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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古桥文化发展历史及李冰七桥

【摘要】:秦至蜀汉时期,铁工具广泛应用,对改造巴蜀道路起了重要作用。李冰建都江堰后,刺激、带动了成都平原桥梁文化的大发展。长老所传“李冰造七桥”,包括新建部分桥梁及改造部分旧桥梁。在李冰建桥后,成都城外“二江”上共有七桥。可见扬雄时七桥仍名“星桥”。《水经·江水注》又分夷里桥为夷桥、笮桥二桥,“七桥”成为八桥,或是误抄,或是南北朝时流江上又新架了一桥。在“二江”上架桥,皆非易事。

秦至蜀汉时期,铁工具广泛应用,对改造巴蜀道路起了重要作用。过去城邑中的桥梁,主要是竹索编的“笮桥”,桥上不宜通行车辆,城邑中也主要以马、马车、舟船、竹筏为运载工具。铁工具普及后,木桥逐渐取代了笮桥。

李冰在“穿”成都“二江”的同时,便在“二江”上修建“七星桥”。以后历代治水者皆仿李冰,在建堰开渠的同时修桥。李冰建都江堰后,刺激、带动了成都平原桥梁文化的大发展。过去普遍存在的只能供人、畜行走的竹索笮桥、索桥,秦汉时期被代之为可通马车的木板桥或石桥。

在岷江流域,在都江堰灌区,桥梁类型受地理条件和所处时代建筑水平的双重限制。岷江主流及其支流的宽度、流量、流速,差别颇大,呈现两大类不同的桥梁:离堆以北,江面宽阔,水流湍急,水位变化又大,修木桥或石桥,基础易被淘空,洪水很容易将其冲毁,故皆架竹索桥,如白沙索桥与安澜索桥。索桥的桥下支柱稀疏,对河水阻力较小,相对安全。不利之处是使用时间甚短,在使用竹索的时代每年必岁修,使用铁索后每过几年仍要大修。离堆以南,内江溪系,水流虽急,但河面狭窄,故多修木桥或石桥。

岷江外江,河道宽阔,枯水期与洪水期水流差别甚大,在秦汉那种条件下难以架桥,居民多于两岸系索牵船,以为津渡。

“二江”绕成都西、南行,隔开了成都市区与西、南方向的交通。修桥通路是“穿二江”后的必然步骤。《华阳国志·蜀志》说:长老传言:李冰造七桥,上应七星。李冰之前,成都西、南边已有江水存在。有江,就一定有桥,“七桥”并非全属新造。长老所传“李冰造七桥”,包括新建部分桥梁及改造部分旧桥梁。在李冰建桥后,成都城外“二江”上共有七桥。“七桥”名称多异,古籍记载不一,现择较早古籍所载,列简表如下:

表8-2 李冰建成都“七星桥”名称异同表

续表

上表所列名称,以《古文苑·蜀都赋》注引《益州记》为最古,可能是(或最接近)李冰时的桥名。扬雄《蜀记》说:“星桥上应七星也,李冰所造”[65]。可见扬雄时七桥仍名“星桥”。《华阳国志·蜀志》所列,或为两晋之名。万里桥,始名于诸葛亮之时。市桥,其名始于汉代在成都城外南两江间置市以后。

《水经·江水注》以“升仙桥”为“七桥”之一,误。升仙桥在成都城外北,不在“二江”之上,不能入“七桥”之列。另外,它也不能与“二江”诸桥曲连成“七星”之形,且秦时成都城外北无江,无需架桥。该人工渠的开凿,当在汉初(司马相如之前),升仙桥也当为汉初所建。《水经·江水注》又分夷里桥为夷桥、笮桥二桥,“七桥”成为八桥,或是误抄,或是南北朝时流江上又新架了一桥。《元和郡县志》踵《水经·江水注》之说,以升仙桥为“七桥”之一,亦误。《太平寰宇记》又多出一竺桥,或便是《水经·江水注》的笮桥。南宋祝穆《方舆胜览》卷51所引《益州记》,多误。其曰:七星桥,“一、长星桥,今名万里;二、员星桥,今名安乐;三、玑星桥,今名建昌;四、夷星桥,今名笮桥;五、尾星桥,今名禅尼;六、冲星桥,今名永平;七、曲星桥,今名升仙”。文中凡“今名”者,是祝穆的解释[66]。《后汉书·公孙述传》注引李膺《益州记》说“冲星桥,旧市桥”。李膺绝不会在同书中又说冲星桥为永平桥,又升仙桥不在“七桥”之列,乃为常识。李膺为南朝蜀人,长于地方掌故典籍,不会不悉。

七桥的位置,都在成都城的西边和南边。值得注意的是,这批桥梁的位置多为后世沿承,时至清代民国,仍变化不大,反映了交通的传承关系。

冲星桥(冲治桥):《华阳国志·蜀志》说直西门郫江中冲治桥,架在正西门外的郫江之上,约在今奎星楼城墙外桥附近。

玑星桥(市桥):《华阳国志·蜀志》说西南石牛门曰市桥,下有石牛潜渊中,李膺《益州记》说汉旧州市在桥南,在今成都县西南四里。《太平寰宇记》说市桥在州西四里,《蜀中名胜记》卷1把市桥与石犀寺(石牛寺)放在同一方向,架于郫江之上,值今西胜街西口与西较场正门之间,大体在四五十年前的金花桥附近,为由成都少城出城南行的干道所经。石犀溪北口,在桥南附近分郫江之水。

员星桥(江桥):常璩《华阳国志·蜀志》说“城南曰江桥”,又《华阳国志·公孙述刘二牧志》有“军其江桥,及其少城”,指驻军由江桥而达少城。《水经·江水注》说江桥在大城南门。又《大同志》载晋太康末,蜀中童谣有“江桥头,阙下市”,“江桥头,关下市,成都北门十八字”,指江桥和市桥之间将出现乱子,《太平寰宇记》卷72说南江桥在城南25步,架于郫江之上。可见江桥之名,从李冰时期,一直延续到唐宋。故桥址在今文庙前街靠近南大街一带,为由成都大城出城南行的干道所经。

长星桥:即万里桥。李冰创建后,三国时诸葛亮又赋予它新的历史文化内涵,是都江堰水系中最为著名的历史文化名桥之一。《华阳国志·蜀志》说城南曰江桥,南渡流曰万里桥。《水经·江水注》说江桥曰万里桥。《元和郡县志》卷31说:万里桥,架大江水,在县南八里,蜀使费祎聘吴,诸葛亮祖之,祎叹曰“万里之路,始于此桥”,因以为名。唐陆肱有《万里桥赋》,宋刘光祖有《万里桥记》。康熙《成都府志·山川》:“万里桥(清顺治三年)兵火颓圮。本朝康熙五年(1666),巡抚张德地、布政司郎廷相、按察司李翀等府县官捐俸重修,仍覆以屋,题其额‘武侯饯费祎处’,知府冀应熊大书‘万里桥’三字勒石”,架在流江(检江)之上,桥址约当今老南门大桥,为由大城南出的干道所经。

夷星桥(夷里桥、笮桥):《华阳国志·蜀志》说万里桥西上曰夷里桥,亦曰笮桥,架于流江之上。从地理条件看,此地可以架木桥或石桥,但李冰时是将架桥任务分派给当地夷人,让其自建,并本着尊重民族文化的观点,同意他们建一座具有民族风格的索桥。此桥一直为后世所承。

尾星桥(长升桥):《华阳国志·蜀志》说从冲治桥西折曰长升桥,架于郫江之上。位置约在今王建墓东北半里许,北靠北巷子、西大街交叉口,为由少城西北出城的路线所经。

曲星桥(永平桥):《华阳国志·蜀志》说郫江上西有永平桥。位置在今通锦桥附近,为由少城西北出城的干道所经。

李冰所建诸桥,在当时都是较大的工程。检江(流江),古人多视为“大江”正流。郫江,《马可·波罗行纪》说“江宽半哩”。在“二江”上架桥,皆非易事。从桥名看,当时李冰动员了成都城内的秦移民和土著民族一起架桥。笮桥(夷里桥)当由蜀人以土法建成。笮桥又叫绳桥,《元和郡县志》卷32说笮桥“以竹篾为索”,又说绳桥“篾作四条,以葛藤纬络,布板其上,虽从风摇动,而牢固有余,夷人驱牛马去来无惧”。这种桥在古代川西、滇西分布极广,极有特色,人们甚至称这些桥梁的主人为“笮人”。其他六桥,皆为木桥,主要由移民修建。“七桥”何以名“星桥”?把七桥相连,其形略似北斗七星(天枢、天璇、天玑、天权、玉衡、开阳、摇光[瑶光])之形,用线条把城南四桥即玑星桥、夷星桥、员星桥、长星桥相连,得一不规则长方形,似北斗星座之斗杓,连接曲星桥、尾星桥、冲星桥,似北斗星座之斗柄。李冰时所建七桥,全在成都城的西、南面。为什么呢?最简单的答案是:当时成都城的北面、东面没有河流,用不着建桥。但当时成都的西、南面虽有河流,如果仅是为一般性地沟通交通,建两三座桥便可,也用不着一下子便建这么多桥。原来,当时成都城分为少城和大(太)城。少城在西,大城在东。从目前掌握的资料看,少城是当时的政治、经济中心。《华阳国志·蜀志》说:成都县本治赤里街,张若徙置少城内,营广府舍,置盐、铁市官并长丞,修整里闾,市张列肆,与咸阳同制。又成都少城及其西门外,现成都市的青羊小区、抚琴小区,乃是从商周至战国中期蜀人分布较多的地区之一。近几年来,先后在这里发现了大量新石器时代晚期至战国时期的重要文物。据笔者所见,有新石器时代晚期至春秋、战国时期的遗址(如方池街、君平街、青羊宫、十二桥及抚琴小区等)、墓葬(上百座),出土文物有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陶器、商周时代的青铜器(抚琴小区)、商周至战国时期的各式巴蜀兵器(上述诸地皆有)、卜骨、船棺、干栏式房屋建筑等。最近在城外的抚琴小区还发现了很密集的秦汉时期的陶、木水井,表明那里不仅是一墓葬区,也是村庄、作坊所在,也说明少城西门外,在张若建成都城后,仍是一人口集中区。城外居住区与城内的联系,只有通过七桥来完成。另外,成都出西门,与湔氐道之间的联系,出南门与临邛、南安、武阳、严道等,进而与滇、黔等地的联系,都要通过七桥。

图8-45 成都出土东汉车马过桥画像砖

武帝时扩建成都城,仍把修桥改路摆在重要地位。在成都出土的东汉画像砖上,有马车和骑马随从在木桥上奔驰的画面。随着马车的使用和普及,对道路又提出了新的要求,一些较宽阔平坦的道路取代了过去那种狭窄而凹凸不平的小道。秦至蜀汉,巴蜀地区几乎将所有的交通干道进行了改造,多数可以通大车。新的道路对路旁建筑、树木等又提出了新的要求。又如过去巴蜀地区流行的舟船,主要是独木船和小木船(受铜工具不宜广泛用于改料的限制),随着铁锯等铁工具的广泛使用,出现了大木船,这就对城邑中河面的宽度、码头规模等提出了新的要求。秦汉时期,巴蜀地区几乎改造了所有江河道上的船码头。这些工程主要由政府出资,或由政府组织完成。这一时期,涌现了许多著名的船码头(当时称津),并以此为依托,建立起了一大批新的城邑名镇。铁工具的推广使用,还为发展传统交通建筑带来了生机。如“栈道”是一种带有巴蜀地方色彩的交通建筑。但在青铜时代,它只在极少数路段偶尔使用,且其承重能力较低。铁工具推广后、铁锤铁凿为高速度地打凿大批栈孔创造了条件,铁锯铁斧铁刀铁凿则为伐料、改料、砍料、打榫卯等提供了方便。于是,“栈道”在巴山蜀水高崖悬壁中一度获得空前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