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商业发展对巴蜀影响及成果

2023-09-30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秦占领巴蜀后，即把秦本土商业管理制度强行推广于巴蜀。秦政府又把秦币“半两”钱、秦度量衡器制度等，推广于巴蜀，利于加强商业管理，也极大地促进了商业发展。始皇统一六国前，巴蜀对外的商品交流地区主要限于秦占领区。秦在六国实行“上农除末”的抑商政策，打击、迁徙富商大贾。当时虽采取了一些抑商措施，私营商业仍发展很快。

秦占领巴蜀后，即把秦本土商业管理制度强行推广于巴蜀。公元前311年，秦筑成都城时，便在城中开辟了专门的商品交易市场，在市场上又按不同的商品种类，设立若干“列肆”，除设立“亭”吏管理市场外，还对盐、铁两种特殊商品设置专吏，单独管理。秦政府又把秦币“半两”钱、秦度量衡器制度等，推广于巴蜀，利于加强商业管理，也极大地促进了商业发展。近年，在成都、阿坝等地这一时期的遗址、墓葬出土的陶器上多次发现的“成亭”印文，便是成都亭吏在陶坯上盖的印戳。目前对秦亭制度多有误解，需略作讨论。从时代上看，无论怎样理解“亭”，在县以下设亭，主要是秦制（中原个别国家也有此制），目前还无任何资料能说明巴蜀王国时期也设置过亭。巴蜀王国也不可能使用中原文字做官印。巴蜀亭制的执行时间，当在秦统治的百余年间。从性质看，秦统治时期尚未把治安管理与市场管理分开。“亭”有管理市场的职能，对私营作坊的产品有检查监督权。为减少损失，对有些产品如陶、漆器，还在生产过程中便到作坊去检查，合格者则盖上印戳。“亭”不是生产机构，亭吏也不负责检查官营作坊的产品^[69]。秦入巴蜀后，即实行秦的“市籍”管理制度：限制农民弃农经商，对商贩“户籍”实行专门的管理。在市场上出售的商品，凡价值在一个钱以上的，必须明码标价。

pagenumber_ebook=362,pagenumber_book=337

图8－52　集市画像砖

秦统治期间，商业大发展。农业方面，秦本土实行的粮食专买政策并未在巴蜀执行，土著民族和外来移民通过市场卖出大量余粮，换回自己需要的铁农具、食盐等。川西高原民族则把大量马、牛、羊、皮革制品，甚至他们彼此械斗征战掠获的奴婢等，销售到内地，西蜀内地以铜、铁兵器、工具及盐、漆器、锦帛等换取上述物品和奴婢，除少数供本地使用外，又将大部分转售关中等地。在秦统治期间，西蜀是当时西部地区最大的奴婢集散市场。其奴婢来源就是周边的少数民族。在秦统治期间，巴蜀土著的商品意识迅速发展，一些过去主要供自用的物品或一般用于馈赠的物品，现在开始变为商品，如水果、渔猎物品、家禽等。一些边远民族地区，过去一直以物易物，或长期使用一般等价物，现在货币意识迅速发展。如在川西高原汶山的这一时期的石棺墓中，往往并见滇西贝币、内地的“半两”及“桥形币”，表明是同时使用多种货币^[70]。

pagenumber_ebook=363,pagenumber_book=338

图8－53　巴县出土船棺中的桥形币

秦汉时期，西蜀的外贸主要输出四大类产品：蜀锦、漆器、茶和铁器。前三类多系国际贸易，铁器则主要输出到西南民族地区。它们都促进了天府之国的迅速发展形成，并为世所公认。西蜀的蚕丝、蜀布、蜀锦、邛竹杖等，通过“南方丝绸之路”远销东南亚、南亚诸国。蜀郡生产的铁器，销售到汶山、笮、越嶲、滇、夜郎等民族地区。蜀郡生产的枸酱，也通过夜郎地区，销售到南越地区。蜀姜行销关中。始皇统一六国前，巴蜀对外的商品交流地区主要限于秦占领区。这时期，各种物品通过各种途径，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关中、汉中、上郡、南郡及“西南夷”的许多边地。秦统一六国后，政府在全国范围内通关塞、修驰道、统一货币和度量衡等，巴蜀商品也就输送到全国各地。

秦在六国实行“上农除末”的抑商政策，打击、迁徙富商大贾。《史记·货殖列传》说：“巴寡妇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数世，家亦不訾。清寡妇，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人不敢犯，始皇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秦始皇甚至亲自下令为女实业家兼商人巴寡妇清筑台以表彰。可见秦在巴蜀的商业政策不同于外地，对商人、实业家等，给予了必要的支持，鼓励巴蜀的富商大贾们将商品运销西南各地。这些都有力地推动了巴蜀商业的发展。

秦末汉初，全国战乱，巴蜀独安，保证了工商业稳定、持续地发展。汉初外地物价腾涨，不法奸商乘国乱之机牟取暴利，米至每石卖一万钱，马一匹卖一百金，但巴蜀物价相当便宜、稳定，大量商品外流，对全国经济形势起了稳定作用。西汉初期，废除了秦代政府独家官营铸钱及盐铁的一些管理政策。当时虽采取了一些抑商措施，私营商业仍发展很快。

迄至西汉早期，巴蜀经济区已初步形成，成都则跃居全国的六大都市之一。巴蜀的丝织品、漆器、铜、铁器等，流通到全国各地。目前在长沙马王堆、江陵凤凰山等地的汉代早期墓葬中，都发现了巴蜀生产的丝织品及漆器。这一时期，巴蜀内地生产的各种铁器，往往通过民间途径，流通到“徼外”西南夷地区。

pagenumber_ebook=364,pagenumber_book=339

图8－54　新都出土集市画像砖

西汉初期，将治安管理机构与市场管理机构分开，从“亭”中分化出专门的“市”。在这一时期的漆器上，或见有“成市”“成市草”等铭文，系成都市吏检查了私营作坊产品后留下的。

这一时期，政府还从政治上限制商人，实行专门的“市籍”制度，规定“贾人不得衣丝乘车”，不得带兵器，不得仕宦为吏，并“重租税以困辱之”。这一时期，每个城镇都划出单独的市场区域，一般筑有围墙，建有市门、市楼，每天按时开关市门。如当时成都的“市”，便主要设在城外南郊“二江”之间的河滩地上，两头以桥为门，两边以河为墙，便于管理。

西汉中晚期，随着西南夷地区的全面开发，西蜀经济在整个西南地区居于事实上的领导地位，巴蜀经济区已形成。《史记·货殖列传》形容当时的市场情况说：“通邑大都，酤一岁千酿，醯酱千瓨，浆千甔，屠牛羊彘千皮，贩谷粜千钟，薪稿千车，船长千丈，木千章、竹竿万个，其轺车百乘、牛车千两，木器髹者千枚，铜器千钧，素木铁器若卮茜千石，马蹄瞰千，牛千足，羊彘千双，僮手指千，筋角丹沙千斤，其帛絮细布千钧，文采千匹，榻布皮摹千石，漆千斗，蘖、曲、盐、豉千答，鲐鮆千斤，鲰千石，鲍千钧，枣粟千石者三之，狐貂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佗果菜千锤”等，真可谓无所不有。

扬雄《蜀都赋》说成都市是“东西鳞集，南北并凑，驰逐相逢，周流往来”，“万物更凑，四时迭代。”有“江东鲐鲍，陇西牛羊，耀米肥䐗……”左思《蜀都赋》说成都：“水陆所凑，兼六合而交会焉”。“市廛所会多万商之渊，列隧百重，罗肆巨千，贿货山积，纤丽星繁。”与秦及西汉早期相比，这时的奢侈品明显增多。巴蜀市场上的丝织品、金银漆器、金银漆饰车具、奴僮等成为全国的抢手货。当时一件镶金银漆耳杯（即扣器）价格，相当于10～20个同样大小的铜耳杯的价格。时谚“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当时市场上商品交换的正常利润为20%左右，长途贩运则可远远突破此限。一个拥有“僮手指千”，即100名奴僮的商人（在当时并非最大的商人），其收入与封君“千户侯”、“千乘之家”相等，时称“素封”，即其经济收入、生活相当于一个没有官爵的封君。迄至西汉中期，西蜀在秦统治的基础上，又发展成当时全国最大的畜奴区、最大的奴僮买卖市场。西南边疆各族各部相互掠奴，提供了来源。蜀地商人贩奴，利润通常在100%以上，有的甚至高达10余倍。故司马迁、班固皆把贩卖奴僮作为巴蜀因此“殷富”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于秦汉长期实行抑商政策，当时一般视经商为贱业。卓氏自己经营铸铁，但当女儿与司马相如开酒肆时，却甚感羞耻，以至杜门不出。当时官吏、文人、士大夫等一般都将必要的购销活动交与奴僮。如《僮约》要求奴僮为主人酤酒、买席、求脂泽、买茶等，另外还要替主人卖物品，“为府掾求出入”，“贩于小市”、“牵犬贩鹅”，“多作刀矛，持入益州，货易牛羊”等。

西汉元帝（前48～前33）以降，旧有的商业管理制度和抑商政策渐被突破，涌现出一批富商大贾。在成帝至哀帝间（前22～前2），在巴蜀地区甚至产生了像罗裒那样“赀至巨万”的豪商。罗氏原有本钱数十百万，到京师为平陵石氏“持钱”（放债），往来于京师与巴蜀之间，又以巨资“赂遗”曲阳侯王根（成帝时的大司马大将军，王莽为其侄）和定陵侯淳于长，依仗其权力，一方面“赊贷于郡国，人莫敢负”，一方面又在西蜀“擅盐井之利”，年余时间“所得自倍”^[71]。一般富商则买田宅，蓄奴婢，加重了社会危机。

王莽改革时，商业管理是一个重点。其中之一是于始建国二年（10）二月公布实行“五均赊贷法”。其法是：改称长安东市为京市，西市为畿市，洛阳为中市，邯郸为北市，临甾为东市，宛为南市，成都为西市，在这几个大都市设立五均司市师，其属下各置交易丞五人、钱府丞五人，其职责是在每季度的中月，分别根据各种商品的上、中、下三等质量，定出三等标准价格，称为“市平”，若市面物价高于“市平”，官府就把库存货物按“市平”价出售，以降低市场价格，市场价格低于“市平”，就任其自由出售。“市平”价只管三个月，三个月后又据新的情况再行议定。赊贷就是官办信贷。赊指借钱给确有困难的城市居民办理丧葬等急事，数目较小，不能用于生产消费，无利息，一般要在三个月内归还。贷指借钱给工商业者经营产业，有利息，收法是先收纯利的十分之一，再收3%的月息。过期不还钱者，就罚做罪徒。当时还开始征收商贾及工业者的所得税，称“贡”，亦收十分之一，由工商自报。报不实者，没收财产，罚劳役一年。此后，王莽还曾实行盐、铁、酒专卖，官府铸钱，加五均赊贷合称“六筦（管）”。为了执行商业改制，当时还任用了一大批商人来管商业。他们趁机谋利，鱼肉百姓，加之当时频繁的币制改革，国民经济系统很快崩溃。公孙述称帝后，在商业管理方面即废除莽制，恢复西汉旧制。

东汉王朝建立后，即在巴蜀恢复西汉时的商业管理制度。但由于豪族经济的逐步发展，对商业管理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它表现在：为满足豪族地主等的消费需要，市场上不再禁止销售奢侈品，奢侈品越来越多，质量也越来越精；为适应豪族地主兼并土地等方面的需要，允许农民弃农经商，舍本逐末，在实际上取消了过去的“市籍”管理制度。这也为官宦家属、奴婢经商提供了方便。当时官吏豪族普遍利用政策和管理之权，为家属、奴婢经商提供方便，乃至出现了一些巨富。如广汉雒人折象家，便“有资财二亿，家僮八百人”^[72]。

蜀汉政府从建立之初，便较重视商业发展及其管理。与以往巴蜀地方政府不同，蜀汉统治者一般都站在国家领导的高度，考虑、制订、运用整个商业管理体系，并充分利用该体系为割据政治、为统一大业服务。史载刘备入成都后，一度军用不足，除铸“值百五铢”外，还“平诸物价，令吏为官市”，短期内便使“府库充实”。蜀汉实行盐铁专卖。早在刘备称帝之前，便设置有司监校尉，其职责是“较盐铁之利”，结果是“利入甚多，有裨国用”；称帝后，又设“盐府”，主管全国的盐铁专卖，又设“司金中郎将”，主管各种金属的采掘和冶炼^[73]。

诸葛亮执政时，曾采取了一些限酒、禁酒措施，但民间仍能酿酒、卖酒、喝酒。蜀汉时期，在统治势力所及地区，北起甘肃、汉中，南达云、贵，西起汶山，东止三峡，商业购销，自成体系。故庞统认为当时巴蜀“所出必具，宝货无求于外”。左思《蜀都赋》描写当时成都“市廛所会，万商之渊，列隧百重，罗肆巨千，贿货山积，纤丽星繁”。其规模之大、门类之杂、品种之多，超过当时魏都、吴都。

蜀汉时期，外贸较发达。政府组织作坊大量生产漆器、蜀锦等高级商品，同时还从民间大量收购这些奢侈品，主要用于外贸等。如近年在东吴墓中发现的大批蜀汉漆器。但漆器在当年蜀汉的外贸商品中并不占大头。据文献记载，当时的外贸商品主要有锦、马、茶。《丹阳记》说“江东历代尚未有锦，而成都独称妙”，反映出当时蜀锦垄断了东吴市场。曹操曾亲自派人到蜀中买锦，这些物品还通过馈赠等外交手段，大量流出。如建兴元年（223），蜀吴重修旧好，蜀使赴吴，一次便“致马二百匹，锦千端及方物”^[74]。当时与周边地区的民族贸易也较活跃。如南中的“耕牛、战马、金银、犀革”等通过互市，大量流入巴蜀。永昌郡的橦花布（即木棉布），系成都市场上的时髦品。蜀商还通过永昌等地与东南亚、南亚诸国进行长途贸易。《魏略·西戎传》说蜀贾似至天竺（今印度）东南的盘越国。蜀丝、锦等大量流入大秦。大秦的琥珀、珊瑚等又大量流入西蜀。

秦汉商业发展对巴蜀影响及成果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