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通史：劳动轻松、生活休闲，畅享天府

从民众受益的角度看，都江堰灌区的贡献是全方位的、多方面的，其中至少在以下五个方面的效益甚为明显。

1．交通与水运

岷江水路把成都与外界相联系。岷江干流长793公里。其中都江堰市至乐山，流经成都平原，支流分汊较多，纵横交错。都江堰市至成都段的金马河航线，古代水势较大时，可航行10～30吨木船。成都至乐山186公里，可四季通更大的木船。乐山至宜宾162公里，因有大渡河、青衣江、马边河等支流汇入，水量陡增，可四季通大木船。在历史文献中，由成都南出、东出，主要是取水路。先秦时期，水路交通长期停留在原始水平上，盛行独木舟、溜索、索桥、皮筏等。秦入主巴蜀不久，秦相张仪游说楚王时便声称：大船起于汶山，浮江已下，至楚三千余里。一日行三百余里，不至十日而距扞关^[40]。可见随着秦人入蜀，大船也同时进入了西蜀。秦昭王二十七年（前280），秦命司马错征发陇西兵，“因蜀”攻楚黔中，拔之^[41]，便是由成都“二江”入岷江，入长江，再入涪水（今乌江）。

李冰守蜀期间，曾多次对这一水路进行维修。李冰创建都江堰，首先是着眼于水运交通。司马迁描写成都“二江”及其分渠说：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浸，百姓飨其利^[42]。可见“二江”首先是用于运输。唐代卢求《成都记》说：李冰凿二江，引水以行舟楫。

李冰“穿”二江、“穿”石犀溪，建“七星桥”，皆有效地沟通了“二江”水陆交通，遂使成都西南成为成都交通枢纽，百货集散，物资云集，商业繁荣，人口增加，促进这一地区工商业高度发达。“二江”两岸，为秦时著名官营作坊“东工”、汉代锦官城和车官城所在，为当时成都城外的工业区。“二江”和石犀溪为农贸产品提供了交通方便。秦、西汉时期，成都城在西、南门外“二江”间的一条狭长陆地上新置一大“市”，两边以河为墙，两头以桥为门（七星桥中的玑星桥因此更名市桥，位置约值今西胜街西口与西较场正门之间）。这是古代秦汉巴蜀地区最大的商业交易市场。著名学者严君平当时就卜筮于该市。当时南市与锦官城、车官城连成一片，为成都经济最发达的局部地区^[43]。

东汉光武帝进攻公孙述的割据政权、蜀汉大军伐吴等都利用了“二江”水运。著名的万里桥，便是因诸葛亮为费祎送行，叹道“万里之路，始于此桥”，因此而名。当时费祎正是在万里桥码头登船，直航东吴。

竹筏、木筏主要是用来运送自身物体，此外也可以运送少量货物。岷江上游流经川西高原和四川盆地西部的缘边山地，河流深切，水流湍急，河底又多岩块与卵石，舟船难以通行，唯可漂运木材、竹材等。《华阳国志·蜀志》说李冰建堰后，岷山多梓柏大竹，颓随水流，在成都可坐致材木，功省而用饶。可见从李冰时代起，便利用内江水系放筏漂木。

都江堰岁修、大修、抢修需用大量竹笼，其竹子便是从上游顺水漂下。宋代陆游曾在《视筑堤》中描写当时岁修情况说：“西山大竹织万笼，船舸载石来无穷。”就地取材，因地制宜，节约人力物力财力。笼用竹料乃平原盛产，价廉物美。清代及其以前曾规定，今都江堰市以西漩口一带必须按政府规定数量种植以坚韧闻名的白甲竹，每年定期由官府派工选择砍伐（一般在9月），然后编成竹筏，漂运至都江堰。

成都及成都地区，每年要使用大量木材，主要便是从岷江上游水漂而来。秦汉三国时期，岷江上游杂谷河流域，森林广布。都江堰市北面山中又大量产煤。成都的木材、燃料，大多来自都江堰市水运。紫坪铺与白沙均为木材转运地点。此二地同位于岷江出山口之下方，由上浮下的木材，顺水势恰浮于河岸。此二地傍河处，间有砾滩，突向河心，捞取木材、积存堆放木材都很方便。在紫坪铺附近，河道刚出山口，宽不过七八十米，水势凶猛，及至白沙，纳白沙河后，河床宽达300米以上，流速顿减，是以二地虽同为木材聚集之所，但集中于紫坪铺者，纯为长方松柏大木，集中于白沙者全为细长杉木。木材在此二地集中后，乘夏秋水大时，束为木筏，浮流而下。外江水道散漫，底多砾滩，不能航行。木筏必须取道内江，穿经宝瓶口。筏行至此，偶一不慎，撞击崖岸，危不可测。故木筏经此地时，必须用经验丰富的水手领江。都江堰市以北所产之煤，以紫坪铺对岸之水西关为集中地，多载于木筏上，附带运出。

大量的木材直接漂至成都九里堤一带，致使成都的建筑成本、燃料成本等明显低于外地同等规模的城市。2300年来，仅漂运这一项，创造的经济效益便不可估量。这也是历史上成都房价和生活费用相对较低的原因之一。

2．自流灌溉，功省用饶

在成都平原，影响粮食产量的最大因素便是水。若靠天吃饭，年降雨量在季节上分配不均，不可能满足水稻生长的需要。冬、春二季，气温较高，降雨偏少，常有旱情，不利早稻栽插；初夏，盆地西部大雨来得较晚，常出现夏旱，这样，早稻抽不出穗，中稻无水插秧，或栽插后干死。都江堰不仅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一问题，还“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自流灌溉，极为省力。这与成都平原的地形有关。成都平原总面积约6500平方公里，西北高，东南低，都江堰渠首以下平均坡降度4.4‰，居于理想的自流灌溉地形之首。在整个灌区“以亿计”的水渠上往往都装有轻便灵活的水门，旱引雨塞，也可根据需要控制水量大小，便于管理，又能确保丰收，为人、地、水三者协和统一的典范。仅这一项每年便能比外地农田约省去10%～20%的用工。从灌溉便利的角度看，像成都平原这种自流灌溉的地形，在全国独一无二。正因如此，南北朝以降，外地已普遍采用水车等机械提灌法，用以解决农田用水问题，但成都平原却鲜见水车，盖因灌区自流灌溉，无需水车、筒车等。

3．防洪功能

从《蜀王本纪》等文献可看出，先秦时期，成都平原常遭洪灾。唐朝诗人岑参在《石犀》一诗中写道：“江水初荡潏，蜀人几为鱼。向无尔石犀，安得有邑居？”虽掺杂了一些诗人的夸张想象成分，亦多少反映了昔日的洪灾惨景^[44]。

都江堰的防洪功能，主要由鱼嘴分水、飞沙堰泄水和离堆宝瓶口节制水量这三大关口互相配合、共同完成。岷江上游即使发生特大洪水，宝瓶口通过的流量一般不超过700立方米／秒，在特大洪水时，最高不超过800立方米／秒。这个流量，通过“二江”和平原上纵横交错的河溪网，皆可排泄^[45]。

都江堰从根本上控制了岷江流入成都平原的水量，使其免于洪灾或大大减小了洪灾的规模。故杜甫在诗中描绘道：“君不见秦时蜀太守，刻石立作三犀牛……蜀人矜夸一千载，泛滥不近张仪楼。”^[46]但在兴修都江堰之后，在其能正常发挥功能之时，成都仍见有洪灾记录，这是为什么？这首先与宝瓶口以下地区的雨量有关。大体说来，在宝瓶口流量达到600～700立方米／秒时，若宝瓶口以下成都市区以上地区再下暴雨，24小时内降雨量达200毫米以上，成都市就会发生洪灾。不过，像这样的暴雨，不是年年都下，从有关历史资料看，大约30～40年可能发生一次。

为确保成都，西汉早、中期，又在都江堰渠首下开凿繁江，作为成都防洪、泄洪的第二道防线。繁江为郫江支流，进水口在郫县石堤堰下，在赵镇入沱。它是为成都“二江”分洪减灾，保护成都不被水淹的一条极为重要的河道。夏秋水大时，繁江为成都“二江”水系的泄水尾闾，量大水猛。汉代三国时期，成都的高度繁荣，水灾较少，与这一泄洪通道关系密切。此外，都江堰灌区还有一些主要用于防洪的工程。如汉代在文井江边修建的常氏大堤，堤长30里或40里^[47]，其位置在文献中没记载，但以在文井江、干五里、味江、泊江河四条支流汇集的元通的可能性为大。性质上，它属于护岸江堤，具有保护乡镇城市和农田的功能。都江堰灌溉系统的兴修，为洪水宣泄提供了密如蛛网的通道，使成都平原相当多的城镇在相当大的程度避免了洪水之灾，民众生活相当稳定，不像古代外地农民那样经常为水旱灾害而奔波劳累，甚至倾家荡产。

都江堰的防洪功能，对成都城的选址、布局、发展等皆产生重大影响。巴蜀地区的经济文化以成都平原为先，首府治地应选在成都平原。成都平原南北较长、东西较窄，是岷江、湔江、石亭江、绵远河、文井江等的冲积平原，海拔750～440米，总面积约6500平方公里，西北高，东南低，平均坡降度4‰。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冲积平原上，形成了一条中脊：

北侧：都江堰市（海拔731米）—金堂（海拔440米，河道长约100公里，坡降21‰）；

中脊：都江堰市（海拔731米）—郫（海拔556米，河道长36公里，坡降48‰）—成都（海拔495米，河道长20公里，坡降3‰）；

南侧：都江堰市（海拔731米）—新津（海拔454米，河道长约80公里，坡降34‰）。

此中脊的形成，盖因岷江流量最大，冲下泥沙最多所致。都江堰市—郫—成都，系岷江口的正中冲积扇。郫县虽距岷江口较近，遭洪灾的可能性却小于金堂、新津，盖因其处于中脊上。成都又处于中脊末端，洪水要先淹郫县，然后才能淹成都^[48]。古人建城，既防洪，又要紧靠河边，用水、运输才方便。从这个角度看，现成都市区位置，是当时成都平原中最理想的位置。该地不仅防洪条件最好，用水、水运又较方便。

金沙遗址的发现，说明成都早在商周时期，曾做过蜀国都城。但在李冰建堰前，成都常受洪水危害，成都的中心地位曾摇摆不定。从三星堆的考古发现和《蜀王本纪》等古文献记载看，商周至战国，广汉、新都、郫、广都（今双流）等地皆先后做过蜀都。李冰建堰后，从根本上解决了成都城的防洪难题。此后，四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才一直放在成都，不再外迁。主要是受都江堰防洪和交通功能的制约，成都甚至成为全国罕见的、2000多年来城址只有大小变化、中心位置一直沿用不变的大型城市。

4．行水输沙，田间土壤逐步更新

岷江上游年均带下沙石总量约1300万吨，折合650万立方米。都江堰渠首通过鱼嘴的“正面取水”、“侧面排沙”，通过飞沙堰与离堆宝瓶口之间形成的环流飞沙和壅水沉沙等，成功地将其80%排入外江或留在渠首凤栖窝一带（作为每年岁修的内容之一），但仍有一部分细沙从宝瓶口进入下游灌区。从李冰时代起，灌区渠系便采用了行水输沙的技术与方法。历史上，灌区内干、支、斗、农等渠系配水工程，一般都做到行水输沙比例大体相近，将悬移质泥沙大体均分到灌区田间。

据近年的测量统计，除特大洪水等灾害外，都江堰灌区田间，每年平均淤积厚度约为0.32毫米。从灌区有关考古发掘报告中也能了解古代地层堆积的大致情况。

表9－4　都江堰灌区部分考古发掘点有关地层资料简表

续表

从上表可以看出，古代“行水输沙”对农田堆积的影响，即使在同一时代，彼此并不完全一致，这说明在灌区内、甚至同一灌渠内也有较大差异。它可能、也应该因河流、水势、地理条件的不同而有所变化。综合看来，这些数据应该是有参考价值的。在堆积厚度上，平均每年最少的发掘点为0.18毫米，最多的为0.7毫米，综合四个发掘点，平均每年为0.32～0.55毫米。李冰创建都江堰的2200多年来，灌区内农田淤积厚度约为70～120厘米。成都平原在逐年增高。

尤为可喜的是，虽然岷江、黄河同源自青藏高原，虽然岷江上游每年带下的沙石总量巨大，成都平原却一直没出现“地上河”。这不能不说是都江堰排沙功能和行水输沙的一大功劳。田间新淤积的细泥沙，经大水长途搬运，沿途“去粗取精”，确保了土质更新和肥沃，灌区农田不必再从田外担土来更换土质，少施肥也能稳产、高产。仅这一项，平均每亩田便比外地农民省去约20个劳动日。灌区行水输沙的另一显著效益，是田间土质疏松，妇女也能挖田。本灌区妇女下田干农活，是极平常之事。本灌区内出土的汉代陶俑中，有背儿劳动女俑、背背篼劳动女俑等。这在外地是罕见的。在现代成都平原农村，仍可见到此俗的影响。

5．水养业效益显著

都江堰灌区，水养业高度发达，劳动轻松而收益高。《汉书·地理志》说：巴、蜀、广汉“民食鱼稻”。鱼与稻一样，是古代蜀人最基本的食品。都江堰水系建成后，成都平原鱼业随之产生巨大飞跃。由过去单纯的捕捞，发展为有了人工饲养；鱼由过去单纯的自身消费品，在很大程度上发展为一种商品。秦至三国时期，都江堰灌区内池塘堰湖数以万计，皆被用以养鱼、养殖菱藕等，水产经济效益显著；此外，还在全国首先创造了稻田养鱼，灌区农民普遍受益。都江堰灌区的池塘、水田还被广泛用以人工养鳖。在出土的陶田模型及家庭池塘中，常见龟鳖形象。当时对龟鳖的滋补及药性功能已有普遍而深刻的认识。都江堰灌区池塘还广泛用以养荷种藕。西汉王褒在《僮约》中规定新买奴僮必须“池中掘荷”。

6．灌区田价居高不下

《尚书·禹贡》是我国最早的地理著作，一般认为是战国中期以后的作品。该书把全国划分为九州，把巴蜀地区划入华山以西和长江以北包括今甘肃、陕西南部、湖北省西部的梁州。该书认为梁州“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赋下中三错”，即说这里的土地是一片黑色，土质是下上等（第七等），应缴纳下中（共分九等，下中为第八等）三错（第七等，第九等也可以）的赋税。梁州的土质被划为第七等，较差，这种划分方法反映了战国晚期蜀郡大规模从事水利建设前的历史状况。都江堰水利工程建成后，该状况很快发生了变化。《史记·货殖列传》说：关中南则巴蜀。巴蜀亦沃野……据《华阳国志》记载，汉晋间，成都平原水稻亩产在30～50斛之间（约390～580公斤），系当时全国最高产量之一。都江堰灌区，由于能确保丰收，寸土如金。1966年4月，在郫县犀浦出土的东汉残碑记载了这里的田价，每亩在500～2000钱之间^[49]。但居延汉简资料证明居延地区的田价每亩仅100钱（侯长觚得广昌里公乘礼忠有田5顷，值5万钱，亩价100钱；长居延西道里公乘徐宗有田50亩，值5000千钱，亩价亦100钱），与郫县相差5～20倍。这个差距表明都江堰灌区的土地非常值钱。

7．灌区水利资源对手工业的促进

都江堰水利资源在蜀人生产、生活的很多领域都起了直接和间接的推动作用。如蜀锦等，详见第八章第四节有关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