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猝亡，姜维失败与政治局势关系密切

费祎死后，姜维执政，蜀汉进入最后阶段。这一阶段的特征是日趋没落。但蜀汉猝亡之时，国势并没耗尽，本还可能苟延。这种可能之所以没成为现实，与当时蜀汉朝廷的腐败有关，也与从诸葛亮时开始推行的排斥蜀中土著人才的政策有关。

1．姜维西征

姜维归蜀后，一直在诸葛亮身边，随其北伐，学习军事指挥等能力。诸葛亮对其悉心辅导，按原定计划“毕教军事”。建兴十二年（234），诸葛亮死后，姜维被任为右监军辅汉将军，统领诸军，进封平襄侯。姜维在蜀中的事迹，多是围绕着出军西凉展开的。这主要与他本是天水人有关。最初，他所以能得到诸葛亮的破格重用和提拔，盖因他比其他人更有条件去执行“西和诸戎”的历史使命。

在蒋琬执政期间，他“数率偏军西入”。延熙元年（238），随大将军蒋琬住汉中。蒋琬升任大司马后，任命姜维为司马，多次率偏军西出凉州。延熙六年（243），升任镇西大将军，兼凉州刺史。延熙十年（247），升卫将军，与大将军费祎共录尚书事。该年，蜀郡西部的汶山平康族造反，姜维率军将其镇压下去。接着又率军出陇西、南安、金城界，与魏大军郭淮、夏侯霸等战于洮西。当地的一种土著民族“胡人”的部落首领治无戴等率部降蜀。姜维将其部带回蜀地安置。

延熙十二年（249），朝廷对姜维假节（有权不经请示，便代表朝廷处理一些事情），让其再次带军西出，不克而返。姜维自认为熟悉西部民族，与其许多首领有一定关系，欲诱使其为内应、为羽翼，占据陇西。但经过两三次失败后，许多上层人士对他失去了信心。费祎经常不同意其出军，有时虽也同意，但派给他的军队，都不超过1万人。延熙十六年（253）春，费祎死，再无人能约束他。姜维又开始大规模西出凉州。从费祎死的那年到蜀汉灭亡的前一年（262），短短10年间，他竟五次西征。延熙十六年，带领数万军队而出，粮尽退还。延熙十七年（254），姜维又率军出陇西，攻下魏河关、狄道、临洮三县，移其民而回，三县城得而复失。延熙十八年至十九年（255～256），姜维同魏降将夏侯霸一道率军出狄道。征西将军胡济失约不至，蜀军被魏大将邓艾大破于段谷，惨败而还。姜维学当年诸葛亮失败后的做法，主动上书求降级贬削。延熙二十年（257），魏将诸葛诞于淮南造反，魏调关中军东击。姜维乘机率数万人出骆谷，与魏对阵于长城；后来听说诸葛诞失败，退军。景耀五年（262），姜维率军出侯和（今甘肃临潭），被邓艾击破，还军驻沓中（今甘肃舟曲县境）。姜维攻魏，多是在侥幸取胜的心理支配下进行的，毫无胜算可言。对于曹魏来说，这些进攻犹如强弩之末，既不能撼其根基，也无力蚕食其枝叶；对于蜀汉人民来说，则劳民伤财，徒耗军力。正是在这些“进攻”之中，蜀汉国势急剧逆转，日虚月衰，丧失了正常的御外能力。蜀汉朝野上下，普遍对此不满。

表5－2　姜维西征简表

续表

比较姜维、诸葛亮的北伐，不难发现，诸葛亮北伐结局多为“半斤八两”、几乎平局，而姜维多以大败告终。姜维北伐，对蜀汉国力的耗损，远超诸葛亮时的北伐，至少在百姓心目中是这样认为的。如果说蜀汉割据政权的建立，是东汉末期巴蜀经济区能与中原和长江中下游经济区相抗衡的结果，那么，现在随着中原经济区建设的恢复和巴蜀经济区的急衰，蜀汉政权则已从经济上丧失了割据的条件。当然，蜀汉朝廷的政治局势，也影响、牵制了姜维。姜维的几次大败和无缘无故撤军，总和朝廷内部不稳有着重要的关系。故姜维的失败，与整个蜀汉朝廷有密切关系。

对姜维的西征，蜀汉内部当时就有人明确表示反对。谯周见姜维等经常北伐，耗费国力，百姓困苦，甚为国忧，与尚书令陈祗多次讨论此事，然后写了一篇《仇国论》，讽喻政事。该文的主题是论证小国在哪种情况下才可能胜大国。该文总结了历史上周文王、勾践、刘邦等小国胜大国、弱国胜强国的经验，认为只有在大国“有疾灾”之时，小国因势利导，再扩大其疾灾，才有可能战胜大国。目前，作为大国的魏国并无秦末的那种混乱崩溃之势，相反却有六国并立之形，故目前只能像周文王那样养民，不能像汉高祖那样出击争天下。并指出，民疲劳则萌发骚扰之态，上慢下暴则会形成瓦解之态，故谚语说：“与其在没有把握时多射箭，那还不如审慎地射出。”汤武之师不再战而克，诚重民劳而度时审也；如遂极武黩征，土崩势生，不幸遇难，虽有智者将不能谋之矣^[64]。此分析极为透彻精辟，可惜却被斥为腐儒之见，没有引起当权者的应有重视。诸葛亮之子诸葛瞻、尚书令董厥也都认为姜维好战无功，国内疲弊，宜表后主，召还为益州刺史，夺其兵权。当时蜀中还传说诸葛瞻曾上表后主，建议以阎宇取代姜维。

2．宦官黄皓干政

把蜀汉晚期的腐败和猝亡完全归罪于黄皓干政，也是不客观的。黄皓干政的时间很晚（距蜀亡仅5年），也很短，当时蜀亡的大势已定。完全否认黄皓干政对蜀汉的影响，亦不够客观。黄皓早年宦侍后主。后主渐大成人，与其感情日深。黄皓早欲干政，但惧于一批先主旧臣。董允是先主时的太子舍人、洗马，后主即位后为黄门侍郎、侍中，负责管理包括宦者在内的宫中事务。他敢于经常“正色匡主”，对黄皓也“数责”之，黄皓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敢为非。经董允之世，黄皓位不过黄门丞。早在黄皓正式擅权之前，他就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宫中事务。后主庶弟刘永，很早就憎恨黄皓。黄皓便在后主跟前大进谗言，诬陷刘永。后主真的就疏远了这位弟弟，使刘永10余年不得朝见^[65]。后来陈祗代董允为侍中，与黄皓互相表里，黄皓始干预政事^[66]。景耀元年（258），黄皓始擅蜀政^[67]。这种政局的出现，与大批老臣先后物故有关，与手握重兵的姜维屡次西征兵败也有关。姜维腰杆不硬，在朝廷中说话没分量，黄皓才有隙可乘。黄皓不敢向他进攻，便与大将军阎宇串联协比，暗中进行废姜维、树阎宇的活动。姜维去面见后主，要求杀黄皓，后主竟说：“皓趋走小臣耳，往董允切齿，吾常恨之，君何足介意。”^[68]姜维见黄皓枝附叶连，已成气候，惧于失言，始感自危。景耀五年（262）姜维最后一次西征兵败后，竟不敢回成都，还军驻沓中（今甘肃舟曲县境）^[69]。这时，蜀汉政权已被黄皓控制。黄皓预政后，众多官吏争相攀附之。尚书吏部郎罗宪独不与交往，黄皓就“左迁”（降职）他为巴东郡太守^[70]；秘书令郤正淡于荣利，对黄皓周旋应付多达30年，黄皓从微至贵，操弄权威，郤正既不为其所爱，亦不为其所憎，因此官不过六百石，而免于忧患^[71]。

黄皓的无知，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蜀汉的猝亡。景耀六年（263），驻军沓中的姜维上表后主：“闻钟会治兵关中，欲规进取，宜并遣张翼、廖化督诸军分护阳安关口、阴平桥头，以防未然。”这里，姜维专门提到了“阴平桥头”。黄皓却笃信鬼巫，谓敌不会打来，叫后主不要理睬此表。后主果然听从。群臣皆不知此事^[72]。正由于蜀汉在“阴平桥头”毫无准备，魏军奇袭才大获成功。这是黄皓干政导致蜀汉灭亡的最直接的事件。

3．蜀汉的灭亡

景耀五年（262）十月，姜维被邓艾击破撤军后，司马昭见姜维屡次来犯，国土不宁，欲求一策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遂决心伐蜀。他分析了当时蜀军的部署：蜀军士共约9万，守成都和驻守他地的不下4万，驻于魏蜀前线的不过5万人马，现在姜维又屯军沓中，不能东顾，若直指骆谷，出其空虚之地以袭汉中，以刘禅之昏弱，而边城外破，士女内震，灭蜀可成。次年（263），命诸军大举攻蜀：派征西将军邓艾督3万余人自狄道取甘松、沓中，以吸引住姜维军；命雍州刺史诸葛绪督3万余人自祁山趋武街桥头，断绝姜维的归路，命钟会统率主力10余万大军分别从斜谷、骆谷、子午谷三路同时攻取汉中；秋八月，陈师誓众，发军于洛阳。

蜀汉朝廷这才慌忙动员起来，遣廖化率一军往沓中，为姜维后援；遣张翼、董厥等诣阳安关口为诸围外助。命令诸围皆不得出战，退保汉城和乐城（此二城皆在汉水南岸，分属沔阳、成固二县），当时这两城中各有兵5000人。

钟会率军先取汉中。九月，钟会派前将军李辅带领万人围住乐城，派护军荀恺带领万人围住汉城；钟会为抢时间，率大军直奔阳安关。为瓦解蜀人，路上还专门遣人祭诸葛亮之墓。钟会军夺得阳安关后，又长驱而前，沿途夺得大量库藏积谷以给军用^[73]。

邓艾原接受的任务是牵制姜维军，但他欲建大功，便派天水太守率一军从前面直攻姜维营，派陇西太守率一军遮阻姜维后面，摆出了前后夹攻之势，另派金城太守直取甘松。

姜维听说汉中已失，便率军撤退。这时，魏诸葛绪军已塞道屯桥头。姜维军乃从孔函谷入北道，欲从诸葛绪军后面通过。诸葛绪得知后，又欲退回30里。姜维军在北道上已行军30里，听说诸葛绪军已退回追来，忙又回军，从桥头通过，诸葛绪军再退回桥头时，已晚了一天。姜维退至白水，遇廖化、张翼、董厥诸军，乃合兵守剑阁以拒钟会^[74]。

十月，蜀汉派人告急于东吴。吴仅派丁奉军向寿春，派留平向南郡，皆故作姿态，并未真正攻魏。

邓艾军打到阴平后，欲以诸葛绪军一道以精锐部队取江油，夺成都。他上书朝廷，要求从西边出奇兵：“今贼摧折，宜遂乘之，从阴平由邪径经汉德阳亭趣涪，出剑阁西百里，去成都三百余里，奇兵冲其腹心。剑阁之守必还赴涪，则会方轨而进。剑阁之军不还，则应涪之兵寡矣。军志有之曰：‘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今掩其空虚，破之必矣。”在这里，他提出了从阴平道奇袭成都的大胆设想。在这关键时刻，诸葛绪鉴于邓艾与钟会间的水火矛盾，不愿紧跟邓艾，欲倒向钟会，便以朝廷给的任务是拦阻姜维，没让西进为由，竟率军回白水关，与钟会合军。钟会误以为诸葛绪另有目的，便先下手为强，密奏朝廷说诸葛绪畏懦不进。司马氏控制的魏朝廷在这节骨眼上，也迁就钟会，以槛车征还诸葛绪，将其军悉并给钟会。姜维在剑阁列营守险。钟会虽率13万大军，仍屡攻不克，粮道险远，供济不保，兵马乏食，欲撤军。

与此同时，邓艾开始从阴平道进军。蜀汉早期，曾在阴平道的北口置有关尉哨所，设有上、中、下三屯，可能因生活不便，后主时撤销了。《华阳国志·汉中志》载：“平武县有关尉。……刘主时置义守，号关尉。”《元和郡县志》云：“龙州江油……秦汉及魏不置郡县。魏景元元年，诏邓艾征蜀，艾自阴平行无人之地七百里……先登至江油，即其地也。晋于此置平武县。”《太平寰宇记》载：“江油会，秦汉曹魏为无人之境。晋始置阴平郡及平武县。”此地西晋设平武县，就在江油关。邓艾军不受任何阻挡，长驱直入江油关^[75]。

邓艾军在无人之地急行军700余里。沿途凿山通道，造作桥阁。山高谷深，至为艰险，又粮运将匮，频于危殆。邓艾身先士卒，以毡自裹，推转而下。将士皆攀木缘崖，鱼贯而进。《华阳国志·汉中志》云：“自景谷有步道径江油、左担出涪，邓艾伐蜀道也。”《资治通鉴》卷78记载：“自阴平行无人之地七百余里，凿山通道，造作桥阁。”胡三省注中对“桥阁”作了解释：“今隆庆府阴平县（今江油市小溪坝镇阴平村）北六十里有马阁山，峻峭，极为艰险，军行至此，路不得通，乃悬车束马，造作栈阁，始通江油，因名马阁。”据以上史书记载的邓艾伐蜀路线应当是：从阴平（今甘肃省文县）出发，“由景谷道（今青川河谷）傍入”，“由邪径经汉德阳亭（今江油市雁门镇）”，“出剑阁西百里”，“凿山通道，造作桥阁”，翻越马阁山，“径江油（今平武县南坝镇）、左担出涪（今绵阳市区）”，“破诸葛瞻于绵竹（今德阳市黄许镇）”。邓艾军从阴平出发，沿白龙江支流南下，翻越摩天岭山口（即青塘岭，或称摩天关，海拔2330米），山口南北坡度约45～55度。“冬十月”，山上一般无积雪^[76]。

摩天岭南坡即清溪发源处，几处山涧汇成清溪，山高谷深，有几道峭壁瀑布比较险峻。邓艾在无人的原始森林中行军，在冬季枯水季节，沿河谷前进，行至峭壁瀑布，“以毡自裹，推转而下”，“攀木缘崖，鱼贯而进”。在摩天岭南坡有“裹毡岩”，就是因邓艾行军而名。沿清溪河谷向南又有“写字岩”、“点将台”、“落衣沟”、“撑锅石”、“兵书石”等多处与邓艾有关的地名。写字岩传说邓艾曾在岩上题字。落衣沟传说邓艾过此被大风将外衣吹下沟中，现在此处尚有一座古老的石拱桥，桥头的石碑上刻“落衣沟”三字。从落衣沟登靖军山（又名箐青山、阴平山）。《龙安府志》载：“靖军山，蜀孔明曾置军于此，遗址尚存。”山上有营盘梁，梁上有上下两个大坪，为诸葛亮扎营处的上屯、中屯，沿南坡至望乡台（传说邓艾军在此北望故乡），再进至下屯，也是诸葛亮扎营处。此三屯是江油关的前哨阵地，有战略价值^[77]。北控清溪河谷，南临清溪小平坝，即今青川县青溪镇所在地。靖军山南坡有地名“滚毡坡”。清溪河谷共有20多处传说与邓艾行军有关的地名^[78]。邓艾伐蜀的进军路线为：阴平郡（文县）—摩天岭（青塘岭）—清溪河谷—靖军山—马转关—江油关—马阁山—养马坝—潼江河谷—涪江河谷—涪县—绵竹（德阳市黄许镇）—成都。

蜀汉朝廷本以为魏军不会骤至，未作适当的防守调度。邓艾军驰入阴平后，百姓惊慌，四迸山野，土著豪族，坐山观虎斗，聚族据险自保，绝不支持政府。在这猝击之下，政府机构完全瘫痪。邓艾军迅速打到江油。蜀守将马邈不战而降。

诸葛瞻率军至涪不进。尚书郎黄崇（黄权之子）多次劝诸葛瞻：“宜速行据险，无令敌得入平地。”诸葛瞻犹豫未纳。黄崇再三进劝，至于流涕。诸葛瞻仍不能听从。邓艾军遂长驱而前，击破诸葛瞻前锋。诸葛瞻驻军绵竹。邓艾又以书诱诸葛瞻：“若降者，必表为琅邪王。”诸葛瞻怒斩邓艾使，不死守城池，却意气用事，列阵与邓艾相战，被斩^[79]。

邓艾遣子惠唐亭侯邓忠出其右、派司马师纂等出其左。两军与蜀军战，初不利，皆退还，说：“贼未可击。”邓艾大怒：“存亡之分，在此一举，何不可之有！”欲斩二将。邓忠、司马师纂又率军驰还，与蜀军再战，大破蜀军，斩诸葛瞻及黄崇。诸葛瞻之子诸葛尚见此，不免叹道：“父子荷国重恩，不早斩黄皓，使败国殄民，用生何为？”策马冲阵而死。

这时，姜维听到诸葛瞻失败后，率军东入于巴。钟会趁机进军至涪，一面遣胡烈、田续、庞会等追姜维。邓艾军很快拿下雒城（今广汉）。

后主刘禅急忙召开御前会议，商量应付办法。首先提出来的意见有两条：一是建议东投吴国，二是撤至巴郡或南中。后主倾向于逃往南中。由于后主长期任用宦官黄皓干政，朝中已无人才可言。土著势力的政治代表谯周过去长期受压抑，虽满腹才学，身居蜀汉朝廷40余年，仍位卑职低，从保护蜀中人民利益的角度出发，便在这时大胆站出来，建议降魏。他分析道：“自古已来，无寄他国为天子者也，今若入吴，固当臣服。且政理不殊，则大能吞小，此数之自然也。由此言之，则魏能并吴，吴不能并魏明矣。等为小称臣，孰与为大？再辱之耻，何与一辱？且若欲奔南，则当早为之计，然后可果。今大敌以近，祸败将及，群小之心，无一可保？恐发足之日，其变不测，何至南之有乎。”群臣或难周曰：“今艾以不远，恐不受降，如之何？”周曰：“方今东吴未宾，事势不得不受，受之后，不得不礼。若陛下降魏，魏不裂土以封陛下者，周请身诣京都，以古义争之。”众人无以易周之理。

后主犹豫不决，倾向于撤向南中。谯周又劝说后主：南方远夷之地，平常无所供为，犹数反叛，自丞相亮南征，兵势逼之，穷乃幸从。是后供出官赋，取以给兵，以为愁怨，此患国之人也。今以穷迫，欲往依恃，恐必复反叛，一也。北兵之来，非但取蜀而已，若奔南方，必因人势衰，及时赶追，二也。若至南方，外当拒敌，内供服御，费用张广，他无所取，耗损诸夷必甚，甚必速叛，三也。他认为，若蜀汉朝廷撤到南中后，因供应困难，当地人必会造反，其次，魏军必会穷追不舍，到那时必难以自保。

谯周的这一番理由居然说服了后主，后主决定降魏。刘禅之子北地王刘谌，在一旁听后，怒道：“若理穷力屈，祸败将及，便当父子、君臣背城一战，同死社稷，以见先帝可也！奈何降乎！”后主将刘谌喝退，仍坚持投降，立即派侍中张绍、光禄大夫谯周、驸马都尉邓良捧着降书和印绶前去投降。“绍、良与（邓）艾相遇于雒县。艾得书，大喜……”以此为标志，蜀汉政权在西南地区43年的统治宣告结束。

刘谌见父亲决意投降，便带着全家，来到南郊惠陵旁的昭烈庙里，先祭拜刘备，痛诉父亲决心投降、而自己宁死不降之事，起身杀死妻、子，而后自杀于庙里^[80]。

图5－27　刘谌塑像

在前线，姜维本率军阻挡住了钟会大军，可后方刘禅已投降，并派人通知姜维等就地投降。姜维军接到此通知时，“将士咸怒，拔刀砍石”。但在当时那种忠君思想的指导下，他也只好听命投降了。不过，他还试图挽救蜀汉。早在投降前，他便发现钟会与邓艾之间有很深的矛盾，认为这个矛盾可以利用。钟会本有割据蜀地的野心，受降姜维军后，便厚待姜维，还其印号节盖，与其出则同车，坐则同席。钟会等诬告邓艾成功后，便带姜维到成都。钟会在欲策动魏军叛魏时，引起斗杀。钟会、姜维等被杀。姜维妻儿等全家被诛杀。

蜀汉政权割据西南凡二世，共43年（实际据蜀49年）。蜀汉是否该降，这在历史上也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三国志》卷42《蜀书·谯周传》注引“孙绰评曰”，也认为当时蜀汉朝廷还不至于灭亡。他说：刘禅虽为庸主，实无桀、纣之酷，战虽屡北，未有土崩之乱，纵不能君臣周〔固〕守，背城借一，自可退次东鄙以思后图，是时罗宪以重兵据白帝，霍弋以强卒镇夜郎。蜀土险狭，山水峻隔，绝激湍，非步卒所涉。若悉取舟楫，保据江州，征兵南中，乞师东国，如此则姜、廖五将自然云从，吴之二师承命电赴，何投寄之无所而虑于必亡邪？……孙盛认为当时刘禅可退保江州（今重庆），仍为一策。如果江州不能守，再退入南中不迟。

谯周主张降魏，从天下一统的历史发展趋势看，从巴蜀人民要求和平的愿望看，是合乎历史规律的。若从保护蜀汉政权的角度看，暂撤入南中也是可行的。第一，谯周所论撤入南中后的几种可能情况，应承认都是存在的，但被他夸大、甚至绝对化了。南中七郡（越嶲、朱提、牂柯、云南、兴古、建宁、永昌），地大物博，足以容纳一个流亡政权，特别是在短期内，更无太大问题。从历史看，蜀国被秦灭以后，蜀王子安阳王曾将兵3万，奔入南中，转迁移徙，数十年后进入越南^[81]。蜀汉早在诸葛亮南征前便开始经营南中，数十年来在各方面都奠有一定基础，精简吏属后，短期流亡南中，应是可能的。第二，谯周的分析，完全忽略了邓艾、钟会二军之间的水火矛盾，也完全忽略了他们企图割据巴蜀，而与司马氏之间的矛盾。邓艾、钟会在进攻巴蜀之初，便各藏祸心，矛盾很深，夺得成都后即行火并，相互残杀。作为与战的蜀汉，即使不能完全“知彼”，也略知其端倪。若蜀汉朝廷暂撤入南中，邓艾、钟会二军取下成都后的火并仍不可避免，那时乘机反攻，或可复振。第三，谯周的分析，完全忽视了蜀汉在当时还具有的抵抗力量。蜀军虽已屡北，却未土崩，还有“带甲将士十万二千”^[82]，皆未伤元气。姜维一军数万人，在剑阁凭险阻塞，未受大挫；霍弋所率南中军未曾动用，民族武装或可动员；川东罗宪所率重兵、川西驻防军不下数万，皆不曾动用。第四，谯周认为当时“群小之心，无一可保，恐发足之日，其变不测”，也把蜀汉政府内部及其与土著势力的矛盾绝对化了。刘禅虽为庸主，却无桀纣之酷；朝廷内部虽有矛盾，却还未至分崩离析。第五，谯周从“可获爵土”的立场出发进行分析，则不自觉地反映了他个人的思想和利益，刘禅等却毫无察觉、全盘接受。在我国历史上，多见重挫乃至丢失国都之后，仍能成功复国之例。如越王勾践之复国，齐将田单之复国，楚国在吴国入郢之后的复国。像蜀汉这样的政权，在国势未受大挫，仅因一支轻袭部队突然出现，并还在远离国都百里之外，便开城纳降、奉玺上门，在我国历史上还不多见。

【注释】

[1]《三国志》卷31《蜀书·刘璋传》。

[2]《三国志》卷37《蜀书·庞统传》。

[3]《华阳国志》卷3《蜀志》。

[4]《三国志》卷37《蜀书·法正传》、卷31《蜀书·刘二牧传》、卷37《蜀书·庞统传》、卷36《蜀书·张飞传》。

[5]《华阳国志》卷10上《先贤士女总赞》（上）。

[6]《三国志》卷31《蜀书·刘二牧传》、卷38《蜀书·简雍传》。

[7]《三国志》卷14《魏书·刘晔传》注引《傅子》。

[8]《华阳国志》卷10中。

[9]《三国志》卷43《蜀书·黄权传》。

[10]《资治通鉴》卷67。

[11]《三国志》卷32《蜀书·先主传》、卷36《蜀书·张飞传》。

[12]部分汉中人民被曹操外迁，不断逃回，晋时又作为大批流民逃回，同样反映了文化的内向力。

[13]关于新道县，史学界尚存争议。《水经注》卷33说：“崃山，卭崃山也，在汉嘉严道县，一曰新道南山，有九折坂。”《蜀中广记》卷14说：“崃山，卭崃山也，在汉嘉严道县，一曰新道。”曾有人疑新道县是由严道改名。但蜀汉时严道县仍存，见《晋书·地理志》。方北辰《三国志注译》第1803页说：“新道，县名，县治在四川屏山县西。”而屏山为蜀汉时安上县境。任乃强、任新建《四川州县建置沿革图说》第9页，认为在峨边大堡子。此或为刘璋时改县名，蜀汉时又复改回。

[14]《三国志》卷40《蜀书·李严传》，《华阳国志·蜀志》。

[15]《三国志》卷36《蜀书·关羽传》。

[16]《三国志》卷54《吴书·吕蒙传》。

[17]《三国志》卷32《蜀书·先主传》。《后汉书》卷9《孝献帝纪》说献帝死于曹丕代汉的14年之后。

[18]《太平寰宇记》卷74：“黄龙庙在县（彭山县）东二十八里，在长江村导江东岸，《华阳国志》云：建安二十四年黄龙见武阳赤水。仍立庙、石碑，今在。”南朝虞荔《鼎录·金器款识》：蜀先主章武二年，于汉川铸一鼎，名曰“克汉鼎”，埋之丙穴中，八分书，三足；又铸一鼎，沉于永安水中，纪行军奇变，又于成都武担山埋一鼎，名曰“受禅鼎”；又埋一鼎于剑口山，名曰“剑山鼎”，并小篆书，皆武侯迹；又时龙见武阳之水九日，因铸一鼎，象龙形，沉水中。

[19]《三国志》卷32《蜀书·先主传》。从近年在甘肃天水发现的“章武元年二月”铜镜看，刘备有可能在正式登基前两个月已确定了年号。

[20]《三国志》卷41《蜀书·费诗传》。

[21]《三国志》卷32《蜀书·先主传》。

[22]《三国志》卷44《蜀书·蒋琬传》。

[23]《三国志》卷36《蜀书·赵云传》注引《云别传》。

[24]《水经·江水注》。

[25]《三国志》卷2《魏书·文帝纪》。

[26]《三国志》卷58《吴书·陆逊传》。

[27]《三国志》卷32《蜀书·先主传》、卷43《蜀书·黄权传》、卷58《吴书·陆逊传》。

[28]《三国志》卷37《蜀书·法正传》。

[29]罗开玉：《诸葛亮“营南北郊于成都”考》，《成都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第1～4页。

[30]《汉旧仪》记载汉代寿陵制度说：“天子即位明年，将作大匠营陵地，用地七顷，方中用地一顷。深十三丈，堂坛高三丈，坟高十二丈。”有关研究详罗开玉等主编：《三国圣地武侯祠漫游》，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版，第1～20页；罗开玉：《诸葛亮“营南北郊于成都”考》，《成都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第1～4页。

[31]《史记·高祖本纪》载孝惠五年“以沛宫为高祖原庙”集解：“谓原者，再也。先既已立庙，今又再立，故谓之原庙。”

[32]《诸葛忠武书》卷3。

[33]《三国志》卷32《蜀书·先主传》。

[34]《三国志》卷32《蜀书·先主传》说：八月，葬惠陵；《三国志》卷34《蜀书·二主妃子传》说丞相亮向后主上言：“今皇思夫人神柩以到，又梓宫在道，园陵将成，安厝有期……故昭烈皇后宜与大行皇帝合葬……”《二主妃子传》又说穆皇后延熙八年（245）薨，合葬惠陵。

[35]所谓“刘备葬于奉节”说，主要见于清代及更晚的某些刘氏家谱。四川为移民省区，清代中晚期曾掀起修谱高潮。其有关直系祖先的某些记载，确有一定参考价值，但有关远古祖先的说法，普遍存在攀附名人等现象，参考价值不大。

[36]宋代以前，无任何人怀疑惠陵的真假问题。宋代疑古风兴起，如盛传曹操曾在漳河边设置七十二座假坟等，再推到刘备，是没根据的。

[37]西汉武帝时期，开始“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异等”，推荐给政府任用。茂才，本名秀才，东汉避光武讳，始改称茂才。

[38]《三国志》卷33《蜀书·后主传》、卷45《蜀书·邓芝传》。

[39]《三国志》卷35《蜀书·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

[40]《三国志》卷39《蜀书·陈震传》。

[41]贵州习水县良村三岔河一石壁上有5座崖墓，其中一座题刻曰：章武三年七月十日，姚立从曾意买大父曾孝罘石一门，七十万，毕。知者廖诚、杜六。葬姚父及母。《贵州文物》1984年第1期第16页。

[42]《华阳国志》卷4《南中志》。

[43]《三国志》卷39《蜀书·马良传附马谡传》注引《襄阳记》；罗开玉：《成都武侯祠“攻心”联再研究》，《四川文物》2001年第5期。

[44]诸葛亮《南征表》：“初谓高定失其窟穴，获其妻子，道穷计尽，当归首以取生也。而邈蛮心异，乃更杀人为盟，纠合其类二千余人，求欲死战。”（《北堂书钞》卷158引）。

[45]持东渡说的主要有《水经·叶榆水注》。

[46]持西渡说的主要有梁元帝萧绎《金楼子·杂记》、洪迈《容斋随笔·初笔》卷4、《蛮书》卷2、张宗道《古滇说》、诸葛元声《滇史》等。二说差别甚大。究其原因，或与蜀汉军渡泸渡口本不止一处、一次有关。

[47]《三国志》卷35《蜀书·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蜀书·费诗传》，《蜀书·后主传》等。

[48]《三国志》卷43《蜀书·王平传》。

[49]《文物》1963年第9期第66页、第12期第1页。

[50]《三国志》卷43《蜀书·李恢传》、卷33《蜀书·后主传》、卷43《蜀书·马忠传》、卷41《蜀书·霍峻传》。

[51]《三国志》卷35《蜀书·诸葛亮传》。

[52]《三国志》卷14《魏书·刘放传》注引《孙资别传》。

[53]《三国志》卷9《魏书·曹真传》。

[54]《三国志》卷35《蜀书·诸葛亮传》。

[55]《三国志》卷9《魏书·曹真传》、卷33《蜀书·后主传》。

[56]《三国志》卷35《蜀书·诸葛亮传》及其注引《汉晋春秋》。

[57]《三国志》卷40《蜀书·魏延传》及其注引《魏略》。

[58]《三国志》卷40《蜀书·李严传》注引《诸葛亮集》。

[59]罗开玉：《诸葛亮、李严权争研究》，《成都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第5～10页。

[60]罗开玉：《“三国文化”主题思想初探》，《四川文物》2002年第6期第3～6页。

[61]《三国志》卷35《蜀书·诸葛亮传》。

[62]《三国志》卷45《蜀书·宗预传》。

[63]《三国志》卷44《蜀书·姜维传》裴注引，系陈寿对他们的评价。

[64]《三国志》卷42《蜀书·谯周传》。

[65]《三国志》卷34《蜀书·二主妃子传》。

[66]《三国志》卷39《蜀书·陈祗传》。

[67]《三国志》卷33《蜀书·后主传》。

[68]《三国志》卷39《蜀书·董允传》。

[69]《三国志》卷44《蜀书·姜维传》；《华阳国志》卷7《刘后主志》。

[70]《三国志》卷41《蜀书·霍峻传》注引《襄阳记》

[71]《三国志》卷42《蜀书·郤正传》。

[72]《三国志》卷44《蜀书·姜维传》。

[73]《三国志》卷28《魏书·钟会传》。

[74]《三国志》卷28《魏书·邓艾传》。

[75]此路在邓艾军经过后，清溪一带仍无人居住，直到后魏才在清溪置马盘县，盛唐时期这里人口仍然稀少，龙州下辖的江油、清川两县共有4228人。《江油县志·外纪》清光绪版说：北宋时有人提议重开邓艾走过的路，但仍未实现，“宋蒲卣通判文州，议者欲开径路达陕西。卣言：‘洮岷积石，至文甚迩。自文州出江油，邓艾取蜀故道也。曩时隗嚣从此窥蜀，畏其险隘而止。夏人志此久矣，可为之通道乎？’议遂止。”南宋孝宗因抗金战争需要，重开文州翻青塘岭至龙州（平武县南坝镇）这条路。但《方舆览胜》卷70说开通不久又以“边境蒙隙，奏悉撤之”。宋末元初这条路成为蒙古兵入川要道。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集》卷31说：“邓艾由此捣蜀，犹是缒崖缘木。今伐山通道已久，又多造大斧，非至斫开，可容骑卒。”

[76]今摩天关口有二碑，一刻“摩天岭”三字，另一为复制的“孔明碑”，系《三国演义》流行后所立。清道光二十年（1840）《龙安府志》云：“摩天岭：在（平武）县东北一百九十里，魏遣邓艾寇蜀由此”。“孔明碑：在摩天岭，字迹磨灭不可识。”明清当地人认定邓艾伐蜀是经过此地的。原“孔明碑”毁于1935年，现立者为近年复制。

[77]在清溪曾经有一座邓艾庙，《龙安府志·舆地》：“宋知州洪咨夔毁邓艾像，更祀武侯。”

[78]参蒋志《邓艾伐蜀路线新考——兼论阴平小道三国之旅的开发》。

[79]《三国志》卷35《蜀书·诸葛瞻传》；《华阳国志》卷7《刘后主志》；《三国志》卷28《魏书·邓艾传》；《三国志》卷33《魏书·后主传》。

[80]《汉晋春秋》说：刘禅面缚，北地王谌哭于昭烈之庙，此则是庙别立也。关于刘谌杀妻告庙的具体地点，从清代起有人认为在当时的蜀汉宫城内，而非南郊，清代的一些川剧也是这样演的，理由是当时曹军兵临成都城下，刘谌已不能出城。事实上，在刘禅决定投降之时，曹军并未来到成都城下，更谈不上包围成都。当日，后主召集群臣会议时，有人提出向吴或向南中撤退的方案，如已四面围城，怎么撤退？谯周反对这些方案时，举出了若干理由，都未涉及围城之说。更重要的是谯周提出降魏方案后群臣曾提出“今艾已不远，恐不受降”，“不远”何指？据《三国志》卷33《蜀书·后主传》，刘禅决定投降后，派私署侍中张绍等前去投降，“绍、良与（邓）艾相遇于雒县。艾得书，大喜……”雒县即今广汉。前去投降的使节是在雒县才遇到魏军！

[81]《水经·叶榆水注》引《交趾外域记》。

[82]《三国志》卷33《蜀书·后主传》注引王隐《蜀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