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理论教育秦汉三国时期巴蜀陶瓷发现:灰陶、夹砂红陶、黄褐色陶、黑陶等

秦汉三国时期巴蜀陶瓷发现:灰陶、夹砂红陶、黄褐色陶、黑陶等

【摘要】:秦统治期间,巴蜀内地陶器器皿以泥质灰陶为主,也有少量夹砂红陶、黄褐色陶、黑陶等。这一时期,在一些较重要的官营作坊、官府内,已开始使用陶井圈,近年在成都等地亦陆续有发现。近40年,在成都城西部、南部及其近郊,发现了大量实用陶井圈,约有数百口井。图8-39成都出土蜀汉吹箫、听琴俑东汉时期,巴蜀地区还普遍使用陶棺。

巴蜀陶器生产历史悠久,在秦至蜀汉时期可分为两大段:秦至西汉为前段,稳步发展,在制造与使用上虽有一些新的因素,但总的看来没突破旧框架东汉与蜀汉为后段,大量吸收新技术,应用领域、器物种类、装饰艺术等,都有较大发展,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

秦统治期间,巴蜀内地陶器器皿以泥质灰陶为主,也有少量夹砂红陶、黄褐色陶、黑陶等。主要是轮制,少数模型为捏制。小口大肚容器,口部轮制,器身模制,器内壁有用陶杵和手指捺压的痕迹,故器壁厚薄不匀。常见的陶器有釜、尖底盏、豆、壶、蚕茧壶、鼎、蒜头壶、罐、双耳罐、钵、盒、盆等。一些陶器的陶土经过精细的淘洗,质细密坚实。一些陶器,如茧形壶,表面还进行了磨光处理。外来移民的墓葬随葬陶器,或有“鼎、豆、壶”、“鼎、盒、壶”的组合形式。这一时期巴蜀内地陶器生产的特征是:除少数移民聚居区外,在多数地区,传统的地方特征仍居主导,关中秦器如蒜头壶、蚕茧壶等逐步增多。陶器上或见有“亭”、“成亭”等印文,当系市府机构监制、私营作坊生产的产品。

图8-33 青川秦墓出土陶器

1.Ⅰ式陶鼎 2.Ⅱ式陶鼎 3.Ⅲ式陶鼎 4.Ⅰ式陶壶 5.Ⅱ式陶壶 6.Ⅲ式陶壶 7.Ⅳ式陶壶
 8.Ⅴ式陶壶 Ⅵ式陶壶 10.蒜头壶 11.Ⅰ式陶罐 12.Ⅰ式陶罐 13.Ⅰ式陶罐 14.Ⅱ式陶罐 15.Ⅱ式陶罐 16.Ⅱ式陶罐 17.Ⅲ式陶罐 18.Ⅲ式陶罐 19.双耳罐 20.双耳罐 21.Ⅰ式陶釜 
22.Ⅱ式陶釜 23.陶钵 24.Ⅰ式陶盒 25.Ⅱ式陶盒 26.Ⅰ式陶盒 27.黄褐色陶盆 
28.灰陶盆

西汉巴蜀内地陶器以生活用具为主,也有少数是专门用于殉葬的模型。陶质主要是泥质陶,也有夹沙陶。陶色主要是灰陶,次为褐陶。少数灰陶外上一层黑色陶衣。

图8-34 成都汉墓出土西汉陶罐

生活用具有罐、釜、三足釜、扁壶、钵、盆、鼎、钟、瓮、蒜头壶、钫、豆、盂、鉴、博山炉等,共同特征是火候较高,除少数保留“巴蜀文化”风格的釜外,主要是平底器。西汉的陶质建筑构件有砖、瓦、井圈、下水管、陶钉等。当时官府及部分官吏富豪的居宅已采用砖墙体,砖铺地。当时的建筑用瓦及瓦当,在四川各地时有发现。瓦当常见纹饰为卷云纹、云纹、连球纹等。

这一时期,在一些较重要的官营作坊、官府内,已开始使用陶井圈,近年在成都等地亦陆续有发现。西汉用于殉葬的陶模型,主要有仓、灶、井,亦以灰陶为主,火候较高。仓上或写有文字,如“万石”、“谷”等。这一时期巴蜀内地陶器生产的时代特征是:地方特征逐步消失,以中原、关中为代表的全国统一特征日益加强,并从西汉中期开始占居主导地位。如上述生活用具,除陶釜的地方特征稍浓外,其他基本上为中原地区常见器皿。陶建筑构件和殉葬模型,更与中原文化系统一致。这些与巴蜀地区的整个政治、经济、文化体系的变化是同步的。

东汉至蜀汉时期,是巴蜀内地制陶业大发展的时代。这一时期,陶器又出现了许多新的器型和种类,釉陶和青瓷迅速发展,砖瓦业以空前的速度发展并普及。可粗分为四大类,即生活用具、建筑构件、各种模型、各种俑。生活用具包括罐、钵、碗、灯台、耳杯、壶、瓮、钟、甑、奁、勺、鼎、鉴、盂、盘等。盆地内以平底器占绝大多数,除个别有双系外,绝大多数无耳系。这一时期,器物体积普遍增大,造型渐趋繁缛,陶质也较前期坚硬,火候增高。建筑构件主要指砖、瓦、井圈等。这一时期,城镇居住人口和农村豪族地主普遍改用砖瓦结构建筑,并在砖上施以各种纹饰。此期的瓦当,在省内各地皆有发现,品种多达上百个。这一时期还普及了砖墓,有的墓砖上有纪年文字等。一般家庭都有家庭墓葬。一般砖墓用砖动辄上万匹,较大的需数万匹或更多。在流行崖墓的地区,也往往采用砖棺等。这一时期甚为流行砖阙。当时砖品种繁多,较重要的有花边砖和画像砖。东汉砖根据建筑的需要,有榫卯、楔形、弧形、三角、长、正方、长条等形制。

图8-36 遂宁出土东汉陶楼

值得一提的是,东汉时期巴蜀地区已出现了泥土夯筑,外部包砖的城墙。如近年在广汉城关发现的“雒城墙砖”。估计当时的成都、江州等城也使用了墙砖。

东汉时期,一些城镇已推广使用了陶井。近40年,在成都城西部、南部及其近郊,发现了大量实用陶井圈,约有数百口井。其分布密集(如在青羊小区修建一幢居民住宅时,往往可发现2~5口井)。另在重庆、宜宾、郫县、南充等地也发现了大量陶井圈。陶井圈直径一般在80~10厘米之间,厚3~5厘米,高40~70厘米不等。一口井一般3~5圈,有单层,双层,有的为木井圈内套陶井圈。陶井附近的下水道,也普遍用砖砌或专门烧制陶管。

图8-37 成都出土东汉说唱俑1

图8-38 成都出土东汉说唱俑2

东汉时期的各种陶器模型,为这一时期的代表作。主要是作为随葬的明器,在各种墓葬中多有出土。其种类大幅度增加。如楼房模型,大、中型墓葬中常见出土。有2~4层楼者,房中往往有人物、家具,生动地再现了当时的生活情景。房屋模型,平房,或有围墙。仓房模型,有椭圆形、筒形、长方形、方形等,一般配有仓眼、楼梯、守仓人员、运粮工具等。井房模型,井架上的房子,井架上设梁,上悬辘轳。水田模型有各种形状,一般可分为田、沟、池、路等部分,田中或有庄稼、农人,池中或有鱼鳖。水塘模型,一般有引水渠、水门,塘内有鱼、莲花荷叶等。灶模型,一般配有烟囱、锅。俎模型,一般配有圆盆、肉、鱼、鹅等。另还有案模型、船模型、马车模型、独轮车模型,各种乐器如琴模型、鼓模型等。这一时期的各种陶俑,艺术性很强。说唱俑,为东汉中、晚期至三国时期,蜀地陶俑的代表作品之一,各地出土甚多,造型不同,再现了评书艺人的前生、蜀地说唱艺人的生动形象。

图8-39 成都出土蜀汉吹箫、听琴俑

东汉时期,巴蜀地区还普遍使用陶棺。《华阳国志·蜀志》说蜀人工商“以富相尚”,“送葬必高坟瓦椁”,瓦椁即陶棺。在成都天回山、新都、金堂等地的崖墓中曾出土陶棺多副,大小不一,一般长1.9米、高0.75米、宽0.48米、厚0.05米,灰褐色,用精洗后的细泥制成,火候较高,手拍能发出清亮之声[49]。正因其制作精细,烧造难度较大,售价较高,在当时曾是一种时髦奢侈用品。

蜀汉时期陶器品类有敞口罐、敛口罐、广口罐、小口罐、双耳罐、四耳罐、甑、釜、壶、盆、钵、耳杯碗、碟、灯、贮钱器、楼房模型、平房模型、神山模型、车模型、船模型、灶模型、井模型、水塘模型、畜圈等;陶俑有猪俑、狗俑、鸡俑、鸭俑、鳄鱼俑、马俑;人俑有西王母俑、舞俑、乐俑、吹箫俑、听琴俑、杂耍俑、侍从俑、武士俑等。蜀汉陶器以泥质为多,有灰、红、釉三类,另有少量夹砂陶,制法以模制为主,轮制和捏制次之,或一器并用两法。模制又可分单模、合模等。

釉陶指在陶器上施一层釉,用低温烧成;釉的含铅量很高,可加入一定比例的金属物质,烧成后釉呈五颜六色。陶器施釉后外表美观、光滑,好看又便于拭洗。关于釉陶的起源,过去流行由罗马领地东地中海沿岸传入中国说,似有疑问。目前我国在西安、青岛等地已发现西汉中期的釉陶器;而施釉技术在商代前期已经出现。东汉中、晚期,巴蜀地区已出现了大批烧造工艺很成熟的釉陶器。1975年在理县砖墓中,发现一件釉陶釜和釉陶甑,皆红胎绿釉;1980年在遂宁笔架山发掘的东汉中晚期崖墓中,发现多件陶罐、陶釜,通体施酱色釉,有的釉内有绿色斑点,陶钵、耳杯施绿釉,陶奁施酱釉,鸟座施绿釉等;1980年在涪陵发掘的东汉晚期墓中,也发现施黄绿釉的陶钵和陶罐;1982年在涪陵东汉晚期崖墓中,出土施青釉的陶女俑和马俑;1985年在忠县火电厂崖墓中,发现一件施黄褐色釉陶的博山炉,十分精美;1989年初,在双流中和场应龙村东汉中晚期崖墓中,出土一件施黄色釉陶的羊形摇钱树座[50]。四川汉代釉陶器的胎体系一般陶器,以泥质灰陶为多。把陶坯晾干后施釉,一次烧成。当时陶釉主要有酱色、青色、绿色三大类。据测定,当时绿釉的化学成分为:氧化铅46.8%,氧化硅33.38%,二氧化二铝6.20%,三氧化二铁2.31%,氧化铜1.26%。

我国早在商代前期已出现了原始青瓷,春秋战国时已多见早期青瓷,东汉已普遍见有青瓷器。四川出现瓷器的上限,过去据文献记载,一般认为在唐宋时期,但从考古资料看,至迟在东汉晚期已普遍使用青瓷器了。1973年,在大邑五龙一座有“建安元年六月造作”砖铭的墓中,发现两件青瓷罐(其中一件为六系罐);1980年在涪陵三堆子发掘的东汉晚期墓中,发现双系青瓷罐和青瓷碗数件;1982年在涪陵黄溪东汉晚期崖墓中,发现8件青瓷罐钵;在成都曾家包画像砖墓中,也曾发现青瓷碗盏、罐等[51]。据对东汉青瓷器的标本分析,其烧成温度已达到了1310±20℃,胎质烧结不吸水,显气孔率为0.60%,吸水率为0.28%,显微结构与近代瓷器近似,胎质白度与透明度亦臻相当水平,皆达到了成熟瓷器的要求。四川青瓷器胎呈浅灰白色,质地细腻坚硬,胎釉贴合无间,釉面玻化无裂纹,都与当时外地青瓷器达到了同步水平,其品类有罐、碗、钵、盏,而在长江中游地区(湖北、湖南、浙江、江西)发现的同期青瓷器只有罐、碗两种。四川汉代青瓷器的特征是,烧造时多用间隔垫只,烧成后在内外壁上留有钉疤,罐耳多为立型,不同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牛鼻型;纹饰多为长方形回型纹,不同于外地的松针几何纹。

四川汉代的釉陶技术和青瓷工艺,对以后有较大影响,至两晋时期仍无明显变化。

今川西北地区,在秦至蜀汉间,陶器业相当发达。如1973年在茂汶城关清理石棺墓46座,出土陶器260件,超过铜、铁器的总和;1984年在理县佳山清理石棺墓15座,出土随葬品369件,其中陶器201件,而铜铁器只有79件[52]。这些反映出陶器在该地区人民生活中的重要位置。这一时期,岷江上游地区陶器基本上是泥质陶,灰陶占绝大多数。当地土壤一般系红土,用红土制陶,火候必须适当控制,陶色才能转灰。该地带陶器轮制为主,仅少数特殊器物用手制。常见器物有圜底罐、双耳罐、单耳罐、高低耳罐、双系罐、鼎、盆、碗、豆、瓮、网坠等。从出土情况看,一般女性墓中随葬陶器,男性墓中随葬兵器。自秦入主巴蜀后,该地带的器物中,铜器与铁器往往具有较多的外地文化因素,但陶器的变化却较小。在大渡河—青衣江流域,这一时期的陶器手制器比例稍大,陶质陶色以泥制红陶、粗砂红褐陶、灰陶为主,另有少量黑陶。该地有三足和四足的双耳罐、以铜泡装饰的陶器,不见于外地,极具地方特色。

在今川西南地区,这一时期的陶器主要有双耳罐、单耳罐、杯、纺轮、带流壶等。总的看来,整个川西高原的陶器,以双耳罐最富特征,数量最多。把它与外地陶器相比,共同特点是双耳特大、颈小、口小、腹大、底大。这些特征与该地带习惯吊烧、吊煮食物有关:耳大,方能承受吊重;腹大底大,受热面积才大;颈、口小,散热慢,在寒冷的高原地区有利于保温。

由秦至蜀汉,巴蜀地区无论是内地还是边地,陶器生产的特征是以私营为主,生产规模小而分散;与铜器,漆器相比,它主要是一种实用器,并主要为广大劳动人民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