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食品生物技术发展很快,已经形成以基因工程、细胞工程、蛋白质工程、酶工程和发酵工程为主体的综合技术体系。目前基因工程在改善食品原料品质、改革传统的发酵工业、改善食品品质和加工特性、增强果蔬食品的储藏性和保鲜性能、生产保健食品与特殊食品等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此外,酶工程在食品工厂废弃物处理、食品检测、去除食品中抗营养物质等方面也有应用。......
2023-11-18
秦汉三国时期,巴蜀地区科技发明内容甚多,许多在前文已有论述,如天文、铁农具的普及、百炼钢、医学等方面。下面着重讨论水利科学技术。
在正常情况下,古代都江堰必须每年岁修,每隔三五年得大修一次,此外随时都可能抢修。换言之,大堰的正常运行,必须以一整套工程管理为基础。
图9-15 竹笼鱼嘴
相传李冰还在都江堰渠首埋石马,作为每年岁修时“深淘滩”的标准。以牛马为神,是蜀文化及其原始宗教的一大特征。李冰利用蜀神石马,来调动蜀人参与岁修的积极性,同时它又兼具标尺与镇水石神的功能。这表明李冰时已有了严格的、科学的岁修。西汉、东汉蜀郡的“都水”衙门、三国蜀汉时期的堰官,其职能之一便是组织每年的岁修。
1.笼石技术
图9-16 竹笼
笼石技术是都江堰水利系统的重要技术之一。近年在成都方池街考古工地中,曾发现春秋、战国时期的竹笼遗迹,证明早在秦入巴蜀前,笼石技术已在西蜀的水利工程中普遍使用了。笼石技术应是成都平原的土著民族、主要是氐人的传统技术。关于都江堰使用笼石技术的资料,《元和郡县图志》卷31《剑南道上·导江县》说:“楗尾堰,在西南二十五里。李冰作之,以防江浃。破竹为笼,圆径三尺,长十丈,以石实中,累而壅水。汉成帝时,瓠子河决,王延世塞之,用此法也。《汉书》所谓‘下淇园之竹以为楗’。”《都江堰功小传》载笼石古法说,笼制长三丈,径一尺八寸,形扁而面平,椒眼参差,实以大小圆石。《都江堰工程述要》:每条长约丈,直径一尺八寸,顺篾宽三指,横篾宽一掌,笼成重百斤,取江滩卵石,纳石满笼中,层层累积,其间系以木桩。此二记载虽然较晚,但都是传统技术,变化不会太大。当然,笼的长短、大小,不仅各时代有所不同,主要应与使用在不同的位置有关。不过,都有一个共同原则:那就是无论洪水来势多凶多猛,这些竹笼必须安如磐石,稳如泰山,且须能承受住一年洪水的检验。这就要求笼石本身必须要有相当的重量。由于笼石太重,不可能搬运,当时一般是先把空竹笼放到需要的位置,并按地形需要的弯度把它摆好,然后再装卵石、封口。最下面一层的笼石一般都还要打木桩将其固定。都江堰治水三字经中有“笼编密、石装健”,即就此技术而言。笼眼根据当地卵石大小编成一石一眼。清末民国时期,一条笼约需竹65公斤、净重45公斤左右。装满卵石的标准竹笼,规定长度为10米,宽0.67米,高0.4米。竹笼的编制可长可短,可直可曲,但要按标准笼计算。笼石的特点在于利用竹笼的坚韧性能,把若干分散的卵石聚为庞大浑圆一体。笼石很重才能抵御洪水冲击,卵石间有大量孔隙,又能泄水,竹笼在填装卵石后仍有一定的弯曲度,能适应河床的弯曲变化。
图9-17 都江堰堵江石笼
竹笼除用于鱼嘴分水外,还广泛用于护岸工程、钉坝工程(支水)、笼坝工程(拦水埂)、溢流坝工程和护基工程等,在岁修、防洪抢险方面作用较大。若干条笼组合起来,可构成堤埂、护岸、导水埂、挑水坝、分水鱼嘴、溢洪坝等。成都平原,除都江堰渠首外,在其他水利设施中也广泛使用这种技术。
竹篾虽具有一定坚韧性,但性能变化较快,经水冲木撞,日晒雨淋,过不了几月便脆弱易断,到次年洪水来到之前,必须重换,成为岁修的主项。但它在古代那种科技水平条件下,总的看来仍是瑕不掩瑜。时至今日,笼石技术仍被都江堰工程局部保留。
图9-18 竹笼工程图
2.杩槎技术
图9-19 都江堰笼石与杩杈
杩槎技术是都江堰水利系统的重要技术之一。每到冬天枯水季节,在渠首用特有的“杩槎截流法”筑成临时围堰,修外江时拦水入内江,到了修内江时又拦水入外江。清明时节内江灌区需水春灌,便在渠首举行既隆重又热闹的仪式,拆除拦河杩槎,放水入灌渠,这个仪式叫做“开水”。杩槎主要用于拦水、分水,是都江堰最古老并一直保留到近现代的传统技术之一,使用量很大,效用非常明显。按传统规定,每年霜降节(10月23日前后)祀神(祀李冰),外江河口开始下杩槎截流,立春节(2月4日前后)外江岁修工程完成放水。随即在内江下杩槎截流,清明节内江岁修工程完成放水。这种统一的断流岁修,河干施工,既方便,又节省人力、物力,资金耗用不多。杩槎所用木料以本地所产桤木、麻柳木、青杠木等为主,长度视水深浅而定,约在6~8米间,直径约18~20厘米。杩槎结构非常简单,主要是用三根木柱架成,前两根名“罩面”,后一根叫“箭头”。捆束的竹绳叫“牵藤”。在杩槎二分之一处另绑横木,称“压盘木”。为加强稳固性,通常于杩槎二分之一处的盘杛上,加制竹篼,纳卵石于篼内,以增加压力,使其不易被水冲翻,名“压盘”。杩槎间互相连接之顺木叫“簷梁”,其道数视水之深浅而定。簷梁外竖排之木棍叫“杄子”。杄子外通常置三层竹篱笆(方眼):第一层名“花栏”,第二层名“捶笆”,最外一层名“罩席”。罩席外加培黏土,以防渗漏。一个杩槎俗称一洞。古代都江堰渠首每年通常约用杩槎120洞左右,外江40~50洞,内江60~70洞。数十个杩槎相连,便构成了一个临时的挡水坝,然后再进行河道岁修。杩槎的安放与拆换都较方便,不但可以截流,且可当做水闸,调节水量。杩杈操作过程中,有许多专用名称,如将其抬送到河边,叫“抬杩”;放上船运到截流地点,叫“吆杩”;把杩杈放入水中扯正叫“立马”;绑好堰梁,压上石头使其稳定,叫“定杩”。
图9-20 杩槎
3.石人、石马
石人、石马是都江堰水利系统的水则、水标。在渠首,李冰设计了三个石人水则。《华阳国志·蜀志》说:李冰于玉女房下白沙邮作三石人,立三水中。与江神约:水竭不至足,盛不没肩。三石人,又称“三神石人”,应是土著蜀人所崇信的治水有功的三位神人,很可能是大禹、杜宇、鳖灵。立三石人时,李冰还举行了隆重而肃穆的盟约仪式,举酒与江神相约:水位在枯竭时不能低于石人的足部,水位在暴涨时不能淹没石人的肩部。这三个石人,分立于三水汇合口,实际上是三个水则,可观察、测定水位。据多年观测的资料,内江二王庙水位变幅为4米。按“水竭不至足,盛不没肩”来算,足部至肩部的距离就略大于4米,石像的高度估计至少应在5.5米以上。李冰所刻的三石人,与后来出土的东汉李冰石像不同。李冰是将这三尊石像分别立在三条江边,同时具有水则和镇水的功能。出土的东汉李冰石像,虽是模仿李冰的做法,但主要是作为水神,不具有水则的功能;且其仅高3.05米,小于内江水位变幅,也无法作为水则。三水,指渠首上游的岷江,鱼嘴分开的内、外江口,及外江又分水流入羊摩江的入水口[38]。
内江凤栖窝凹岸一带,每年淤积大量沙石,为岁修的大项。“深淘滩,低作堰”六字诀,被视为治理都江堰的根本大法,“循之则治,失之则乱”。岁修淘滩时,人们经过不断的实践,探索出一个合适的深度,于是建立标记,作为淘滩的准则。相传李冰创建都江堰时,曾在凤栖窝下埋有石马做淘滩标记。明曹学佺《蜀中名胜记》卷6说“都江口旧有石马埋滩下”。道光时,强望泰淘河挖出二石兽,或以为是李冰时的石犀,或以为是李冰时埋的石马。
4.干砌卵石埂与木桩工程
图9-21 卵石砌埂图
干砌卵石埂与木桩工程也是都江堰水利系统的重要技术之一。干砌卵石埂是由卵石组成的点、线、面相结合的整体。按工程需要可砌成堤埂、护岸埂、鱼嘴分水堤、溢洪坝、坦坡(大头向下,小头向上,个个靠紧)、护岸脚等。埂面卵石要求长而扁,大小匀称,填心卵石则大小均可。木桩工程是为了加固卵石埂、竹笼埂打下河底1~2米深。用于堤埂、护岸埂基脚的保护,分水鱼嘴周围栽桩,导水埂两边栽桩,溢洪坝栽纵横格子桩等。
5.平梁制口、筒口
平梁制口、筒口是都江堰水利系统的重要技术之一。平梁制口、筒口分水是都江堰灌区官管的重要手段之一。在分水鱼嘴两侧的支河口上,早期多用竹笼,宽窄长度,通常由都江堰的职能管理机构(如清代的水利同知衙门),按向官府交纳赋税之多寡、按每年派出岁修民工之多寡、按两支渠的灌溉面积等比例来设置。事实上,它是古代堰官管理、制约灌区的一个重要手段。
6.分水、治沙的一些技术与方法
都江堰渠首修建在流量大、坡度陡、推移质泥沙多的峡江上,其上游年均输沙石总量约650万立方米。岷江至都江堰渠首,河道突然展开,由山谷进入平原,水缓沙停,势所必然。都江堰从渠首到灌区,每年都要对大小河渠进行岁修淘沙。要引水就必须治沙,在分水的同时治沙。分水治沙技术为都江堰水工技术中最重要的一项技术。都江堰的治沙总是和治水结合在一起的,治沙技术与水工技术形成一体。这也是都江堰作为天、地、人相和谐,环境保护、生态建堰与可持续发展相结合的最佳典范的根本原因之一。千百年来,都江堰的治沙技术一直是水利同行们高度关注的焦点,历代许多水利专家、各种各样的学者都进行过探索与总结。总的说来,都江堰的治沙技术诀窍是因地制宜,辨证施治。
古代都江堰治沙技术与方法的最大特征是借水排沙,其基本原理是选择适当的位置,配以必要的工程,利用不同的水脉,借助水流冲沙、排沙、治沙,逼使沙石欲停则动,达到用水渠道多进水、少进沙的理想效果。鱼嘴为分水排沙的第一关。它位于岷江大河湾凹岸下游,正好能够充分发挥水流弯道环流功能。当流量至每秒1700立方米以上时,岷江上游来水经过关口挑向左岸的盐井滩,再折向右岸的马角沱,又转冲内江。内江口处于“正面取水”,外江则处于“侧面排沙”的理想位置。据测量,当外江分流比为35.8%~39.1%,分沙比为42.3%~52.8%,分沙比明显大于分流比;而内江,每年进入的卵石仅占岷江总来量的26%。鱼嘴的这种无坝分水功能,为古代川西坝普遍采用。川西坝的小鱼嘴比比皆是,不胜枚举。在整个“以万亿计”的灌溉渠中,几乎在每条干渠、斗渠、支渠的分水处,都有一个小型的分水鱼嘴,以解决分水、排沙等问题。从某种意义看,川西坝的灌溉系统,也就是一整套鱼嘴分水、治沙系统。当然,这个系统的出现,与成都平原的地形有关。成都平原西北高、东南低,平均落差4.4‰,为鱼嘴分水、治沙、自流灌溉造就了先天优越条件。飞沙堰为都江堰渠首排沙第二关。当水流进入内江后,主流沿右岸走,直冲虎头岩,形成一波三折,前面又受宝瓶口塞水的阻拦,根据弯道环流原理可知,这时表层水冲向虎头岩,而底流就转向其对岸的飞沙堰,形成螺旋形环流,底层的推移质即横向被推出飞沙堰。当内江的进水流量达到每秒1000立方米时,飞沙堰的分沙比可达80%以上,剩下少量沙石多滞留在凤栖窝一带,只有较少一部分能从宝瓶口进入下游灌区。鱼嘴、飞沙堰引水与治沙辩证一体,二者时间上统一,空间上分开,真正做到了天、地、人巧妙结合。内江的主要功能是输水灌溉,外江的主要功能是排洪。洪水季节,外江排洪比为60%,排沙比却高达70%~80%。灌区内的其他小鱼嘴,若分流双支,一支的主要功能是灌溉,另一支的主要职能是泄洪,就要精心选择鱼嘴的位置和角度,借水势让排洪水道多分沙。若两支分渠皆为灌溉渠道,分水分沙的比例就应相等,不然势必引发矛盾。
壅水治沙是都江堰的治沙诀窍。都江堰渠首,从鱼嘴分水至宝瓶口长约1200余米,宽约70米。宝瓶口宽度仅为12~20米。水泻不及,迫使回流,出现壅水现象。流量愈大,壅水愈烈,流速愈慢。水中泥沙随之沉落,集中沉积在凤栖窝一带,为每年岁修疏淘之大项。鱼嘴至宝瓶口的内江河床段,又成集中沉沙的天然沉沙池。这又方便了每年的岁修。若无此壅水沉沙效应,灌区下游岁修工程将分外艰巨。凤栖窝一段河床,表面的沉积大卵石,平均直径通常在300毫米以上。清代早期,鱼嘴、飞沙堰消失,岷江直接从人字堤顶端分水,大大缩短了这壅水沉沙池的长度,大量泥沙淤积在宝瓶口以下,且淤沙总量更多得多。
鱼嘴以下,内江右岸设有三个溢洪道,即平水槽、飞沙堰和人字堤。从整个都江堰历史时期看,飞沙堰为其中的主要溢洪道。汛期江水大溜受宝瓶口阻顶,水位壅高,通过飞沙堰侧向溢洪。这时水流产生强大的横向漩流,掀起大量重质底沙,由左下而右上带过飞沙堰。在宝瓶口之前的治沙三项技术措施是“分沙”、壅水“沉沙”和“排沙”。这三项技术措施是通过鱼嘴、宝瓶口、飞沙堰三大建筑物的整体位置、合理布局、相互配合、相互制约、密切联系,又通过每年岁修的“深淘滩,低作堰”,方得以实施。
平梁制口是都江堰灌区常见的分水治沙技术之一。若两支渠同为灌溉渠,通常采用平梁分水、分沙。在平梁制口的上下游,严禁随意淘挖。若两支渠一支主灌、一支主排洪,则将灌溉河渠布置在凹岸。有天然的凹岸当然更好,若没有则用人工挖成凹岸。传统做法,一般让靠凹岸一边水渠的平梁呈一定斜度,堰顶从凹岸向凸岸略倾,斜度约1%,便可让凹侧支流进沙较少。
束水攻沙是都江堰传统行水治沙技术之一。在干、支溪的滩、洲之处,要达到“遇弯截角、逢正抽心”的效果,若仅靠人力淘挖,事倍功半,通常是借助水力冲深浅槽,事半功倍。具体做法是:将附近挖出的大卵石,作竹笼顺坝或丁坝,束窄过水断面加大流速,以便冲深抽心槽道。许多支渠一分为二,在下游合二为一。汛期,两支河槽受水不均,泄流不畅,最易出险,冲决河堤。此时往往用竹笼锁坝,堵塞曲支、“塞支强干”,使大流经正直河段,束水冲深渠槽。束水攻沙是治沙治水的一种辅助手段,借以扩大“截角”与“抽心”工程的效果。
行水输沙是古代都江堰灌区常用的分水治沙技术与方法。灌区内的河渠,一般都灌排兼用,春季引水灌田,夏秋排洪泄水,行水又输沙。传统观念认为,干、支溪中冲淤的泥沙,应相对平衡,过多会造成河堤溃决,洪水横溢,过少则说明分配不均,势必导致相邻河渠中泥沙过多。古代堰官一般通过一定的技术和方法,在让干、支溪通过一定流量的同时,也要输送一定的泥沙,使水沙平衡、冲淤平衡。对于失去平衡的干、支渠,则通过岁修等,使其恢复平衡。行水和输沙,对河渠断面要求不同。行水以流速大的窄深式渠道为好,输沙以宽浅式渠道为好。是从行水着眼,还是从输沙着眼?历史上,各县、乡、村多首先考虑行水,堰官则多着眼输沙。表面看,行水是主要的,但输沙效果不好,又会破坏平衡,导致相邻河溪网的“冲塞”,影响行水。要使河渠稳定、持久地行水,须着眼于输沙,有时输沙还是第一位的。宽浅式河渠不仅输沙效果较好,还因河渠宽浅,长途输水导致水温增高(都江堰水来自岷山融雪,水温偏低),进入田间有利育秧。宽浅的河渠还有一大好处,其岸坡普遍较低,不易垮塌,且便于淘修。历史上,都江堰灌区内干、支、斗、农等渠系配水工程,一般都做到行水输沙比例相近,故能将悬移质泥沙均分到灌区田间。除特大洪水和其他异常情况外,灌区田间,每年平均淤积厚度约为0.32~0.55毫米。
有关四川通史.卷二,秦汉三国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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