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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蜀地度量衡实物资料及时代序列

【摘要】:有关秦至蜀汉时期巴蜀地区度量衡的实物资料,时有出土,但目前还难以排成时代序列。总的看来,这一阶段巴蜀度量衡已纳入了全国的一体化轨道。在秦入巴蜀至统一六国间,政府一方面大力推行秦的度量衡制度,一方面仍允许民间使用一些传统的度量衡器。始皇二十六年统一全国后,在全国统一度量衡,巴蜀内地的一些度量衡器便被取缔,但一些边远民族地区仍保留了自己的度量衡器。目前在四川境内已发现多件铸有始皇二十六年诏的度量衡器。

有关秦至蜀汉时期巴蜀地区度量衡的实物资料,时有出土,但目前还难以排成时代序列。总的看来,这一阶段巴蜀度量衡已纳入了全国的一体化轨道

在秦入巴蜀至统一六国间(前316~前221),政府一方面大力推行秦的度量衡制度,一方面仍允许民间使用一些传统的度量衡器。秦《为田律》(详前)说明秦关于土地、田、顷等面积单位,在秦入蜀初期便推广于蜀中。始皇二十六年(前221)统一全国后,在全国统一度量衡,巴蜀内地的一些度量衡器便被取缔,但一些边远民族地区仍保留了自己的度量衡器。目前在四川境内已发现多件铸有始皇二十六年诏的度量衡器。


图8-64 成都罗家碾出土西汉 铜斗(容积2154立方厘米)

西汉承秦制,无大的变化。在秦至武帝中、晚期,杆秤还处于逐步发展过程中,垂权由重至轻逐步变小,早期垂权大的一个可重几十公斤,秤杆也相当粗长。

1970年在成都罗家碾的一座西汉宣帝时期的土坑墓中,出土铜斗一件,圆筒形状,外侧有一柄。内深平均为7.687厘米,器壁平均厚0.18厘米,外径平均值为19.248厘米,内径18.888厘米,容积为2154立方厘米[82]。近年曾在甘肃发现东汉建武十一年(35)的铜斛,其容积为20180立方厘米。罗家碾铜斗的容积约为其十分之一。

王莽时期的实物资料较多,有铜量、铁权、环权等。1973年在郫县一座汉墓中出土一件新莽时的铜方升:带把,全长20厘米,器身口沿外径长12.6厘米、宽7.7厘米、外高3厘米,内径长13厘米、宽7厘米、深2.6厘米,容积约为236.6立方厘米。此器内底一端铸有竖行汉隶“都市平”三字[83]

图8-65 成都天回山崖墓出土东汉铁权

这一时期的“市平”铁权,在西蜀有“成都”和“汶江”两个市府监制品。它反映出汶江市在当时具有较重要的地位。王莽时期,巴蜀地区还使用环权。它反映出个别地区又恢复了早期秤——天平秤的传统用法,这与莽制多复古是一致的。成都天回山东汉早期墓葬内,曾出土三枚一套。再结合外地的环权看,可知当时的度量衡器并不是由中央统一制造后发至地方使用,而是由地方根据中央的标准器自己制造,各地便有一点出入。从上述环权测出,当时蜀郡一斤的量值,合今241.2~241.6克。1962年四川省博物馆收到一枚铸有“西顺郡□苻则车山官”的铜板,上标“重七十一斤”,实测重15500克,表明当时西顺(犍为)一斤合今218.31克[84]。东汉资料较零散。从铁权资料看,这一时期巴蜀的杆秤已同全国一样,进入成熟阶段。垂权已经较轻,一般在1000克以下。在东汉墓中还发现过一些量器,与全国统一量制无明显差别。1975年在合川发掘一座东汉晚期画像砖墓,墓室东壁与券顶的五条石材上分别刻有隶书尺度,与今公制换算如下[85]

石刻尺度   合今厘米   每尺换算厘米

三尺九寸    91       23.33

四尺二寸    97       23.08

四尺四寸    112      23.04

四尺五寸    103.5     23

可见石料每尺约在23~23.4厘米之间,与王莽尺23.1厘米,汉建安初年铜尺23.6厘米相近。

【注释】

[1]《史记》卷116《西南夷列传》、《汉书》卷95《西南夷传》。

[2]《汉隶字源》卷1。又《蜀中广记》卷6:《碑目》云:距紫屏山二里许,道旁有汉石刻三,皆治道记也。其一曰:建平五年,孝哀时刻也;其二曰:永平元年,孝明时刻也,在范公平磨崖之西。《建平郫县碑》:建平五年立,乾道初始出,在永康,过紫屏二里道旁。其石三面高卑凸坳,刻随其势,即蔡迨刻记。所谓“范功平磨崖也”,《复斋碑目》作“建平范功平治道碑”。《隶辨》卷7:《建平郫县碑》:建平五年,字原云在永康,按宋之永康军即今成都府灌县。又云此碑乾道初始出,过永康紫屛二里道旁,其石三面高卑凸坳,刻随其势。

[3]图据明陶宗仪编《古刻丛钞》。

[4]《隶释》卷4。

[5]《隶释》卷4。

[6]《隶释》卷4《广汉长王君治石路碑》:表——惟右部官国之珍宝,冲路危险,侠石磐岩(阙),道人马(阙)行,为民隆害,历世弥久,靡有留心,长广汉王君,建和二年冬任掾杨(阙)攻治破坏,又从涂口繇平(阙三字),井间道至别盐得去危就安,功夫九百余日成?就通达,永传亿岁无穷记。弟子杨子钦奉为佗完(阙)远(阙六字)造。洪适评说:右广汉长王君治石路,碑以一表字题其上。《沟洫志》:武帝穿漕渠,令齐人水工徐伯表,注谓:巡行而表记之,与此盖同意。王君攻治崖路危险,去民隆害,标表其事,文不满百,在今汉州威宗。建和二年,杨子钦所作。

[7]《隶释》卷15《蜀郡属国辛通达、李仲曾造桥碑》。

[8]见《资治通鉴》卷74、78,《三国志》卷33《蜀书·后主传》。

[9]《后汉书》卷13《公孙述传》。

[10]《史记》卷116《西南夷列传》。

[11]《汉书》卷95《西南夷传》。

[12]罗开玉:《秦在巴蜀地区的经济管理制度试析,-说青川秦牍、成亭漆器印文、蜀戈铭文》,《四川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82年第4期。

[13]《秦国傅籍制度考辨——读云梦秦简札记》,《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三集,岳麓书社1982年版。

[14]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260页。

[15]罗开玉:《李冰对成都平原岷江西岸地区的治理》,《成都文物》1987年第4期。

[16]罗开玉:《秦至蜀汉巴蜀地区的农林牧渔副业》,《四川文物》1994年第5期。

[17]《华阳国志·巴志》。

[18]《华阳国志·巴志》。

[19]罗开玉:《秦汉工室、工官初论——四川考古资料巡礼之一》,《秦汉史论丛》,巴蜀书社1986年版。

[20]《考古学报》1981年第2期、1986年第2期。

[21]《徐州发现东汉建初二年五十炼钢剑》,《文物》1979年第7期。

[22]容庚:《金文续编采用汉器铭文》第25页,1938年。

[23]《太平御览》卷346。

[24]《汉书》卷91《货殖传》。

[25]《成都羊子山172号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6年第4期。《四川涪陵小田溪战国土坑墓清理简报》,《文物》1974年第5期。

[26]《四川忠县㽏井蜀汉崖墓》,《文物》1985年第7期。

[27]《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59年版;《云南江川李家山古墓群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5年第2期;《威宁中水汉墓》,《考古学报》1981年第2期等。

[28]《史记》卷125《佞幸列传》。

[29]《四川西昌发现货泉钱范和铜锭》,《考古》1977年第4期等。

[30]《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县石棺葬发掘报告》,《文物资料丛刊》第7集;《四川理县佳山石棺葬发掘清理报告》,《南方民族考古》第1辑。

[31]《后汉书》卷84《列女传·姜诗妻》。

[32]《三国志》卷35《蜀书·诸葛亮传》。

[33]《后汉书》卷13《公孙述传》。

[34]左思:《蜀都赋》。

[35]《三国志》卷33《蜀书·后主传》。

[36]《华阳国志》卷10、卷1。

[37]《华阳国志·蜀志》。

[38]《华阳国志》卷4《南中志》。

[39]《四川奉节县风箱峡崖棺葬》,《文物》1978年第7期。

[40]晋《广志》。

[41][日]梅原末治:《支那汉代纪年铭漆器图说》,京都大学考古学丛刊二册,昭和十八年。

[42]《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文物出版社1973年版;《绵阳双包山汉墓》、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其他资料见《文物》1974年第6期、1975年第9期、1976年第10期、1986年第3期;《考古学报》1959年第1期、1958年第1期;《考古》1975年第6期等。

[43]罗开玉:《秦在巴蜀地区的经济管理制度试析,——说青川秦牍、成亭漆器印文、蜀戈铭文》,《四川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82年第4期。

[44]《成都羊子山第172号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6年第4期。

[45]《成都羊子山第172号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6年第4期。

[46]宋治民:《汉代的漆器制造手工业》,《四川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

[47]《四川阿坝发现汉墓》,《文物》1976年第11期;《四川忠县㽏井蜀汉崖墓》,《文物》1985年第7期;《成都羊子山第172号墓发掘简报》,《考古学报》1956年第4期;《夹金山北麓发现汉墓》,《文物》1976年第11期;《四川犍为县巴蜀土坑墓》,《考古》1983年第9期。

[48]《四川盐亭东汉崖墓出土文物简记》,《文物》1974年第5期;《成都羊子山第172号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6年第4期;刘志远:《成都天回山崖墓清理记》,《考古学报》1958年第1期。

[49]刘志远:《成都天回山崖墓清理记》,《考古学报》1958年第1期。

[50]《宜宾市山谷祠汉代崖墓清理简报》,《文物资料丛刊》第9集;《四川涪陵东汉崖墓清理简报》,《考古》1984年第12期;《四川阿坝州发现汉墓》,《文物》1976年第11期。

[51]《四川成都曾家包东汉画像砖石墓》,《文物》1981年第10期;丁祖春:《四川大邑县出土两件东汉青瓷罐》,《文物》1984年第11期。

[52]《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县石棺葬发掘报告》,《文物资料丛刊》第7集;《四川理县佳山石棺葬发掘清理报告》,《南方民族考古》第1辑。

[53]《四川船棺葬发掘报告》;《四川涪陵小田溪四座战国墓》,《考古》1985年第1期。

[54]《四川犍为县巴蜀土坑墓》,《考古》1983年9期。

[55]《四川忠县㽏井蜀汉崖墓》,《文物》1985年第7期。

[56]《成都东乡汉墓清理简报》,《考古通讯》1956年第6期。

[57]《四川荥经古城坪秦汉墓葬》,《文物资料丛刊》第4集;《四川荥经曾家沟战国墓群第一、二次发掘》,《考古》1984年第12期。

[58]《日知录》卷7。

[59]《华阳国志》卷1《巴志》。

[60]《水经·江水注》。

[61]《华阳国志》卷1《巴志》。

[62]王有鹏:《试论我国蒸馏酒之起源》,《四川文物》1989年第4期。

[63]沈仲常、陈显丹:《四川广汉发现的东汉雒城遗址》,《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

[64]赵殿增、李晓鸥、陈显双:《严道古城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

[65]《蜀中名胜记》卷1引。

[66]《蜀中名胜记》卷1亦引。

[67]《四川忠县㽏井蜀汉崖墓》,《文物》1985年第7期;朱小南:《三国蜀汉民居的时代特征》,《四川文物》1990年第3期。

[68]《华阳国志》卷3《蜀志》。

[69]罗开玉:《秦国乡、里、亭新考》,《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5期;罗开玉:《秦在巴蜀的经济管理制度试析——说青川秦牍成亭漆器印文和蜀戈铭文》,《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4期。

[70]罗开玉:《巴蜀王国钱币研究》,《成都文物》1989年第4期;罗开玉:《论古代巴蜀王国的桥形铜币》,《考古与文物》1990年第3期。

[71]《汉书·货殖传》。

[72]《后汉书》卷82《折象传》。

[73]《三国志》卷39《蜀书·刘巴传》注引《零陵先贤传》,《三国志》卷41《蜀书·王连传》、《蜀书·张裔传》。

[74]《三国志》卷47《吴书·孙权传》注引《吴历》。

[75]罗开玉:《巴蜀王国钱币研究》,《成都文物》1989年第4期;《论古代巴蜀王国的桥形铜币》,《考古与文物》1990年第3期。

[76]《成都羊子山第172号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6年第1期;《四川犍为县巴蜀土坑墓》,《考古》1983年第9期。

[77]《四川西昌发现货泉钱范和铜锭》,《考古》1977年第4期。

[78]在此之前,曾发现个别秦汉时期的铁钱。如在楚地曾发现铁半两,见《文物》1963年第11期。

[79]《三国志》卷39《蜀书·刘巴传》注引《零陵先贤传》。

[80]张勋燎:《从考古发现材料看三国时期的蜀汉货币》,《四川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

[81]郭清华:《稀有的蜀币——传形五铢》,《四川文物》1986年第2期。

[82]《成都罗家碾出土西汉量器——铜斗》,《文物》1974年第5期。

[83]《郫县发现东汉铜量》,《四川文物》1984年第4期。

[84]《四川彭山县出土新莽西顺郡铜板》,《文物》1979年第11期。

[85]《合川东汉画像石墓》,《文物》197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