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铁血与融合的兄终弟及后患

1307年初春时分，元成宗病死。这个时刻，对于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而言非常关键——元成宗皇后卜鲁罕在皇帝死后摄政，她本人很想推立忽必烈的一个孙子、安西王阿难答为帝。

这位阿难答不是幼儿，乃是成年人，而且是一位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狂热的穆斯林。其属下近二十万蒙古军队，皆在他强制下全部改奉伊斯兰教。所以，如果阿难答即位，他肯定一反大元朝允许多种信仰共存的规矩，强制下令元朝统治区的所有人信奉真主。倘如此，中华大地会在十四世纪初的几十年内全部伊斯兰化，很有可能，会永远伊斯兰化。

幸运的是，元成宗早年病逝的二哥答剌麻八剌有两个不同凡响的儿子，海山与爱育黎拔力八达。这哥俩先后登上帝位，一为元武宗，一为元仁宗。

武宗未必“武”
海山时代的瞎折腾

元成宗本人有个儿子，其名字很好听：德寿。事实证明，他还不如叫狗剩儿。这位德寿在大德九年被立为皇太子，半年后即病死。德寿德寿，寿既不永，何言德焉。数岁小儿，即赴起辇谷与蒙古先祖地下相会了。

蒙古王子正在学习图出《史集》绘于十四世纪

屋漏又遭连夜雨。由于在立德寿当皇太子时，元成宗皇后卜鲁罕出于私心怕海山兄弟日后与自己的儿子争位（其实德寿不是她亲生，乃元成宗第一个皇后失怜答里所生，此人福薄早死），便借故把海山之弟爱育黎拔力八达与其母一起外贬至怀州（今河南沁阳）。

海山自大德三年一直在北部边境为叔叔元成宗抵御海都等诸王的入侵，边功赫赫，受封为“怀宁王”。由于怀宁王海山离大都政治中心较远，皇后卜鲁罕当时没有特别在意他。

元成宗崩逝，怀宁王海山却成了继承皇位的最佳人选之一：他不仅血脉高贵，又有捍边的大功（元武宗死后被谥为“武”，其实也因其早年与漠北诸王争战的胜利）。更重要的是，中书右丞相哈剌哈孙也支持海山为帝，这位丞相的另外一个关键职位，是怯薛长。也就是说，不仅中书政令多由他出，皇家禁卫军也由他指挥。

记性好的读者可能会说，元成宗不是还有个哥哥晋王甘麻剌吗？那人是太子真金的嫡长子，当初“让位”与元成宗，他出来当皇帝不是最合适吗？这位甘麻剌确实有资格，但他已经在元成宗大德六年病死，时年四十岁。后来，元英宗遇弑，他的儿子也孙帖木儿继位为帝，才追尊甘麻剌为显宗皇帝。

元成宗皇后卜鲁罕当然不希望以前种下过过节的海山兄弟继位，她与中书左丞相阿忽台想拥立元成宗的一个堂弟阿难答。这位安西王的父亲忙哥剌是真金太子之弟，也是忽必烈非常喜欢的儿子，但至元十六年就病死了。阿难答本人不是生养于深宫的少爷，一直在北部边境为大元御边，与海都等叛王交战的时间比海山还要早，年纪也比海山大。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海山兄弟夺得帝位后，说婶娘元成宗皇后卜鲁罕本性淫邪并将其杀于东安州。政治就是这样，成王败寇，话语权总是掌握在胜利者手上。其实，卜鲁罕皇后乃驸马脱里思之女。大德三年，她受封为后。由于元成宗多病，卜鲁罕居中摄事，与丞相哈剌哈孙关系融洽。当时，大都内修筑宏伟奢侈的万宁寺，其中有不少密宗男女交媾的塑像。卜鲁罕皇后见此“欢喜佛”忙以帕覆面，下旨令人销毁塑像。可见，从汉儒角度讲，她是一位深受儒家教育、知书达理的好女人，在道德层面比一般笃信“怪力乱神”的蒙古男女贵族要高得多。而且，恰恰是先前多年与右丞相哈剌哈孙的愉快合作，元成宗死后她也没有像北魏胡皇后或者清朝慈禧那样铲除“异己”者。

安西王阿难答本来在北部统领二十万大军捍边。海都死后，诸叛王纷纷来降。忽必烈弟弟阿里不哥的儿子明理帖木儿事隔多年也投降过来，由于此人乃“黄金家族”重要成员，阿难答亲自陪他回大都觐见元成宗。这样一来，他身不由己地陷入了政治旋涡，且有去无回。

左丞相阿忽台等人想得“拥立功”，便准备推阿难答为帝、奉卜鲁罕皇后垂帘听政，并暗中派人阻隔海山的归路。

这几个人死脑筋，如此大事，做就做了，非要召群臣议事，告知皇后即将摄政之事。汉族大臣田忠良和何玮立即表示反对。阿忽台吓唬他们：“皇后制令如天，你俩不怕死吗，敢沮大事！”何玮抗言：“我就怕不义而死，如死于正义，又有何畏！”

两个汉臣挑头，多数朝臣又不表态，阿忽台没“民主”成，悻悻而归。

此举“打草惊蛇”，右丞相哈剌哈孙先下手为强，把百司印符全收集起来藏在自己家里，封锁宫内府库，然后称疾不出。皇后卜鲁罕数派内官要他出来视事，皆遭拒绝。

如果皇后够狠，阿忽台够胆，派兵冲入哈剌哈孙府把他弄死，大事可定。但阿忽台等人怯懦，皆未敢发动。

哈剌哈孙一面派人催促海山返京，一面派人去怀州迎海山的亲弟弟爱育黎拔力八达入京。

后世史书，皆一面倒地称颂日后的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多么“聪明刚毅”。其实，开始接到哈剌哈孙所送密信，他犹疑再三，迟迟不敢出发入京师。其汉人教师李孟，才是他能走出怀州最关键的人物。

李孟，字道复，原籍潞州上党，后徙居汉中。此人“生而敏悟，七岁能文，倜傥有大志，博学强记，通贯经史，善通古今治乱”。由于有元一代汉人无有仕进，李孟青年时代就以教书为业，开门授徒，远近慕名受教的人特别多。后来，他有机会得见真金太子，终于可以显露干才。可惜的是，未几，真金病死，不及擢用李孟。

蹉跎有年，趁皇太后阔阔真为海山兄弟寻汉儒教书的机会，李孟得进王府当师傅。海山北境捍边时，李孟就留在其弟爱育黎拔力八达身边，为他讲授课业。在怀州四年，李孟悉心教导，传授儒业。爱育黎拔力八达之所以日后能成为“仁”宗，大多是青少年时代李孟向他灌输儒家“仁义”思想所致。

听闻元成宗崩后大都出现政治真空，爱育黎拔力八达犹豫不决，李孟切谏：“世祖皇帝有宝训：皇族旁支不能嗣统。今宫车晏架（指元成宗崩），大太子（海山）远在万里，宗庙危急，殿下您当奉大母（海山兄弟生母）急还大都，以折奸谋，安人心。否则，国家安危不保！”

见爱育黎拔力八达仍旧沉吟不决，李孟激说道：“倘使安西王为帝，一纸诏书，殿下兄弟母子安有命在？”

这句话说到痛处，这位王子忙派李孟先入京打探情况。

可巧的是，李孟入右丞相哈剌哈孙内宅时，正赶上卜鲁罕皇后派去“问疾”的一大群使者在场。情急智生，李孟直接走到哈剌哈孙床边，拿起丞相的手腕就把脉，那群人误认他是外面请来的大夫，竟无人生疑。

密谈之后，哈剌哈孙让他立刻返还怀州，催爱育黎拔力八达入京。因为，安西王阿难答继位的日子已经确定，稍有迟疑，大事皆去。

李孟星夜兼程，赶回怀州王府，力促爱育黎拔力八达王子马上出发：“先发制人，后发制于人，如不早行，后悔无及！”

王子左右不少人胆弱，表示说：“皇后深居九重，八玺在手，四方禁卫数万，一呼百应。加之安西王手下侍卫众多，从者如林。反观殿下（爱育黎拔力八达），从者仅数十人，兵仗寡弱，如前往大都，无异于自入不测之渊。不如在此静等大太子（海山）兵至，并力图之，时犹未晚。”

李孟闻言，知道王子自己心里首鼠两端，痛心疾首道：“阿忽台等人党附皇后，欲立庶子（阿难答）为帝，人心必不相从。殿下如能挺身入京，晓以大义，京师晓君臣之义者，必一呼而至。倘使失去时机，让安西王继位成为事实，大太子（海山）纵然率兵赶至，对方也不会拱手交出皇玺。届时，国中乱起，生民涂炭，宗社危堕。乱起之时，殿下自身及大母必危，此非孝也；继之遗祸于大太子（海山），此非悌也；得时不为，非智也；临机不断，非勇也。如果殿下顺天而为，大事必成！”

有李孟如此激励，爱育黎拔力八达动心。王子毕竟是蒙古人，临大事仍然要求卜士占卜吉凶，便派人去街上找算卦人。

恰巧，王府卫士从市场临时拉来一个穿儒服的算卦汉人。

李孟迎此人于王府门外，塞上几锭宝钞，叮嘱道：“惊天大事待汝而决，别的不要多说，只讲一定成功！”算卦人见李孟同自己一样一身儒服，又生受平时半辈子也赚不来的大笔宝钞，自然心领神会。

入得殿内，立马卜筮，得到《乾》卦中的“暌”卦。这位卦者并不简单说万事大吉，反而一一道其详细：

卦大吉。乾，刚也；睽，外也；以刚处外，乃定内也。君子乾乾，行事也；飞龙在天，上治也；舆曳牛，掣其人，耏且劓，内兑废也；厥宗噬肤，往必济也；大君外至，明相丽也；乾而不乾，事乃睽也；刚运善断，无惑疑也！

李孟从旁添油加醋道：“如此大吉之卦，违之如违天！”

有此“精神胜利法”，王子爱育黎拔力八达大喜，振袖而起，出门上马，果断向大都进发。原先三心二意的随从、侍臣，大都是迷信的蒙古人，见卦吉，登时皆信心百倍，如影相随，护翼王子入京。

爱育黎拔力八达一行人虽然不多，但忽然出现在京城，安西王阿难答与阿忽台等人也大吃一惊。此人此事，出乎意料。这些人毕竟不是成大事者，观望徘徊，一时间没敢拿爱育黎拔力八达怎么样，听任他到皇叔梓宫前行哭哀之礼。

他们没有马上动手的另一个原因是爱育黎拔力八达的哥哥海山正率军远来，这不能不让安西王一伙人踌躇。

于是，安西王等人合谋，想在三月三爱育黎拔力八达生日这天，借庆贺为名，把王子一帮人一网打尽。史书上如此记载，可能是武宗、仁宗兄弟手下大臣日后的“捏造”。最有可能的是，卜鲁罕皇后及安西王等人并未将爱育黎拔力八达一伙人放在眼里，只顾准备登基大典。否则，用不着等到三月三，趁海山还在远途，他们大可以在爱育黎拔力八达等人一入大都时就把他们抓起来处死，然后下诏全国称海山兄弟反叛。如果这样干，局势自然会倾向于皇后与安西王等人。

政治就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哈剌哈孙唯恐安西王被皇后卜鲁罕拥上帝位成既定事实，决定先下手为强，便连夜派人密告爱育黎拔力八达说：“怀宁王（海山）道远，不能尽快赶至大都。事不宜迟，当先事而发！”

于是，依恃哈剌哈孙身任怯薜长掌管禁卫军的权力，众人突入禁中，软禁了卜鲁罕皇后。行动顺利，没有遇到任何反抗。由此，也可看出皇后一派对爱育黎拔力八达并无特别的警惕。

然后，在李孟等人的谋划下，爱育黎拔力八达诱骗安西王阿难答入宫。这位爷以为皇嫂要立自己为帝，高兴地驰奔入宫。阿难答甫一进门即被人着实踹个大马趴，然后捆成了粽子。

大刑之下，安西王承不承认谋反都没关系，他的“自供状”已经承认了一切大罪。然后，在大帮卫士押送下，这位已经被打得骨断肉开的王爷躺在一个大囚车内被押往上都。

与此同时，他的同党阿忽台等人，包括投降不久、入大都朝见元帝的阿里不哥的儿子明理帖木儿，皆被逮捕。没审几句，诸人皆在殿中被就地砍头。

皇后被幽禁，安西王被囚，阿忽台被杀，在京的蒙古诸王见风使舵，自然要听从爱育黎拔力八达的命令，并公推他“早正大位”。

这位王子很有远见，推辞说自己的兄长怀宁王海山正在回京的道上，要等他回来即帝位。

于是，爱育黎拔力八达自称“监国”，与哈剌哈孙日夜居于禁中。由于李孟在这场宫廷政变中居功甚大，爱育黎拔力八达便以他为参知政事（副相）。

李孟儒生出身，大刀阔斧地进行政治改革。京城的蒙古王公利益受损，狂妄叫嚣等海山回京后拿他开刀。史书上没有明载李孟劝爱育黎拔力八达自己称帝，但他肯定暗中说过这样的话，被王子婉拒。加上蒙古王公对他积怨甚深，这位爷当副相没多久，在海山回京之前，竟然不打招呼，自己拔脚溜出京城。他这一跑，可能是因为自己心中对海山无底，也可能是受“监国”爱育黎拔力八达的授意。

弟弟在大都大事行毕，身为兄长的海山却在外逡巡不前。由于爱育黎拔力八达已经“监国”，当了代理皇帝，便有谣言传出，说老妈答己（弘吉剌氏）听从巫师的劝说，准备让海山把帝位让予弟弟爱育黎拔力八达。

海山很不服气，对心腹康里脱脱说：“我为国捍边十年，又身为长子，星命卜卦之言，又怎能相信！如果我为帝，哪怕是坐宝座一日，也一定要上合天心，下副民望。母亲为乱臣所惑，想辜负列祖列宗之托，爱卿你为我一去大都探察，速回报我。”

然后，海山自率主力由西道进大道，分遣宗王按灰率兵行中道、宗王床兀儿率军走东道，三路并进，提防其母、其弟中途邀击自己。

康里脱脱入大都，先去见海山的母亲，尽诉缘由。答己愕然，表示说：“今贼臣已除，宗王大臣们一致推举，就等大太子前来。旁人谣言，必不可信，你马上回去，替我母子弥缝嫌隙，消除误会。”

此前几日，答己刚刚派出大臣阿沙不花出大都迎接海山，他与康里脱脱擦身而过，互相没有交代清楚。康里脱脱马快，疾驰回返，半路赶上阿沙不花，一同拜见海山，尽道其详。海山感悟，至此才知道自己误会了母亲和弟弟。

也甭说，假使兄弟爱黎育拔力八达自己提前在大都称帝，海山也没有办法。

感动之余，海山立拜阿沙不花为平章政事，让他立刻还报两宫（其母、其弟）。答己母子闻讯，立刻从大都出发赶往上都，与海山会合。

几个人一见面，抱头痛哭。然后，第一件事，就是把被逮捕的安西王阿难答处决，又把元成宗皇后卜鲁罕流放于东安州。没过几天，派人缢死了这位倒霉的皇后。

在蒙古宗王大臣的拥戴下，海山即帝位，改元“至大”。追尊其父答剌麻八剌为顺宗皇帝，尊其母答己为皇太后，加封对自己登位立功至巨的哈剌哈孙为太傅。不久，立其弟爱育黎拔力八达为“皇太子”（其实应为“皇太弟”，元朝储位一直没有形成制度，选汗制与立“皇太子”制交错进行，遗祸万端），并赐宝印。

这位登上帝位的海山，即元武宗。

据波斯历史学家瓦撒夫记载，海山的登基大典异常隆重和“蒙古化”：“宗王七人坐海山白毡上，二王扶其臂，四王举毡奉之于宝座上。一王献盏，诸珊蛮为新帝祝寿，而上尊号曰‘曲律汗’。”

海山大慷其慨，让人运来无数车绫罗绸缎，尽数散发与会宗王、贵戚。又撒无数大粒珍珠、宝石于地，类似天上星宿一般，任人拾取。史载，元廷“宴乐七日，每日以马四十、羊四千供食；用马七百、羊七千，桶其乳以洒地，斡耳朵附近积乳之广，有如银汉”。排场之大，骇人心目。

当皇帝一般喜欢过河拆桥，但海山“拆桥”太过。仅仅过了两个月，他就把对他即位有大功的哈剌哈孙贬往和林去当地方的丞相。起因很简单：元武宗海山听说在殿内逮捕阿忽台时，这位从前的左丞相力大绝伦，持刀拒捕。蒙古贵族秃剌使扫堂腿绊倒阿忽台，并亲自把他捆缚。为酬秃剌之功，海山封他为越王。哈剌哈孙力争，抬出蒙古旧制，争辩说只有亲王才能封“一字王”，秃剌是皇族疏属，不能以其“一日之功”废“万世之制”。秃剌恼火，暗中对元武宗说，安西王阿难答先前要当皇帝时，哈剌哈孙也曾在拥戴表上签名。为此，元武宗不辨真伪，立刻把哈剌哈孙外贬。其实，元武宗的心态，是恨和尚及袈裟，不希望自己朝中看见叔叔元成宗的老臣。而告状的秃剌当王爷才一年，就“有罪赐死”，枉为小人也。

虽然对哈剌哈孙寡恩，但元武宗对李孟还算不错。一日，元武宗与“皇太子”弟弟及母后一起观宴，他忽然发现弟弟一脸愁容，便追问原因。爱育黎拔立八达道：“赖天地祖宗神灵，兄皇您荣登大宝。但能成就我们母子兄弟今日之欢聚，李孟居功实多。”

海山一听，也觉有理。加上李孟曾经当过他的老师，自然好感很多，立刻下诏派人四处寻访，最后在许昌陉山找到了“隐居”的李孟。李孟入朝后，立授中书平章事。

当然，此事的发生，已是元武帝宗为帝的晚期（海山为帝仅三年多）。史书上讲：“（李）孟感知遇，力与国事为己任，节赐与，重名爵，核太官之滥费，汰宿卫之冗员。”其实都是溢美之词，老李在元武宗朝当然知道自己要小心脖子上吃饭的家伙，实际上一直处于蛰伏状态。直到元仁宗继位，李孟才真正出谋划策，大受重用，并劝元仁宗重开科举，为天下读书人展现出一丝光明前景。元仁宗死后，奸相铁木迭儿想害李孟，把他降职使用。历宦多年的老李已经是百毒不侵，欣然就官，使得铁木迭儿干瞪眼，抓不住把柄害不了他。老李最终善终于家，并得谥“文忠”。

元武宗在位的三年多，基本上没干什么好事。当然，他做事的主观愿望不错，那就是因为钱不够用，“大刀阔斧”进行金融“改革”。所以，他又步元世祖后尘，重新设立“尚书省”（旧事从中书省，新政从尚书省），意在理财。

武宗皇帝刚“上任”四个月，元朝就出现严重的财政危机。所以，他的理财“新政”，也并非是心血来潮的一时冲动，确实是朝廷缺钱花。

为了感谢蒙古宗王对自己的拥戴，元武宗用滥赏来收买这些人。对宗王如此，对亲妈和弟弟更加大方：“以金二千七百五十两，银十二万九千二百两，钞万锭、币帛二万二千二百八十匹奉兴圣宫（母后答己），赐‘皇太子’（皇太弟爱育黎拔力八达）亦如之。”至于贵族大臣、侍卫亲信，元武宗也是出手阔绰，加之兴建佛寺、治理漕河、大起宫室等费用支出，不缺钱才怪。

为了能使“改革”进行下去，元武宗还任意增设官职。他本人只要高兴起来，就随时降“天谕”，时时对亲随封官加爵。元武宗任期内，经他御笔赐官的，就有近一千人，且根本不经过中书省走程序，使得吏治大坏。就连元武宗奶妈的丈夫，也得授开府仪同三司。

元武宗所信用的人是脱虎脱这样的佞佛者和三宝奴这种自己昔日的贴身侍卫，“皇太子”爱育黎拔力八达基本被架空（估计受李孟“教诲”，他故意做出被架空的姿态，以免让皇兄起疑动杀心）。所以，与忽必烈时期一样，尚书省这么一个庞大的“财政部”，基本把从前的中书省那样一个“国务院”的权力全包揽了过来。

这些人，理财也没有什么新办法，无非是大量赶印货币，使得“物重钞轻，钞法大坏”。他们罢废中统钞，新造出“至大银钞”，并在一年多时间内印制新钞近一百五十万锭。同时，又赶制铜钱通行于市（即“大元通宝”和“至大通宝”，元朝在此之前从未使用过铜钱），并下令“历代铜钱相参通用”。叮叮当当，怎一个乱字了得。

除此“币法改革”以外，增加收入的另一个办法自然是滥增税目。为了鼓励税课官们的干劲，元廷下令，对这些“专业人士”以征税多少来定级，与“工资”挂钩。如此，可以想见这些虎狼干吏们会以榨石头出油的精神和干劲，投身到火热的为国增税收的工作中去。

元武宗时代另外受后人诟病的，就是颁发“殴西僧（密宗僧人）者断其手，詈（骂）者截其舌”的残暴法令。元武宗佞佛崇僧，已经到达丧心病狂的地步。当然，元武宗之母答己笃信佛教，她在五台山造佛寺，不仅耗费金银无数，还造成无数役夫人命的死亡。每级浮屠，皆是由许多生命所堆垒。

对于元武宗时代黑暗的政治现实，官为监察御史的汉人张养浩最为清楚。他上《时政书》，明明白白指出元武宗的十大弊政。张养浩本人是个大文学家，其上书文采斑斓、义理明晰，足彰元武宗时代的弊害得失。

张养浩这篇长文，非一般章疏“公文”可以比拟。文采华章，可圈可点。它所抨击的内容，可套用于元朝统治的大半部分时间，不仅仅是武宗一朝。

上疏之后，当权者“不能容”，把他弄出翰林院“赋闲”，未几又构陷以罪，免去张养浩的官职，并“戒省台勿复用”。小张学得李孟那一手，唯恐祸及，乃变姓名遁去，逃得一命。

张养浩在元朝文学史上还是一位特别举足轻重的人物，有散曲集《云庄休居自适小乐府》流存于世，共有小令一百六十多首，其中最有名的为《潼关怀古》：

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踌躇，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

亡，百姓苦。

不久，酒色过度的元武宗海山病死，时年三十一岁。

可称道的是，海山时代虽然政治弊端多多，其人品却不是很差。特别是对待其弟“皇太子”爱育黎拔力八达，亲近无间。其宠臣三宝奴、亲信太监李邦宁都曾劝他立己子为帝，元武宗皆不为所动，终使元仁宗能顺利继位。

关于元武宗之政，有一个人还要提一提，即大太监李邦宁。

当今几乎所有对元武宗政治阴暗面的指摘，都落不下一个内容：授太监李邦宁为大司徒。而且，李太监还在武宗后期劝皇帝立自己的儿子为帝。众口一词，似乎李邦宁就是个百分百的坏人。

其实，所有持此种看法的，皆是由于不读史书原文，牵强附会，人云亦云。世易时移，李太监日益被涂黑，再无出头之日。

有元一代，正是因为贵族子弟充当侍卫的怯薛制度，太监弄权的情况几乎没有出现过，只有元顺帝的心腹高丽太监朴不花为祸最烈。而《元史·宦者传》中，仅有两个人，一个是李邦宁，一个是朴不花，其实是作为正反两个方面的典型。也就是说，李邦宁是个人品相当不错的太监。

李邦宁，字叔固，杭州人，原为南宋皇宫太监。宋恭帝投降后，他随宋室入大都，因为有医术并熟悉宫殿礼仪，得事元宫内廷。李邦宁警敏聪明，又有语言天才，很快就说得一口流利的蒙古语和诸蕃语，深得忽必烈欢心，在宫内官职越做越高。忽必烈死前，李邦宁已是“礼部尚书”，并“提点太医院事”。

元成宗继位后，李邦宁因忠于所事，仍受重用，并进昭文馆大学士。元成宗生命中最后十个多月缠绵病榻，老李终日医护，须臾不离左右，全尽人臣忠心之意。所以，元武宗夺得帝位后，对历事元世祖、元成宗两代皇帝的这位老太监十分敬重，并授他为江浙行省平章政事这样的实官。李邦宁固辞，表示：“为臣以阉腐余命，得侍至尊，高爵厚禄，已经荣宠过甚。宰辅者乃佐天子治理天下之臣，如此之职，奈何授予我这等阉寺之臣。陛下纵然爱宠为臣，天下后世又如何评价您，为臣诚不敢奉诏。”一个太监，能这么明白，说出这样的话，不得不让人另眼相待。

此外，一次元武宗母子在宫中的大安阁看见一个竹箱，便问李邦宁内中有何物。李邦宁说：“此乃世祖皇帝贮存裘带所用，想让后代子孙铭记他在世时的俭朴，以为华侈之戒。”元武宗为之叹息，但对身边的蒙古宗王说：“世祖虽神圣过人，就是太吝啬了。”李邦宁不怕武宗不高兴，马上反驳说：“不然！世祖皇帝一言一行皆为天下后世榜样。天下所入虽富，如滥用不节，必致匮乏。自成宗皇帝以来，岁赋已不足用，又广赐宗王，资费无算。长此以往，必将厚敛百姓，那可不是什么好事。”这些话要是别人说出口，说不定立刻掉脑袋。由李邦宁这么一个宫中“老人”说出，“太后及帝（武宗）深然其言”。所以武宗才授其大司徒一职，后来又“遥授”丞相，行大司农事。可以说李邦宁享尊荣已极。

可见，李邦宁在武宗一朝，没有做过任何坏事。他也不是引武宗做坏事那种人。实际上，他一直以长辈身份要元武宗学好。而且，元武宗爱酒爱色，连祀太庙都不亲自去，也被李邦宁进谏，最终他不得不亲自备法驾淋浴斋戒去祭祀祖先。

元仁宗的亲近臣下很讨厌李邦宁。武宗皇帝临崩前，李曾劝说道：“陛下富于春秋，皇子渐长，父子家天下，古之至道，为臣未闻皇帝有儿子而立弟弟为继承人这样的事情。”但元武宗深知自己的帝位实赖兄弟玉成，便不悦道：“朕志已定，你有话自己去同皇太子（皇太弟）说。”闻此言，史书上讲李邦宁“惭惧而退”。

据笔者忖度，李太监不一定感觉“惭惧”，他只是尽了人臣之责而已。他本来就是宋室太监遗臣，深谙儒家道义，知悉“父子家天下”的古意，进谏忠言，不是什么奸邪行为。当时或者后世，总有些人以他对元武宗的谏劝作为李太监的“罪状”，殊不知，元代后来的事实证明，兄终弟及的遗祸是何其巨大。

元仁宗继位后，其左右搬出此事来讲，要“今上”杀了李邦宁。好在元仁宗为人也比较厚道，说：“帝王历数，自有天命，其言何足介怀”，并加封李邦宁为开府仪同三司、授集贤院大学士，弄个虚衔把他养起来了。

李邦宁很低调，新帝即位赐钞千锭，他辞而不受。不久，李邦宁获派去代替皇帝祭奠孔圣人。行礼时，遇大风突临，庑烛尽灭，致祭礼品皆被吹落。为此，李邦宁以为是圣人降谴，悚息伏地不敢起身，惭悔累日，最终竟然因此忧虑成疾，一病不起。从此事可以看出，李太监内心中的道德感与儒士大臣无异，绝非恶人。

仁宗不尽“仁”
爱育黎拔力八达在位时期的政治得失

兄终弟及，元武宗死后，其弟爱育黎拔力八达继位，是为元仁宗。

元仁宗乃大有为青年，马上罢废尚书省，诏逮为哥哥元武宗敛财弄得天下骚动的几个贼臣脱虎脱、三宝奴、王黑等人，审讯后全部斩首抄家。其实，这几个人相比忽必烈时代的阿合马、桑哥、卢世荣等人，并无太大罪恶，只有三宝奴曾经劝元武宗立己子为储君，别的人只是承上意为皇帝敛财罢了。

政治就是这样，一朝天子一朝臣，立新必破旧，展威定杀人。宝位坐定后，元仁宗就把哥哥元武宗的时政一一翻转：

罢止中都筑城的宏大工程；

罢止全国数处专供皇家御用的多余营造；

罢止江南地方大量印制佛经；

罢止国家专买专卖浙盐；

罢各地僧人“总统”地方佛政。僧人诉讼，悉归有司，不能逃法；

罢行至大银钞和铜钱；

禁止寺僧夺冒侵民田；

禁止汉人、回族术士出入诸王及贵戚、大臣之家妄言休咎；

罢征“八百媳妇”及大小彻里蛮，以玺书招谕等。

元仁宗为当时及后世儒生一直挂在嘴边的“伟大”事迹，就是恢复了元废止八十多年的科举。此举虽属“形象工程”，但确有不同凡响的象征意义：马上王朝，终于要以儒家法典为依据，求取治天下之才了。

元代科举自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年底开始施行后，于元顺帝元统三年（1355年）曾停考五年，而后又恢复，最终延续到元朝灭亡。元政府中央一级的科考，从1313年到1368年，总共录取进士一千一百三十九人。从数目上讲，元朝科举完全是粉饰太平的装点，没有太大实际意义，汉人儒生之出路仍旧狭窄至极。

唯一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汉、蒙官员多人反对以“辞赋”取士，元仁宗最终仍决定在考试中增加“古赋”的考试内容。当然，文化修养不占优势的蒙古、色目人可以不参加“古赋、诏诰、章表”等科目的考试，他们只以蒙古文考试“经义”等相对简单的题目。

学以致用，由于科举有“古赋”内容，元代士人形成了“寒窗试赋万山中”的风气，在辞赋创作上推陈出新，一洗南宋、金国专营排比对偶的浮华空洞之风，强调“赋乃古诗之流”，赋予侈丽宏壮的辞赋以崭新的内容。以情为本，直抒胸臆，“祖（离）骚而宗汉（赋）”，致使空靡浮丽的排赋和律赋完全失去了市场，尚情尚义的古赋成为文学复兴运动的主要形式。

所以，元代的科举，使得中国古代重要文体之一的辞赋达至它最后的巅峰时刻，虽属昙花一现，但其“峻丽”之美和“汪洋恣肆”之豪，今天读之仍旧让人情思一振，神清气壮。

由于元仁宗身边有李孟、张珪（张弘范之子）这样的能臣，统治初期确实让人有气象一新之感。但是，由于其母后答己肆行干政，奸贼铁木迭儿的势力越来越大，而元仁宗又不敢惹老妈生气，使得时政愈行愈下。

铁木迭儿乃成吉思汗功臣者该的玄孙。元武宗至大三年（1310年），时任云南行省左丞相的铁木迭儿被人奏称未经允许擅离职守赴京。武宗皇帝看见这个奏报还很生气，下御旨要有司严查。未几，“皇太后有旨赦之”。原来，身板魁梧、干嘛嘛行的铁木迭儿之所以这么大胆私自入京，正是应武宗的母后答己之召，前来服务的。

春风数度，太后答己对铁木迭儿喜欢得不行。所以，元仁宗还没即位，太后答己便自己下旨用铁木迭儿为中书右丞相。

有皇太后撑腰，铁木迭儿很嚣张。时任中书平章政事的张珪因上奏铁木迭儿不应为“太师”，惹得太后答己和铁木迭儿共怒。趁元仁宗去上都不在大都，他们把张珪召入宫内死打了一顿，打得这位副相血肉横飞，被人用轿抬回家中。

时任元仁宗侍卫的张珪之子张景元以父病为由向皇帝请假，元仁宗大惊：“朕离大都时，你父亲身体好好的，怎么突然就不行了？”张景元不敢道实情，跪地涕泣不已。稍后，元仁宗知悉此事，意甚不平，罢去铁木迭儿相位，以合散为右丞相。

太后答己恼怒，闯入儿子宫中大嚷大闹。儿子惹不起亲妈，元仁宗只得下诏恢复铁木迭儿左丞相的职务。

“铁木迭儿之再入相，恃势贪虐，凶秽滋甚，中外切齿，群臣不知所为。”幸亏平章政事萧拜住（祖上为契丹人）和御史中丞杨朵儿只（河西宁夏人）不畏强权，联合内外御史四十多人，共同上章弹劾铁木迭儿：“桀黠奸贪，欺上罔下，占据晋王田及卫兵牧地，窃食效庙供祀马，受诸王人等珍玉之贿，动以万计。其误国之罪，又在阿合马、桑哥之上……”

奏上，元仁宗看得触目惊心，大怒，立刻派人去搜抓这位奸相。

铁木迭儿眼线多，腿脚快，闻讯不妙，立刻窜入皇太后的兴圣宫内。元仁宗怕母亲发怒，只是罢了铁木迭儿的相位。

才隔一年多，经不住亲妈闹腾，元仁宗只得下诏复起铁木迭儿为太子太师。

1320年，元仁宗刚咽气，太后答己马上又以铁木迭儿为中书右丞相。此时，这位奸相凶相毕露，马上杀掉了先前弹劾他的萧拜住、杨朵儿只等人，肆行报复，大肆诛戮。

元仁宗太子元英宗甫即位，太皇太后答己下旨进铁木迭儿上柱国、太师。

英宗皇帝少年英锐，很快就不买皇祖母的账，自己任用安童之孙、年纪与自己差不多的贵臣拜住为相。

忧惧新皇算账，铁木迭儿忽染重病，没几天就“过去”了。但是，其秽行恶政，涂污了元仁宗时代的政治。

元仁宗时代废至大钞钱、停止尚书省敛财，开科取士，尊儒崇礼，经理田赋，确实行了不少“善政”。此外，元仁宗时代，察合台汗国的也先不花起兵反元，也被元将床兀儿等人率兵打跑，北疆宁固，诸后王不再折腾。

仁宗皇帝“天性慈孝，聪明恭俭，通达儒术”，在个人品格方面几乎算得上是元帝中最好的一个。他淡然无欲，不事游畋，不喜征伐，不崇货利，确可称得一个“仁”字。但是，在立储问题上，元仁宗的确有所“亏心”。

依情依理（不是依礼），元武宗很守信用，以皇储之位予弟弟元仁宗。二人有约，元仁宗“万岁”之后，应该传位于元武宗之子。但是，出于私心，加上铁木迭儿的撺掇，元仁宗在延祐二年（1315年）封元武宗的长子和世为周王，让他出兵云南。道路迢迢，瘴气遍路，此举无异于把大侄子“流放”。

和世剌不高兴，其手下的元武宗旧臣更不高兴。一行人走到延安，就与关中的蒙古宗臣秘密联系，起兵兴戈，准备拥和世剌回大都争帝位。不久，这些人窝里反，内讧连连，和世剌只得跑往察合台汗国的老亲戚也先不花处躲避。

元仁宗也松了一口气，如果众人把这个侄子抓回大都，还真不知如何“处理”他。于是，他便立自己的儿子硕德八剌为皇太子。此举看似合情合理，实则为人留下口实，种下日后的隐忧。

其实，答己皇太后和铁木迭儿之所以鼓捣元仁宗立硕德八剌，原因是武宗皇帝的儿子和世剌少年时代英锐之气显于脸面，而硕德八剌看上去“柔懦易制”。所以，同为自己的亲孙子，答己自然倾向于拥立看上去容易摆弄的硕德八剌为皇储。这样的话，日后元仁宗有个好歹，继位的孙子也不会对自己怎么样，她以后的生活也不会被“打扰”。

元仁宗不像哥哥元武宗那样好色，却是个嗜酒成性的酒鬼。他的“驾崩”，实则是酒精深中毒使然。马上帝王家族，遗传数代，DNA中都带有高度酒精，欲罢不能。

元仁宗葬所，与先前诸帝一样，都是“起辇谷”。但是，“起辇谷”到底是什么地方，说法多多，成为后世学者白首苦思也找不出答案的一个世界性难题。有人认为“起辇谷”在斡难河流域（今黑龙江上游鄂嫩河），有人认为“起辇谷”是蒙古语“怯绿连河”的转音，即在今天蒙古国境内的克鲁伦河岸边，有人说应该是蒙古阿尔泰之北的山谷之中，有的说是成吉思汗逝世地六盘山附近。最浅显的说法，是讲起辇谷就是今天成吉思汗墓所在地的鄂尔多斯草原。此说最不可信，成陵应该是类似衣冠冢的陵墓。

当然，传说中陵内藏有一块灵骨以及吸附成吉思汗最后一口气的一绺白色公骆驼顶鬃毛。成陵确实是全体蒙古人的精神圣地。笔者在2006年6月曾去参观，国家新近投资一亿二千万人民币，把成陵修葺得金碧辉煌。成陵所在地伊金霍洛旗阿腾锡勒镇从前属于内蒙古伊克昭盟，现改盟为市，称鄂尔多斯市。“鄂尔多”汉意为“宫殿”，守护“鄂尔多”的人称为“鄂尔多斯”，专职守卫“鄂尔多”的族群称为“达尔扈特”。日后，守陵人群日益繁衍，这些“达尔扈特”便以“鄂尔多斯”部族名义在草原上作为标识，守护成陵则成为这一族群的天职。由于鄂尔多斯部在明英宗天顺时期（1457-1464）迁到今天的鄂尔多斯高原，奉“八白室”（八组专门祭祀成吉思汗的白色帐篷）于其中，清初迁至伊金霍洛，逐渐形成了现在的规模。

可以这样说，真正埋葬蒙古诸帝尸身的陵墓群仍旧是个谜团。这与蒙古帝王入葬的习俗大有关联。据《元史·祭祀志》所记：

凡宫车晏驾，棺用香楠木，中分为二，刳肖人形，其广狭长短，仅足容身而已。殓用貂皮袄、皮帽，其靴袜、系腰、盒钵，俱用白粉皮为之。殉以金壶瓶二，盏一，碗碟匙箸各一。殓讫，用黄金为箍四条以束之。舆车用白毡青绿纳失失为帘，覆棺亦以纳失失为之。前行，用蒙古巫媪一人，衣新衣，骑马，牵马一匹，以黄金饰鞍辔，笼以纳失失，谓之金灵马。日三次，用羊奠祭。至所葬陵地，其开穴所起之土成块，依次排列之。棺既下，复依次掩覆之。其有剩土，则远置他所，送葬官三员，居五里外。日一次烧饭致祭，三年然后返。

以此观之，其棺木形状很像埃及的木乃伊。而最初记载元帝埋葬之法的，当属元末文人叶子奇。在其《草木子》一书中，他这样写道：

历代送终之礼，至始皇为甚侈，至穷天下之力以崇山坟，至倾天下之财以满藏郭，至尽后宫之女以殉埋葬。坟土未干而国丘墟矣！其它如汉唐宋陵寝，埋殉货物亦多。如汉用即位之年上供钱帛之半，其后变乱多遭发掘，形体暴露，非徒无益，盖有损焉。元朝官里，用梡木二片，凿空其中类人形小大，合为棺，置遗体其中，加髹漆毕，则以黄金为圈。三圈定，送至其直北园寝之地深埋之，则用万马蹴平。俟草青方解严，则已漫同平坡，无复考志遗迹，岂复有发掘暴露之患哉！诚旷古所无之典也。夫葬以安遗体，遗体既安，多赀以殉，何益！

这种记载，与西方人马可·波罗、加宾尼以及波斯人拉施拉等人记载的内容相类似，即深埋土葬，不起坟茔，以此来保密葬所。

忽必烈以前的蒙古大汗，其卫士在护送他们灵柩去葬地的路上，会尽杀所遇之人，砍杀时还对被杀人说：“去地下侍奉我们的主人吧！”道遇马匹，也加宰杀，以供亡帝“地下”所用。成吉思汗棺柩运送途中，护送卫士杀人数千。杀人最多的，当属蒙哥汗死后尸体运送途中。自四川钓鱼城至“起辇谷”，凡杀之人两万多，途中所遇百姓，不分男女老少，逢之必死，真正的“丧门星”。

忽必烈之后，途中杀人之事再无记载。

蒙古皇帝死后，汉人官僚送帝柩至大都建德门就不能再往前走了，举行祖奠仪式后，百官长号而退。剩下的“旅程”，由蒙古王公、怯薛卫士担当。

由此，汉人官吏从来不知“起辇谷”位于何地。

附：元代大科学家郭守敬

说起元朝，郭守敬大大有名。元朝历史在中学课本中很难得以详细描述。这个朝代涉及诸多有关民族、宗教等敏感话题。所以，中学课本多所铺陈的，便是元代的科技。

讲起元代科技，当然首先要提郭守敬这个人。

在北京西城区西海北沿，有间江通祠，1988年改为郭守敬纪念馆。这地方在元代称为“镇水观音庵”。当年郭守敬正是在这里主持元朝全国的重大水利工程设计。当然他没有傻到到处拦江挡河修大坝，主要是疏通河道、整治漕运。

郭守敬，字若思，邢台人。此人天生的科学家苗子。其伯父郭荣在当时就很有名，“通五经，精于算数（不是算术）、水利”。由于郭荣与刘秉忠、张文谦、王恂、张易四人常年在邢台百十里附近的紫金山求学，他就让侄子自小随刘秉忠求学。小郭跟对了师傅。刘秉忠日后成为忽必烈最早、最得力的汉人帮手，自然也要提携自己的弟子。

元世祖中统三年，师叔张文谦又推荐郭守敬研习治水之法。郭凡事一点即通。才三十岁出头，郭守敬就有幸在上都面见忽必烈，面陈水利六事。

郭守敬乃高级专业人才，精通蒙古语，把治水之事讲得头头是道。忽必烈边听边点头，称赞说：“任事者如此，真正不是白吃饭的！”马上让他负责全国的河渠工程，授予银符。

至元元年，郭守敬随其水利老师张文谦前往西夏行省，修复好几条旧河道，得新田九万余顷，为当地农人做了不少好事。特别是至元十二年丞相伯颜统大军战宋，需要水上运输支持，郭守敬十分卖力，亲自视察，凡是河北、山东可通舟船的水道，都画图奏之。

由此可见，灭宋之役，也有郭守敬一大份功劳。没有他在技术方面的保障到位，元军给养、辎重、兵源就不能及时有效地输送到江南地区。

为了完成老师刘秉忠的遗志——修正历法，郭守敬重新制作了司天浑仪，又新创简仪、高表、玲珑仪、立运仪、星晷定时仪、丸表、悬正仪、座正仪等多种测量仪器，命人分道而出，“东至高丽，西极滇池，南逾朱崖，北尽铁勒”，共设立监测所二十七处，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完成了新历《授时历》。

《授时历》废除了西汉刘歆《三统历》以来所用的“上元积年”，以至元十七年的冬至时刻作为计算出发点，精确算出一年为365.2425天，与当今世界通用的格里高里历完全一致，但要比后者早三百多年完成。

《授时历》所涵括的先进科技含量极高。郭守敬在测量过程中，首先使用了“海拔”的概念，这比德国人高斯早出近六百年；郭守敬在纬度方面进行测量，比欧洲早六百二十年；他计算中使用的“招差术”，比英国的牛顿所提出的“内插法”公式早近四百年；他所制作的“简仪”（大赤道仪）也比丹麦的第谷早三百多年；他所制作的柱轴承得以广泛运用，这种技术也是世界第一的创举。

中年以后，郭守敬潜心研究，著作等身，所著专著包括：

《推步》七卷、《立成》二卷、《历议拟稿》三卷、《转神选择》二卷、《上中下三历注式》十二卷、《时候笺注》二卷、《修改源流》一卷、《仪象法式》二卷、《二至晷景考》二十卷、《五星细行考》五十卷、《古今交食考》一卷、《新测二十八舍杂座诸星入宿去极》一卷、《新测无名诸星》一卷、《月离考》一卷……

郭守敬晚年，又致力于水利建设。至元二十八年，他主持开凿通惠河。此前，元朝大量粮食、货物从运河北上，到通州就只能走陆路，不仅浪费时间，每年还会累死无数的人畜性命。通惠河开凿后，有效解决了元朝南粮北调的漕运问题。至元三十年，老皇帝忽必烈一下子赏赐老郭一万二千五百贯钱钞。不久，又拜其为昭文馆大学士，知太史院事。

元成宗大德初年，元廷议在上都开凿铁幡竿渠，征询郭守敬意见。郭守敬讲：“山水频年暴下，一定要把河道开宽至五十到七十步。”当时主持时政的官员认为郭守敬的建议太过浪费民力和财力，把渠堰的宽度缩小了三分之一。结果，转年大雨，山水注下，渠不能容，差点儿把身在上都行宫的元成宗淹死。

为此，成宗皇帝对宰臣们叹息说：“郭太史真是神人，可惜你们没有采纳他的建议！”

大德七年，“诏内外官年及七十，并听致仕，惟守敬不许其请”。单单把郭守敬一个人置于元朝七十退休的制度之外，可见元廷对他的重视程度。

也就是从郭守敬开始，元朝的翰林太史司天官可以享受终身不退休拿全俸的“待遇”。

1316年，即元仁宗延祐三年，郭守敬老死床榻，时年八十六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