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璋接任州牧，赵韪之乱四川通史

2023-09-30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跟随刘焉入蜀的州帐下司马赵韪，在这关键时刻，联合以王商为代表的土著豪族势力，控制了益州局面。他们认为刘璋温仁而易控制，上表朝廷，要求刘璋接替父职。以朝廷的名义直接任命赵韪，目的是欲把赵韪的地位提高到接近州牧，给他兵权以削弱州牧势力，挑起他与刘璋间的矛盾。赵韪则另有图谋。“东州士”猛攻江州，赵韪为部将所杀，动乱遂平。最近发现的《建安四年正月中旬故监北江塴太守守史郭择、赵氾碑》也充分反映了刘璋的暗弱。

兴平元年（194），刘焉死后，朝廷即派颍川人扈瑁为益州刺史。扈瑁行至汉中，因益州旧将沈弥、类发、甘宁从川北起兵造反，滞留不行。刘焉旧部明确表示出不欢迎扈瑁。刘焉还有两子：第三子刘瑁，第四子刘璋^[62]。跟随刘焉入蜀的州帐下司马赵韪，在这关键时刻，联合以王商为代表的土著豪族势力，控制了益州局面。他们认为刘璋温仁而易控制，上表朝廷，要求刘璋接替父职。这时朝廷在董卓旧将李傕、郭汜的控制下，对益州鞭长莫及，又慑于全国大乱形势，只好诏任刘璋为监军使者，领益州牧。他们还以朝廷的名义，任赵韪为征东中郎将，要他带兵去攻打荆州刘表。以朝廷的名义直接任命赵韪，目的是欲把赵韪的地位提高到接近州牧，给他兵权以削弱州牧势力，挑起他与刘璋间的矛盾。赵韪则另有图谋。他接到诏书后，就带兵东向，屯兵于紧临荆州的朐忍（今四川万县与云阳之间）。

这时，益州境内，“东州士”与土著势力的矛盾再次激化。自从刘焉打败任岐、贾龙后，“东州土”无所顾忌，专横跋扈，侵暴人民，欺辱土著。刘璋政令多阙，势不能制，力不能禁。益州各地，民心鼎沸，怨声四起。在巴郡，首先爆发了沈弥、类发、甘宁等土著豪族的武装暴乱。暴乱被平定后，甘宁等人率众顺江而下，投奔了东吴。赵韪本为巴西安汉人，随刘焉入蜀后，注意与土著豪族的关系，人缘极好。现在，他认为取代刘璋的时机到了。首先，他厚赂荆州请和，免去了后顾之忧；接着又串联益州各地大姓豪族，相约共同起兵。

建安五年（200），赵韪起兵回攻刘璋。蜀、广汉、犍为三郡皆有土豪起兵响应。赵韪很快打到成都城下。刘璋死守成都。各地“东州士”也同心协力，拼死援助刘璋。赵韪久攻成都不下，退守江州（今重庆）。“东州士”猛攻江州，赵韪为部将所杀，动乱遂平。当时实际上控制着朝廷的曹操，对蜀中战事也极为注意。《汉献帝春秋》曰：“汉朝闻益州乱，遣五官中郎将为益州刺史，征璋为卿，不至。”^[63]

“赵韪之乱”使刘璋割据政府感到了益州土著豪族的实力，此后对其多迁就放纵，不敢轻意兴罪。另外，刘璋也欲利用土著来牵制日益跋扈的“东州士”。

南郡枝江人董和担任成都令时，严格取缔豪强妄为。豪强们联合要求刘璋调董和转任他地，刘璋即听命，准备调董和为巴东属国都尉；但同时成都的一些外来势力，相携请愿，要求留任董和，刘璋又俯首听命，将他留任。在刘璋执政期间，政令多阙，法治不严，豪族自恣，纲纪不肃，礼制不严，臣吏相媚，互相奉承，德政不举，人心背离。如外籍官吏法正，蜀籍官吏张松，皆为有才之士，终不得尽其才，展其能，结果为刘备所用。另外，从历史发展的－般规律看，刘焉、刘璋政府也只能是中央王朝钳制下的地方政府向完全脱离中央的割据政府的过渡形态，从当时全国的形势，益州周围的环境，人们的意识等方面看，当时人们也只能接受这样的政府。

为满足土著豪族欲望，刘璋先后新置了巴东、巴西、固陵、江阳数郡和分置了临江、南充国数县，增多了官吏名额，任用土豪为官吏。如芦山豪族樊敏，早年曾“察孝廉，除郎官，迁宕渠令”，后来在光和（178～184）末，又重举孝廉，辞不就，后因聘为治中诸部从事，弹凶纠贪，务锄民秽，州里翕然，号曰吏师，在蜀地有较大影响。刘璋便在他晚年授予他虚衔，“以助义都尉养疾闾里，年八十有四卒”。《华阳国志·巴志》说：献帝初平元年（190），征东中郎将安汉赵颖韪建议分巴，以朐忍至鱼复为固陵郡；建安六年（201），固陵郡官吏希望郡名中带“巴”字，以名正言顺，刘璋又将固陵改为巴东郡。《华阳国志·蜀志》说：汉安程征、石谦要求改县为郡，刘璋听之，以都尉广汉人成存为太守，属县四，户五千。五千户人口，置一县也小了一点，何况一郡！可见刘璋对土著的迁就。故后来诸葛亮认为：刘璋时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宠之以位，位极则贱，顺之以恩，恩竭则慢；所以致弊，实由于此^[64]。

最近发现的《建安四年正月中旬故监北江塴太守守史郭择、赵氾碑》也充分反映了刘璋的暗弱。碑中“故监北江塴太守守史郭择、赵氾”云云，可知当时北江塴（都江堰）由蜀郡直辖，而非由益州直辖（此后不久的蜀汉朝廷便直接管辖都江堰）。建安三年（198）对北江塴的大修，应是蜀地的重大工程，州府也没直接过问。太守守史郭择、赵氾，负责监管北江塴大修工程，二人在工地上前呼后拥，派头十足，但在工地上实际指挥的却是掾史、都水郭荀、任南、杜斯、塴吏李安、傅阳。完工后，塴吏李安、傅阳等“百余人，报服恩施，比方先后”，认为这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伟大工程，又“兴意推盛，出家钱勒石纪行，刊示后贤，以劝为善”。并堂而皇之地将碑立在祭祀李冰的祠庙中。碑文中不见州牧刘璋的名字，也不见蜀郡守的名字，却始终都在歌颂职位甚低的“太守守史”郭择、赵氾。可见以刘璋为代表的外来统治者，其统治是浮在面上的，实际上控制益州的却是入仕的当地土著豪族。以刘璋为代表的州政府连北江塴（都江堰）这样关系着蜀地国计民生的大堰都不直接管理，既是不重视经济建设，也是懦弱无能的表现。

刘璋的无能，还表现在他对待张鲁、处理与汉中的关系上。张鲁与刘焉本有臣属关系，是刘焉任命张鲁为督义司马，支持他去打下汉中，并唆使他断绝谷道。刘璋上台后，张鲁“稍骄于汉中”。对刘璋不够恭敬，巴郡的一些少数民族部落首领如杜濩、朴胡、袁约等曾率族人前往汉中投靠张鲁。这些都是无碍大局的小事，刘璋却凭一时之怒，诛杀张鲁的母亲、弟弟，并派遣中郎将庞羲率兵进攻汉中。庞羲败还，被任为巴郡太守，屯兵阆中，以防御张鲁，与汉中的关系极为紧张。汉中自古为蜀之北门，形胜地险，历代据蜀者非争夺此地不可。建安十三年（208），曹操打下荆州后，刘璋怕其西征益州，派张松去见曹操，并象征性地送去“叟兵”300人，以表示服从调遣。当时曹操忙着追赶刘备，顾不上西征，对张松礼貌不周。加之张松个子矮小，放荡不拘，曹操不喜欢张松，仅任命张松为越嶲郡苏示县令。

张松十分气愤，返蜀后即大肆诋毁曹操，极力劝刘璋与其断绝关系，又建议请刘备入蜀，助攻汉中。刘璋犹豫未定。建安十六年（211），刘璋听说曹操派军攻打汉中，怕其得汉中后南取巴蜀，就采纳了张松的建议，派法正去荆州请刘备。当时蜀中的许多文臣武将都反对请刘备入蜀。巴西太守严颜听说此事后，不禁拊心而叹：“此所谓独坐穷山，放虎自卫也。”益州主簿、巴西阆中大姓之一的黄权，谏刘璋道：“左将军（刘备）有骁名，今请到，欲以部曲遇之，则不满其心，欲以宾客礼待，则一国不容二君。若客有泰山之安，则主有累卵之危。可但闭境，以待河清。”^[65]这番道理，从刘璋个人利害关系看，可谓一针见血，入木三分，然却没能使其惊悟。益州从事广汉人王累甚至用自己倒悬于州门的办法来劝谏，刘璋仍不听，王累自刎于州门。这些表示出蜀中土著势力，不欢迎一个强有力的新主来代替软弱的刘璋。一些外来势力亦对此持反对态度，如零陵丞阳人刘巴曾谏刘璋道：“（刘）备，雄人也，入必为害，不可纳也。”刘备入蜀后，刘巴再谏刘璋，皆未生效。

【注释】

[1]《后汉书》卷13《公孙述传》，卷18《吴汉传》。

[2]《后汉书》卷31《张堪传》。

[3]绊马死战：将马缰固定在某处（如城门口、辕门口）迎敌与战，以明以死相抗之志。我国古史上仅此一例。

[4]《后汉书》卷1下《光武帝纪下》。

[5]《后汉书》卷31《张堪传》。

[6]《后汉书》卷18《臧宫传》。

[7]《后汉书》卷86《西南夷列传》。

[8]《后汉书》卷1《光武帝纪》。

[9]《后汉书》卷2《明帝纪》。

[10]《后汉书》卷3《章帝纪》。

[11]《后汉书》卷1下《光武帝下》、卷26《蔡茂传》。

[12]宋《太平御览》卷431引《东观汉纪》。

[13]《后汉书》卷31《廉范传》。

[14]《后汉书》卷79《儒林列传》。

[15]《后汉书》卷2《明帝纪》，袁宏《后汉纪·明帝纪》。

[16]《后汉书》卷31《张堪传》。

[17]《后汉书》卷41《第五伦传》。

[18]《后汉书》卷31《廉范传》。

[19]以上见《旺苍县洪江镇汉墓清理简报》，《四川文物》1987年第4期；《西昌东汉、魏晋时期砖室墓葬调查》，《考古与文化》1983年第1期；《四川三台县东汉崖墓内发现新莽铜钱》，《文物》1982年第6期；《四川荥经水井坎崖墓》，《文物》1985年第5期等。

[20]《后汉书》卷41《第五伦传》。

[21]《华阳国志》卷3《巴志》。

[22]刘焉父子据蜀也属东汉范畴，然陈寿将《二牧志》列入《三国志》，是视其为三国史之一部分。本书将其视为东汉向蜀汉的过渡阶段，专立一节。

[23]《华阳国志》卷3《蜀志》。

[24]《华阳国志》卷3《蜀志》。

[25]《华阳国志》卷1《巴志》。

[26]《东汉文纪》卷16《劾益州刺史侯参奏》。

[27]《后汉书》卷76《第五访传》。

[28]《华阳国志》卷1《巴志》。

[29]《华阳国志》卷1《巴志》。

[30]《后汉书》卷77《酷吏列传》。

[31]《后汉书》卷77《黄昌传》。

[32]《华阳国志》卷3《蜀志》。

[33]崔实：《四民月令》。

[34]《华阳国志》卷10中。

[35]《华阳国志》卷10上。

[36]《汉书》卷86《何武传》。

[37]《华阳国志》卷3《蜀志》，《三国志》卷40《蜀书·李严传》。

[38]《三国志》卷55《吴书·甘宁传》。这正是对当时蜀地工、商豪族的形象写照。

[39]《华阳国志》卷3《蜀志》。

[40]《华阳国志》卷1《巴志》。

[41]《华阳国志》卷3《蜀志》。

[42]谢雁翔：《四川郫县犀浦出土的东汉残碑》，《文物》1974年第4期第67～71页。

[43]《后汉书》卷4《孝和帝纪》、卷6《孝顺帝纪》。

[44]参蒙默：《犀浦出土东汉残碑是泐石“资簿”说》，《文物》1980年第4期第68～72页。

[45]《华阳国志》卷1《巴志》。

[46]《后汉书》卷6《孝顺帝纪》。

[47]《后汉书》卷56《种暠传》、卷7《孝桓帝纪》。

[48]《三国志》卷31《蜀书·二牧传》、《华阳国志》卷5《公孙述刘二牧志》、《资治通鉴》卷59、宋《太平御览》卷441。《华阳国志》系此事于中平元年，或系错简。

[49]《金石录》卷18《汉巴郡太守樊君碑》。

[50]吉布布初、关荣华：《四川昭觉县发现东汉石表和石阙残石》，《考古》1987年第5期第435页。

[51]《四川西昌发现货泉钱范和铜锭》，《考古》1977年第4期。

[52]《后汉书》卷75《刘焉传》、卷7《孝桓帝纪》、卷8《孝灵帝纪》，《三国志》卷31《蜀书·二牧传》及其注，《华阳国志》卷5《公孙述刘二牧志》。

[53]《华阳国志》卷5《公孙述刘二牧志》。《三国志》卷31、《后汉书》卷75作“务行宽惠”。从历史史实考察，《华阳国志》的记载，似更确切。

[54]《华阳国志》卷5《公孙述刘二牧志》。

[55]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44页。

[56]《三国志》卷31《蜀书·刘焉传》及注引《英雄记》。

[57]《华阳国志》卷5《公孙述刘二牧志》。

[58]《东汉会要》卷19《职官一·将军》。

[59]《隶释》卷11《巴郡太守樊敏碑》。

[60]这是一个隐喻典故。圣人指孔子。子夏为孔子门徒，后来在西河教学。子夏因儿子死而气得双目失明。曾子前往吊丧。子夏说：上天啊，我是无罪的！曾子却怒斥道：你过去事夫子洙、泗之间，后来才回到西河之上，你却让西河人民把你比作孔子，这就是你的一罪。见《礼记·檀弓》。

[61]本文主要采用《后汉书·刘焉传》，《三国志》卷6《魏书·董卓传》，《三国志》卷31《蜀书·刘焉传》注引《英雄记》。

[62]《三国志》卷31《蜀书·刘焉传》一处说刘瑁为“小子”，一处又说“曹公加璋振威将军，兄瑁平寇将军”。《后汉书》同。《华阳国志》说璋为季子，瑁为叔子，可本。

[63]《三国志》卷31《蜀书·刘焉传》及注引《英雄记》。胡三省曰：卿，九卿也。

[64]《三国志》卷35《蜀书·诸葛亮传》注引《蜀记》。

[65]《三国志》卷43《蜀书·黄权传》。

刘璋接任州牧，赵韪之乱四川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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