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冰守蜀期间,曾多次对这一水路进行维修。可见“二江”首先是用于运输。李冰“穿”二江、“穿”石犀溪,建“七星桥”,皆有效地沟通了“二江”水陆交通,遂使成都西南成为成都交通枢纽,百货集散,物资云集,商业繁荣,人口增加,促进这一地区工商业高度发达。竹筏、木筏主要是用来运送自身物体,此外也可以运送少量货物。筏行至此,偶一不慎,撞击崖岸,危不可测。都江堰从根本上控制了岷江流入成都平原的水量,使其免于洪灾或......
2023-09-30
都江堰灌区水旱灾害极少,民众生活稳定。这是汉代西蜀豪族大姓产生的前提之一。扬雄《蜀都赋》曾描写成都豪族生活说:“百金之家,千金之公,干池泄澳,观鱼于江。若其吉日嘉会,期于送春之阴,迎夏之阳,侯、罗、司马、郭、范、畾、杨,置酒乎荣川之间宅,设坐乎华都之高堂。延帷扬幕,接帐连岗。众器雕琢,藻刻将星,朱绿之画,邠盼丽光。龙蛇蜿蜷错其中,禽兽奇伟髦山林。”如雒(今广汉)人折象,有奴婢800人[54]。即使一般地主和较富裕的农户,也有数量不等的奴婢。犀浦簿书碑载当地农户普遍拥有5~7名奴婢[55]。《华阳国志·蜀志》说,秦汉时期的豪族、富人,“家有盐铜之利,户专山川之材,居给人足,以富相尚。故工商致结驷连骑,豪族服王侯美衣,娶嫁设太牢厨膳,归女有百辆之从车,送葬必高坟瓦椁,祭奠而羊豕夕牲,赠裢兼加,赠赙过礼,此其所失”。
蜀汉建兴十四年(236),后主率众游都江堰,“登观阪,看汶水之流,旬日还成都”。一国之君,一玩便是十来天。有了如此榜样,下面便奢侈相竞。左思《蜀都赋》描写三国时期成都的富豪们:“侈侈隆富,卓郑埒名,公擅山川,货殖私庭,藏镪巨万……三蜀之豪,时来时往,养交都邑。结俦附党。剧谈戏论,扼腕抵掌。出则连骑,归从百两。若其旧俗,终冬始春,吉日良辰,置酒高堂,以御嘉宾。金罍中坐,肴鬲四陈,觞以清醥,鲜以紫鳞。羽爵执竞,丝竹乃发。巴姬弹弦,汉女击节……乐饮今夕,一醉累月……集于江洲,试水客,舣轻舟,娉江斐,与神游。罨翡翠,钓鲉。下髙鹄,出潜虬。吹洞箫,发棹讴,感鱼,动阳侯,腾波沸涌,珠贝汜浮。”
【注释】
[1]《太平寰宇记》卷72《益州·成都县》条引。
[2]罗开玉:《“壅江作堋”新考》,《四川水利史研究》1985年第2期。又刊《都江堰史研究》,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
[3]《史记·河渠书》。
[4]两汉称“灌口山”,唐代始称“玉垒山”。
[5]《华阳国志》卷3《蜀志》。
[6]李冰所刻的三石人,与后来出土的东汉李冰石像等具有质别。李冰时的三石像分别刻在三条江边,具有水则功能。近年出土的李冰石像等,虽是模仿李冰的做法,但主要是作为水神,所谓“镇水万世焉”,不具有水则功能。东汉李冰石像仅3.05米高,小于内江水位变幅,也无法作为水则。
[7]《舆地纪胜》卷15引。
[8]《新唐书·地理志》。
[9]《宋史·河渠志》岷江都江堰条。
[10]见《华阳国志》卷3《蜀志》。
[11]《史记》卷29《河渠书》。
[12]《马可·波罗行纪》。
[13]《风俗通》。
[14]《茅亭客话》卷1。
[15]《郫县蜀丛帝新庙碑》,《宋代蜀文辑成》卷25。
[16]《蜀中名胜记》卷2引。
[17]光绪《崇庆州志》。
[18]《益州记》。
[19]罗开玉:《李冰对成都平原岷江西岸地区的治理》,《成都文物》1987年第4期。
[20]郦道元在这里叙述了洛水的发源及其流经地区。他不曾入蜀,在洛水是发源于洛县漳山,还是发源于梓潼县柏山的问题上拿不准,将两种说法皆写出。其实,后说是错的,发源于梓潼柏山的是梓潼水,又称驰水、潼水。对于洛水是否“出三危山”,他也“所未详”。他明知“三危在敦煌”,与蜀地相去甚远,但拘于《经》,也只好含糊其辞了。
[21]古有金堂山名、水名,见于《华阳国志·蜀志》,到唐代分置金堂县。
[22]罗开玉:《“鳖灵决玉山”纵横论,兼析〈蜀王本纪〉的写作背景》,《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84年第1期。
[23]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第143页。
[24]《水经注》述此事时将其接于李冰事下,后世遂有人认为望川原是李冰时开凿。清王先谦《合校水经注》云:“若此神功,要非李冰不能。”实际上,这是东汉工程,当然也属于都江堰水利系统,但此工程的修建与李冰无直接联系。
[25]宋洪适在《隶释》卷15中指出:右《广汉太守沈子琚绵竹江堰碑》,今在汉州。灵帝熹平五年立。沈君字子琚,其名不可辨。碑载沈君以熹平三年十月到郡,绵竹令樊君以次年三月到县,虽石多剥缺,文句断续,其间指意犹可推寻。盖二人相继到官,俱以移风惠民为意,碑称其视事之初,百姓躬耕者少,溉田邱荒,有遣都水掾、水曹史等姓名,有缮作漰澭之句,又有陂田及渠口之字,末云水由池中,通利便好,五稼丰茂,人民归附。所纪盖水利之事也。蜀人谓之绵竹江堰碑,姑因其名云。碑以长野为长社。又顾炎武撰《日知录》卷二十《年月朔日子》:“汉人之文有即朔之日而必重书一日者,《广汉太守沈子琚〈绵竹江堰碑〉》云:‘熹平五年五月辛酉朔一日辛酉’。”
[26]在过去的文献中,都江堰曾有湔堋之称。《水经·江水注》载:“江水又历都安县……李冰作大堰于此,壅江作堋,堋有左右口,谓之湔堋。”堋,蜀人古方言,意义同堰。过去一些学者据“堋有左右口”,认为“堋”只是“堰”中的某一局部,即鱼嘴。笔者在《壅江作堋新解》(四川省水利史研究会:《四川水利史研究》第二、三辑合刊,1985年10月;《都江堰史研究》,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144~145页。)中指出:“壅江作堋”包括修筑鱼嘴、飞沙堰和开宝瓶口在内,包括整个都江堰渠首工程。此碑文进一步印证了此说。
[27]目前虽还缺乏确实的资料,但我个人推论在秦汉五百来年间,这里已有规模浩大的堤防码头设施。诸葛亮应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大规模改建或重建。寄希望于考古新发现。
[28]以后历代,直到近世,成都所用木料多在这一带上岸。
[29]杨重华:《“丞相诸葛令”碑》,《文物》1983年第5期第20页。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3“龙坝池”。
[30]《蜀中广记》卷5说:“《志》又曰:宋苏实,治平间为繁令,有异政,尝厌卫湖蛙鸣……”
[31]《北堂书钞》卷74引。
[32]元揭徯斯:《文安集》卷12《大元勅赐修堰碑》,《四库全书》本。
[33]明卢翊:《灌县治水记》,雍正《四川通志》卷13上,《四库全书》本。
[34]清陈元龙:《格致镜原》卷8,《四库全书》本。
[35]清宪德:《题都江堰酌派夫价疏》,雍正《四川通志》卷13上,《四库全书》本。
[36]扬雄:《扬子法言》卷4《问神篇》。
[37]扬雄:《扬子云集》卷2《太玄》第十三。
[38]罗开玉:《论都江堰与蜀文化的关系》,《四川文物》1988年第3期。
[39]《战国策·秦策一》。
[40]《史记》卷70《张仪列传》。
[41]《史记》卷5《秦本纪》。
[42]《史记》卷29《河渠书》。
[43]后来桓温平蜀,夷少城,“二江”间的大“市”才消失,该地才彻底萧条。
[44]《御定全唐诗》卷198,《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424册第738页。罗开玉:《“鳖灵决玉山”纵横论,兼析〈蜀王本纪〉的写作背景》,《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84年第1期。
[45]罗开玉:《中国科学神话宗教的协合——以李冰为中心》,巴蜀书社1989年版,第67页。
[46]《御定全唐诗》卷219,《四库全书》,第1425册第43页。
[47]《华阳国志·蜀志》、《水经·江水注》。
[48]罗开玉:《中国科学神话宗教的协合——以李冰为中心》,巴蜀书社1989年版,第17、18页。
[49]谢雁翔:《四川郫县犀浦出土的东汉残碑》,《文物》1974年第4期第67~71页。
[50]《史记》卷70《张仪列传》。
[51]郭允蹈:《蜀鉴》卷1,《四库全书》第352册第486页。
[52]《汉书》卷1《高帝纪上》,中华书局标点本1962年版,第30页。
[53]常璩:《华阳国志》卷3《蜀志》,第141页。
[54]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566页。
[55]《文物》1974年第4期第67页。
有关四川通史.卷二,秦汉三国的文章
李冰守蜀期间,曾多次对这一水路进行维修。可见“二江”首先是用于运输。李冰“穿”二江、“穿”石犀溪,建“七星桥”,皆有效地沟通了“二江”水陆交通,遂使成都西南成为成都交通枢纽,百货集散,物资云集,商业繁荣,人口增加,促进这一地区工商业高度发达。竹筏、木筏主要是用来运送自身物体,此外也可以运送少量货物。筏行至此,偶一不慎,撞击崖岸,危不可测。都江堰从根本上控制了岷江流入成都平原的水量,使其免于洪灾或......
2023-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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