心，并作《老客妇谣》一诗上呈朱“御览”。朱元璋“嘉其志，仍给安车还山”，宋濂为此作诗说：“不受君王五色诏，白衣宣至白衣还。”——这段佳话，完全是传说附会，清人考证已经证实这是“小说家”语。倘若朱皇帝有此气度，明初文人也不会被他弄死那么多。

清人还较真，乾隆修《四库全书》时，看到其中选录杨的《大明铙歌鼓吹曲十三篇》狂诋元朝极赞明朝，这位“文字狱”头子非常愤怒，大骂杨为“贰臣”，借题发挥，让馆臣把他的“御制大字报”录于杨维桢诗文前。据后人考证，《大明铙歌鼓吹曲十三篇》是别人伪作，并不是他本人的作品。杨维桢倒霉，死后四百年，其品操仍旧被怀疑。杨维桢毕竟没有食过明朝俸禄啊。

实际上，杨维桢的“艳体诗”和“竹枝词”在当时颇为风靡，最有代表性的是《城西美人歌》《将进酒》《绣床凝思》等。

他的《续奁集二十咏》更是把青春少女的各种体貌、情感以及恣狂表现一新，开有明一代文人放荡不羁之先河。

杨维桢最为人称道的还是他的“性情”之作。即使是乐府诗体，到他手中也是旧瓶换新酒，充满飞扬的情思和洋溢的热情，不受格律和体裁的束缚，以性情为本原，达至“不工而工”的至境。其中，以《五湖游》为代表：

鸱夷湖上水仙舟，舟中仙人十二楼。

桃花春水连天浮，七十二黛吹落天外如青沤。

道人谪世三千秋，手把一枝青玉虬。

东扶海日红桑樛，海风约在吴王洲。

吴王洲前校水战，水犀十万如浮鸥。

水声一夜入台沼，麋鹿已无台上游。

歌吴歌，舞吴钩，招鸱夷兮狎阳侯。

楼船不须到蓬丘，西施郑旦坐两头。

道人卧舟吹铁笛，仰看青天天倒流。

商老人，橘几奕，东方生，桃几偷。

精卫塞海成瓯窭，海荡邙山漂髑髅，

胡为不饮成春愁？

这首诗想象丰富，语气夸张，气势雄浑，集主体意识与状物抒情为一体，诚为一时绝唱。仔细观之，确有李长吉的凄冷、跳跃和怪诞，但又无长吉诗意中的森冷和死亡气息。冷艳卓绝的奇思，贯穿于追思历史与品味现实的豪放之中。所以，杨维桢诗最能打动人心的就是这种“生命意志”的狂欢状态和个体意识的无限张扬。

杨维桢的《铁笛清江引》散曲，兴酣意狂，风采豪迈，淡简深味，几乎可以看作是日后唐寅、李渔等辈的“祖师爷式”作品：

铁笛一声吹破秋，海底鱼龙斗。

月涌大江流，河泻清天溜。先生醉眠看北斗。

铁笛一声云气飘，人生三山表。

濯足洞庭波，翻身蓬莱岛。先生眼空天地小。

铁笛一声嘶玉龙，唤起秦楼凤。

珠调锦筛箕，花锁香烟洞。先生醉游明月宫。

铁笛一声天上响，名在黄金榜。

金钗十二行，豪气三千丈。先生醉眠七宝床。

铁笛一声秋满天，归自金銮殿。

曾脱力士靴，也捧杨妃砚。先生醉书龙凤笺。

铁笛一声江月上，濯足银河浪。

山公白接篱，太乙青藜杖。先生醉骑金凤凰。

铁笛一声天地秋，白雁啼霜后。

尘生沧海枯，木落千山瘦。先生醉游麟凤洲。

铁笛一声阊阖晓，走马长安道。

酒淹红锦袍，花压乌纱帽。风流玉堂人未老。

铁笛一声秋月朗，露泠仙人掌。

三千运酒兵，十万驮诗将。扶不起铁仙人书画舫。

铁笛一声天作纸，笔削春秋旨。

千年鬼董狐，五代欧阳子，这的是斩妖雄杨铁史。

铁笛一声天禄山，奇字都识遍。

一双彤管笔，三万牙签卷。这的是铁仙人杨太玄。

铁笛一声花满船，拣退烟花选。

留一枝杨柳腰，伴一个芙蓉面。这的是铁仙人欢喜冤。

铁笛一声情最多，人似磨合罗。

弯得满满弓，捱得沉沉磨。这的是铁仙人花月魔。

铁笛一声春夜长，睡起销金帐。

温柔玉有香，娇嫩情无恙。天若有情天亦痒。

铁笛一声呼雪儿，笔扫龙蛇字。

扶起海棠娇，唤醒蜍礳醉。先生自称花御史。

铁笛一声花醉语，不放春归去。

踏翻翡翠巢，击碎珊瑚树。由不得铁仙人身做主。

铁笛一声吹落霞，酒醉频频把。

玉山不用推，翠黛重新画。不记得小凌波扶上马。

铁笛一声吹未了，扇底桃花小。

吹一会红芍药，舞一个河西跳。消受的小香锦杨柳腰。

铁笛一声星散彩，夜宴重新摆。

金莲款款挨，玉盏深深拜。消受的小姣姣红绣鞋。

铁笛一声红锦堆，夜宴春如醉。

双双杨柳腰，可可鸳鸯会。消受的小莲心白玉台。

铁笛一声花乱舞，人似玲珑玉。

龙笛慢慢吹，象板轻轻勾。消受的小黄莺一串珠。

铁笛一声香篆消，午梦歌商调。

黄莺月下啼，紫凤云中啸。消受的小红銮碧玉箫。

铁笛一声人事晚，人过中年限。

入不得鬼门关，走不得连云栈。因此上铁仙人推个懒。

铁笛一声翻海涛，海上麻姑到。

龙公送酒船，山鬼烧丹灶。先生不知天地老。

杨维桢乃音乐大家，又有元代文士喜吹铁笛的爱好，故自号“铁笛道人”。

乘肥衣轻半世豪
顾瑛

儒衣僧帽道人鞋，天下青山骨可埋。

若说向时豪侠处，五陵鞍马洛阳街。

此诗乃元朝与杨维桢齐名的大诗人、大商人、大玩家顾瑛所作，前两句直抒旷达胸臆，后两句道出其半世豪奢。

如果没有遭遇元末战乱，这位儒道释合一的豪爽文士，几乎就可成为中国文人欣羡的平安一生的富贵全人。

顾瑛，又名顾德辉、顾阿瑛，字仲瑛，号“金粟道人”，昆山人氏。他世家出身，家业豪富，又长袖善舞，年轻时靠经商挣进流水般的银子。

不惑之年，顾瑛早早“退休”，把家业交与子侄辈打理，自己营建骇人心目的豪华园林别墅“玉山佳处”。这处人工胜景，在元朝的江南地区只有倪瓒的“云林隐居”可以与之媲美。

顾瑛建此人间仙境，当然不是作功利之用。他把此地当成尊贵文士的文学沙龙，从至正八年（1348年）开始，定期承办诗人的吟咏诗会，十余年间吸引了无数诗人、豪富、名流，到此来吟诗、作画、品酒、赏茗、观花、鉴赏古物。元末不少诗人最后皆死于非命，但只要他曾经到过顾瑛的“玉山佳处”，这辈子就不算白活。

顾瑛是世代官僚家庭出身，其曾祖、祖父在宋、元皆做过官，累代积累了百顷土地和垛山金银。由于没什么“追求”的动力，顾瑛父亲已经以隐居不仕为“理想”，号“玉山处士”，日日在庄园里“厚自奉养”，完全是一个富贵闲人。

顾瑛本人年幼好学，渐受父亲影响，十六岁时“废学”，估计是青春期荷尔蒙折腾得无心向学，加上本性好结客，就常常乘肥衣轻，驰逐于少年之场，达官时宦，无不交识。挥霍无度之余，顾公子在德行方面却也无亏，基本没干什么奸占妇女或把人推堕悬崖殒命的缺德事。三十岁的时候，玩了十来年的顾瑛“醒悟”了。他复读旧书，日与文人儒士为诗酒友，天天沉迷于古玩奇器。贵家公子其实天真烂漫，有钱有情自风流。

顾瑛主持的文学大沙龙，自然美女成群、佳人似云，可绝非低俗派对。在那种如梦如诗的环境中，小红低唱才吹箫，能入场的又皆一代风流名士，诗酒歌会，人皆望之如仙，让所有参加者流连忘返，其情其景能回味半世。

名画家张渥把至正八年三月的一次欢会绘成一幅《玉山雅集图》，大文豪杨维桢亲写“雅集志”题于卷后，以笔墨淋漓尽致描绘了当时的盛况：

右《玉山雅集图》一卷，淮海张渥用李龙眠白描体之作也。玉山主者为昆山顾瑛氏，其人青年好学，通文史及声律。钟鼎古器法书名画品格之辩，性尤轻财喜客，海内文士未尝不造玉山所，其风流文采出乎辈流者，尤为倾倒。故至正戊子二月十又九日之会，为诸集之冠。鹿皮衣、紫绮坐、据案而申卷者，铁笛道人会稽杨维桢也。执笛而侍者，姬翡翠屏也，岸香几而雄辩者，野航道人姚文奂也。沉吟而痴坐、搜句于景象之外者，苕溪渔者郯韶也。琴书左右、捉玉尘而从容谈笑者，即玉山主人也。姬之侍者，为天香秀也。展卷而作画者，为吴门李立。傍视而指画者，即张渥也。席皋比、曲肱而枕石者，玉山之仲晋也。冠黄冠、坐蟠根之上者，匡庐山人于立也。美衣巾束冠带而立、颐指仆从治酒肴者，玉山之子元臣也。奉肴核者，丁香秀也。持觞而听令者，小橘英也。一时人品，疏通俊朗。

只要时人还有稍许的“想象力”，就可以让这幅“胜景”在脑海中鲜活地“复活”出来，而且，比《韩熙载夜宴图》中的场景更可称道的是，这次集会华而不靡，气氛更健康，人物更风流，较之古人西园、金谷、兰亭之会，可谓集大成者。

由于杨维桢等大诗人的品题和唱和，“玉山佳处”闻名遐迩，文人荟萃。诗酒之余，他们更是创作了大量作品，结帙成集。

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江南乱起，烽火四处，冲杀的号叫和战鼓的由远而近，更让“玉山佳处”的主客倍感珍惜眼前的一刻。此时的长歌欢笑，已经浸沉于黑色未来的阴影之中。

于是乎，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包括顾瑛本人，更是酣饮沉醉，加倍珍惜这日后不再的梦幻般生活：

其一

天风吹雨过湖去，溪水流云出树间。

楼上幽人不知暑，钩帘把酒看虞山。

其二

晴山远树青如荠，野水新秧绿似苔。

落日湖光三万顷，尽随飞鸟带将回。

其三

雨随牛迹坡坡绿，云转山腰树树齐。

江阁晚天凉似洗，隔林时有野莺啼。

其四

紫茸香浮薝卜树，金茎露滴芭蕉花。

幽人倚树看过雨，山童隔竹煮新茶。

（《湖光山色楼四首》）

如果说这首诗还是在美景与美酒的陶醉中暂时可以忘却痛苦的话，下一首诗已经显出在大风暴来临前灯红酒绿生活中诗人的莫名恐惧了：

木叶纷纷乱打窗，凄风凄雨暗空江。

世间甲子今为晋，尸裹庚申不到庞。

此膝岂因儿辈屈，壮心宁受酒杯降。

与君相见头俱白，莫惜清淡对夜。

（《可诗斋口占诗》）

至正十四年，由于江南战火越烧越广，顾瑛受江浙参政董抟霄所举，参与元朝水上平寇和赈济饥民的工作。又隔一年，他被举荐为昆山知州，级别挺高，但顾瑛两句诗道出了真情：“补官使者招入粟，一纸白麻三万斛。”原来，这个官职是要掏银子（可用粮食抵换）来买的。

所以，此官未做多久，顾瑛就辞职而去。当然，如果不辞官，张士诚军队杀至，他也没什么好果子吃。

正是这个“知州”官职，最后也是要顾瑛老命的“索命状”，因为他的“级别”，使其名字赫然列入日后大明王朝的“黑名单”中。

张士诚政权期间，顾瑛为逃避出去做官，在玉山山阳为自己开土凿坟，周遭遍植黄金桂，题墓庐匾云“金粟”，作对联云：“三生已悟身如寄，一死须教子便埋。”并提前为自己写好了一篇详尽的“墓志铭”（提前了十一年）。

顾瑛偏好桂花，其词《水调歌头·天香词》乃盛年盛景所作，最能彰露他的喜好：

金粟缀仙树，玉露浣人愁。谁道买花载酒，不似少年游。最是宫黄一点，散下天香万斛，来自广寒秋。蝴蝶逐人去，双立凤钗头。向尊前，风满袖，月盈钩。缥缈羽衣天上，遗响遏云流。二十五声秋点，三十六宫夜月，横笛按伊州。同蹑彩鸾背，飞过小红楼。

大明王朝建立，因顾瑛当过元朝“知州”，其子顾元臣当过元朝的“武略将军”和“水军宁海所正千户”（海军中校），自然要受到“照顾”。

新朝的“肃反”开始，顾氏父子二人被强制流放到临濠“劳改”。一年后，顾瑛便在恶劣的生活条件和劳累中死去。他死后被弃乱坟岗，也没能睡在他自己事先修好的超豪华墓穴中。

当顾瑛拖着残病之躯在汉人同胞的大皮鞭下挖沙泥的时候，不知是否还记得自己在玉山草堂所作的《玉山佳处以爱汝玉山草堂静分韵得静字》：

兰风荡从薄，高宇日色静。林迥泛春声，帘疏散清影。

蹇裳石萝古，濯缨水花冷。于焉奉华觞，聊以娱昼永。

多么闲适，多么怡淡。如此半世富贵大文士，最终手拿木铲吐血死在工地上，只能说是时代的悲剧了。

洁癖难避真浊世
倪瓒

知道倪瓒这个人，是从一则明清笔记中的笑话：倪大才子洁癖无双。一夜召来一妓澡浴数次。结果，倪“洁癖”总觉有异味，边扪边嗅，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地让美妓去洗澡，折腾一宿，只求兰香透体洁，早忘巫山一段情，啥事没干，早晨奉上大包银两把姑娘打发走……

待日后稍涉画史，才知道这位倪爷是“元四家”之一（其余三位是黄镇、王蒙、吴镇），笔墨丹青，皆属逸品之流。同时，他的诗风创作，也很有成就，是元代后期殿军人物之一。

除此以外，倪瓒的人生，诚可谓是部引人遐思的传奇。

倪瓒，字元镇，号云林子，无锡人。他一生从未入仕或求取科举，所以有“处士”之称（未被污浊官场沾染，诚大幸也）。倪瓒的十世祖倪硕在西夏为官，宋朝景祐年间作为使臣入宋，被留不遣，便徙居淮甸，繁衍成当地大族。南宋建炎年间，其五世祖倪益携家避乱南迁，居于无锡，从此定居当地。

倪家人擅长经济之学，又有雄厚资本，货殖为业，成为无锡巨富。所以，倪瓒的高祖、曾祖皆不仕，埋头挣钱。到其祖父倪椿、父亲倪烦，借助元朝隆盛的商业氛围，家业越挣越大，几乎成为江南地区的首富。

到倪瓒这辈，金钱不愁，又自幼受诗书礼乐熏陶，骨子里没有现代富商的刻薄和俗俚。他广行善事，济贫扶困，善于周人之急，待客煦煦有恩，且无任何施恩求报的心机，所以，当时声名极佳。

三辈培养一个贵族。倪瓒是书香之家熏陶而出，未尝有纨绔子弟态，基本达到了孔圣人“富而不骄”的标准。

倪瓒为人敬重前辈，无论是名传硕师，还是方外大佬，他都礼尊有加。这样的人物，世不多见。

金银如山，对于倪瓒这样的人，反而使他更能凭之享受高雅生活意趣。他平日所居的别墅，号“清閟阁”，幽迥绝尘，隐于翠山明湖之间，其中藏书数千卷。

在这古今中外超豪华的巨大“书房”内，古鼎名琴陈列左右，松桂兰竹敷环缭绕。而屋外奇木修竹，蔚然深秀，负离子多得让人日日如同吸氧。为此，慕古人高遁之乐，倪瓒才自号“云林”。他日日杖履自随，逍遥咏歌以自娱。

与此前此后的假隐士不同，倪瓒并非是以“隐”求“出”。他不缺钱、不缺名，真正是那种超然物外的达人，但求恬淡适意的生活。如此性情中人，自然是“神情朗朗如秋月之莹，意气蔼蔼如春阳之和”。如此神仙中人，笔者只可想见，一生也未尝见到“真人”。

正是无丝毫功利心介于怀中，倪瓒的书画才能苍劲、润妍，清幽无比。

为了自己居住舒适和招待朋友便利，倪瓒所建别墅多多，有云林堂、道闲仙亭、朱阳宾馆、雪鹤洞、海岳翁书画轩，等等。我们今人的想象力有限，以为上述建筑皆是每处占地数亩，中有主建筑周围一圈假山水的豪华宾馆而已。其实，倪瓒的每一处“胜境”，都方圆几百亩，真山真水真林木，涧水清清，鸟鸣声声。

倪瓒确实有洁癖，其斋阁前所有植物，均派仆人时时涤濯，以清水浇淋。有花落下，则用长竿粘取弃之，唯恐人足侵污草地。他的书房清閟阁外，备有丝履一百二十双，专门供访客使用，一次过后即弃之。如果有贫寒儒士需要钱物，倪瓒一般都让用人把钱远远放在庄园偏僻处，让索求的人自往取之，深恐钱污己衣己手。出门在外，他也是携带全部用具，绝不用他人提供的东西，唯恐不洁。倪瓒的“用具”，不是什么毛巾牙刷椅子垫之类，而是“书画舫笔床茶灶”，每行均有仆人数十跟从。这倒不是摆谱儿，确实是要“自备”的东西太多。至于日常生活，倪瓒洗一次手都要换水数十次，每天换衣数十次，确实“洁癖”到了“洁病”的地步。他所穿用的衣冠靴袜，也都是用上等好香薰透，纯天然好味道。

可以想见，这样的清雅高士，每日登上层楼，一壶在手，持之四眺，远浦遥峦，云霞万变，清雾腾涌，弹指万状。如此生活，我们今世俗人过上一天，胜过千年。这样的人，才能写出以下冲淡、自然、神逸的诗词曲赋：

题诗石壁上，把酒长松间。

远水白云度，晴天孤鹤还。

虚亭映笞竹，聊此息跻攀。

坐久日已夕，春鸟声关关。

（《对酒》）

所有这些诗词小曲，皆清隽淡雅，非常人所能及。想古今中外无数达官贵胄，金银堆至北斗边，豪气直升九层天，但又有几个人能享受倪云林那种片刻清欢！

这种世外桃源、象牙塔中的生活，忽然于至正初年的一天中断了。这并非是江南乱起后的被迫举措，乃是倪处士有天生预感。在天下无事之时，一日，他好好生活不过，发狂疾一样将家产变卖殆尽，散与旁人，并对人讲：“天下多事矣，吾将邀游以玩世。”

此后，黄冠野服，他往来江湖二十余年。毕竟袋中钞银丰实，他每每借住梵舍道观，行踪不定，终于免于在战争中因家产之累被杀的命运。

乱世之间，倪瓒选择的这种“另类”逃避，并不说明他对世事全无牵挂。山林之乐以外，他也深恨世间无豪杰、无英雄可以鼎定乾坤，维持大元的统治。在他《折桂令·拟张鸣善》一曲中，以历代兴亡为叹，抒发了这种幽怨的情怀：

草茫茫秦汉陵阙，世代兴亡，却便似月影圆缺。

山人室堆案图书，当窗松桂，满地薇蕨。

侯门深何须刺谒？白云闲自可怡悦。

到如今世事难说，

天地间不见一个英雄，不见一个豪杰！

而且，倪瓒《题郑所南兰》一诗，也透露出他对时政的关切和对乱世无人的感怀：

秋风兰蕙化为茅，南国凄凉气已消。

只有所南心不改，泪泉和墨写《离骚》。

（《题郑所南兰》）

诗中，他伤惜南宋遗民郑思肖的凛凛气节。自勉砥砺之气，洋溢纸间。

其时，这种看似潇洒的高隐肥遁，也是一种无奈的逃避。旅途景色再美，颠沛和流离的气氛也是挥之不去。所以，倪瓒一首《怀归》，无意间透露出他对昔日平静美好生活的怀念：

久客怀归思惘然，松间茅屋女萝牵。

三杯桃李春风酒，一榻菰蒲夜雨船。

鸿迹偶曾留雪渚，鹤情原只在芝田。

他乡未若还家乐，绿树年年叫杜鹃。

大明王朝建立后，倪瓒年岁已老，黄冠野服，混迹百姓之中。

由于他未曾在元朝做过官，有幸躲过朝廷的搜求。七十四岁时，他客死于姻亲邹惟高家中，比孔圣人还多活了一岁。

死前，倪瓒心存悒郁，眼望中秋明月，追忆逝水华年，赋诗曰：

经旬卧病掩山扉，岩穴潜神似伏龟。

身世浮云度流水，生涯煮豆燃枯萁。

红螺卷碧应无分，白发悲秋不自支。

莫负尊前今夜月，长吟桂影一伸眉。

明朝诗歌研究家都穆在《南濠诗话》中记载他死于“脾疾”（应该是肝硬化一类的病），倪瓒果然是“诗酒尽生涯”。

既然精神家园在战火与新朝的政治高压下荡然无存，死亡，可能是最好的解脱。

不容回忆的时代
诗人的荒诞而又必然的死亡

元末的高启、杨基、徐贲、张羽被誉为“吴中四士”，其实也是明诗开启时代的“四大家”。

高启，可称得上是元明时代的“李太白”。他字季迪，号“青丘子”，乃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元亡后，他隐居吴淞青丘，很想安稳度过后半生。

由于才名太高，朱元璋强召他入京，教授王子们学业。高启性格耿介，又有文人最大的疏懒毛病，干了两年多就托疾回家，朱元璋给他一个户部右侍郎的官想稳住他，也被拒绝。

朱元璋哪见过这种文人，隐恨在心。不久，明朝苏州知府修治府院，高启写《上梁文》祝贺。由于苏州府治旧所是张士诚的旧宫所在，朱明政权自然一抓一个准，诬称高启有谋反之心，处以腰斩的惨刑。被诛时，高启仅三十八岁。

整篇《上梁文》，明廷抓住其中四个字“虎踞龙盘”，就致诗人于死地。后世不少“轶事”说是高启所作《宫女图》一诗泄露宫廷“机密”，才被朱元璋斩杀，实是小题大做，以偏概全。朱元璋一是忌讳文人诗才，二是痛恨高启的“非暴力不合作”态度，三是杀鸡给猴看，以儆效尤。

高启之诗，以《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最为豪迈挥洒，文人豪气，一展无余：

大江来从万山中，山势尽与江流东。

钟山如龙独西上，欲破巨浪乘长风。

江山相雄不相让，形胜争夸天下壮。

秦皇空此瘗黄金，佳气葱葱至今王。

我怀郁塞何由开？酒酣走上城南台。

坐觉苍茫万古意，远自荒烟落日之中来。

石头城下涛声怒，武骑千群谁敢渡。

黄旗入洛竟何祥，铁锁横江未为固。

前三国，后六朝，草生宫阙何萧萧！

英雄来时务割据，几度战血流寒潮。

我生幸逢圣人起南国，祸乱初平事休息。

从今四海永为家，不用长江限南北。

其实，此诗最后四句对新王朝竭尽“歌颂”，但是，朱元璋绝不容许文人对自己有丝毫的轻慢，不合作的结局，只有“死”字等待。

高启的《忆昨行寄吴中诸故人》，极抒诗人纵情山水，忘怀世事的初志，特别是鼓励文人“及时行乐”的内容，可谓是看透世情，深为笔者所喜：

忆昨结交游侠客，意气相倾无促戚。

十年离乱如不知，日费黄金出游剧。

狐裘蒙茸欺北风，霹雳应手鸣雕弓。

桓王墓下衰草白，仿佛地是辽城东。

马行雪中四蹄热，流影欲追飞隼灭。

归来笑学曹景宗，生击黄獐饮其血。

皋桥泰娘双翠蛾，唤来尊前为我歌。

白日欲没奈愁何！

回潭水绿春始波，此中夜游乐更多。

月出东山白云里，照见船中笛声起。

惊鸥飞过片片轻，有似梅花落江水。

夫差城南天下稀，狂游累日忘却归。

座中争起劝我酒，但道饮此毋相违。

自从飘零各江海，故旧如今几人在？

荒烟落日野鸟啼，寂寞青山颜亦改。

须知少年乐事偏，当饮岂得言无钱。

我今齿发虽未老，豪健已觉难如前。

去日已去不可止，来日方来犹可喜。

古来达士有名言，只说人生行乐耳！

“吴中四士”的杨基，即使与新朝合作，为官十一年，最终在山西按察使的高官任上仍不免噩运，被朝廷“惦记”，以微罪获重谴，死于劳改营中，尸体为野狗吞食。谁让他做过张士诚的“丞相府记室”呢！

张羽，这位“东风吹雨衣不湿，我在桃花深处行”的名士，最终没能“散发弄扁舟”，在洪武十八年被谪岭南。行至中途，又有诏召回，情知凶多吉少，为少受折磨，诗人只得投水自尽。“扁舟”弄不成，诗人只能到鬼门关去弄水鬼了。他极具军事天才，有《金川门》一诗，吟咏南京北门偏西的金川门，“未三十载，而燕师（朱棣军）从此入矣”，冥冥之中，他预知此地有大事发生。

至于徐贲，官至省级大员（河南布政使）。洪武十三年，明廷抓住他的小辫子，以“犒师不周”的罪名把他逮入南京监狱。大杖、夹板，加上各种非人的待遇，徐贲没多久就惨死狱中。

元末江南文人命最好的，要数袁凯了。他元末当过府吏，“博学有才辩”，时人称之为“袁白燕”，因其诗《白燕》最知名：

故国飘零事已非，旧时王谢见应稀。

月明汉水初无影，雪满梁园尚未归。

柳絮池塘香入梦，梨花庭院冷侵衣。

赵家姊妹多相忌，莫向昭阳殿里飞。

袁凯食元禄当“干部”时，已经预感到劫难的到来，便借典起兴，尽言人生凋零。

入明后，他得授“监察御史”。一次，朱元璋问他：“朕与太子哪个比较好？”

幸亏袁凯急智，回称：“陛下持法正，太子特心慈。”

朱元璋恨笨人，更恨聪明人，大黑脸登时耷拉下来，吓得袁凯魂飞魄散。

回家后，他马上称疾辞官，不久，又装疯卖傻，想保性命。

朱元璋不放心，派特务去袁凯家里窥查。袁凯事先把麻酱和面捏成狗屎，抛撒在狗窝附近，天天披头散发，目光呆滞，躺在地上大嚼“狗屎”。

朱元璋得报，算是饶了袁凯一命。可见，活在朱皇帝的大明朝多么不容易！

最后值得一提的，当属大画家、大诗人王蒙。

如今，故宫博物院藏有王蒙十件真迹。2006年5月底，香港佳士得拍卖他唯一“遗落”民间的“真迹”《煮茶图》。这幅以移动视点透视法创作的画作，皴法藏法，山峦层次丰富，蔚然壮观，估价达八百万港元之巨。

当然，元代的王蒙无福“消受”自己作品带来的利润。这位身为赵孟頫外孙的元代大文人，由于出任过张士诚的“顾问”（江浙行省理问），也被新朝暗中在“另册”上挂号。

明朝初建时，为装点门面，“请”王蒙出来做官。又老又穷隐居山间的王蒙经不住诱惑，拄杖出山，很想为儿孙博些银两、产业度饥寒。

甭说，甫出山，王蒙任泰安知州。有了俸银和官衔，王蒙自然可以口中吟诗，手中挥画。

倒霉的是，过了没几年就赶上朱元璋搞“清洗”。胡惟庸一案，数万人牵连被杀，王蒙不幸，正是其中几万之一分子。罪名很荒谬：胡惟庸被抄家，其中有几幅带王蒙落款的画。不用讲，他肯定是“胡党”分子。

花白须发的老翁，仍不免病死狱中。

王蒙早年虽也是在优裕家境中成长，其诗倒很有“忧国忧民”意味，现摘其《暮宿田家作》一首：

木落天正寒，山空日将暮。荒林倦鸟归，乱水行人渡。

穷年滞草莽，短褐被霜露。晚宿依田家，主人情亦故。

汲水泉满涧，烧竹烟在户。钟残溪上村，月照阶前树。

浊酒初泼醅，嘉蔬亦时具。且慰饥渴怀，况谙村野趣。

老翁八十余，有子殁征戍。粳稻岁莫收，官司日加赋。

我愿息兵戈，海宇重农务。愧乏经济材，徒然守章句。

诗意哀沉，除有杜甫忡忡之忧心外，也有李白“宿五松山下荀媪家”的凄清哀婉。

如此诗人，也终惨遭朱元璋的毒手。

所以，不幸生长于“皇元”“皇明”的诗人骚客，真是倒了血霉。挨过了初一，终躲不过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