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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地区东汉农民起义及黄巾起义的影响

【摘要】:东汉时代,巴蜀地区爆发了多起农民起义,其中有几起对巴蜀历史产生了较大影响。东汉中、晚期,巴蜀地区的多次农民起义,差不多都与宗教有关,并主要与早期道教有关。顺帝时期,巴郡曾出现一种所谓“女服贼”,即利用宗教为掩护,信徒着装略似女装的农民起义军。整个起义持续约一年,攻占巴郡数县。影响最大的是黄巾起义。长期以来被奴役、盘剥的人民,闻风而起,纷纷投身义军。

东汉时代,巴蜀地区爆发了多起农民起义,其中有几起对巴蜀历史产生了较大影响。东汉初期,川北部分地区仍活动有赤眉军余部。《后汉书·列女传·姜诗妻传》说“赤眉散贼”曾经过姜诗的乡里(广汉雒县),“驰兵而过”,并送米肉与姜诗。《华阳国志》卷10中称这股义军为“东精”,并说其时在“公孙述平后”。赤眉军余部在巴蜀地区的活动,从公孙述称帝前,持续到其被扫平后,延续了10余年。东汉中、晚期,巴蜀地区的多次农民起义,差不多都与宗教有关,并主要与早期道教有关。顺帝时期,巴郡曾出现一种所谓“女服贼”,即利用宗教为掩护,信徒着装略似女装的农民起义军。其信徒发展到上千人,并到各地传播,然最后终未成功[45]。阳嘉三年(134),益州起义军攻县城、捕令长、杀列侯,声势浩大[46]。顺帝末年(144年前后),巴郡人服直,利用宗教,以数百人为基本骨干,聚众起义。服直自称“天王”,影响较大。当时的益州太守种暠和巴郡太守应承都亲率大军前往镇压,被义军打得大败。整个起义持续约一年,攻占巴郡数县。从服直自称“天王”的情况看,这次起义与早期道教有关。桓帝永兴二年(154),蜀郡李伯山在山区自称老子后裔,组织一批农民欲武装起义,被政府捕杀[47]。从其自称老子后裔的情况看,也应与早期道教有关。

影响最大的是黄巾起义。巴蜀地区的黄巾起义,由早期道教即五斗米教组织。中平元年(184)七月,巴郡教区的张修率众起义。义军一度攻占郡治江州及一些县城,大杀贪官污吏。中平五年(188)三月,马相、赵祗在绵竹起义,自称“黄巾”军,攻下绵竹县城,擒杀县令李升,在县城立杆树旗,招兵买马。长期以来被奴役、盘剥的人民,闻风而起,纷纷投身义军。义军在一两日中竟招收数千兵马。紧接着,义军直接进攻益州刺史部所在地雒县,破之,捕杀州刺史郗俭,又继续南下,攻下蜀郡治成都、犍为郡治武阳(今彭山),势如破竹,旬月间控制了整个成都平原。“黄巾”军在短期内发展到10余万人,马相自称“天子”,建立了农民政权。他们杀豪族,铲恶霸,分钱帛,深受人民拥护。义军又分兵一支东进,迅速攻破巴郡治江州(今重庆),杀巴郡太守赵部。又分兵一支北进,由赵蕃率领,攻下阆中等城[48]。起义之初,社会长期积存的各种反抗力量,如深受压榨的农、工、商及部分中、下层官吏,部分军队,都纷纷投身起义队伍,即使豪族势力,最初也多持观望态度。

有的还想借助义军力量,消灭异己,兼并其他豪族。所谓“米巫凶,奸狡并起,谄附者众”[49],从侧面反映出了当时热火朝天的形势。

益州从事、犍为豪族贾龙在起义爆发后,即率家兵,召集溃散的官吏、军队,又请来川南少数民族“青衣”军,首先向义军反扑。在他的带动下,各地豪族也纷纷向义军发起进攻。义军虽声势浩大,但多为参加起义不久的农民,缺乏严格训练,纪律性差,战斗力不强。马相自称“天子”,违背了教义,将自己置于其他几个教区首领之上,加深了义军内部矛盾。当时巴郡教区、汉中郡教区、犍为郡教区都由共同起义转为隔岸观火,坐山观虎斗。马相、赵祗陷入孤军作战境地。在短短的几个月内,义军主力遭到毁灭性打击,又失去所有城市,被迫转到山区,转入地下。

刘焉入蜀后,为与土著豪族势力相对抗,对蜀中道教势力采取安抚利用政策。刘焉命巴郡教区首领张修为别部司马,汉中郡教区首领张鲁为督义司马,让他们率领教徒去夺取汉中郡。张鲁占据汉中及巴郡部分地区后,用五斗米道教统治人民。张鲁吸取了马相失败的教训,不称天子,不任命官员,而是用一整套教职来取而代之。张鲁自称“师君”,其下为治头大祭酒,再下为祭酒、鬼卒。他们废除旧有法律,以廉耻、诚信教育、管理人民。对犯法者,令其修路补过,三次不改则杀之,祭酒等在为人治病时,也令其自首其过。张鲁等还建立了一种“义舍”制度。道民每年交纳一定的米肉实物,大部分供各级教职人员使用,一小部分则分别悬挂于“义舍”,即亭传之中,行路者可根据自己实际需要自取。

图4-13 昭觉石表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