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隆五年《富平县志》校注：记录盛世治国理政

2023-09-30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清乾隆五年，富平县令乔履信纂修的《富平县志》，因其反映了康乾时期的社会现实和社会观念，堪称古典修志之典范。而乔履信作为乾隆《富平县志》纂修者，便兼具了“修志”和“施政”双重理念。乔履信纂修的《富平县志》，就在两者之外给出了新的答案。其《〈富平县志〉凡例》中指出：愚意邑志与国史，体同而例异。编写县志，容易垂名于世；县官修志，也容易彰显其所作所为。中国国家治理的基础在于“县”。

张世民

历来有“盛世修志”的说法。然则盛世衰世，其实都有修史编志的做法，只是因其治国施政理念的差异，不同社会所秉持的价值取向及其所欲彰显的著述境界，有所不同而已。清乾隆五年（1740），富平县令乔履信纂修的《富平县志》，因其反映了康乾时期的社会现实和社会观念，堪称古典修志之典范。通读这部饶具见地的乡邦文献，有几个问题引人瞩目：

其一，县志的最佳编者应该是谁？县志编者需要具备怎样的胸襟和气度？地方志的编撰者，大抵上都熟谙当地县情，这是不言而喻的；其资料的搜集者和掌握者，基本上都是乡贤或宿儒，也为既往的史实所一再证明。但是县志的最佳编者，我看一县之宰的县令，还是比较合适的人选。在传统儒家思想支配下，国家治理的根本点在于道德管治，具有高位效应的政治—道德立场，一直都是历朝累代治国理政的思想基础。是以历来名志的编纂者，大都将县域治理提升到国家治理的高度来认识。换句话说，历代名志编者大都是具有较高的政治—道德风范，因而志书的编纂立场和资料选择，尤其是就中所贯穿的价值取向，也就具备了政治—道德家的认识基准。不少志书虽从政治话语角度入手，却也保持了圆融的道德话语水准，其所拥有的政治—道德视角，尤应引起我们的密切注意。作为县志的首席编者，最好是当朝县令；即使不是当朝县令，至少也要谙熟政治，掌握时事，具有相应的政治—道德立场。而乔履信作为乾隆《富平县志》纂修者，便兼具了“修志”和“施政”双重理念。此人系河南商水籍偃师人，依照当时入仕途径，于雍正八年（1730）“简命分发陕西学习试用”，到西安遇上《陕西通志》开局，遂奉命进入志馆，担任“分门编撰”（《富平县志序》）。在参与其“纪事”“经籍”“古迹”三门撰写的同时，更“随手抽检，纵心批阅”了全省各地郡县诸志。抵眉县试用不久，于雍正十三年（1735）“旋调富平”，成为一任有作为的县令。据悉他一到富平，就对这里的山川风物、人文掌故有深切的感受，而其原因，就在莅富之前，已读过明代孙丕扬的《富平县志》。他曾援引前人论断，认定“政治不成者，无为妄议文章之事”。所以执政优先，在他自是必然的选择。他曾完全认同清初大儒顾炎武“监司守令，不悉一方之地形土俗、因革利病，不可以作志”的观点，认为志不可轻编，所以博搜广揽并彻底吃透基本县情，在他也是理所自然。从《富平县志》提供的任职信息，可知他在富平任职期间，随时立柜采访，力邀乡绅斟酌评论，但县志的实际修纂，则在其政治亨通后才动手。这部县志中有他撰写的一系列点评按语，其明确的价值取向和精神内蕴，均集中于此。

其二，县志与国史的关系何在？怎样理解县域治理与国家治理的关系异同？国家治理，亟需国史支撑，国史所体现的基本意识形态，其实也是国家治理理念的集成和历史文献理应阐扬的内容。地方治理属于国家治理的一部分，同样需要有相应的执政理念和行政理由。两者的政治—道德立场是全然一致的。由此理念出发，必然涉及官师褒贬和官民利益的关系问题。

作为一个县的县令，如何对待官师褒贬问题？历史上，对于官师的褒贬，通常有两种不同的做法。一种是只褒不贬，为尊者讳。县官既是“父母官”，又是朝廷命臣，所以彰善隐恶，是不少志书的价值取向。另一种是不泯直道，褒贬分明。这个做法肇始于明康海《武功县志》。康海做过翰林院编修，堪称是朝廷史官，后来虽遭贬谪，但其政治—道德立场仍坚持不变。他勇于褒贬官师，遂成为令人景仰的正道直声。在这两种做法之外，有无第三种路径？乔履信纂修的《富平县志》，就在两者之外给出了新的答案。其《〈富平县志〉凡例》中指出：

愚意邑志与国史，体同而例异。国史尚严，邑志从宽，况二志于人物有褒无贬，于职官独口诛笔伐居其半，未免稍失平衡，兼违不非大夫之义。此志于绰有宦迹者如旧登之，备勒丑行者概从削去，仅书籍贯出身暨其莅任年月，失考者缺，亦《春秋》不待贬而自见之例也。务戢雌黄口角，但存皮里阳秋。

这个表述角度和著述立场，归根结底，是既体现了有所褒贬的立场，但又避免了政治—道德上可能发生的争议。在历叙职官姓名、履历的同时，将有作为、有善政者列入“名宦”，使两者有所区别，也就是在实事求是、秉笔直书的前提下，体现了施政第一、安定第一、坚守道德操守的政治立场。这个做法有其一定的可取性。

怎样认识朝廷和百姓双重利益关系？显然，朝廷利益和百姓利益既有关联又有矛盾，这也无可争议。在非常情况下，这种利益之间的刚性矛盾也屡见不鲜。但是作为一名县令，却务必兼顾两者之间的利益关系。一言以蔽之，还是要将百姓利益放在第一位。此志介绍清代名宦时，转引了富平县一位名叫郭传芳的县令的口头禅，叫做“为百姓即为朝廷”（清代《名宦》），将朝野之间的关系作了辩证分析，这个观念是有历史价值的。作为朝廷命官，乔履信一方面为朝廷负责，一方面又为百姓尽责。为解百姓于倒悬，他先后请蠲赋税三百余石，使富民“困惫稍苏”（《富平县志》卷二按语），身体力行地实践了这一主张。

编写县志，容易垂名于世；县官修志，也容易彰显其所作所为。名宦劣官对待这个问题，或将有所不同，但是不管怎样，真正的千秋宦名，仍受羁于“政声人去后”的定律。历来对于官师的褒贬评骘，常常也是在其离任之后产生的。官师的名实之间，其实也大可寻味。乔履信在介绍清代名宦后，也就政治名声问题生发过自家如下独到的感慨：

所在无赫赫名，所去人思，不其难乎？曰不难。务实不务名，故无赫赫名；未去务实不务名，故所去人思。无名之名，斯真名；无名之名，不仅名也。

如此精彩透辟的谠论，固虽出现在清代康雍乾时期，其中所昭示的政绩观和名实观，至今犹觉振聋发聩，具有足资镜鉴的价值。毫无疑问，一个县令、一个职官的名声和政绩之间，显然有其不可规避的密切关联。

其三，何谓县域治理的社会基础？怎样理解盛世王朝的基层社会组织？乱世之际，政局危机的应对意识不绝于书；盛世社会，基层管理的系统观念也不可或缺。在一个县域的境域治理和基层管理方面，地方志所提供的资治观念，也是其他任何文献所无法替代的。

中国国家治理的基础在于“县”。传统的郡县制度推行了两千多年，最具有基础地位和作用的行政区域，恰恰是“县”这个行政单元，而县域的演变和县政的管理，更与此息息相关。在国家走向统一的过程中，政区划分具有历史的随机性，但在国家治理进程中，如何变通政区之间的管辖关系，确立合理的管理体制，也是地方官需要思考的现实命题。譬如陕西三原、富平两县，明代前期均归耀州管辖。明弘治年间，隶籍三原的太子太保、吏部尚书王恕，曾奏请朝廷将三原县改属西安府；明嘉靖年间，直指（官名，指专管巡视、处理各地政事的官员）梁一魁疏称富平“近府远州，宜隶西安”；至万历年间，隶籍富平的“孙冢宰丕扬率士民白巡抚崔应麟，奏改隶西安府”（《富平县志·沿革表》按语）。三原、富平两县改变隶属关系，均需当朝尚书出马请示，足见其难易程度。富平县境内，设立过频阳、土门、美原等县，先后隶属左冯翊、北地郡、雍州、耀州等，明万历年间划归西安府。清乾隆年间，根据各县所占“冲”“繁”“疲”“难”四要素项数的多少，确定职官“最要缺”“要缺”“中缺”“简缺”四个等次，富平县以“繁”“难”兼具而定为二等。其隶属关系，仍属西安府之列。

在基层管理方面，乔履信总结历代基层政区的演变规律，特别强调基层管理的重要性。他曾在《与绅士议设约正乡长书》《议约立乡约练总书》等治县文献中，对建立乡约制度的必要性和有效性，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要求做到：

四乡镇寨大小均匀，相近在四五里内者编为一联管束，每联之内举绅士一人为约正，务得年尊德劭、行淑才优者以膺此任，再于耆老之中举一人为乡长，亦必练达服众、正直居心者以充此选，或即在现充乡练之内选拔亦可。其约正专司宣讲列圣谕训，化导联内人民，并管善恶簿籍。

同时规定乡练、约正和乡长互相牵制，乡练按季度接受考核奖诫；乡约、练总若有玩法懒惰、徇私不公情形，允许约正、乡长会同揭报。这种基层自治制度的确立，在《富平县志》卷三乡甲、乡联中有详尽介绍。据悉富平县共有八十五联，“每联领十余堡，设立约正、乡长各一人，给以条约，稽其乡约、练总之勤惰，朔望率士民讲谕读法，以申教化”。《条约》内容有十项，依次为“宣讲上谕”“讲解律例”“清查户口”“崇尚积聚”“匡正风俗”“褒奖善良”“严稽匪劣”“法严连坐”“共为守望”“怜恤孤寡”等，集中体现了国家基层治理的规范性和约束力，同时也明确了乡约、练总等的不同岗位职责。

需要指出的是，历史上各朝各代，都十分重视基层政区的社会治理。从乱世到治世乃至盛世，基层政区的现实作用在不断演变；从乱世的自保机制，到治世的自理体制，再到盛世的自治系统，其基层管辖的自治程度，也往往与当时经济发展、社会发达程度密切相关。原来《周礼》所记载的大都小都、乡士遂士、县师县鄙之属，“率以士流为之”，至秦汉以降的乡亭制，以及“魏之州县乡官悉由部吏，唐之里正、村正必以勋品”（《议约立乡约练总书》），都说明基层乡官的重要性。而彼时富平民间“视乡练为卑贱之役，沿门挨派，勉强支承”（同上条），正是乔履信治县理政过程中竭力疏导的社会问题。随着当地经济、社会基础的变化，不断调整基层管理体制，赋予乡村治理以必要使命感，改变乡官的政治与经济待遇，让基层组织充分发挥其自治作用，同时进一步加强对基层乡官的法律制约，也是历代封建王朝维持其太平盛世的重要社会基础。反之，“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历代王朝遭遇的社会衰变危机，常常最先爆发在基层管理的失范和基层社会不稳定诸方面。乔履信有关富平一县基层社会的顶层设计、乡联划分和历史分析，对于认识我国现行基层社会的治理问题，仍然有相当的启示意义。

其四，县域治理既依靠法治权威，又讲求道德礼仪，两者之间有何辩证关系？法治治理属于国家治理的一端，主要改变的是人们的行为规范；道德礼仪属于社会治理的一端，主要改变的是人们的精神信念。法治治理依靠官僚体制的行政推动，而道德礼仪依靠社会组织的良性互动，两者共同发力，才能构成公共社会秩序的良性支撑，使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权力分配臻于平衡。

在一定意义上说，郡县制度、乡联制度都是国家治理的必要延伸。乡联制度更具有基层社会自治的特点。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朝野礼仪制度的确立，始终与社会治理中的道德示范、道德约束密切相关。乔履信《富平县志·学校》篇的编纂，便集中彰显了礼仪治国的重要性。编者认为：

富隶古宗周地，东胶虞庠之制，宜其耳之悉矣。

乡学重书院，兴自五季，于今为盛，德造誉耄，成就尤夥，学校之助也。

明嘉靖年间，富平知县刘知简曾办过新城书院，但是早已废置。乔履信宰富第四年，即清乾隆三年（1738），又创办南湖书院，延聘渭南进士唐若时主持。其所撰《南湖书院记》表示，宋时张载曾讲学关中，一时从游者如武功苏季明（苏昞）、蓝田吕与叔（大临）昆弟、三水范巽之（育）、张芸叟（舜民）、长安李潏水（復）、武功游景叔（师雄）等，悉归张载门下，并能接续横渠遗风，使“人文彬彬蔚起，与濂、洛、闽齐名。至明时，冯少墟设立关中书院，韩苑洛、吕泾野诸公亦先后继武，咸以振兴文教、倡明道学为己任”，因而从游之士，“咸因材造就，各有所立”。是以其捐廉创立书院，也期待出现人才辈出的局面。为此，他还专门记载了“学宫”，并将祭祀周孔的典礼及从祀的众多先贤和先儒，一一罗列，作为膜拜崇祀的对象。又将日常祭祀的乐舞器具、祝文乐章、崇祀祠堂、乡饮酒礼悉数列出，以传播其所尊奉的道德价值观念。

当然，在礼仪治理和法治治理的关系上，法治治理的优先性和强制性，也是乔履信所反复强调的。一个区域社会法制不彰，也就谈不上礼仪治理。礼仪治理，必须建立在法治基础之上。否则，这种礼仪治理必将成为特权的道具，甚至堕落为无良基层管理者的遮羞布，其负面的影响也将暴露无遗矣。

其五，如何评估乡贤人物和节烈人物的价值？清代学者人生价值观的现实悖题何在？地方志缘何记载人物？乔履信说：“人也奈何哉，兼物言人也。物也者，物也。言有物，行有物，其中有物，物物而不物于物。类萃之中标物望，风尘之外有物色，惟人可物，故物其人云。”言下之意，写人物总该有事可写，有迹可循。但人物分别男女，历代社会的性别观则大异其趣。

在儒家传统观念中，男女尊卑的差异，早已成为历史的桎梏。明代康海在正德《武功县志》中，异乎寻常地强调了妇女的社会地位。在《康氏族谱》中，他将出嫁的闺女列入谱牒，也突出了妇女的家族地位。但是随着道学的重新崛起，清代反而一再张扬节烈观念，并将妇女的人生观绑定在世俗尊卑观念的锁链之上，使之成为男权社会的点缀和附庸。固然，乔履信在此志《人物》志中，肯定了“忠孝廉节”的社会观念，其中所介绍的男性先民，诸如明代先贤张紞，字昭季，号鷃庵，因永乐皇帝篡权而自杀；先贤杨爵，字伯修，号斛山，两下诏狱，不改故我，病重时仍嘱咐子孙“作第一等人，做第一等事”；先贤孙丕扬，字叔孝，号立山，“铨政流弊，创立签法”；先贤陈有虞，字大陆，抵御海寇，守城而死；先贤李因笃，字天生，号子德，廷臣疏荐，因母请辞，顾炎武曾以“文章来国士，忠厚与乡人”誉之等，无虑都是其所处时代引领风气的佼佼者。此外，志中还记载有孝友者、任恤者、不昧遗金者、隐德可称者、学行可称者、幼颖可称者不少，也都贯穿着这一精神主旨。但其志中有关节烈人物的记载，也反映了他当年不平等的性别观念。有关元明清时期的节烈女性，越写越繁复，与社会发展进步的趋势相比，可说是完全悖谬。诸如李萼妻王氏，在李萼死后上吊自缢；生员陈俊士妻子张氏活活自饿而死；杨纯妻王氏从容投缳殉情；督学田公本沛侧室“……能诗工书画，自田公殁，焚弃笔砚，绝口不吟”，连篇累牍而不厌其烦，他如诚孝事亲、割股疗亲、孝亲抚孤、苦节终身等等，亦皆不一而足。据载其宰富六年，请旌节烈达五十余例，足见节烈观念害人之深。

人性的自由解放，是近代才出现的社会话题，也是妇女阶层取得平等人格权的重要标志。反观传统宗法社会中，妇女地位的卑贱和节烈意识的增强，不但是愚陋的社会观念，而且也成为内敛于妇女阶层自身的思想观念。这种观念的愚昧性和非人道性，再怎么鞭挞也不为过分。万千妇女作为传统愚昧观念的牺牲品，可怜而复可悲，恐怕也需要厉声追讨之。

其六，“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白居易《与元九书》），此乃文章用世的现实基础。因而艺文文献中的经世观念，也是考量《富平县志》学术价值的一个方面。所谓艺文文献，一指典籍，二指人物。文章是人写的，人写的文章是各式各样的。抒发个人寄托或一己感兴的文章，艺术性未必很差，但其社会局限性却显而易见。惟有富有社会感召性和思想穿透力的经世文献，才堪构成地方志书中最可宝贵的艺文文献。

这部《富平县志》本身，就是一部具有较强资政价值的艺文文献。其文本简洁练达，富有可读性。就编纂理念而言，这部志书完全建立在强烈的入世思想之上。乔履信任职富平，一边从政，一边修志，“分门别类，鳞砌雁排”，同时延请本县学行优卓的人士，“公相商榷，去存详略，务归允当”，这是取得公共信任的过程。地方志书作为一种公共文化产品，其最大的价值就在于文献的公信力，在于文献中褒贬评骘的公平性，所以必须要有具备公共立场的知识分子或国家公器的执掌者来秉公处理。这部县志的编修过程，也就体现了这一基本的工作程序。同时，对于前代孙丕扬和韩斗山的两部旧志，编者更是“细加研磨”，“稍涉重复者检剔之，稍非肯綮者节去之，体例稍缺及稍冗者补缀之、整顿之。至其辩而不华，质而不俚，赡而不秽，详而有体，蔚为不刊”。（乔履信《富平县志序》）这种精益求精、讲求实录的态度，正是这部天下名志诞生的先决条件。

至于这部《富平县志》的文本价值，也体现在其叙事写实方面。全志卷首《疆域山川图》《城池全图》和《富平八景图》，以舆地图的形式，对于境内的区域、城池做了全面勾勒，同时也从审美地理的角度，概括了富平县的人文特征。其中题写“锦屏列翠”“玉带环流”“杏林晴眺”“灵湫夜月”“南湖烟雨”“五陵秋色”“美原仙迹”“石洞书声”等“富平八景”的七律诗，与其精美的线描国画相辅而相成，尤具馥郁的可读性和感染力。在富平县山川、河渠等自然地理介绍的同时，编者突出了北魏至清朝的历代帝王陵墓和名人墓葬，有关北魏墓葬的学术考察，为人们提供了别样的视角；有关唐代中宗定陵、代宗元陵、顺宗丰陵、文宗章陵、懿宗简陵等五陵的介绍，有关秦代名将王翦、明代名臣杨爵，以及清初名儒李因笃等名人墓葬的介绍，均为人们提供了确切的地理标识。乔履信说：“谈形胜者，曰襟山，曰带水；恣游眺者，曰寻山，曰问水”，这里的山水自然，也正彰显了这一重要的社会与人文价值观念。在祥异问题上，县志既记载了历史上的地震灾害和病虫灾害，也陈述了灾荒之年出现的人间悲剧，并进而提出了“遇灾而惧，在修德”的传统命题，其现实性也是无可挑剔的。

时过境迁，清代盛世的富平何在？答曰：在乎方志文献之中。《富平县志·形胜》云：“南襟荆山，北枕明月，东带温泉，西萦漆沮，周揽全形，指划胜迹。”《汉书》云“频阳北当上郡、西河，为数郡凑”，洵匪诬也。这部县志的艺文文献，均集中在全书末尾。康海《武功县志》尝采取分解法，将艺文文献穿插在正文之中；而这部县志将其单独列出，原因在于“艺文者，道德之枝叶，人事之绪余也，故殿全志各门之终。”（《富平县志·凡例》）乔履信也说：“刘向《七略》列诗赋，王俭《七志》列文翰，孝绪《七录》列文集。邑志，一邑之乘也，记载著述，胡可缺然。文华也，行实也，先行后文，宜为殿。志艺文。”编者收录了大量五言、七言诗歌，如明练国士、罗钦顺、清朱树滋和张雄图等，大都是各有旨归的佳作名什，而其“人卧清明雨，春深燕子楼。花香与鸟语，总是故乡愁”（明练国士《驻节频阳》），“人生莫恨不同时，千载相知凭寸心”（朱树滋《游盘龙湾怀前辈刘雨化先生》），“眼看荣利独超然，家学关西故有传”（罗钦顺《赠杨斛山》），“程学寻源遥可溯，横渠引脉近相通”（张雄图《南湖书院落成志喜和韵》）等诗句，大都有其深湛的审美意味。至于志中所收涉及政治、乡约、教育、衙署、名宦、桥渠、庙宇、减灾、祭祀等等方面的散文文献，也多“雅驯可言”，无不有其原创性，其春花秋实的效果，亦皆历历可观。

不久前，富平籍青年学者徐朋彪，送达乔履信所撰《富平县志》校注稿，邀我审读并撰写评骘文章。这是他有关《富平县志》的又一部重要成果，与明代孙丕扬《富平县志》堪相伯仲。校注者以其对家乡的丰富情感和热心态度，依照旧志整理的学术规范来操作、来校勘，所取得的学术成效令人耳目一新。其整理稿的突出特点，一是校勘较精，二是注解简明，三是议论公允。尽管仍然不无错讹，但其可读性却得到了很大的提升。读罢全志，我为之深受感动，写下《读乔履信〈富平县志〉有感》一诗，其辞曰：

国史与县志，空间大不同；修史与编志，轻重莫失衡。

国史垂经纬，际会天地宏；县志自蕞尔，所望内外明。

前者可褒贬，避讳非必成；后者当审慎，任性易失中。

躬逢极盛季，自是醒世钟；匠艺有点击，思绪若古筝。

一击看舆地，幅员当会通；地扼荆山道，势倾渭北冢。

再击看沿革，古今可比兴；美原有迁易，富平求丰登。

三击看官师，笔意出儒经；欲褒入名宦，欲贬徒记名。

四击看人物，事业不可轻；乡贤存大腕，节烈悼牺牲。

五击看文献，匠意入全宗；治国托思致，修齐贵家风。

六击看乡联，基层有天空；保甲结邻里，互动显大公。

七击看题跋，点评颇中听；审美论八景，品物察名声。

八击看体例，逻辑可贯通；平列天下事，一一尽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