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建立后,刘秀等鉴于西汉末年教训,采取了多种措施,努力加强中央集权。新设立的属国,级别为准郡级,与原属郡脱离行政关系,直属州刺史和朝廷领导。为加强最高集权,刘秀还采取各种措施削弱三公权力,扩大尚书台,将尚书台变成皇帝发号施令的执行机构。此前朝廷贵戚阴氏的宾客,在广汉多次犯法,无人敢管。蜀中吏风迅速好转,行贿受贿之风大敛。成都城内,由于楼宇密集,为防火灾,旧制禁止百姓在夜间作业,但仍不时发生火灾。......
2023-09-30
秦汉三国时期,巴蜀地区以蜀布、蜀锦为代表的纺织业,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当时巴蜀的纺织业可分官营和私营两大类。官营纺织机构,在秦汉郡府、蜀汉朝廷中皆有设置,主要生产为朝廷、官府服务的、高级的蜀锦及其服装。私营又有大型作坊和个体之分。私营作坊,以营利为目的,集中了大量匠人,产品较注意质量。目前在外地发现的大量蜀锦产品,多系私营作坊所产。个体生产,主要是为家庭的自身消耗服务,只把剩余的一小部分用于交换。“男耕女织”系当时最普通的劳动方式。时谚说“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这也是巴蜀地区小农经济的写照。“女织”绝不局限于农村,城里也很普遍。下层妇女如此,中上层妇女也时兴自织。当时一名妇女勤劳纺织,则自养有余。史载广汉郡姜诗妻在邻家纺织,除自养外还买“珍羞”之物送婆母[31]。
秦汉三国时期,巴蜀布以麻制品最具代表性,另也有毛织品、橦花织品等。纺织业在巴蜀地区发展并不平衡。巴蜀的织布业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盐铁论·本议篇》拿“蜀郡之布”与“齐阿之缣”相对举,皆全国首屈一指的精品。巴布较粗糙,可以说在秦汉三国时没有明显的发展。
黄润细布,以牡麻丝织成,以精巧细薄见称。扬雄《蜀都赋》赞其为“其布则细都弱折,棉茧成衽,阿丽纤靡,避晏与阴。蜘蛛作丝,不可见风”。俗将整匹布卷在竹筒中保管并出售,清香可鼻。该布价格极昂,“筒中黄润,一端数金”(扬雄),“黄润比筒,籝金所过”(左思),系一种高级奢侈品,主要为夏装所用。张骞在大夏(今阿富汗)所见蜀布,当系黄润。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在西蜀诸产地中,尤以江源县的安汉、上朱邑、下朱邑三乡出好麻。该地所织的黄润细布,甚至可用很细的“羌筒”装盛。
慧布,亦为细布织成,在全国较有名。《说文》:“慧,蜀细布也。”
当时把麻经80根的布称为一稯(棕)。广汉郡生产的一种八稯布,行销于西北边塞。《居延汉简》卷3:“广汉八稯布十九匹八寸大半寸,直四千三百廿。”每匹230余钱。八稯布即是在宽二尺二寸的幅面上有640根麻经,为机织品。从当时文献中还多见七稯布、九稯布、十稯布的资料看,八稯布在当时是一种较粗的麻布。
在巴地,各族人民普遍以手工纺织一种粗麻布,称布”。
布即稯布,同音异写,指其幅面上仅有80根麻经。巴地的一些山区民族除用此做衣料外,还将它用作商品交换,或给政府上税的一般等价物。该布幅窄而粗,在当时显得很特殊,时人又俗称制造、使用该布的板楯人为“
人”。
毛织布主要产于川西高原,内地也进口大量羊毛、牛毛等用于纺织各种布料。《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说,冉、夷人能做旄毡、斑罽、青顿、纰毲、羊羧之属。这些毛织品除当地人自用外,还交换到内地。内地较高档的毡帽、地毯等,多用其原料制成。
秦至蜀汉间,巴蜀南部某些边地已开始用棉花织布,这就是古籍中提到的“橦花”。左思《蜀都赋》说蜀地:“布有橦华,面有桄榔。”《蜀中广记》卷110:汉女输橦布。李周翰曰:“汉女,蜀之美女也。”《汉书》曰:“秦置黔中郡,汉兴令大人输布一疋,小口二丈,是谓布,即今橦花布也。”
秦至蜀汉,巴蜀蚕业极为发达,是与齐鲁齐名的全国两大蚕业基地之一。据《华阳国志》记载,巴蜀内部又以垫江、宕渠、阆中、安汉、充国、宣汉、汉昌、汉安等地的丝织品质量较好。当时官吏百姓普遍“环庐树桑”。左思《蜀都赋》称成都“栋宇相望,桑梓接连”。扬雄父辈居郫县时有田百亩,有宅一区,“世世以农桑为业”。《僮约》要求奴僮在农闲时种植桑树等,“三丈一树,八尺为行,果类相从,纵横相当”。诸葛亮自称在成都的家里“有桑八百株”[32]。总的看来,当时的蚕桑业具有小型、分散的特点,讲究质量,注意单产,处于副业的地位。日常从事蚕桑业工作的主要是妇女和儿童。
秦汉三国时期,巴蜀地区的丝织品大体可分为锦、罗、纱、缟、䌷、绢、绫、绮等类型,总称缯帛。有多层织纹者称锦,厚缯称绨,白缯称纨,文缯称绮。
秦汉时期,蜀锦作为贡品,进贡朝廷,行销全国各地。当时朝廷赏赐百官贵戚,动辄千匹,与外国商品交换或至万匹,《史记》、《汉书》等多有记载,其中很大一部分来自蜀地(估计不会少于四分之一)。近年在长沙马王堆、湖北云梦等地西汉墓葬中出的古锦实物,考古界普遍认为其产地为西蜀。当时蜀锦配色已多至四五色,价格一般为二三千钱一匹,最高级的每匹可超过万钱。至西汉晚期,蜀地“女工之业,覆衣天下”[33],为全国纺织业、织锦业的重要产地。
秦汉三国时期,成都—直是蜀锦的管理中心、生产中心、集散中心。流经成都的“二江”两岸,分布着官营、私营、大小不等的织锦作坊。所谓“伎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贝锦斐成”[34]。织锦工在“二江”中濯洗织锦,色彩鲜明,在其他江河则不行。究其因,当与锦江水源自岷山融雪,当它流到成都地面后,水温仍低于其他河水有关。“濯锦江”实质上含有一个冷处理过程。流经成都的“二江”之一又名锦江。汉代、三国时期把这一区域称为锦官城,这段江也改称锦江了。成都因此又别称“锦城”。
当时,蜀锦配色织图时,已采用了加金丝、银丝技术,在全国织锦业中颇具特色。扬雄《蜀都赋》赞曰:“若挥锦布绣,望芒兮无幅。尔乃其人,自造奇锦。”“发文扬采,转代无穷。”蜀汉时期,政府把织锦业作为换取外汇的重要来源之一。诸葛亮在颁布的教令中曾说:“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惟仰锦耳。”蜀汉赏赐将军多用锦,动辄千匹,调拨军资也多用锦,动辄数十万匹。当时魏、蜀、吴三国关系紧张,但魏国商人、吴国商人仍通过种种渠道购买蜀锦。山谦之《丹阳记》说:历代尚未有锦,而成都独称妙,故三国时魏则市于蜀,吴亦资西蜀,至是始有之。曹操在百战之际,还亲自派人入蜀购锦。相传魏文帝曹丕收藏蜀锦甚丰,一次新得蜀锦后曾叹道:“前后每得蜀锦,殊不相似!”蜀汉垂亡之际,府库中仍有“锦、绮、彩绢各二十万匹”[35]。在成都发现的东汉石刻上,曾发现织布机和织锦机的图像,皆为足踏织机,系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织机。蜀布蜀锦能够闻名天下,与机械的进步也是分不开的。
蜀汉时期,随着对云南、贵州等南中地区的开发,蜀汉政府还组织力量到兄弟民族地区传播织锦技术。相传诸葛亮曾派人教贵州苗民、侗族织锦,贵州苗民世称自己织的锦为“武侯锦”,而侗族则称“诸葛锦”。
这一时期,巴蜀南部的一些民族已能生产一种“阑干细布”的苎麻织品,一些民族则已掌握了“阑干斑布”的蜡染技术。
秦汉三国时期,手工编织在巴蜀地区仍很普遍。一般多以草、毛、皮条、筋等为原料。在考古发掘中,巴蜀各地发现有这一时期的陶纺轮,其中许多是用于编织。当时的编织品主要有:腰带、包、毛裤、毛衣、毛帽、草鞋、草席等。江州(今重庆)出一种水草,名蒲,取其芯编席,称蔺席,甚软和,名闻巴蜀。《僮约》有“绵亭买席”之语,另要求奴僮年老后必须织席。史载广汉杨文妻李正流以织履为业,养活一家三口[36]。
有关四川通史.卷二,秦汉三国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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