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理论教育东汉至三国时期蜀中人物品题盛行|与政府对抗的名士和侠义品质

东汉至三国时期蜀中人物品题盛行|与政府对抗的名士和侠义品质

【摘要】:东汉后期至三国时期,蜀中人物品题盛行。品题之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政府的察举用人。察举制的执行情况,又为品题导向。在品题之风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些敢于拒绝官府的征召、任命,或拒绝接受官府给予的荣誉。与东汉中期相比,三国的人物品题将学行,即其学业和行为道德明显作为了重点。这也是战乱时期名士及其人物品题受到特别重视的主要原因所在。侠、义为品题所崇。侠义一直是历代人物品题的重要内容之一。

东汉后期至三国时期,蜀中人物品题盛行。这有多种原因,从历史看,此俗首先与汉代长期实行的“察举”用人制有关。品题之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政府的察举用人。察举制的执行情况,又为品题导向。

辞官最为品题所重。在品题之风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些敢于拒绝官府的征召、任命,或拒绝接受官府给予的荣誉。凡此种种,都会引起周围人们尤其是在社会上担任品评主角的名士的高度注意。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品评之风、名士与官府之间的矛盾。为适应此风,一些人着眼远处,坐作身价,多次拒绝官府衙门的征召任命。如:

秦宓,少有才学,州郡辟命,辄称疾不往,刘焉、刘璋父子治蜀时,多次请他出仕,他仍不出。刘备入蜀后,又再次请他出山,他才出来担任了从事祭酒[61]

刘巴,少知名,荆州牧刘表举茂才,不就[62]

杨虑,少有德行,为江南冠冕,州郡礼召,诸公辟请,皆不能屈[63]

杜微,少年时代受学于蜀地著名学者任安,刘璋时辟为从事,以病为由辞官。刘备定蜀之初,杜装聋不出门。诸葛亮执政后,任他为主簿,他又再三推辞。官府亲自派车接他,诸葛亮亲自上门与他说了好半天,他才同意做个谏议大夫[64]

周舒,少学于广汉杨厚,名亚董扶、任安,数被征,终不诣[65]

当时似乎有这种规律:每辞官一次,在社会上的名气就升一节。故许多人以辞官为手段,来捞取更大的名气。也确有人终生不仕,名气就超过一般了。品题之风何以如此重视辞官呢?这主要与东汉晚期宦官专政,外戚争权,政治腐败,一般官员在百姓心目中的形象极坏这一特殊背景有关。另外也与当时各地政府、各种集团急于招纳名士、人才的政策有关。

学行为品题所尊。与东汉中期相比,三国的人物品题将学行,即其学业和行为道德明显作为了重点。这也是战乱时期名士及其人物品题受到特别重视的主要原因所在。现举数例:

王商,以才学称,声闻著于州里,刘璋辟为治中从事[66]

张裔,治《公羊春秋》,博涉《史》、《汉》,为蜀中著名学者,刘璋时作为鱼复县长,刘备时用为巴郡太守等[67]

五梁,以儒学节操称[68]

杜琼,少受学于任安,精究安术,刘璋辟为从事,刘备用为议曹从事、太常等[69]

尹默,从司马德操、宋仲子等受古学,皆通诸经史,又精于《左传》,刘备执蜀后用为劝学从事[70]

谯周,青少年时期便耽古笃学,诵读典籍,欣然独笑,忘寝废食。研精六经,尤善书札,颇晓天文,而不以留意。诸葛亮召为劝学从事[71]

姜维,少孤,与母居,好郑氏学,仕郡为上计掾,州辟为从事[72]

何宗,从广汉任安学,名气超过杜琼,刘璋时为犍为太守,刘备时为从事祭酒、大鸿胪等[73]

孝为品题所敬。“孝”一直为历代品题所重。在东汉末至三国的大战乱中,人物品题中“孝”的分量较西汉、东汉早中期有明显的削弱,但仍是重要内容。兹略举数例:

杨洪:事继母至孝[74]

李密:事祖母以孝闻[75]

蜀汉一直推行削弱、限制当地世家大族的政策,大力倡忠,当然也不反对孝。

陈寿是一个真正的学者,有些细节方面,却做得不够好。《晋书·陈寿传》说:陈寿……遭父丧,有疾,使婢制丸药,客往见之,乡党以为贬议。及蜀平,坐是沉滞者累年。司空张华爱其才,以寿虽不远嫌,原情不至贬废,举为孝廉,除佐著作郎,出补阳平令。守孝期间,用婢女制药丸,被视为一个很大的污点。

侠、义为品题所崇。义是传统儒家观念倡导,同时又是民间百姓普遍赞颂的一种美德。义发展到极端便是侠。侠义一直是历代人物品题的重要内容之一。三国战乱时期,传统的忠君观念受到了严重挑战,侠义却有所发扬光大。此略举数例:

关羽,于中平元年(184)投到刘备旗下,与刘备、张飞建立起了亲若兄弟的关系。建安五年(200),刘备攻占徐州曹操大军来攻,刘备大败,只身逃出,关羽为保护刘备妻子被俘。曹操待关羽“礼之甚厚”,极为亲近,想尽各种办法拉拢他。关羽仍不忘旧主,为曹立功后即回到了正处困境的刘备身边。曹操一生以权谋欺诈著称,也被关羽的义行感动。关羽成为我国历史上“义”的典范。

综合评价。如:

诸葛亮,卧龙、伏龙[76]

庞统,凤雏[77]

五常:马良兄弟五人,并有才名,乡谚说“马氏五常,白眉最良”[78]

四英:蜀汉时蜀人称诸葛亮、蒋琬、费祎、董允为四相,一号四英[79]

这种将几个人合在一起品评的方法,对后世影响很大,为历代所承。

品题的其他内容。三国时期,相学已相当发达。那些符合相学标准的大官相、大福相,尤其是那些被相学大家或大名士看中的最有前途的青少年,成名最快。如刘备垂手下膝,顾自见其耳,被视为大贵相。这个长相,被周瑜称为枭雄之姿,并认定是“必非久屈为人用者”,建议孙权一定要加以防范[80]

当时的评议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由“天下名士”充当人物品题的权威,由其一人说了算。如东汉时成都人柳宗(宇伯骞)为州郡右职,务在进贤,州里为谚曰,“得黄金一笥,不如为伯骞所识”。许劭是东汉末年至三国初期的大名士,以善于品题、发现人才闻名于世。许靖与许劭是族兄弟,也以善于品题人物著名。在董卓秉政期间,当时担任吏部尚书的周毖便经常与许靖一同商议,当时他对人的品题,甚至能“进退天下之士”[81]。二是“公议”,由若干士大夫达成相近的看法,或据其品行形成某种共识,这在乡党、县城、郡国、京城等都有,在各级学校,特别是太学中更为流行。就其作用言,前者甚至于超过后者。三是由周围人,包括自己的属下、邻居、朋友或敌人等,逐渐形成的看法评价。

王连,刘璋时入蜀,为梓潼县令,刘备时为什邡、广都县令和司盐校尉、蜀郡太守等,在蜀汉政权中也以善于品评、选用人才闻名。他选拔的许多下属皆至大官。

在蜀汉,最有影响的一批名士主要是外地人,且以荆楚人士为主;巴蜀本地人所占的比例较小,且其与当地豪族的联系也少。

名士不仅品题已有一定知名度或有一定身份的人物,更重要的是要在尚不知名的小人物中发现人才,这才能显出独具慧眼。一些大名士还为年轻有为的被品题者指路。有的名士则直接向各级官府或割据首脑推荐人才。官府、首脑对名士推荐的人才,一般都另眼相看,尽量录用。如徐庶、司马德操先后向刘备推荐诸葛亮。刘备在徐州时,大名士郑玄向他推荐孙乾,刘备即用乾为从事[82]。庞统初投刘备时,刘备先不了解他的情况,只让他代理一个县令,不久即因其“不治”,即未能处理好日常事务将其免官。后来,鲁肃、诸葛亮等皆出面推荐庞统,刘备即“大器之,以为治中从事”,不久便让他与诸葛亮并为军师中郎将。许靖是董卓之乱后在全国很有影响的名士之一。刘备取蜀围成都时,许靖当时是刘璋属下的蜀郡太守,却准备翻墙出城投降。刘备取蜀后,有些看不起他。法正劝道:天下有获虚誉而无其实者,许靖是也。然今主公始创大业,天下之人不可户说,靖之浮称,播流四海,若其不礼,天下之人以是谓主公为贱贤也。宜加敬重,让远近的人都知道您敬才。刘备这才“厚待靖”,用他为太傅、司徒[83]。刘备这是惧于天下名士的品题,才违心地用了许靖。

刘备执蜀后,虽也大量使用名士,但并没把文人当一回事,从心里瞧不起士大夫。这从他处理许、胡间矛盾的方法便可看出。当时学士许慈、胡潜矜己妒彼,形于声色,各自有的书籍,都不互借,并经常在各种场合互相攻击,闹得不可开交。刘备便让宫中戏班子扮演成此二人,将其相互攻击的情景再加工、激烈化,排练成戏剧,在宫中演出,以图哈哈一笑[84]。与其他集团一样,蜀汉统治者也容不下敢于直言的名士。孟光,是蜀汉政权中老资格的学者、名士,刘备执蜀后即拜为议郎,但因其爱品题权势者,爱揭其痛痒之处,无所顾忌,一贯“直言无所回避”,不仅老升不上去,最后还因他多言被免官[85]。来敏,也是蜀汉政权中老资格的学者、名士,亦因其平常言语、品题人物不慎,多次被免官,三起三落[86]。刘备也杀过一些名士。蜀郡名士张裕同时又是著名的占候家,刘璋时被用为从事。刘备初入蜀时一次与刘璋相见,张裕作陪。会见时,刘备首先嘲笑张裕的胡须太“绕”,张裕当即回击,嘲笑刘备不长须。刘备执蜀后,在准备进取汉中时,张裕曾劝谏“不可争汉中,军必不利”,结果刘备夺得了汉中。不久,张裕又私下对人讲,“岁在庚子,天下当易代,刘氏祚尽矣。主公得益州,九年之后寅卯之间当失之”。虽然这些说法后来被证明大体是对的,但刘备却将其抓来杀了。当时诸葛亮曾试图阻止此事,未能成功[87]。土著名士彭羕,一直深感怀才不遇。在刘璋时仅当了一名书佐,又因受谤被钳为徒隶。刘备用他为治中从事。他得势后,仍任意品题人物等,显得过于得意,引起一些人的不满。不久,他被调外任江阳太守。他有些生气,一时冲动,竟去与马超说:卿为其外,我为其内,天下不足定也。马超即把他告了。彭羕被收付有司,诛死[88]

刘禅接位、诸葛亮执政后,于建兴二年(224)“选迎皆妙简旧德”,征辟蜀中有名的几位老年学者、同时也是颇有影响的名士出山。如任董扶为别驾、任五梁为功曹、任杜微为主簿。当时杜微已确实耳聋,并再三推辞,诸葛亮便作笔谈,请他一定要出山[89]。诸葛亮这举动,显然主要是着眼于影响。

从当时人物品题所推崇的标准看,它是传统儒家文化与民间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它与三国集团上层所奉行的那种权诈、计谋颇有不同,它从另一侧面,即“传统性”与“群众性”方面,展现了三国文化的又一特色。从当时品题的主要内容看,它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舆论监督、社会导向、下情上达、整合社会的功能。

与东汉早、中期相比,三国时期的人物品题,有一些明显的变化。第一,特别重视辞官行为,这与当时政治腐败,官员在老百姓特别是在士大夫心目中的地位很低、形象很坏有关。第二,更重视学行,这与战乱之际更重视真才实学有关。第三,传统的儒家观点,如忠、孝、侠、义等,仍是人物品评的重要标准。这反映出传统文化、传统道德观即使在战乱中也能延续[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