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地区冶铜业发展及变迁

2023-09-30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巴蜀地区的冶铜业，在秦至蜀汉间大体可分为两大阶段。这一时期，由于受到新的冶铁业的挑战，加之政府的种种限制，冶铜业在工商业及整个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已大幅度下降。西汉中期，武帝抑商，巴蜀地区的私营冶铜作坊从此一蹶不振，官营作坊成为铜器生产的主体。《华阳国志》载巴、蜀皆出铜，但著名的铜矿和冶铜地却分布不均衡。秦及西汉早期，巴蜀地区最主要的铜矿及冶铜基地，皆在蜀郡严道。

巴蜀地区的冶铜业，在秦至蜀汉间大体可分为两大阶段。秦及西汉早期为第一阶段，以私营产品富有时代特色，极具代表性；这一时期，铜器以兵器较多，揭示出尚武的历史背景。在秦统治巴蜀间，兵工、民用铜器并进，以私人作坊为主，官营作坊（工室）为辅。其产品明显分为两类：

一类具有浓郁的本地土著民族文化风格，即“巴蜀式”铜器，如容器鍪、釜、甑、壶、尖底盏，兵器如“烟荷包式”钺、“柳叶剑”、各种带“巴蜀符号”的矛、乐器如编钟、 pagenumber_ebook=318,pagenumber_book=293 于、钲以及各种“巴蜀符号”印章等，它们主要由私营作坊生产，业主主要是土著民族及其后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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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9　涪陵小田溪出土秦治巴蜀时铜铺首

另一类则主要是中原、关中或楚地产品样式，如容器鼎、匜、盘、钧、盏、盆、盒、壶，兵器如剑、戟、刀、矛、弩机、胄顶，生活用具如镜、灯台、带钩及马具车器等。它们主要是由外来移民生产，多出于官营作坊，亦有一部分出于私人作坊。在秦统治期间新出现的铜器主要是车具、镜、半两钱币以及用于防卫的胄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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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20　成都羊子山172号墓出土铜盉

在秦统治巴蜀期间，传统的“巴蜀符号”系统在外来文化的刺激下发展至顶峰。在现已发现的各种符号中，有许多符号是私营冶铜作坊的标志。它们反映出在这一时期，巴蜀地区的私营冶铜业一度迅速发展，作坊数量空前多，同时还说明当时私营作坊不仅可制造各种铜容器，也可自由地制造各种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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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21　成都羊子山172号墓出土铜弩机

秦统治巴蜀期间，在铸造一些较大型的铜器时，还流行在一些厚壁器物中填泥土，外地少见。如成都羊子山172号墓出土的大鼎，口沿及两耳在翻砂时即用泥土填入。当时有许多器物是二次铸成，然后焊接。如在涪陵小田溪发现的灯台、 pagenumber_ebook=319,pagenumber_book=294 于、编钟等。于的器身，由两块外范、一个内模，合范铸成，盘系先铸，再铸接；虎钮，亦系先铸，再铸接于盘。当时的铜器修补术已广泛使用，如上述成都羊子山172号墓出土的一件大鼎，三个足的下部都曾重新换过，有一足甚至是用铁足补上，鼎上有补疤数处^[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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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22　青川秦墓出土铜带钩

西汉初期，巴蜀地区的兵器生产急剧减少。从种种线索看，当时曾限制外来移民生产和拥有兵器。土著民族虽不受此限，但当时巴蜀内地，土著民族正不断地外徙、不断地被汉化、不断地减少。故汉代早期墓葬中随葬的铜兵器，较以前已大幅度减少。这一时期，交通条件改善、马车推广，各种铜车马器剧增，其次是各种铜生活用品迅速普及，如鉴、釜、钧、壶、洗、盘、碟、尊、勺、锅、耳杯、瓷、熏炉、灯、镜、书刀等。各种具有“巴蜀文化”传统风格的产品，大幅度减少，有的器类甚至基本消失。这一时期，由于受到新的冶铁业的挑战，加之政府的种种限制，冶铜业在工商业及整个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已大幅度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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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23　成都羊子山172号墓出土铜鼎

西汉中期至蜀汉为铜器生产的第二阶段，主要是官营作坊产品。西汉中期，武帝抑商，巴蜀地区的私营冶铜作坊从此一蹶不振，官营作坊成为铜器生产的主体。这种局面经西汉末年、东汉末年的大变乱，迄至蜀汉仍无大的变化。这一时期，以日用器皿为多，揭示出人们追求小康、豪富生活的背景。

从西汉中期开始，巴蜀内地的铜矿资源已感匮乏。这时随着对边地统治的加强，政府有关部门及一些私营实业家便到边地寻找铜矿。大的铜矿基地渐由巴蜀内地转到边地。

西汉中期铜器、铜生产工具继续减少，多被铁器取代。仍用铜冶铸的，主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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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24　青川秦墓出土铜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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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25　成都出土汉代铜釜

（1）具有特殊宗教意义的殉葬品。从西汉中期开始，巴蜀地区常殉葬铜马，在成都青白江、大邑、乐山、重庆、宜宾等地多有出土。大邑一座土坑墓出土铜马两件，长72厘米、高60厘米，扬头竖耳，张口露齿，长尾高翘，四肢矫健，是当时蜀马的形象。出土时，黄砂内模尚在肚内，说明此种铸法是不取内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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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26　西昌发现的西汉晚期铜锤

（2）炊具。铁易锈，两汉炊具仍多用铜，常见的有釜、甑、鼎等。

（3）饮食器或与饮食有关的容器，如杯、勺、纺、锤、洗、壶、瓮等。

（4）对光洁度、反光度、撞击声要求较高的日用杂器，如铜镜、铃、灯、盒、带钩等。

（5）铜量器，如斗、斛、升等。

（6）兵器，如弩机、戈、剑格、剑勒等。

（7）货币。

从秦至蜀汉，由于漆器生产在巴蜀的日益发展，一些过去用铜制造的饮食器、容器又有一部分被漆器取代，如杯、盒、奁等。在涪陵小田溪发现的秦墓中，曾出土一件漆奁，盖为铜铸，透雕双龙凤纹，为独角龙与展翅之凤相互争逐，非常精美。它表现出了漆匠们用高级奢侈漆器取代部分铜器的历程。早期，为了适应贵族的心理，往往在漆器上较多地使用铜件，如盖、足、耳等。入汉以后，高级漆器上的铜部件逐渐减少，常见的只有耳杯箍。

东汉铜器常见生活用具，主要有镜、洗、鉴、盆、盒、灯、釜、盘、印章、带钩、羽觞、簋、钵、博山炉；铜车马器当庐、盖弓帽、铜泡等，成都北郊曾发现多套鎏金者。东汉晚期，在以蜀地为中心的益州地区新出现了一种极具地方文化特征，又富有时代特征的器物，即摇钱树。其树干、枝、叶及其上面的钱、人物、动物等皆为铜铸，或有通体鎏金者。东汉时期私印、闲章普及，也普遍用铜制。

蜀汉铜器常见的有镜、弩机、釜、甑、壶、钵、盘、箸、耳杯、洗、马俑、摇钱树等。这一时期的铜器除兵器、货币外，主要是生活用具。在忠县蜀汉崖墓中出土铜案一件，圆形，径46.5厘米、高6.5厘米，底附三兽形足，出土时上置铜盘、耳杯、箸。该地墓中出土的摇钱树，六节树干，每节长18厘米，接头处有四孔，每孔插上不同的枝叶，枝叶间饰璧和钱；每节树干铸一人，高臀，盘坐，执物，通高12.6厘米^[26]。

考古资料证明，在秦至西汉中期，随着蜀郡的铁器“货倾西南夷”，巴蜀铜器也扩大了外销量。“巴蜀式”的铜兵器如“柳叶剑”、“烟荷包式钺”，典型器如鍪、釜、甑等，也常见于云南、贵州^[27]。

《华阳国志》载巴、蜀皆出铜，但著名的铜矿和冶铜地却分布不均衡。秦及西汉早期，巴蜀地区最主要的铜矿及冶铜基地，皆在蜀郡严道。文帝曾“赐邓通蜀严道铜山，得自铸钱。邓氏钱布天下”^[28]。邓通将该地铜矿转包给卓氏铸钱，其钱流通全国，分布满天下。

西汉中晚期至东汉，蜀西南原越嶲郡所辖的邛都南山、灵关道等地的铜矿被大量开采出来，并发展成当时巴蜀地区重要的冶铜基地。从考古发现的资料看，从西汉中、晚期开始至东汉，官府在川西南设立了多处较大型的官营作坊。1976年在西昌石嘉乡曾发现一铜器窖藏，出土王莽时的铜钱范、铜锤、铜镜等近2000斤。显然这是一个官营作坊的遗品。建初元年（76）至建宁年间（168～172），该区朱提堂狼生产的铜洗，远销各地，闻名全国，成为汉代全国最大的铜洗生产基地。该地“汉系”砖墓中，曾发现高达25厘米的铜俑头、铜版（压胜钱？）、铜耳杯、铜铃、铜摇钱树、铜镜及大量铜钱，表明在该地汉移民中铜器使用极广泛，甚至一度超过了当时的巴蜀内地。近年在西昌市东坪村又发现一处炼铜遗址^[29]。其时代上起西汉末年，下迄东汉，现仍保存的遗址分布范围达18万平方米。另在该遗址以东约20公里的标水堰下，调查发现了历代（主要是汉代）开采后废弃的铜矿矿硐46个。现遗址尚未经正式发掘，从已暴露出的遗迹遗物看，该遗址的炼炉主要有两种形制，其炉缸平面分别为圆形和椭圆形，炉墙多用耐火砖竖砌，或用耐火泥堆筑。该遗址的炼铜燃料，目前只发现木炭痕迹；铸铜用范，主要有石范和陶范两种，有些陶范还放进烘范炉烘烤，另还发现了当时的砖槽、砖池等。其原料皆采自附近的矿石。从采矿、运输到冶炼、销售，需人力数以万计。这是当时一个规模极大、部门极齐全、结构极完整的官营冶铜作坊。当时该地实为一个冶铜城。

上述西昌的冶铜产品主要供给外地。在川西南今西昌、攀枝花一带，当地土著民族使用的铜制品主要有发钗、飞刀、剑等，形制特殊，不见于外地，为当地制造无疑。各种铜器器形复杂，纹饰多变，表明当时该地土著民族制作铜器的小型作坊甚多，但皆只能锻制，不能铸造。巴蜀北部山地、东部峡江地区，在秦至蜀汉间，也以锻制铜器为主，基本不能铸造。

川西高原今阿坝、甘孜一带，秦汉三国时期已有了冶铜业。从大量的墓葬出土资料看，当时该区铸造的兵器和饰件，颇具民族风格。在秦统治时期，该区少见铜容器。至西汉早期，岷江上游地区出现大量“巴蜀式”青铜容器，系川西平原输入品^[30]。说明当时该区的铜器制造仍停留在小件锻造，而未进入铸造阶段。当时该区所用铜料，可能系外地输入。该区大量引入“巴蜀式”铜器这一事实，反映了较先进的“巴蜀文化”对当地高原民族文化的影响。

巴蜀地区冶铜业发展及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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