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娥冤》：人性的枷锁与背后真相

我们身之所处，是一个调侃的时代。“靠，我比窦娥还冤！”这句顽皮话，八十二岁以下、十二岁以上的中国人，几乎每个人都曾絮叨过。文化“档次”高一点儿的，可能还会双眼望天故作沉痛状，加上一句：“六月盛夏，咋不下雪呢？”以此表示他“冤”得可以。

窦娥，昔日关汉卿笔下那个贪婪、无耻社会的牺牲品形象，在中国人力避沉重的天性中，逐渐消解了。剩下的，只是一种充满轻松俏皮的言语皮屑。在无知无畏的时代，庄严、悲沉皆沦为浮薄的滑稽、调笑。

我们是个喜欢矫枉过正的民族。数十年前，《窦娥冤》不仅仅“反映封建社会普通人民与封建统治阶级的矛盾”和“反映被压迫妇女的反抗意识”，还“反映出在元朝残酷压迫下亡国的中国人对现实社会的几种不同态度”。阐而发之，有的学者还把窦娥的悲剧提高到“民族气节”的高度，大加鞭挞“封建主义”“民族败类”“投降恶势力”，等等。

所有这些牵强附会，无外乎是“那个”时代的产物，文学分析沦为庸俗社会学与政治学的教条分析。这种看似“崇高”的议评，其实与今天的口头禅“我比窦娥还冤”，只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分。

时代，生活，人性，才是《窦娥冤》真正的精髓所在。

文学史上的冤案
关汉卿

关汉卿的“户籍”记录十分可疑，不仅居住地不清楚，生卒年月也模糊无据。出生地方面，有说他是大都（今北京）人，又有说他是河北祁州（今河北安国）伍仁村人。当然，祁州其实当时也属于“大都”范围内（元代时祁州属中书省保定路），关汉卿的出生地应该歧义不是很大（又有一说他乃解州人，即今天的山西运城）。

最模糊不清的，是他的生卒年月问题。元末杨廉夫称他为“大金优谏”，另一位元末的朱经（《青楼集序》作者）也称他为“金（国）之遗民”，大多数介绍性文字皆称关汉卿青年时代（二十岁左右）经历了金朝的亡国之痛，所以认定他的卒年最迟不会超过1300年。这是因为，钟嗣成所著《录鬼簿》成书于1300年，把关汉卿列为已经“西归”的才子第一人。可以肯定的是，关汉卿在南宋亡国时的1279年左右仍很健朗，并作《杭州景》描述临安风貌：

普天下锦绣乡，环海内风流地。大元朝新附国，亡宋家旧华夷。水秀山奇，一到处堪游戏，这答儿忒富贵。满城中绣幕风帘，一哄地人烟凑集。

此外，证明关汉卿在1297年还活在人世的“证据”是，他曾作《大德歌》十首，而“大德”是元成宗在1297年的年号。在《大德歌·夏》中，关还神气活现地唱道：“俏冤家，在天涯，偏那里绿杨堪系马。因坐南窗下，数对清风想念他。”

但是，细心钩沉的中外学者悉心推究，又“推翻”了关汉卿卒于1300年以前的说法——研究元史的学者所凭据的最重要的历史笔记之一《辍耕录》（元末陶宗仪著）上讲了一个“掌故”：

拢袖女俑元

诗人王和卿临死时，其老友关汉卿去生祭他，看见正在学和尚临死趺坐的王和卿鼻孔中垂下两条大混鼻涕。文人喜诌，有人就嚷嚷说王诗人坐化了，他的大鼻涕乃佛家所称的“玉筋”，只有道行高的信者坐化时才出现。关汉卿不以为然，拿这位一脚已经踏入鬼门关的王诗人大开玩笑，说他那鼻涕不是“玉筋”，而是牲口得疫病要死时流出的“嗓”涕。众人闻言皆笑，关汉卿很是“无厘头”了一把。

有据可考的是，诗人王和卿死于1320年，那时距金国灭亡已过去了八十六个年头。即使金亡时关汉卿只有十几岁，推算下来，王和卿死时他就有百岁高龄了。百岁的“无齿之徒”还能开这么生猛的玩笑，大可令人生疑。

恰恰因为陶宗仪的《辍耕录》很权威，学者们便又展开遐思，并大胆论证出：应该有两个关汉卿，一个是由金入元的关汉卿，一个是活跃在元代中前期的关汉卿。这两个人都写杂剧，都行为纵荡，所以后人便把二人合而为一。

笔者揣测，上述“论断”，过于拘泥《辍耕录》的记载。其实，“两个关汉卿”之说根本站不住脚，虽然天下无巧不成“书”，却也巧不到有两个老关都以写杂剧著名。

陶宗仪所载，有些是史实，有些是梨园内从前辈艺人那里道听途说的“轶事”。可以这样讲，到王和卿家吊丧之事就属于“轶事”。依关汉卿的性格，这样的事情他做得出，但对象不一定是王和卿。王和卿死时年近八十岁，其儿子又是当朝司天监这样体面的官员，那种场合下不可能出现任由关汉卿“搞笑”的情况。极有可能的是，有一位姓名类似“王和卿”的诗人或梨园人物入殓之际，关汉卿前往生吊，才演出了这么一出活报剧。陶宗仪不知就里，把“死人”安在了他所知道的“王和卿”身上。

所以，我认为钟嗣成《录鬼簿》中的记载可信，关汉卿应是死于1300年之前，确乃金亡入元的人物。

关汉卿确实是艺术大家，创作力惊人，比莎士比亚和巴尔扎克都不遑多让。他一生写出六十三本杂剧（比莎士比亚多出近一倍），可惜的是，后世留存的关汉卿剧本仅有十八本，除掉三本误归入他名下的，其实只有十五本。所以，在这一点上，英国的莎士比亚比“东方莎士比亚”要幸运好多，他的东西基本都保存了下来，甚至还有手稿。

此外，莎士比亚生活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即使是写戏的“戏子”，也有吃有喝风光无限。反观我们的关汉卿，正处于中国知识分子最黑暗的年代，仕进不得，又位列“臭老九”，故而他们只能向市井瓦肆勾栏的“劳动人民”投靠，写些剧本或传奇赖以糊口。

蒙古灭金后，曾因耶律楚材的建议一度恢复过科举，但很快就因蒙古人、色目人的反对而罢止。这一停就停了八十年，元仁宗延祐元年才恢复科举。所以，亡金、亡宋的汉族士大夫们，或沦为刀笔吏当“公务员”，或卖身入蒙古、色目大户人家做账房先生，实在混不上一口饭的就只能一手提灰一手拎竹枝在闹市中画字行乞。

与上述几种“士人”相比，关汉卿们其实混得还算不错，称得上是汉族士人群中的“天王巨星”。如此心气，才能写出这样放荡不羁的“自诉状”：

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匾、炒不爆、响珰珰一粒铜豌豆，恁子弟每谁教你钻入他锄不断、斫不下、解不开、顿不脱、慢腾腾千层锦套头。

我玩的是梁园月，饮的是东京酒，赏的是洛阳花，攀的是章台柳。我也会吟诗、会篆籀、会弹丝、会品竹；我也会唱鹧鸪、舞垂手、会打围、会蹴鞠、会围棋、会双陆。

你便是落了我牙、歪了我嘴、瘸了我腿、折了我手，天赐与我这几般儿歹徒候。

尚兀自不肯休。则除是阎王亲自唤，神鬼自来勾，三魂归地府，七魂丧冥幽。天哪，那其间才不向烟花路儿上走。

（《南吕·一枝花·不伏老》）

北宋以来，中国的都市发展迅速，手工业和各种行会组织雨后春笋般兴起。蒙古人的铁蹄虽蹂躏中原、江南数十年，但横跨欧亚的大元帝国的建立，使得海上、陆路交通四通八达，辐射南北东西，城市发展逐渐恢复了元气。大都、苏州、杭州等地商业繁华，人头涌动，昔日已经风行一时的瓦肆勾栏中的说唱、杂技、戏剧，在元朝这样一个畸形时期忽然更加发达。

随着南宋王朝的覆灭，大批蒙古、色目、汉人等“北人”随着军队蜂拥到中国南方，或行戍，或做官，或经商，战尘落定，这些人也需要适合自己口味的娱乐。于他们而言，北曲歌吟为主并以北方方言为基础的杂剧，最符合他们的欣赏需求。由此，供需关系形成。本来应该“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士人们因科举停罢，只能走“形而下”道路。为了谋生糊口，他们“屈尊俯就”地与昔日的“俳优”之流合作，写话本、弄杂剧，甚至自编自导自演，又是“梨园领袖”，又是“杂剧班头”，总算在社会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如此一来，南方的知识分子逐渐知道了整天吟诗作赋会饿死，也开始模仿北方作家的杂剧等体裁进行“创作”。例如杭州沈和甫，因戏本写得好，名气渐大，被人称诩为“蛮子汉卿”，即“南方关汉卿”。

在这种社会氛围中，昔日吟风弄月的士大夫在串场走穴中不仅挣得了活命饭，物质生活越过越滋润，放下身架后，他们还能在戏曲中抒发胸中块垒，自然日渐投入，并逐渐把剧场和书会发展成行会组织。元代的汉族大官赵孟頫很熟悉关汉卿等人的“动作”，朱权引赵语云：“良家子弟所扮杂剧，谓之‘行家生活’；娼优所扮者，谓之‘戾家把戏’。良人贵其耻，故扮者寡，今少矣，反以娼优扮者谓之‘行家’，失之远也。或问其何故哉？则应之曰：杂剧出于鸿儒硕士、骚人墨客所作，皆良人也。若非我辈所作，娼优岂能扮乎？推其本而明其理，故以为‘戾家’也。”故关汉卿以为：“非是他当行本事，我家生活；他不过为奴隶之役，供笑殷勤，以奉我辈耳。子弟所扮，是我一家风月。”虽复戏言，甚近于理。

由此，也可见他们对士人作者的拔高。当然，与供调笑的“戏子”相比，关汉卿等人的艺术修养自然与他们判若云泥。

关汉卿的杂剧流传至今的有以下十五种：《元曲选》中有八本，包括《望江亭中秋切鲙》《感天动地窦娥冤》《杜蕊娘智赏金线池》《包待制智斩鲁斋郎》《包待制三勘蝴蝶梦》《赵盼儿风月救风尘》《钱大尹智宠谢天香》《温太真玉镜台》；《孤本元明杂剧》中有两本，《山神庙裴度还带》以及《邓夫人苦痛哭存孝》；《古今杂剧》中有四本，《关张双赴西蜀梦》《闺怨侍人拜月亭》《关大王独赴单刀会》《诈妮子调风月》；《元人杂剧全集》中有一本，即《钱大尹智勘绯衣梦》。可以这样讲，在中国古代戏曲创作方面，关汉卿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即使是戏曲巅峰的明清时代，也没有哪个戏剧家的成就能与之比肩。

关汉卿的杂剧，大致可分为三类：

第一，为讨好市民阶层，自然是以男女风情为主要内容，代表作有《诈妮子》《拜月亭》《救风尘》等；第二，历史故事“新编”剧，如《单刀会》《哭存孝》《西蜀梦》等；第三，“现实主义”作品，《窦娥冤》《望江亭》《救风尘》等。由于杂剧是以“唱功”来加以表现，因此对剧作家的文学修养要求甚高，好在关汉卿这类人才皆是文章圣手、诗词大家，平日里“兴观群怨”玩得炉火纯青，自然是以诗入戏，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道白方面又从市民口语加以精心提炼，生动活泼，意味隽永，难怪让人流连忘返。

关汉卿青壮年时代，除写出一些市民“喜闻乐见”的剧本外，多着墨于历史人物剧，其中最典型的当属《西蜀梦》和《单刀会》。

《西蜀梦》是讲关羽、张飞被害后的鬼魂复仇故事，两个幽魂共去迢迢蜀地见大哥刘备，商议复仇大计，要“杀得那东吴（孙权）家死尸骸堰住江心水，下溜头淋流着血汁”，高呼着“杵尖上排定四颗（仇人）头，腔子内血向成都市里流”，整出戏里的对白和唱词，激愤幽沉，杀气重重，戾暴之语随处可见。这些，皆是那个残酷时代的烙印。

金朝末年以来，数千里间，人民被杀戮几尽。蒙古人在战争中所犯的残暴罪行，令人发指，不可胜数。屠戮成风之下，人民百不遗一，致使“遗民心胆破，讳说战争初”。

至于中国北方的昔日大儒世家，其后世子弟更是沦落到成为文盲“犬与猪”的悲惨境地。擅画梅花的元代大画家王冕有《冀州道中》一诗，真实表现了他路上所遇一个世代书香家庭而子孙已经目不识丁的状况：

我行冀州路，默想古帝都。水土或匪昔，《禹贡》书亦殊。

城郭类村坞，雨雪苦载涂。丛薄聚冻禽，狐狸啸枯株。

寒云着我巾，寒风裂我襦。盱衡一吐气，冻凌满髭须。

程程望烟火，道旁少人居。小米无得买，浊醪无得酤。

土房桑树根，仿佛似酒垆。徘徊问野老，可否借我厨？

野老欣笑迎，近前挽我裾。热水温我手，火炕暖我躯。

叮咛勿洗面，洗面破皮肤。我知老意仁，缓缓驱仆夫。

窃问老何族？云是奕世儒。自从大朝来，所习亮匪初。

民人籍征戍，悉为弓矢徒。纵有好儿孙，无异犬与猪。

至今成老翁，不识一字书。典故无所考，礼义何所拘？

论及祖父时，痛入骨髓余。我闻忽太息，执手空踌蹰。

踌蹰向苍天，何时更得甦？饮泣不忍言，拂袖西南隅。

由此可见，金宋的汉族遗民在悲伤沉郁之下，内心之中仍然抑制不住勃勃复仇的怒火。一切的一切，只能以戏剧形式得以宣泄。报仇雪恨与至死不屈，皆被关汉卿移植于剧中主人公身上，浓墨重彩地塑造他心中百折不挠的大英雄。

除《西蜀梦》以外，关汉卿最成功的历史剧本还有《单刀会》。亡国亡天下之余，汉族士庶只能把精神寄托于昔日的英雄豪杰身上，以他们的刚烈勇猛投射心中映象。阶级仇、民族恨，平素口中道不得，只能借戏中人物一展雄豪。

因此，关羽单刀赴会，在关汉卿笔下千锤百炼，终于成为脍炙人口的不朽传说。不管敌营“千丈虎狼穴”，只要凭关羽“大丈夫心烈”，无视“大江东去浪千叠”，好男儿只“引着数十人驾着这小舟一叶”，手持单刀，长髯飘洒，潇洒无畏地直赴“鸿门宴”。至今，笔者仍然记得高中时代背诵《单刀会》中关老爷那一段悲沉慷慨的豪迈唱词：

水涌山叠，年少周郎何处也？不觉的灰飞烟灭，可怜黄盖转伤嗟。破曹的樯橹一时绝，鏖兵的江水犹然热，好教我情惨切！这也不是江水，二十年流不尽的英雄血！（《驻马听》）

不朽的名剧
《窦娥冤》

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着生死权。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生糊突了盗跖，颜渊？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原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哎，只落得两泪涟涟。

一位贤德、忠贞、温良的年轻女子，火山爆发一般，忽然喷泻出如此激烈的怨愤之情，更彰显出元代社会的真实境遇：贤愚不分，善恶颠倒，残暴贪婪，人欲横流，暗无天日！

《窦娥冤》的剧情，当代人，特别是年轻一代，只是影影绰绰地知道她蒙冤被杀，怨气冲天，六月下雪。至于戏中真正曲折的剧情和人物刻画，大概没有多少人能晓得。在这利来利往的浮躁年代，曾经如日中天的戏剧，早已成为明日黄花。

但是，只要我们能静心一刻，翻开那脆黄的书页，肯定会立即被关汉卿笔下的人物和剧情吸引住，并能感同身受，浸沉于窦娥的世界：

窦娥原名窦端云，其父窦天章流落楚州（今江苏淮安）时曾因贫向高利贷者蔡婆婆借了二十两银子，一年下来，本利共四十两。窦秀才一贫如洗，又要前往大都应试科举，便只得把年方七岁的女儿端云“送”给蔡氏做童养媳（其子八岁）。小姑娘三岁丧母，七岁时父亲又舍她而去，命运确实够惨。端云长大后，改名窦娥，嫁与蔡婆婆之子为妻。两人青春恩爱，但两年不到，丈夫就害弱症而死，窦娥年纪轻轻守了寡，与婆婆相依为命，一起度日。

蔡婆婆仍操旧业，放贷为生。这是一种高风险职业。山阳县南门开药铺的行脚医生赛卢医（卢姓医生）借十两银子一年期到，无法偿还，见蔡婆婆来索债，便以同去家中取钱为借口，骗蔡婆婆上路。赛卢医半路杀心顿起，掏出条绳子想把蔡婆婆勒死以赖掉该还的银子。恰巧的是，无赖流民出身的张驴儿父子路过，赛卢医被吓跑，蔡婆婆总算活得一命。听蔡婆婆叙述前因后果，张驴儿会算计，对他老爸说：“婆子家还有个媳妇，如今我父子救了她性命，少不得要谢我们，不如你要这婆婆，我回去要她媳妇，两相配对，绝对稳赚的生意。”张老儿觉得儿子说的是，便向蔡婆婆提出父子娶婆媳的“计划”，蔡婆婆惊魂未定，表示拒绝。张驴儿凶相毕露，大叫：“如若不肯，这绳子还在，我仍旧勒死你罢了！”

蔡婆婆无奈，只得把这虎狼般的“恩人”父子领回家中，把事情原委告知儿媳。窦娥贤良女子，也忍不住嗔怪婆婆六十好几的人还做出这样“枉教人笑破口”的荒唐事，规劝婆婆不要招惹这种村佬和“半死囚”的无赖父子上门。蔡婆婆以报活命之恩为由，劝媳妇答应婚事。张驴儿见窦娥美貌，魂飞天外，动手动脚，被窦娥怒斥推倒于一边。蔡婆婆心烦意乱，只得让张氏父子暂时住在家里。因烦生病，蔡婆婆很快就歪在病榻上不能起身。张驴儿见蔡婆婆害病，便想弄点毒药毒死她，然后好逼奸窦娥。

这无赖行至南门找药铺买毒药，正好遇见畏罪欲逃的赛卢医，连蒙带吓唬，从赛卢医手中讨来了毒药。胆寒之下，赛卢医潜逃到外地卖鼠药为生。

婆婆病后，窦娥贤惠，里外伺候，做羊肚汤给她喝，并乘间劝说：“我们与张氏父子非亲非眷，收留二人同住，街坊邻里会说闲话。”正劝解间，张驴儿回来，拿过羊肚汤就尝了一口，只说汤水少味，支开窦娥去取些盐醋，并趁机把毒药倒进汤内。张老儿人老嘴馋，闻味走近，张驴儿就让老爹把汤端给蔡婆婆喝。蔡婆婆病重欲呕，就把汤让给馋嘴的张老儿喝。老头儿仰脖，一口气把整碗毒药汤灌入腹中，登时身死。

张驴儿没料到毒错了人，马上诬告窦娥药死自己老爹，表示说，只要窦娥顺从与自己为妻，就按下此事不报官。窦娥愤怒：“你自己药死亲爹，还要吓唬谁！”蔡婆婆解劝不成，张驴儿把窦氏婆媳告至楚州太守桃杌处。

桃太守乃大贪官一个，收受张驴儿银两，任凭窦娥辩白喊冤，一口咬定婆媳二人下毒，重刑拷打窦娥。为免婆婆受刑讯，窦娥只得诬承自己下药毒死张老儿，最终被判斩刑。

临刑，窦娥发誓：自己含冤被杀，颈血要上喷于高挂旗枪上的丈二白练之上。同时表示，自己冲天怨气，定要激上天于盛夏降雪，遮掩倒卧黄尘中的清白之身。不仅如此，还要“着这楚州亢旱三年”。监斩官不信，令下刀落，鲜血溅处，六月冰花滚似锦，一腔热血冲白练……

窦天章在大都中举做官，步步高升，以两淮提刑肃政廉访使身份行按地方，到楚州查验案卷。窦娥冤魂出现，百端解释下，告明父亲，自己正是他的亲生女儿窦端云，受诬蔑被杀。

窦天章派人抓住张驴儿、桃太守一干人犯，又把逃至涿州的赛卢医也擒拿到衙，终于使女儿沉冤得雪。最后，窦天章贬了桃太守、流了赛卢医、剐了张驴儿，并收养了蔡婆婆。

此剧结局有些俗套，借窦天章之口唱道：“从今后把金牌势剑从头摆，将滥官污吏都杀坏，与天子分忧，万民除害”——这些，在黑暗的元朝，只不过是白日梦罢了。元朝社会，人民流离失所，社会秩序极度混乱，杀人抢劫，买卖人口，盗抢奸占，是随时随地可见的“常态”。

元代社会，官贪吏污是“正常”的政治生态。蒙古、色目阶层作为征服者，杀人掳掠，无恶不作。特别是元朝前期地方官并无正式俸禄，他们的贪污受贿就成为赚取薪水的“正当”手段。仅大德七年（1303年）一年，御史随便“普查”一次，就钩考得贪污官吏近两万人，没得赃钞四万五千余锭，发现冤案五千余件，真个是“金鼓看来都一样，官人与贼不争多”。

《窦娥冤》中的桃太守，就是个丑角形象。当差役押张驴儿、窦娥等入衙时，一干“人犯”跪地申诉，桃太守竟也向“人犯”下跪行礼。差役问原因，桃太守明白言道：“你不知道，但来告状的，就是我的衣食父母！”此话虽令人发噱，却一语道破了数千年中国官场的黑暗生态。因此，张驴儿手中的银子就是桃太守的惊堂木，明明知道窦娥冤屈，他仍下令让衙役大刑拷讯这位无辜的年轻寡妇。

关汉卿深得戏剧情节安排之妙。世间传奇戏，虽以“现实”为基础，但最主要的是拼凑“现实”造成“无巧不成书”的细节来打动人。愈激烈、愈打动人的戏剧，在座观众稍稍一“清醒”，就会立刻察觉戏肉的安排太“巧合”，人物情节太做作，从而头脑中的“批判”就会占于上风。看一些言情剧，在男女主角大喊大叫的噪音中，观众最能感受下九流戏剧虚伪结构的苍白。

但是，关汉卿正是能从人物性格与人物语言上出戏，使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衔接非常巧妙，高度掌握了戏剧的结构与戏剧的“冲突”，让人在道德升华的同时，感觉到戏剧“荒诞”的可信。

《窦娥冤》一剧，以“楔子”开端，借蔡婆婆自述，详细讲明了窦天章父女与她一家全部因缘的来龙去脉。如此，化冗繁为简约，一下就展现了元代社会的普通生活场景。窦天章书生出身，又携一幼女，在下层社会苦苦挣扎，只得把女儿变相卖给蔡婆婆才能使自己的“功名”之路有起点。蔡婆婆虽是高利贷者，却也不是多么凶恶的妇人，良心未泯。此种塑造，避免了人物的平面化和程式化。

赛卢医与窦天章相较，显然是个恶人。同样是欠钱不能偿还，他想到的竟然是杀掉债主，由此可以想见元代是怎样一个人相鱼肉的混乱社会。

此外，窦娥与蔡婆婆之间的关系，也不是那种被卖童养媳与恶婆婆之间的斗争关系，而是相依为命、互为温情的人世婆媳关系。

蔡婆婆一步走错，引狼入室，害了儿媳一条性命，但她表现出的真诚痛悔，让我们对这个高利贷婆怎么也恨不起来。

《窦娥冤》剧本的原始母体，当是“东海孝妇”的传说。据晋人干宝的《搜神记》：

汉时，东海孝妇，养姑甚谨。姑曰：“妇养我勤苦。我已老，何惜余年，久累年少。”遂自缢死。其女告官云：“妇杀我母。”官收，系之，拷掠毒治。孝妇不堪苦楚，自诬服之。时于公为狱吏，曰：“此妇养姑十余年，以孝闻彻，必不杀也。”太守不听。于公争不得理，抱其狱词，哭于府而去。自后郡中枯旱，三年不雨。后太守至，于公曰：“孝妇不当死，前太守枉杀之，咎当在此。”太守身祭孝妇冢，因表其墓。天立雨，岁大熟。长老传云：“孝妇名周青。青将死，车载十丈竹竿，以悬五幡。立誓于众曰：‘青若有罪，愿杀，血当顺下；青若枉死，血当逆流。’既行刑已，其血青黄，缘幡竹而上，极标，又缘幡而下云。”

当然，原传说中没有多少戏剧冲突，“诬告”周青的小姑子非是出于恶意陷害；官员杀周青，也是误断误判，非出于收贿枉法。但这个故事中的“热血逆流”与“三年大旱”，确实有很浓烈的戏剧性效果。

至于“六月雪”，灵感当源于战国时代燕惠王手下大臣邹衍被冤入狱，五月盛夏之时（阴历五月等于阳历六月）霜从天降。在关汉卿笔下，“五月飞霜”发展成为“六月大雪”，戏剧效果更进一步。

关汉卿笔下的妇女人物，性格特征分明，一人一面，绝不雷同。窦娥虽是个贤良的媳妇，但也气性高傲，俐齿能言，泼辣不屈。乍听说婆婆答应张驴儿父子与自己婆媳二人“匹配”，窦娥倔强气恼，数落婆婆说：

遇时辰我替你忧，拜家堂我替你愁；梳着个霜雪般白鬏髻，怎将这云霞般锦帕兜？怪不的女大不中留。你如今六旬左右，可不道到中年万事休！旧恩爱一笔勾，新夫妻两意投，枉教人笑破口。

蔡婆讲：“我的性命都是他爷儿两个救的，事到如今，也顾不得别人笑话了。”

窦娥又道：“你虽然是得他、得他营救，须不是笋条、笋条年幼，划的的便巧画蛾眉成配偶。想当初你夫主遗留，替你图谋，置下田畴，早晚羹粥，寒暑衣裘，满望你鳏寡孤独，无捱无靠，母子每到白头。公公也，则落得干生受。”

而且，她还怒恼地奚落婆婆说：“你道他匆匆喜，我替你倒细细愁：愁则愁兴阑珊咽不下交欢酒，愁则愁眼昏腾扭不上同心扣，愁则愁意朦胧睡不稳芙蓉褥。你待要笙歌引至画堂前，我道这姻缘敢落在他人后。”

相比关汉卿笔下的杜蕊娘、赵盼儿、燕燕等人，窦娥是个知书达礼、温柔敦厚的妇女。命运的乖涩、官府的不公以及张驴儿父子的无赖刁奸，都使她在忽然之间转化为一个指天骂地的抗争型妇女。纵受千般拷打，万种凌逼，她始终不承认是自己毒死张驴儿的父亲。

最后，恰恰是怕年迈的婆婆受毒刑，窦娥才屈招了“罪名”。临刑前，为避免婆婆见自己伤心，她还要求不走前街走后街。如此一个大义凛然的“自我牺牲者”，让我们见到了黑暗年代中人性最善良的光辉。

还值得一提的是，当窦天章当大官后，见到女儿鬼魂，马上拿出宝剑呵斥其不孝，窦娥的倔强性格仍旧保持，回斥道：“哎！你个窦天章，直凭的威风大。”满腔冤由，一腹愤怒，俨如其在世之时。

当然，窦天章为自己女儿“平反昭雪”，这一情节太过牵强，太大的“巧合”，反而令人感到安排的痕迹太浓。在这一点上，关汉卿仍无法摆脱时代的束缚和道德的虚妄，凭借“鬼魂”来申冤，确实冤得可以——无论如何，那是一个黑暗时代的缩影。汉族下层人民，恰似窦娥那样一个孤弱女子，只能乞求“超自然”的力量来颠倒乾坤了。

关汉卿对人性有着无比深刻的洞察力。以张驴儿父子来讲，这一老一少两个泼皮无赖，他们的生活逻辑看似混乱不堪，毕竟在开始时也有救人的原始冲动，观其本性，并非是“胎里坏”。但是，一旦救人成功，生存法则当即起了作用，他们马上想到的是“物质化”的报酬，是讨价还价。命，在他们眼中，都是有标价的。奇特而又让人感觉啼笑皆非的是儿子给混蛋老子“提亲”：“不如你要了这婆婆，我要她媳妇，何等两便！”蔡婆婆慌乱无措表示不肯，他便马上威吓说：“赛卢医的绳子还在，我仍旧勒死了你罢！”刚刚造了七级浮屠，听说没有回报，马上要把被救人重新送入地狱，这种天上地下的角色重换，在那样一个黑暗的社会，又让人感觉丝毫不奇怪。

究其实也，张驴儿只是欺软而已。真正遇到天性清傲的窦娥，他也无计可施，只得出下三烂的招数，先欲除掉蔡婆。

即使是剧中无关紧要的配角赛卢医，他本人也是个“受压迫者”，一个可怜又可恨的下层人物，蟑螂一样的东西。张驴儿要他合毒药时，他起先还骂对方：“这厮好大胆也！”倒忘了他早先要勒死债主的穷凶极恶。被逼卖毒药给张驴儿后，赛卢医因“一生最怕的就是见官”，忙逃往涿州躲避，以卖鼠药为生，“刚刚是老鼠被药杀了好几个，药死人的药，其实再也不曾合”。这样一个人，其实也是生活中的失败者，在利欲与苟活的夹缝中生存，卑微而又胆怯地活着。

《窦娥冤》中，窦天章虽是个“正面人物”，实际上却让人感到面目可憎。这位当年为了进京赶考把女儿卖给高利贷者蔡婆的读书人，做官变阔，察看案卷后，得知窦娥就是自己亲生女儿受刑而死，依旧一张“赏罚不避亲”的官脸，叱责道：“我当初将你嫁与他家（蔡婆家）呵，要你三从四德……到今日被你辱没祖宗世德，又连累我的清名。你快与我细吐真情，不要虚言支对，若说得有半厘差错，牒发你城隍祠内，差你永世不得人身，罚在阴山，永为饿鬼！”

这样一个刻薄寡情之人，还是统治者中“道德”最好的清官。由此推之，其余可以想见。可叹的是，窦娥的时代，毕竟还可化为“冤魂”来“报仇雪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