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阳五行学说的广泛应用与四川通史．卷二，秦汉三国

秦汉三国时期，巴蜀地区流行阴阳五行学说，特别是秦至西汉早期，它甚至成了统治者借助的统治思想。当时，它被作为合乎世间变化规律的科学对待。在秦汉历史上，不少政治家以此理论为指导，改革社会，统治国家，也有不少科学家，以此理论指导科学实践，都江堰就是其典型例子。大量资料表明，阴阳五行与“西戎”系统民族的原始巫术有渊源关系。周人中流行的八卦、《易经》是其理论总结性的作品。秦人与“戎”系民族毗邻，蜀人属“戎”系民族，至迟在战国早、中期，就已很流行朴素的阴阳五行观念。李冰借助阴阳五行学说统治蜀人的意图，在都江堰工程中反映得尤为明显。

先看都江堰的总体布局和各具体工程相互依存的关系。把都江堰工程与古代中原地区的水利工程相比，很容易看出二者的差别。古代中原地区，在传说中鲧的时代，治水以“塞”为主；到禹时代又发展为以疏为主，实行“高高下下，疏川导滞，钟水丰物”^[38]，即视地势高低，疏导川流薮泽的积水，主要目的是防洪。这在先秦时代的中原地区，一直被视为先进的治水方法，当时的一些政治家，如周厉王时的召公、春秋郑国的子产，还主张用这种疏导方法来统治百姓。都江堰工程在构思设计上却独具匠心，自树一帜，颇具地方文化特征。都江堰的主导思想是变水害为水利；都江堰工程的基本特征是“顺”水势而非逆水或阻水，主张人与自然的协和统一；主体布局特征是无坝分水、壅江排沙、因地制宜、自流灌溉；主要效能是综合利用，防洪、灌溉、水运和社会用水相结合。阴阳学的基本主张是物莫无合，而合各有阴阳，阳兼于阴，阴兼于阳^[39]。五行说的主旨是彼此相克、相生，互相依赖，缺一不可。阴阳五行的基本思想，是在天、地、人之间，寻出彼此的和谐和统一，而不是斗争与混乱。鱼嘴、飞沙堰与离堆的依存关系，它们与“二江”的依存关系，正是彼此相生相克、缺一不可、和谐统一的绝妙体现。古代蜀人对于世界有自己的认识。他们崇拜自然，尊重自然。这种意识反映在生产实践中，反映在治水活动中，便很强调因地制宜，循其自然。扬雄《太玄》第四说“水顺则无败，无败故可久也”。都江堰各工程大体都利用了水脉、水势以分水、排沙、飞石，这也是都江堰经久不衰的原因之一。李冰所以愿意接受蜀人的做法，赞赏他们的观念，在于这些做法、观念之中本含有许多可取之处。五行说很强调循环。循环不是重复，是螺旋式的前进。都江堰工程中的“穿二江成都之中”和“穿羊摩江”，其江水皆出于江而回于江，这就是循环理论的具体应用。通过这种循环，分了岷江之洪（相克），又产生了许多新的事物，解决了灌溉、运输等一系列问题（相生）。阴阳五行说认为阳为刚，阴为柔，阴阳互生，柔能克刚，“刚柔相推而生变化”^[40]，都江堰工程中以水排沙，壅江飞石，正是这种以柔克刚理论的具体体现。阴阳学很强调损益互变关系。都江堰鱼嘴、飞沙堰、宝瓶口所共起的“分四六”作用，即在汛期，内江引进四成水，既可防止灌区洪涝，又保证用水，当冬春岷江流量小时，内江则自动引进岷江的六成水，以满足春耕用水和水运之需，这种随季节而变化的分水功能，正是“损刚益柔有时，损益盈虚，与时偕行”^[41]理论的体现。

在李冰的治水活动中，三石人水则，造五石犀镇水怪，在凤栖窝埋石马为每年“深淘滩”的标准，在成都“二江”造七桥“上应七星”等，颇值得注意。前三事都以石为原料。原因何在？原来，古代蜀人有崇拜“石”的习俗，甚至以石为神。时至今日，居于岷山的部分古蜀人后裔，仍保留着崇拜“白石”神的习俗。李冰造大量石神，说明他任用了土著民族的巫师、水利设计师（很可能也是巫师）来负责水利设计。需要特别讨论的是这些石神的数字。三石人，这是由岷江、外江、内江所需水则数量限制，可能并未反映什么特殊意义，“五石犀”、“五石牛”却反映了浓厚的阴阳五行意识^[42]。

李冰时我国度量早已发展成熟，若直接刻标尺于岸边，简单省事，又便于观察，李冰为何去简就繁，改用石人呢？原来，古代蜀人有崇拜大石、崖石的原始宗教意识。当人们看见滔滔洪水卷走房屋，摧毁村庄，刮倒大树，荡平田野，却于巍然屹立的巨石、山崖无可奈何之时，便相信石神能战胜江神，能镇住水怪。李冰立的三石人，同时兼两种功能，一是作为大堰管理的必不可少的水则，属科学性质；二是以石神镇水神，属宗教、神话性质。二者有机结合为一体，反映了我国古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表现了科学、神话、宗教的高度谐和。这种做法，也为蜀中后人所承。东汉时期，蜀郡官府曾刻李冰等三尊石像，并刻铭文，明确地说这些石人可以“镇水万世”。著名的乐山大佛，虽是佛教艺术的表现，但以石神镇水神的基本精神，却与李冰一脉相承，它反映了外来宗教与当地原始宗教观念的融合。

李冰还在都江堰水利工程中刻了五只石犀，置于成都和都江堰市，这也是古代蜀中科学与神话、宗教混合的产物。2000多年来，围绕着它们产生了一系列的神话传说，促成了蜀中水利科学与宗教神话同样延续、同步发展的局面。《蜀王本纪》说：江水为害，蜀守李冰作石犀五枚，二枚在府中，一枚在市桥下，二枚在水中，以厌（压）水精。《华阳国志·蜀志》所载略异，说李冰：外作石犀五头以厌（压）水精，穿石犀溪于江南，命曰犀牛里。后转置犀牛二头：一在府市市桥门，今所谓石牛门是也；一在渊中。此事虽有“神”的成分，却实有其事。《水经·江水注》也说：“李冰昔作石犀五头，以厌水精，穿石犀于南江，命之曰犀牛里。”又说：“西南石牛门曰市桥，下石犀所潜渊中也。”唐岑参《石犀》一诗也说：“江水初荡潏，蜀人几为鱼，向无尔石犀，安得有邑居。始知李太守，伯禹亦不如。”杜甫《石犀行》说“君不见秦时蜀太守，刻石立作三犀牛”，或与当时他只看见三石犀有关。

石犀为什么能镇水精呢？这与古代蜀人的意识有关。《风俗通》载李冰曾变作苍牛，与水神相斗。在他们相斗的地方，一直被称为“斗犀台”。揭开这个神话的外衣，可以看出，在古代蜀人的意识中，犀牛神可以战胜水神。西蜀土著民族本属“西戎”系统，牧牛业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古来有斗牛之俗，许多部落还以牛为图腾，为神物。在当时蜀人的意识中，神牛可以战胜江神，这与南方其他以渔猎为主的地区以龙为最尊水神的文化就不同。这也是蜀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区别之一。李冰造石犀压水怪的做法，与他欲利用蜀神来统治蜀人，来建设水利的整体战略有关。

《华阳国志·蜀志》说：九世有开明帝，始立宗庙，以酒曰醴，乐曰荆，人尚赤，帝称王。时蜀有五丁力士，能移山，举万钧。每王甍辄立大石，长三丈，重千钧，为墓志，今石笋是也，号曰笋里。未有谥列，但以五色为主，故其庙称青、赤、黑、黄、白帝也。蜀人尚赤崇五，在这一段文字中已基本表现出来。这在考古资料中，也有反映。近年在新都发现的蜀王墓腰坑中出器物188件，各种器物的组合数字，主要是5件或其倍数（如10件、15件），少数是两件，不见其他组合数字^[43]。这种组合显然与当时蜀中流行的阴阳五行有密切的关系。近年在阿坝汉代石棺墓出土的陶器中，发现一陶盖上有朱书“赤帝”二字，正是古蜀人“尚赤”的具体表现。

根据当时七国流行的五行学说，五色、五方、五德、度数等五行关系，可互配如次表：

表10－1　阴阳五行学说与朝代更替

五行关系，相生相克，互为制约。从上表中很容易看出李冰以“五石犀”镇水怪的五行含意：石犀，从质料上分属“土”，“五”，从度数上看亦属“土”，从五行相克的关系看，土胜水，石神有镇水的作用。这也是都江堰工程中以“三石人”为水则，以“二石马”为“深淘滩”标准的五行含意所在。同时这又与蜀人以石为神的传统意识相统一。从五行相生的角度看，土生金，秦属金，这就暗含着蜀该归秦，秦惠文王在伐蜀前，刻“五石牛”送蜀王^[44]，正包含着这一层政治含意，在李冰时期，则暗含着秦统治蜀地的合理性。不过，当时蜀中杜宇氏王朝与开明氏王朝所奉行的阴阳五行略有区别，又互相渗透。开明氏“尚赤”，本应以七为度数，但又以五为度数。究其因，其统治阶层中或保留下了不少杜宇氏时期的巫师及其学说。另一方面，开明氏统治的民族，也曾长期受杜宇氏统治，他们必会相当顽固地保留过去的意识。开明氏为了统治他们，作一些灵活的文化适应，也是势所必然。

李冰建七星桥，按北斗之布局设计，建成后又以七星名桥。战国秦汉间的五行思想流行把神秘数字与五行、方位、家人、城邑，甚至与国运相联系。如扬雄《太玄》说：“一六为水，二七为火，三八为木，四九为金，五十为土，一与六共宗（居北方），二与七为朋（居南方），三与八成友（居东方），四与九同道（居西方），五与十共守（居中央）。”“二江”及“七桥”，正是“二与七为朋，居南方”的具体表现。另外，李冰建七星桥，还欲利用天人合一的传统建筑观念治蜀。扬雄《太玄》第四说：“善言天地者以人事，善言人事以天地”，就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气，特别反映了蜀中的风气。《太玄》第四又说：“斗一北而万物虚，斗一南而万物盈。日之南也，右行而左还，斗之南也，左行而右还，或左或右，或生或死，神灵合谋，天地乃并，天神而地灵。”斗，指北斗七星。《史记·天官书》说：北斗七星，所谓“旋，玑、玉衡以齐七政”。杓携龙角，衡殷南斗，魁枕参首。用昏建者杓；杓，自华以西南。夜半建者衡，衡，殷中州河、济之间。平旦建者魁，魁，海岱以东北也。斗为帝车，适于中央，临制四乡。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皆系于斗。北斗七星可主天下政事，其中杓，主“自华以西南”。南朝宋裴驷《集解》注：“孟康曰：《传》曰‘斗第七星法太白主，杓，斗之尾也’。尾为阴，又其用昏，昏阴位，在西方，故主西南。”《三国志·蜀书》说李冰懂天文地理，确非虚语。李冰所建七星桥中，唯一与北斗七星名称相同的便是玑星桥。玑星桥正位于“杓”中。李冰正是利用了它主西南的分野。李冰建七星桥，还欲用它来“齐七政”。《索隐》案：《尚书大传》云“七政，谓春、秋、冬、夏、天文、地理、人道，所以为政也。人道政而万事顺成”。又马融注《尚书》云“七政者，北斗七星，各有所主：第一曰正日。第二曰主月法。第三曰命火，谓荧惑也。第四曰煞土，谓填星也。第五曰伐水，谓辰星也。第六曰危木，谓岁星也。第七曰剽金，谓太白也。日、月、五星各异，故曰七政也”^[45]。

李冰建七星桥，还欲用它来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李冰的意识、做法，蜀人也能接受。扬雄《太玄》第四说：天圆地方，极植中央，动以历静，时乘十二，以建七政，玄术莹之；斗振天而进，日违天而退，或振或违，以立五纪，玄术莹之。一玄都复三方，方同九州，枝载庶部，分正群家，事事其中，则阴质北斗，日月畛营，阴阳沉交，四时潜处，五行伏行，六合既混，七宿轸转，驯幽历微。在秦汉蜀人看来，七星、七政、四时、五行、六合、五纪，都是彼此相关的，这也是成都城中土著民族能和外来移民一起参加建桥的思想基础之一。

秦人也奉行阴阳五行学说。《史记·封禅书》说：秦襄公自以为秦与少嗥之神相应，作西畤，祠白帝，其后秦文公作鄜畤祭白帝，宣公时期作密畤祭青帝，灵公时作上畤祭黄帝，作下畤祭炎（赤）帝，献公作畦畤再祭白帝。秦水德说兴起较晚，萌于孝公后，成于始皇时。秦入主巴蜀后，曾把其水德、尚黑、度数六的五行说推行于巴郡。秦昭王时规定巴郡板楯蛮君长每年出赋二千一十六钱，三岁一出义赋一千八百钱，百姓户出稼布八丈二尺，鸡羽三十缑^[46]。2016钱，乃是6的336倍，336又是6的56倍，1800钱是6的300倍，30缑是6的5倍。这些表明秦政府在巴郡全面推行了秦的阴阳五行学说，并用其统治各行各业。李冰，作为一个秦国的高级官吏，当然也熟谙秦的五行学说体系。但从他在蜀中奉行的五行体系看，主要是尊重蜀人自己的体系，不像巴郡那样强制推行秦人的体系。这正是他比一般地方官更高明之处。他尊重被自己统治的人民，尊重他们的传统文化，也赢得了土著民族对他的信赖和追随。李冰所以奉行蜀人的五行体系，除了他认为这套思想体系确有可取之处外，主要是为了安抚蜀人，稳定民心。

李冰作石人、石犀、石马，造七星桥等，其显示意义是以神镇水，其潜在意义却是欲借神的力量统治蜀人。杜甫《石犀行》说：“君不见秦时蜀太守，刻石立作三犀牛。自古虽有厌胜法，天生江水向东流。蜀人矜夸一千载，泛滥不近张仪楼。”在一些蜀人眼中，都江堰所以能发挥那么大、那么长久的效力，非因它有科学合理的布局和一整套系统工程，仅仅是李冰斗牛、沉犀，制服了水神的结果。宋代冯伉《移建离堆山伏龙观铭并序》便说：“李公斗牛沉犀，惠我无疆，奕世载德。”确属一种有代表性的认识。粗粗一看，造石犀、石马、石人等，在都江堰工程中只是小事，但在思想意识方面却是大问题。如果引起蜀人的抵制，就可能因小失大。李冰尊重蜀人的思想意识，不仅当时为蜀人各派力量接受，亦为后人长期“矜夸”，确为高明之举。这也正是李冰上述神秘做法的整合功能所在。

李冰所以大力奉行阴阳五行学说，并在实践活动中反复表现出来，除了他认为阴阳五行可以解释世界万物、可以谐和人与自然界的关系等等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它说明了政权转移的合理性。从五行相生的角度看，朝代变化，政权转移，乃是气运的转变。前一朝气数当尽，后一朝气数便自然上接。秦灭蜀国，蜀人自然不满。但推行五行学，就可能使蜀人认识到这只是某种气运之变，是合理的转换，且按五行循环的理论看，土生金，蜀为土，秦为金，蜀的统治本该由秦接替……这就为秦统治蜀人找到了一种易为人接受的理论依据，有利于蜀土形势的稳定和治理。综观李冰治蜀三四十年，建树特多，又基本没遇到蜀土著的反抗，这与他在蜀中大力奉行阴阳五行学说有极密切的联系。

李冰的统治方法、领导艺术，正如其治水的基本原则一样，总特征仍是因势利导。蜀人饱受水害，强烈要求治水，他便大兴水利，从根本上解决人民的困难；蜀人信奉阴阳五行，他便推行阴阳五行；蜀人相信江神的存在，他便建立江渎庙；蜀人尊崇望帝杜宇，他便建立望帝祠；蜀人视汶山为故乡，信奉汶山山神，他便设立渎（汶）山祠；蜀人信奉神牛神马，他便遍刻石马、石犀；蜀人相信石神镇水，他便屡以石料为神物；蜀人相信天文对应人事，他便把本要建造的成都桥梁，摆成北斗七星之形，并以星名命名桥名……他的所作所为并不是盲目的附和，也不是一般的文化适应。他是经过深入的调查，洞察其原理，经过精心的设计，巧妙地利用蜀人自己信奉的宗教原理，把他们朝有利于秦统治、有利于经济建设的方向引导。李冰的实践经验证明，这种统治方法，这种领导艺术，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显著成效。

西汉时全国著名阴阳家司马季主（楚人，长期在长安行卜）死后，“家人葬之于蜀升盘山之南”^[47]，更增添了蜀地阴阳学的神秘气氛。

东汉时期，一些巫觋用巫术和阴阳五行学说组织民众，反对政府。顺帝时，巴郡人服直利用巫术聚集数百人，自称“天王”，公开竖旗起义。桓帝永兴二年（154）闰月，蜀郡李伯利用巫术宣称汉王朝“气数”已尽，自称老子后裔，又诈称宗室，当立为“太初皇帝”，被捕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