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物纹饰与造型，系秦至蜀汉间艺术装饰的重要内容之一。一镜往往用多种纹饰共同构成图案。这一时期还在部分铜器上铸造立体鸟禽动植物，以装饰器物。陶器多有纹饰，素面的较少。斜方格纹，多饰于陶罐、甑的肩腹部。图10－31青川出土秦漆鸱鸮壶器物的造型方面，把器物的某一部分动物化，是当时的一种时尚。在秦至西汉期间，龙的形象曾被绘在漆器上，被简化在铜器纹饰中，或被铸为铜蚕的提梁，其基本特征是无翅、无足、无爪。......
2023-09-30
四川通史．卷二：典型器物与符号展示多种内容丰富的印章
【摘要】：二是出现在印章上，一般是由几个符号合成。第一类的表现形式较自由，其大小长短、组合符号的数量皆较灵活，内容以动物鸟虫及人头、手心等图案为多；无论川东川西、川南川北，其符号内容相似的较多，故一般认为这些符号与铜器生产作坊的徽号、族徽及祥瑞、避邪有关。这两种说法皆难以解释一墓出土多种不同符号这一现象。
“巴蜀文化”有一整套富有地方特征的器物，俗称“巴蜀式”铜器，其中主要是容器和兵器，至秦入主巴蜀后便逐步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如：
“烟荷包式”铜钺，至秦末汉初基本消失；
“弓形耳”长骸、短骹式铜矛，至秦末已少见，至汉初绝迹；
虎纹铜戈，至秦末已基本消失，至汉初绝迹；
柳叶形青铜剑，秦入主巴蜀后，形制渐变，至秦汉之际完全被中原式剑取代。尖底尖顶奁形器，战国中、晚期之际在蜀中还盛行，迄秦入蜀后便骤然消失了。
铜鍪，至秦末汉初大量减少，至西汉中期后基本不见。
过去在巴蜀地区，包括在成都、阆中、江州这样的大城市，主要流行与汉字迥异的“巴蜀文字”。秦统一巴蜀后，随着大批官吏、军队、移民、徙徒的进入，关中、中原语言及汉字在巴蜀地区迅速流行。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秦政府并未废止“巴蜀文字”，巴蜀语言文字在各民族中仍继续流行。由于外地较先进文化和大量新技术的传入，还一度刺激了“巴蜀文字”的发展。在已发现的考古资料中，所谓“巴蜀文字”资料可分为三大类：
图10－2 绵阳出土柳叶形青铜剑线描图
一是用组合符号的形式出现在器物上，主要是铜器，少数在陶器、漆器上。
二是出现在印章上，一般是由几个符号合成。
三是成直行出现在铜兵器上。这类资料皆见于铜戈铭文，除传世品和出土时代不确定以外，现时代较清楚的（郫县战国晚期船棺先后出土2件、成都北郊和陕西紫阳西汉早期墓各出土1件）皆系秦统一以后的入葬品。这可确证在秦统一巴蜀期间，“巴蜀文字”和“巴蜀符号”不仅长期公开流行，且还一度有所发展，只是到了西汉早期才转衰落。
图10－3 涪陵小田溪出土秦治巴蜀时期铜鍪
秦人入蜀后，巴蜀土著民族对秦人带进的汉字有一个逐渐接受的过程，有一个既使用巴蜀文字、符号，又夹杂着使用汉字的过渡阶段。如在秦统治巴蜀时期入葬的墓中，往往有汉字印章，或有汉字铭文器物与巴蜀符号“印章”、器物同出一墓的现象；甚至在同一印章上，既有传统的“巴蜀符号”内容，又有新吸收的“汉字”内容，在同一器物上，既可见到传统的“巴蜀符号”图案，又可见到具有关中、中原文化特征的外来符号图案。它反映出土著文化对外来文化所采取的一种兼收并容的态度。
关于秦至汉初流行的以上三类符号、文字的性质，目前尚有争论。第一类的表现形式较自由，其大小长短、组合符号的数量皆较灵活，内容以动物鸟虫及人头、手心等图案为多；无论川东川西、川南川北，其符号内容相似的较多，故一般认为这些符号与铜器生产作坊的徽号、族徽及祥瑞、避邪有关。第二类虽也有与第一类相似的符号，但在表现形式上较严肃，组合符号的内容较少，较规整、简洁。多数印章的组合符号在各地相似，且同一墓地、同一座墓中往往出土多种不同的印章，故其性质主要应与各地共同的宗教意识，与祖先、神灵崇拜，与祥瑞、避邪有关。但也确有少数印章的符号不见于外地、不见于其他墓葬，或系权势、等级的标志。第三类为直行的方块字，它们与汉字一样，属于表意文字的范畴，早已脱离了原始的象形文字的阶段，已发展为成熟的文字[3]。
“巴蜀符号”是巴蜀土著民族铸印或刻画在器物（主要是铜器，也有个别漆、陶器），或印章上的一种特殊符号，在秦汉时期它经历了一个由盛转衰、再演化为道家符箓的过程。据初步统计，目前已发现的春秋战国之际至汉初的、时代特征较为清楚的（即经科学发掘者）“巴蜀符号”，共200个左右，其中战国晚期秦入巴蜀后至秦亡的符号占62%左右，西汉初期占6%。秦统治巴蜀的110年，是“巴蜀符号”的高峰时期。
图10－4 巴蜀符号
图10－5 成都出土战国青铜器上的两种“手心纹”
“巴蜀符号”本身是一文化体系的表现。过去通常把它们单纯地视为族徽、图腾，皆不够全面。这两种说法皆难以解释一墓出土多种不同符号这一现象。如巴县冬笋坝M50出印章6钮，其中符号章4钮、汉字印2钮，另在随葬器物上，至少还有5种不同的符号[4]；荥经烈太一墓出印8钮，其中符号印7钮、汉字印1钮[5]，印纹皆不相同。一墓出土两三钮不同符号的印章者，更为普遍，一个人，不可能同属几个不同的“族”；一个家族、一个部落，大概也不会同时把若干种不同的图腾刻印或铸刻在器物上，乃至葬入家族成员墓中。族徽或图腾，还应受到该族分布区域的限制。但一些符号，如“心纹”见于成都百花潭中学十号墓、西郊土坑墓、新都木椁船棺墓、大邑五龙墓、荥经烈太土坑墓、巴县冬笋坝船棺、昭化宝轮院船棺、涪陵小田溪土坑墓等[6]。“王”字纹，见于犍为、涪陵、成都、巴县、昭化、郫县、荥经等地墓葬。其它许多符号，如蚕丝纹、回形纹等，也同见于巴地和蜀地。其分布范围已越出了“巴人”或“蜀人”的界线，更别说其中的某一支系了。个别常见符号，如“王”字纹，也多见于两广地区的青铜器物上，“X”形符号，也见于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皮甲胄和两广铜器上。这些都说明“巴蜀符号”中至少有相当部分不是族徽或图腾，应是某种宗教观念的产物，即表示祥瑞与避邪，属巫术文化的范畴。
“巴蜀符号”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是作坊的标志。一墓所出多种不同符号，较合理的解释是：所出各器可能来自不同作坊，作坊主在器物上打上自己的标志，或商品宣传、吉祥、避邪符号，因而一墓或一个墓地所出的各种器物上，便有各种不同的符号。另一方面，“巴蜀符号”中确也有少数符号属族徽或图腾范畴，主要见于战国中期以前的器物上。在秦统治期间，该符号系统又有大发展，这与政府对土著民族采用怀柔政策，利用当地原始巫术、阴阳五行进行统治有关；同时也与这一时期巴蜀土著民族中商品经济发展、商品意识加强有关。
在秦统治巴蜀期间，“巴蜀符号”印章的主要变化特征是：新出现并很快普及圆形印，新出现半通印；在秦印风格的影响下，传统的方印出现了“田”字界格，出现了个别圆柱形陶印和琉璃印。在组合特征上，新出现“汉字”印与“巴蜀符号”印同出一墓，或两种文字合为一个（组？）符号，同在一印的现象。
这种现象生动地反映出巴蜀土著接受汉文化的过渡过程。从现有资料看，成竖行出现的“巴蜀文字”，也主要见于秦入巴蜀之后，现有资料皆见于铜戈上。从其结构看，这种文字无疑是“巴蜀符号”的发展和继续。这就说明，秦入巴蜀后，并没有立刻在这里废除巴蜀文字，而是在大力推行秦文字的同时，让巴蜀符号、文字继续流行了近百年，只是到了秦统一六国后，在全国统一文字时，才废除巴蜀文字。但考古资料证明，即使在此后，它仍继续在民间流行。
巴蜀各土著民族的语言，在秦汉三国时期一般不能互通。汉《淮南子·齐俗篇》说：羌、氐、僰、翟，婴儿生时皆同声，待其长大后，甚至经过几道翻译，还难以使其语言相通。各土著民族一般以汉语（或称华夏语言）汉字为相互交流的工具。如汶山土著有“六夷七羌九氐”，“其王侯颇知文书”。
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后在全国范围内对文字进行了统一和整理。“巴蜀文字”和“巴蜀符号”在法律上被废除，但在民间仍继续流行到汉初。
西汉初期，“巴蜀符号、文字”骤减，迄西汉中期已基本不见，但在以后陆续出现的画像石墓、画像砖墓、瓦当、崖墓雕刻等图案中，不时亦能见到一些具有“巴蜀符号”风格的内容；到东汉中晚期，在四川的崖墓题刻中，可以看到某些组合符箓[7]，就其结构看，实际上是由“巴蜀符号”到道家符箓的一种过渡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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