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法制：秦汉三国时期，蜀汉保留汉工官产品勒名制度

2023-09-30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刘备据蜀后，即命诸葛亮、法正、刘巴、李严、伊籍五人一道修制了蜀汉的法律《蜀科》[16]。都说明蜀汉仍保留了汉工官产品勒名制度。从蜀汉吏治在三国中最为廉明的情况看，蜀汉有关约束官吏的法律法令应是极严密的。过去法家的一个基本原则是以罪定刑，不顾及主观愿望和认罪态度；诸葛亮执法，重视认罪态度，反映了儒家思想对蜀汉法制的影响。蒋琬执政时，依法办事，不报私仇。

从刘备夺蜀（214）到托孤（223）这9年，有关法制的许多工作，虽由诸葛亮具体负责，但还得秉承刘备旨意，即所谓“刘主之世，（诸葛）亮又未领益州，庆赏行政，不出于己”^[12]。

刘备时期曾因粮荒颁布了禁酒法令，违者即科刑罚，甚至在家中搜出酿具，便当做酿酒者处理^[13]。刘备执法，感情色彩甚重。刘璋旧属张裕，曾嘲笑刘备为“潞涿君”（刘备无须），刘备得蜀后，即寻借口将其斩首弃市^[14]。法正在担任蜀郡守期间，报个人恩仇，擅杀昔日仇敌数人，刘备、诸葛亮都放纵不问。刘备临死，要后主学习《商君书》，似亦认为法制是必要的。诸葛亮十分重视法制。他曾为后主抄写《申子》、《韩非子》、《管子》、《六韬》等书^[15]，前三种是典型的法家著作，后一种是法制与军事相结合的名著。它们反映了诸葛亮对后主的期望，也反映了他自己的愿望。

刘备据蜀后，即命诸葛亮、法正、刘巴、李严、伊籍五人一道修制了蜀汉的法律《蜀科》^[16]。惜其条文早佚。《三国志》卷35《蜀书·诸葛亮传》中《诸葛氏集目录》有《法检》上下、《科令》上下、《军令》上中下几篇，是蜀汉的法律条文目录，或与《蜀科》有关。

诸葛亮还曾颁布《作匕首教》、《作刚（钢）铠教》、《作斧教》等有关手工作坊的管理条例^[17]。1964年在四川郫县太平乡一座晋墓中出土一件蜀汉铜弩机，上有铭文：“景耀四年二月三十日，中作部左兴业、刘纪业，业陈深，工杨安作十石机，重三斤十二两。”^[18]成都武侯祠征集到的一件铭文蜀汉弩机，铭文如下：“延熙十六年四月廿日，中作部典、□□遂、绪吏李飞、□像、杨汲□、工杨茗作立坂，重二斤五两。”都说明蜀汉仍保留了汉工官产品勒名制度。诸葛亮还亲订《五惧》、《六恐》、《七戒》、《八务》等有关吏治的条例^[19]。从蜀汉吏治在三国中最为廉明的情况看，蜀汉有关约束官吏的法律法令应是极严密的。

诸葛亮执法，对官吏、军队、一般百姓，以“明”著称。强调给人改过自新的机会，提倡“教令为先，诛罚为后”^[20]。对尽忠而有益社会者，虽是仇人也必奖赏，对犯法怠慢者，虽为亲信也必惩罚；对认罪伏法者，罪行虽重也必给予宽释，对拒不认罪、文过饰非者，罪轻也要重惩；对好事，再小也要赏，对恶事，再小也要贬，即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赏惩必信。过去法家的一个基本原则是以罪定刑，不顾及主观愿望和认罪态度；诸葛亮执法，重视认罪态度，反映了儒家思想对蜀汉法制的影响。

为严肃法纪，诸葛亮执法期间从不搞“大赦”。其后，蒋琬、费祎、姜维先后执政时，大体继承了诸葛亮的“遗规”，但在对土著豪族“严”的方面，稍有缓和。蒋琬执政时，依法办事，不报私仇。督农杨敏曾诋毁他，后来犯罪入狱，皆以为其必死。然而蒋琬却据其服罪态度，免其重刑。从蒋琬执政开始，蜀汉开始全国性地赦宥犯人，到费祎执政时发展到高峰，每隔一段时间就大赦一次，有时仅隔两个月便大赦一次，法纪不振。景耀元年（258）、六年（263）的两次大赦，纯出于天人感应的宗教思想，表明到蜀汉晚期，宗教思想对法纪干扰加深。诸葛亮执政期间，徭役兵赋沉重，阶级矛盾激化，主客（土著与外来者）矛盾空前尖锐。蒋琬、费祎时期为缓和矛盾，稳定形势，进行一些大赦也是必要的。姜维执政期间，对外征战不已，年年出兵，为了纳一切入战争轨道，必辅以严法，得到一些缓和的阶级矛盾、主客矛盾再次尖锐化。

蜀汉还继承了秦汉政府在巴蜀的移民、徙徒旧法，这在三国中较为特殊。移民，如《华阳国志·巴志》说涪陵郡“汉时赤甲军常取其民，蜀丞相亮亦发劲卒三千人为连弩士，遂移家汉中”。徙徒，即流放犯人。诸葛亮击败李严后，将其“徙梓潼郡”，廖立被废为民后，“徙汶山郡”^[21]。可见当时徙徒较为普遍，这与当时人口较为稀少，尽量减少杀戮的大背景有关，也与诸葛亮的博大胸怀有关。

蜀汉法制：秦汉三国时期，蜀汉保留汉工官产品勒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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