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通史：秦汉三国时期的冶铁业

2023-09-30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故由秦入汉，在西蜀逐渐发展起一批全国著名的冶铁实业家。其中，巴郡宕渠道、越嶲郡台登、会无是东汉时期新开发的基地，反映出东汉蜀汉时期冶铁业朝边地发展的趋势。故赵国冶铁实业家卓氏在未入蜀前，早知蜀地临邛的铁矿。整个秦汉时期，蜀郡内地的冶铁业在西南一直处于领先地位，是主要基地。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蜀郡私营冶铁业的竞争。至东汉时期，蜀郡私营冶铁业复兴，产品再次行销边疆民族之中。

秦汉时期，巴蜀铁器多输出到西南民族地区，为巴蜀外贸大宗，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天府之国的迅速发展形成，并为世所公认。

pagenumber_ebook=310,pagenumber_book=285

图8－13　成都羊子山172号墓出土秦铁三足架

秦入巴蜀前，巴蜀铁器量少质劣，且多为铜铁合铸，冶铁尚未发展为单独的手工业部门。公元前310年，秦政府在改建成都城时，专门设铁官，置长丞，主管冶铁业的业务和行政。从有关资料看，秦时巴蜀冶铁业除有官营作坊外，还鼓励私营。当时把一部分铜铁锡矿山租给实业家等，政府还为其开采、冶炼、销售提供必要的方便。这种政策至西汉早期亦未大变。故由秦入汉，在西蜀逐渐发展起一批全国著名的冶铁实业家。西蜀私营冶铁业能迅速发展的原因主要有四条：（1）巴蜀乃至整个西南地区，过去冶铁业的基础薄弱，拥有广阔的市场；（2）拥有丰富的铁矿资源；（3）大量使用“西南夷”奴僮作业，具有极廉价的劳动力；（4）政府以及内地的其他经济部门等皆欲利用铁器与周边民族进行物资交换。

武帝元狩三年（前120）开始实行盐铁官营政策，蜀地的私营冶铁家纷纷破产倒闭。西汉政府在全国设铁官49处，其中蜀地的临邛、武阳、南安三处设有铁官。成都不再设铁官，表明当时铁官主要设于冶铁采矿、生产的大型基地。西汉末年至公孙述时期，主要由于战乱，其次也由于豪族经济的发展，又允许私营冶铁。

东汉时期，除章帝（84～87）一度将盐铁一律官营外，一直允许盐铁私营。当然，政府一直拥有官营作坊。据当时制度，凡出铁的郡，在郡府中置铁官，主管有关铁的各种政务。东汉蜀郡设有铁官。《隶释》卷4《青衣尉赵孟鳞羊窦道碑》载郡督邮某被“郡召守蜀铁官长”，即任代理蜀铁官长。据《后汉书·郡国志》等，东汉三国时期，巴蜀地区产铁闻名的县主要有宕渠、广都、临邛、武阳、台登、会无等。其中，巴郡宕渠道、越嶲郡台登、会无是东汉时期新开发的基地，反映出东汉蜀汉时期冶铁业朝边地发展的趋势。蜀汉时期置“司金中郎将”，实行铁官营和专卖。

秦入蜀后，巴蜀的铁矿铁器，源源不断地运往关中，成为秦统一天下的重要资源之一，一时影响很大，名扬中原。故赵国冶铁实业家卓氏在未入蜀前，早知蜀地临邛的铁矿。秦破赵后，将大批赵人迁入巴蜀，赵氏便主动要求到临邛冶铁。《史记·货殖列传》说：

蜀卓氏之先，赵人也，用铁冶富。秦破赵，迁卓氏。卓氏见虏略，独夫妻推辇，行诣迁处。诸迁虏少有余财，争与吏，求近处，处葭萌。唯卓氏曰：此地狭薄。吾闻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鸱，至死不饥。民工于市，易贾，乃求远迁，至之临邛，大喜，即铁山鼓铸。运筹策，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猎之乐，拟于人君。

程郑，山东迁虏也，亦冶铸，贾椎髻之民，富埒卓氏，俱居临邛。

从现有资料看，从秦入蜀至三国蜀汉，是巴蜀铁器的初兴及普及阶段。其发展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段：

秦统治期间为第一阶段，普遍用铁与铜合铸兵器，铜为柄把，铁为锋刃，如铜柄铁剑等，同时铁斧、铁削、铁三脚架等手工工具和生活用具迅速普及，出现少数铁农具。

西汉初期为第二阶段，在兵器领域出现剑、戟、矛等纯铁器，铜兵器大幅度减少；在手工业领域和生活用品方面，铁器进一步普及，一些传统用铜的小件器物如 pagenumber_ebook=311,pagenumber_book=286 斗、刻刀、针等，基本上被铁器取代；在生产领域，铁犁、铁镰、铁锄等器物的使用日益广泛。

pagenumber_ebook=312,pagenumber_book=287

图8－14　汉代铁 pagenumber_ebook=312,pagenumber_book=287 斗

西汉中期至蜀汉为第三阶段，铁器在兵器、工具、农具、日常生活用具诸领域全面普及。

值得注意的是，在普及铁器的过程中，巴蜀的一些边远地区也走得很快。近年在理县秦至西汉初期石棺中，发现大量釜、鍪、三足架、斧、锸、镰、铚、凿、锥、削、刀、剑、镯等铁器。其中，有由蜀郡内地输入的，也有本地生产的。其品种、数量之多，即使在蜀郡内地也罕见。这与川西高原地区原青铜文化较落后，接受新事物的阻力较小有关。

整个秦汉时期，蜀郡内地的冶铁业在西南一直处于领先地位，是主要基地。秦及西汉初期，以卓氏、程氏为代表的蜀地冶铁家，“倾滇、蜀之民”，“贾椎髻之民”，影响很大。其产品在云南、贵州，四川的阿坝、甘孜、凉山州、攀枝花市，甚至两广地区的考古发掘中屡有出土。在这些地区，往往发现与巴蜀内地铜器造型一致，或基本相似的铁器，如剑、矛、削、刀、带钩等。这反映了巴蜀普及铁器初期阶段的特征：注意用廉价的铁仿制、补充、取代昂贵的铜器。许多在巴蜀内地考古发掘中常出土的铁器品种，在上述“椎髻”之地也有大量发现，如鍪、斧、凿、斧、三脚架、铲、斤、锥、锤、钻、剪、夹、镞等，不仅普遍见于外来移民、政府官吏、军人墓中，也多见于土著民族墓中。一些铁器，当时在巴蜀内地缺少市场，在云贵却能畅销。如柳叶式铁剑，形制与巴蜀柳叶铜剑相似，为蜀地所造。战国晚期，主要行销于夜郎地区（今贵州东部）^[20]，到西汉初期才行销于巴蜀内地。夜郎地区在西汉早期流行的铜柄铁剑，铁剑叶为巴蜀式柳叶剑，铜剑柄却具有滇、黔风格。又夜郎地区在西汉早期流行铁带钩，却在西汉晚期流行铜带钩，而铁带钩在秦汉时期的巴蜀内地却很少流行。这些说明，当时蜀郡的私营冶铁者，曾设法从器物的品类、造型、纹饰、心理状态、价格各方面去适应滇、黔等地的少数民族，有许多器物甚至是专门为少数民族买主制造的。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蜀郡私营冶铁业的竞争。大量考古发掘资料证明，西汉中期以降，滇黔铁器曾一度减少，一些过去曾用铁制造的器类又转而用铜，这反映了武帝抑商政策对蜀郡私营冶铁业的摧毁性打击，也反映出代之而起的蜀地官营冶铁业不再把少数民族作为经营对象。至东汉时期，蜀郡私营冶铁业复兴，产品再次行销边疆民族之中。目前在云南昭通、丽江等地，已多次发现铸有“蜀郡”铭文的铁锸，当系蜀地官营作坊的产品。

pagenumber_ebook=313,pagenumber_book=288

图8－15　四川宝兴出土汉代铁镰、铁刀

今凉山州和攀枝花市一带，战国晚期至东汉时期以邛人为主。据发掘的大石墓资料，该地在秦及西汉时期才出现一些小件铁器，如削、耳环、指环。西汉晚期，该地汉移民中已很流行铁兵器和铁工具，但在土著民族中，仍主要使用铜器。迄东汉初，该地土著民族中一般兵器、工具才被铁器取代。这表明当地民族使用铁器，乃是汉文化影响所致，铁器出现之初，该民族文化曾予以抵制。该地东汉铁器仍缺乏地方风格，主要是蜀郡传入。

考古发现，还为认识秦汉冶铁技术的发展过程，提供了科学依据。

首先值得一提的是近年在蒲江发现的汉代冶铁遗址。蒲江在秦汉时期属临邛县境。在蒲江发现的古代冶铁遗址，分布在县城西、北面，共计57处，均在浅丘地带，有冶炼残渣、矿坑、冶炼炉等，共发现冶炼残渣52处，总面积5万余平方米，有的地方残渣厚达3～6米；矿坑主要分布在五面山的丘陵地带，仅在寿民乡便发现8处，其中7处为圆形竖井，井口直径在1～1.5米左右；冶炼炉多残，一般残高2米左右，炉径1米左右。蒲江冶铁遗址，与《华阳国志·蜀志》载临邛的“古石山”接近，多数为秦汉时期的遗留。残留的矿石和成堆的矿粉说明，当时该地铁矿加工时要进行碎矿、筛矿两道工序。前者使铁矿块度大小适中，后者则是筛去过细的粉末，以免炉内料层堵塞。它们都有利于加速熔化。残留的石灰石表明，当时在冶铁时已使用石灰石做熔剂，这样有利于降低生铁的含硫量。

秦汉三国时期，巴蜀各地冶炼水平不一。一些地区在秦、西汉时已采用了较先进的制钢技术，另一些地区迟至东汉，仍在采用原始的冶铁术。东汉时期，巴蜀地区已以生产百炼钢而闻名全国，产品远销各地。1978年，在江苏徐州铜山县的一座小型汉墓中，出土了一柄蜀郡生产的钢剑。剑长109厘米，剑的一面有隶书错金铭文一行：“建初二年蜀郡西工官王愔造，五十冶炼□□□孙剑□”。剑格内侧阴刻隶书“直千五百”^[21]。建初二年，即公元77年。另外，以前还发现过两把钢书刀，其铭文分别为“永元十六年，广汉郡工官卅炼（中缺）史成，长荆、守丞熹主”，“永元十□年，广［汉］郡工官川卅炼书刀，工冯武（下缺）”^[22]。

秦汉三国时期，把块铁或毛坯烧红一次以后的折叠锻打、淬火等一整套工序称为一炼。块铁、毛坯每经一炼，钢组织便更加细密，成分均匀，杂质减少、细化，铁的质量也就得到提高。但锻打过度、脱碳过量，又会减少硬度。经鉴定，建初剑系含碳较高的炒钢锻打而成，断面高低碳层相间的分层现象，约近60层。这是折叠锻打坯件的结果。不同的器物、器类，有不同的硬度要求，折叠锻打的次数也不同。诸葛亮《作钢铠教》便曾规定：“敕作部皆作五折钢铠。”五折，即五炼。

上述建初剑系巴蜀现已发现的最早的炒钢锻件实物。从全国的发展水平看，估计巴蜀地区至迟在西汉末年已出现炒钢制品。通过实物检验表明，当时的炒钢法是将生铁加热，再用矿石粉搅拌，降低其含碳量，使其转变为熟铁或接近钢；然后用它做百炼钢件的原料。这样可减少钢件夹物。东汉时还曾制造钢镜，但未普及。冶铁术的传入、冶铁业的普及，在巴蜀开发史中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

pagenumber_ebook=314,pagenumber_book=289

图8－16　四川出土东汉铁斧、铁锄

蜀汉时期，还产生了一位具有神话色彩的冶铁技术专家，即蒲元。据《诸葛忠武书》卷9、《北堂书钞》卷68等记载，蒲元为诸葛西曹掾。诸葛北伐时，蒲元于斜谷为孔明铸刀三千口，自言汉水钝弱，不任淬用，蜀江爽烈，是谓大金之元精，乃命人于成都取江水。水至，元言：“杂涪水不可用。”取水者捍言：“不杂。”元以刀画水云：“杂八升。”取水者方叩头伏云：“实于涪津渡覆，遂以涪水八升益之。”咸共惊服。刀成，以竹筒纳铁珠满中，取刀断之，应手虚落，称绝当世，因曰神刀。今之屈耳环者，是其遗范也。另外，陶弘景《刀剑录》载：蜀主备令蒲元造刀五千口，皆连环及刃，口刻七十二炼，柄中通之，兼有二字矣^[23]。

铁器的普及，在巴蜀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一场影响极为深远的科技革命。如农业方面，铁犁普及，才产生了牛耕；铁镰普及，才真正停止了用石刀收割庄稼；斧、刀、纤、锤、锸、铲、锄等一整套铁器的出现，才推动了大规模的水利建设，这些又促进了男耕女织小家庭经济的产生。在交通建设方面，秦汉时期先后开凿的五尺道、南夷道、邛笮道、褒斜栈道、川西高原上的许多栈道，以及治理南安江道、僰道江道，无不是以使用铁工具为前提。在日常生活、风俗习惯方面，如铁三脚架的出现，才改变了过去那种架柴吊烧的习俗，节省了很多木柴；铁锯的普及，才出现了用若干木板拼合的木棺，改变了过去用整木挖凿的“船棺”葬习俗；铁凿、铁锤的广泛普及，才可能普遍流行人工开凿的崖墓。

四川通史：秦汉三国时期的冶铁业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