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对抗曹魏，益州府官员们也为刘备登基称帝，紧急活动起来。与此同时，各地官吏纷纷称本地出现祥瑞之物，为刘备称帝做舆论准备。李严抓住这一自然现象，广造舆论，动员蜀国各大臣签名刻碑，又建庙铸鼎[18]，为刘备正式称帝立下大功，取得了刘备的信任。擅长谶纬学的谯周，在这一时期承担了一个特殊使命，便是从古籍、从历史、从谶纬学的角度找出刘备称帝的若干依据。一些益州土著则认为刘备不宜马上称帝。......
2023-09-30
四川通史．卷二，秦汉三国：巴蜀丧葬习俗与墓葬类型
【摘要】：秦至蜀汉，巴蜀丧葬习俗五彩缤纷。许多新的丧葬制度、墓葬类型又迅速兴起。这一时期发现的较重要的有成都东北郊大湾村、大安村的部分墓葬，成都北郊洪家包的第二类墓及木椁墓，凤凰山木椁墓，巴县冬笋坝部分长方坑墓和方坑墓，绵阳双包山汉墓等。崖穴葬指利用自然山洞、崖壁、崖穴而葬，主要集中在峡江地区，其他地区也有。东汉巴蜀地区还流行同性朋友合葬一墓，共立一碑。
秦至蜀汉，巴蜀丧葬习俗五彩缤纷。一些传统葬俗，如盆地内的船棺葬，峡江地区的崖葬，川西高原的石棺葬、川西南地区的大石墓等，又继续流行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后，才逐渐消失。许多新的丧葬制度、墓葬类型又迅速兴起。如土坑墓、木椁墓、砖墓（包括画像石墓，画像砖墓）、崖墓等[28]。
秦统治时期的外来移民墓地，主要有青川县郝家坪双坊梁墓地，荥经古城坪墓葬，曾家沟墓葬，古城四队砖厂墓葬[29]，其共同特征是使用白膏泥，在“Ⅱ”形木椁内置棺，或见“二层台”、常随葬漆器等。外来移民墓中一般不随葬兵器，表明当时政府曾禁止外来移民拥有武器。从上述墓葬看，外来移民一般有浓烈的怀祖意识，他们往往长期仿造、使用家乡的古老器皿，其葬式葬法也长期保留旧俗。这种现象在汉代巴蜀地区的移民墓葬中，在外地移民的墓葬中皆为常见。
图10－11 绵阳双包山西汉早期木椁墓
西汉早期，全国俗尚节俭，但巴蜀地区却以厚葬为特征。这一时期发现的较重要的有成都东北郊大湾村、大安村的部分墓葬，成都北郊洪家包的第二类墓及木椁墓，凤凰山木椁墓，巴县冬笋坝部分长方坑墓和方坑墓，绵阳双包山汉墓等。其主要特征是：随葬品比较丰富，墓葬为竖穴土坑，墓坑长与宽的比例在2∶1左右，或用漆棺，或不用葬具，少数大墓使用木椁，椁内用横木隔成几个小室，普遍使用白膏泥填墓。这一时期多见二人合葬。由于土坑墓中尸体很快腐烂，封墓后不宜再开墓入葬另一人。故当时的两人合葬墓中，一般说有一人属殉葬。通常是以妻妾殉夫或以奴仆殉主。当时有的木椁墓，椁室还分上下两层，上层置棺，中有隔板，下层分为四厢，置随葬品，系当时“干栏式”建筑的抽象反映。
从全国看，厚葬高潮在入东汉后开始退潮，至魏晋逐渐进入薄葬期[30]。这种转变，与在两汉之际战乱中，墓普遍被掘及经济遭到破坏有关。四川在两汉之交虽也遭罹了战乱，但由于水利建设基础好，经济恢复快。反映在墓葬上，厚葬趋势还在继续发展。这一时期极为普及的崖墓及为数甚多的砖室墓，便是典型。
秦汉时期，巴蜀的崖葬可分为土著系统的崖穴葬和汉系崖墓。
崖穴葬指利用自然山洞、崖壁、崖穴而葬，主要集中在峡江地区，其他地区也有。木棺一般为独木挖制，与同期盆地内的“槽式船棺”相似，但要小得多、轻得多。置于山洞、崖洞者，一般是一洞置数棺，置于断壁上者，往往一处置数十棺，可能是家族或部落的墓地。这类墓随葬品普遍较少，一般两三件，且不太贵重。这说明当地民族中，当时贫富分化尚不突出。从有关资料看，墓主系当地苗瑶系统民族。
图10－12 双流中和场出土汉末三国石棺
汉系崖墓在盆地内多数地区都有分布，其中绵阳、夹江、简阳、乐山、双流、泸县、新都、荥经、宜宾、长宁、三台、雅安、遂宁等市县还开展了发掘调查工作[31]。当时巴蜀地区的崖葬之多，居全国之最（至今仍保存下墓穴的，至少在10万座以上）。《华阳国志·蜀志》中谈到的“玉女房”和“送葬必高坟瓦棺”，皆指崖墓。其主要特征是完全以人工开凿墓穴。巴蜀地区的崖墓最早出现于西汉后期，东汉中晚期臻高峰，以后渐衰。基本演变趋势是由单室到多室，由较小较短到较长较大，长度由两三米至20多米不等。大型崖墓结构复杂，有的可分墓道、墓门、前堂、侧厅、前室、中室、后室、耳室、侧室等部分，其布局结构与生前的庭院、宫室相似。大型崖墓内，一般还利用岩石雕刻有房屋模型、灶台案龛，有的还有田地池塘，这些与汉代砖室墓、土坑墓中的同类明器相似。小型崖墓内置一二具棺。大型墓往往一个小室内分别葬二三具棺，入葬者多系夫妻关系，整个墓室内置七八具，甚至20多具棺。一家族人合葬一墓，或一个家庭的数代人合葬一墓。崖墓用棺大体可分五类：崖石棺（利用崖石雕刻，与墓室连为一体）、石棺、瓦棺、木棺、砖棺。东汉中晚期的崖墓中，往往还雕刻有各种图案、题刻、纪年、姓氏等。大、中、小型屋墓一般都有多少不等的随葬品，随葬品与当时的砖室墓相似。巴蜀汉系崖墓高速发展，原因颇多。从葬制看，川东崖穴墓是其先声。它与土著系统崖穴墓的联系是，都葬在山崖上，远高出地面，即崖葬所含有的宗教意义相同，都采用族葬，数代人同葬一洞、一墓、一片崖上。此外也受到北方竖穴土坑墓、砖室墓及一度在高贵族中流行的大型崖墓的影响。从生产力发展水平看，崖墓的出现并兴起，正是以铁质雕刻工具的普及为前提。从社会环境、经济条件看，崖墓又以长期相对安定的局部环境和经济大发展为基础。开凿一座大型崖墓，往往需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时间，而葬满封墓，往往要延续数代人。
图10－13 大邑出土西王母画像砖
图10－14 芦山县建安十六年王晖石棺铭文
西汉晚期至蜀汉，巴蜀地区还流行砖室墓。大体可分三类。一种是素砖墓，一般为小型，仅能容一棺，边远地区较多。一种为花边砖墓，指墓砖的边缘有纹饰，如柿蒂纹、三角纹、钱币纹、几何纹等，整座墓各块砖上的内容变化不大，无人物图案。这类墓在当时汉人活动区域差不多都有发现。另一种为画像砖墓，在当时的重要城邑附近多有发现，尤以成都近郊为多、为大型。画像砖多系长方形，长45～55厘米，宽35～45厘米，厚6～8厘米左右，通常与花边砖共同构成墓室，即在部分花边砖墓中嵌砌画像砖石。花边砖墓一般系中型墓，也有少数为大型，一般墓室系单券拱，墓门券拱或有二三层，底部基石或用石条，墓室四周多用长方砖，券拱用楔形砖，或有凹凸榫。画像砖墓规模一般较大，墓室内长可达10余米，宽3～5米，一般有通道、前室、后室等，或有并列的两个后室。有的砖墓不是一次建成，在合葬下一代人时，又拆掉旧墓门接修墓室，有的一墓接修过两次，最后才盖土冢。当时的大、中型墓地一般都修有围墙，建有祠堂，有专人看管、植树守林。
图10－15 四川汉墓中的花边砖
在新都县新民乡梓潼村有一东汉砖墓群，地面为七座大型土丘，其布局位置与北斗七星相似。在新都县柏水乡金花村，也曾发现有按“七星伴月”布局的古墓群。这是风水墓向观念高度发展的一种独特表现形式，也与东汉时期新都学者以天文数术闻名全国有关。
东汉巴蜀地区还流行同性朋友合葬一墓，共立一碑。如据《金石录》卷19记载，益州刺史薛君与巴郡太守刘君便同葬一墓，同立一碑[32]。这种现象不见于外地。
秦汉时期，四川葬制的另一变化是陶棺（古籍中称瓦棺）发达。从考古资料看，陶棺不仅多见于崖墓，也屡见于砖室墓、土坑墓等。陶棺的普及。首先是由于川西平原木材资源日益匮乏。前已谈到，巴蜀船棺的消失，主要与川西平原大楠木资源衰竭有关，入西汉后，人们便使用一般木材制棺，到东汉后，川西平原人口继续猛增，用一般木材制棺也有了困难，陶棺便应运而生。当时烧制陶棺，费用昂贵，故此种葬具主要流行在较富裕的中上层人士之中。如曾任巴郡太守的王堂，死后便葬以陶棺[33]。
图10－16 四川汉墓出土的东汉纪年砖
蜀汉时期是巴蜀葬制的一个转折点，即开始由厚葬转为薄葬。东汉末年，战乱频繁，盗墓风盛，加之财力衰竭，社会薄葬意识日渐流行。一大批有识之士如曹操、曹丕、诸葛亮等，首先带头薄葬，官僚士大夫多步其后。刘备惠陵，在成都南郊，冢高12米、周长180米，占地约3亩，墓前有两排翁仲，虽具有帝王墓葬的一些特点，但墓葬规模并不大。诸葛亮死，则“遗命葬汉中定军山。因山为坟，冢足容棺，殓以时服，不须器物”。身为一国丞相，墓葬规模不及一般豪姓大族。
受土地私有制发展的影响，两汉时期，巴蜀地区在建墓时还流行“买山”，即向阴间买建墓所需土地。如清道光年间在巴县发现一方西汉宣帝时期的石刻，上有铭文：“地节二年正月，巴州民杨量买山，值钱千万，作业□，子孙永保其不替。”
图10－17 巴县杨量买山记石刻
佛教传入，道教兴起，巴蜀传统文化和宗教观念都发生了巨变。如过去巴蜀民族中一般认为人死后灵魂永存阴间，能永远祸福后代。故巴蜀传统巫术把人生的重心摆在死后。巫觋普遍企图通过控制死者灵魂来干预政治、操纵生者、支配社会。与此相应，当时流行厚葬、隆祭、久祀，追求随葬品的量多质精、墓室的宽大、棺椁的精美、殉葬奴妾，祭祖上溯数代乃至数十代等。佛教认为人死后，灵魂便转世投生，道教则认为人死后羽化成仙，一般都不再干预后代之事，并且，佛、道二教，都把人生的重心摆在生前，主张通过生前的修炼、修行、节操、功德等来争取“来世”，来争取“飞升”，都主张薄葬。巴蜀地区从蜀汉开始流行薄葬，自有众多原因，但与佛、道二教的影响，与灵魂观念的变化关系极大。这些也是佛、道二教在当时具有的进步意义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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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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