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祎执政期间的成果及反映了蜀汉内外权力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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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费祎最初的成绩，主要表现在执行诸葛亮“结好孙权”的外交政策方面。费祎执政期间，虽有时他身在前线，朝廷的庆赏刑威，皆事先派人征求其意见，由其裁决，然后执行。在费祎执政期间，姜维常欲兴军北伐。蒋琬执政时由丞相降为大司马，现在费祎执政又从大司马降为大将军。这二位执政大臣被依次降低头衔的事实，表明蜀汉当时存在着内臣与外臣的斗争、臣权和帝权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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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6　费祎塑像

费祎（？～253），字文伟，江夏黾（今河南信阳东北）人。少孤，由同族的伯父费伯仁抚养。费伯仁的姑姑便是益州牧刘璋的母亲，刘璋派使者迎接费伯仁入蜀。费伯仁带费祎入蜀。刘备定蜀后，费祎遂留在益州，为活动于上层的名士之一。章武元年（221），刘备立太子，命费祎为太子舍人，数月后升为庶子。后主即位后，升为黄门侍郎。诸葛亮南征回来，群僚迎于数十里之外；论年龄、职务，他们都在费祎之上，但诸葛亮特别请费祎同车而归，众人由此对他另眼相看。

费祎最初的成绩，主要表现在执行诸葛亮“结好孙权”的外交政策方面。诸葛亮南征归来后，即派他出使东吴。孙权对他“嘲讽无方”，吴臣对他论难锋至。费祎辞顺义笃，据理以答，终不能屈。孙权由此对费祎“甚爱之”，并预计他“必当股肱蜀朝”。费祎被提为侍中、参军以后又频繁出使东吴。诸葛亮北驻汉中，请费祎去任参军。建兴八年（230），升为中护军，不久又升为司马。费祎在诸葛亮帐下的另一成绩，是在杨仪与魏延之间长期调停。杨仪、魏延相互憎恶，相遇争论。费祎常入坐其间，谏喻分别，使他们在诸葛亮生前能各尽其才。诸葛亮死后，他被提为后军师，很快又接任蒋琬的尚书令职务。在蒋琬执政期间，他的最大功绩是帮助铲除了杨仪。当时，杨仪自以为年龄、宦历、才能皆在蒋琬之上，而位在其下，怨愤形于声色，叱咤之音发于五内，时人畏其言语不节，莫敢从也，唯费祎往慰省之。杨仪竟对费祎说：往者丞相亡没之际，吾若举军以就魏氏，我哪会落得如今下场，令人追悔不可复及！这样下去，很可能导致内讧分裂，影响国力。于是，费祎“密表”杨仪之言，为蜀汉除掉一害。蒋琬从汉中移驻涪城后，因自己有病，主动将一部分职务让与费祎。费祎升任大将军，录尚书事。蒋琬死后，费祎以大将军秉政。

费祎执政期间，虽有时他身在前线，朝廷的庆赏刑威，皆事先派人征求其意见，由其裁决，然后执行。在费祎执政期间，姜维常欲兴军北伐。费祎常裁制不从，即使同意出军，拨给军士也不过万人。费祎曾劝姜维道：“我等不如丞相，相差已经很远了；丞相犹不能定中夏，何况我辈乎！且不如保国治民，敬守社稷，劝其功业，以俟能者，无以为希冀侥幸而决成败于一举。若不如志，悔之无及。”费祎的这种守成思想，符合当时魏、蜀实际。值得一提的是，从费祎接替蒋琬后，朝廷又取消了大司马之职，只给费祎大将军头衔（蒋琬曾从大将军升迁为大司马，故大将军低一级）。中国人历来重名，名不正则言不顺。蜀汉以正统自居，官职之设皆承汉制。蒋琬执政时由丞相降为大司马，现在费祎执政又从大司马降为大将军。丞相、大司马，皆汉旧官，蜀汉政府取消此二职称，主要是现实的需要。这二位执政大臣被依次降低头衔的事实，表明蜀汉当时存在着内臣与外臣的斗争、臣权和帝权的斗争。正因为有这些矛盾，费祎执政的头几年，竟不能设置大将军府处理国事。在他执政四五年之后，即在他羽毛较丰之后，开府理事才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许多学者都曾强调指出，在蒋琬、费祎相继执政的20年间，蜀汉内政外交大体都继承了诸葛亮之成规，因循而不革^[63]。实际上，这种评语不尽准确。概括地说，他们对诸葛亮政策的继承主要有两个方面：外交方面东联孙吴；内政方面继续重用荆楚人士，排斥益州土著人才。前一政策在某些特定的环境下，如在刘备夺取蜀汉之前和蜀汉建国之初，不失为最佳外交策略，但随着魏、蜀、吴三国实力、关系的不断变化，这一外交政策还一成不变，便显得呆板拘泥。后一政策，在刘备、诸葛亮在世之时，人才济济，其恶果不显；但到蒋琬、费祎执政时，在大批开国元勋和荆楚宿臣死后，不能及时从益州土著中补充新鲜血液，文臣武将都严重老年化，不仅使社会各领域日感乏人，缺乏生气，而且加剧了土著势力与政府的矛盾。蒋琬、费祎在两个方面改变了诸葛亮的政策：一是除姜维常以小股兵力西征外，基本上没再进行大规模的“北伐”，这个改变有利于蜀汉人民的生活；二是法纪逐渐松弛，经常大赦便是一重要表现，在当时那种外战多而内赋重的情况下，这对缓和蜀中的阶级矛盾，缓和蜀中外来势力与土著势力的尖锐矛盾，以及缓和民族矛盾，都起了一定作用。延熙十五年（252），后主诏费祎开置大将军府，处理军国大事。次年初，大将军府举行岁首大会，费祎被曹魏伪降刺客郭修“手刃”杀死，过早地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涯。

费祎执政期间的成果及反映了蜀汉内外权力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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