豪族势力的高度发展-《四川通史·卷二：秦汉三国时期》成果

2023-09-30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东汉中晚期，巴蜀豪族空前发展，成为一股重要的政治、经济力量。大姓豪族的发展，通常需几代人的积累。下面试讨论二、三类豪族的基本特征。豪族地主凭借经济力量，兼任族长；也有的族长靠宗族的力量，发展为豪族地主。同宗青壮年，为豪族的核心部曲。

东汉中晚期，巴蜀豪族空前发展，成为一股重要的政治、经济力量。大姓豪族的发展，通常需几代人的积累。他们拥有大量钱财、田地、山林、湖泽、奴婢等。可分三大类：一般地主，拥有数百亩土地，家产总值在4万～100万之间；一般豪族，有土地1000亩以上，家产总值100万～1000万之间，在一个县中属大族之一；中、大型豪族，土地少则数千亩，多则上万亩，家产在1000万以上，为几个邻县或一郡中的大族望门。下面试讨论二、三类豪族的基本特征。

1．兼并大量土地

豪族皆掌握大量钱财，兼并大量田地山林湖泽，占有土地最少在1000亩以上，多者以万计。其中以郡县官吏家庭较为突出。在地区分布上，以居川西平原者最富，川东南、川北山地豪族经济力量稍次，但其掌握的部曲、家丁等武装实力，则可能大于居川西平原者。川西高原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传统的部落制度仍占统治地位，土地私有观念不浓，甚至尚未兴起；富者家不足百金，谈不上豪族。

2．形成豪族庄园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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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　豪族庄园内的庖厨画像砖

各豪族庄园，或几个庄园共同体内，农林牧副渔及手工业相结合，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在一定程度上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西汉王褒，仅系当时资中的一般名门，但在《僮约》一文中要求奴仆要做的劳作，便有农作、水利、畜牧、打猎、打鱼，以及木业如制船，商业则北到洛阳南达益州、西到武都，经手各种买卖，手工业如自做刀矛，园林业如种植桑树、果树，副业如织席、编绳等。迄至东汉中晚期，自给自足的体系更趋完善。巴蜀东汉豪族，往往“家有盐井”、酒坊、冶炼作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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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5　豪族庭院画像砖

3．宗族纽带

以宗族关系为纽带，掌握大量依附农民——徒附。当时一般以“家”、“族”、“姓”、“宗”为纽带，少则几十户，多则几百户、几千户聚族而居。豪族地主凭借经济力量，兼任族长；也有的族长靠宗族的力量，发展为豪族地主。大的活动，如械斗、服役、迁徙等，不仅宗族自身，即使社会、国家也多以“姓”“族”为单位征调、摊派。

如东汉末年，南郡枝江人董和西迁入蜀，便是“率宗族”而行。正因他有一支基本队伍，刘璋才先后委任他为牛鞞（今简阳）县长、江原（今崇庆）县长、成都县令等。宗族中一般成员与族长的关系，外表上是同宗关系，实质上是依附关系，是徒附。他们租种族长的土地，也得给族长交租、服役。他们的政治态度、经济活动，甚至家庭生活，都必须取决于族长的态度，服从宗族的利益。同宗青壮年，为豪族的核心部曲。当时豪族纷纷在家族墓地前建立祠堂，用“上墓”、“祭祖”、“杀祭”（一般用牲口，有时也以俘虏）等手段，来统帅大家；对外械斗动员、处理违犯“家规”、“族规”者，一般也在祠堂举行。东汉时期家族纽带的加强，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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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6　豪族渔猎画像砖

当时战乱频繁、官吏腐败、匪贼祸多，迫使人们靠家族的集体力量来抵抗外侵、扩展势力。但仅仅依靠家族力量亦感不足。于是，大豪族（家族）征服小豪族（家族），小豪族（家族）依附大豪族（家族）。故到东汉中、晚期，大豪族可一呼百应，与地方政府、与起义军队相抗衡。在大家族的庄园内，除同宗外，还拥有大量外姓徒附。依附民与奴婢不同，它不是通过买卖或抢掳而来，通常是迫于生计，不得不依附。在法律上，依附民是自由的，可以选择豪族地主；但由于经济上、宗族上千丝万缕的关系，依附民实际上受着种种人身限制。所谓“父子低首，奴事富人，躬率妻子，为之服役”^[33]，正是其形象写照。

4．奴婢成群

拥有数量众多的奴婢，供其日常生活驱使。一般来说，西汉奴婢用于生产，东汉奴婢多用于生活。东汉豪族通常不使用同宗奴婢。除部分边远地区豪族使用部分抢夺、掳掠来的奴婢外，绝大多数系买来，或抵债而来。如雒人折象，有奴婢800人^[34]。一般地主和较富裕的农户，也有数量不等的奴婢。如犀浦簿书碑载当地农户普遍拥有5～7名奴婢。当时对奴婢可买卖、打骂，不能擅杀。时人以奴婢为重要的财富标志之一，嫁女多以奴婢为陪奁，分家须均分奴婢。象征奴婢身份的俑，在这一时期的墓葬中出土甚多，不仅陶俑数量增多，还出现成组的石俑，流行铜俑。其体型普遍加大（50～100厘米高），造型优美，写实，夸张，神韵谐和。陶俑种类新出现执镜女俑、提鞋女俑、执筛男俑、执刀俑、执刀挎盾俑、执盾俑、执棒俑、庖厨俑、说唱俑等，体型加大，表情丰富。这些资料表明：这一时期豪族大姓势力有了较大发展，其院宅楼房普遍加大、配套，男女仆从显著增多，仆人中已有较明确、较细的分工。很多男仆手握武器、木棒，不仅护卫主人、宅院，还催租逼粮，横行乡里；其中很多人可能从小便受专门的武术训练，相当多的仆从至少在年轻时已专攻音乐舞蹈、杂技等娱乐性活动，供主人赏乐，其中多数人受过专职训练。这些从事技艺性或担任“内侍”“细活”的奴婢，主要来于“世袭”的奴婢家庭。大量直接来自农村的奴婢，则主要干“粗活”。从出土画像砖的情况看，当时大庄园内的各种奴仆，往往有统一的服饰着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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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7　成都出土的的东汉晚期抚琴陶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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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8　成都出土的东汉晚期陶舞俑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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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9　成都出土东汉晚期陶舞俑2

5．控制、参与各级统治

豪族亲自出任或推荐子弟出任郡、县掾吏等公职，有的还通过读书等途径，进入朝廷或郡、县的上层统治。汉代规定，“中产”之家以上，才有做官的资格，一般百姓由此失去了从政的机会。东汉乡里设三老、里典、伍老等，担任者须有一定家产（这只是起码要求，实际上多系首户担任）、“老年”并“德高望重”（一般原系族长）等，结果便只有豪族地主才有资格参与乡、里统治，而里的统治者，绝大多数为族长。东汉时期选举的孝悌、孝廉、秀才、力田等，除极少数由郡府指定外，主要由乡里推举，自然是豪族们依照权势、财产轮流被举，郡、县掾吏一般就在这些被举者中选拔。

东汉巴蜀豪族，多世代为官者。如郪县大姓王氏，在东汉中期的代表人物王堂，先后任巴郡太守、将作大匠、汝南太守等职；其幼子王稚，官府15次欲征辟出仕，并授以二千石、太常等要职，其曾孙王商，在东汉末期曾为益州牧刘璋的治中从事和蜀郡太守，王士先后任宕渠太守、犍为太守、益州太守等职，王甫为绵竹县令、荆州议曹从事等。郪县的另一大族李氏，与王氏世代联姻，亦多为官为吏者。

赵氏为成都的豪姓大族之一^[35]，见于记载的人并不多，权势却不小。第一代赵定为游侠。其后人赵戒，在顺帝时先后任太仆、司空、司徒录尚书事、太尉等职，封厨亭侯。赵家从此发迹。其子赵典，先后任议郎、侍中，在赵戒死后袭封厨亭侯，先后任弘农太守、右扶风、大鸿胪、太仆、太常等。再下一代，赵谦、赵温，为赵典哥哥之子。前者曾任汝南太守、光禄卿、太尉、司徒、车骑将军、司隶校尉、前将军，封郫侯，又任尚书令等；后者先后任京兆丞、侍中、太常、司空、司徒等职，封江南亭侯。赵典之侄赵子真，东汉末年为濮阳太守。赵氏三代四公，权倾朝野，族人在成都横行霸道。《华阳国志·蜀志》说：“诸赵倚公，故多，犯法”，“赵子真父子强横”。一般地方官对其敬而远之。迄东汉末年，赵氏势力正炽，如果不是遇上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和改朝换代，其势力可能还会延续几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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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0　豪族庄园内的农耕画像砖

郫县大姓何氏，兴于西汉。何武先后任雩县令、谏议大夫、扬州刺史、丞相司直、清河太守、兖州刺史、司隶校尉、京兆尹、御史大夫、司空等职。其子何况，一度嗣为侯。何武兄弟五人，皆为郡吏^[36]。其兄何霸后为属国都尉、中郎将；何显，曾为颍川太守。王莽时期，何氏势力受到打击，东汉时期又有所恢复，一直是郫县的望族。

临邛大姓陈氏，代表人物为陈立，先后任巴郡、牂柯、天水郡太守，名噪一时。巴郡宕渠人冯绲，父为幽州刺史，他便“家富……为州里所归爱”。南安人费贻，东汉初期出任合浦郡太守，其后代便跃居南安大族。

6．基本垄断教育

东汉巴蜀民间教育相当发达，但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以豪族地主为主。如宕渠人、幽州刺史冯焕，“家富好施”，其子冯绲，少耽学问，习父业，治《公羊春秋》《韩诗》《仓氏》《司马兵法》等，子弟冯允，能理《尚书》，善推步之术。东汉蜀中豪族大姓，普遍把教书育人视为立身扬名的主要途径之一，把教育视为发展家族势力，兼并他人，乃至出仕做官的重要途径之一。

7．掌握武装，拥兵自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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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1　豪族庄园内的酿酒、纺织、兵器图

大量的汉代画像砖、画像石资料表明，东汉巴蜀豪族一般都拥有一定的私人武装力量，特别是边远山区，其武装数目更为庞大。这些武装，平时充当豪族爪牙，欺压百姓，横行乡里，战时则可与其他豪族械斗，甚至与政府军抗衡，与起义军较量。如郪县的高、马二家，世掌部曲，建安二十三年（218），二家起事于郪，合聚部伍数万人，直打到资中县后被李严平定。有的豪族武装甚至能镇压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如中平五年（188），以马相、赵祗为首的“黄巾”起义，曾攻占广汉、蜀郡、巴郡的大多数地区，攻下包括成都、江州在内的大多数城市，却被犍为豪族贾龙以部曲打败^[37]。又如巴郡临江人甘宁，去投靠刘表时，便带着“僮客八百人”^[38]。

8．工商业豪族兴起

如果说西汉巴蜀豪族以官僚、地主为主的话，那么东汉中晚期至蜀汉，工商豪族则大量涌现，异军突起。其特征是攀比心理强。《华阳国志·蜀志》说：蜀地“家有盐铜之利，户专山川之材，居给人足，以富相尚。故工商致结驷连骑，豪族服王侯美衣，娶嫁设太牢之厨膳，归女有百辆之从车，送葬必高坟瓦椁，祭奠而羊豕牲，赠襚兼加，赗赙过礼，此其所失”^[39]。

9．彼此联姻

彼此联姻，形成宗亲、姻亲纵横交错的政治、经济关系网。东汉巴蜀豪族婚姻，已很讲究门当户对。各地大姓，彼此相互联姻，婚姻成了巩固、发展政治、经济势力的一种手段。对于豪族大姓，各种人士自有不同的看法。如当时巴蜀当地土著民族中流行一首诗曰：“惟德实宝，富贵何常。我思古人，令问令望。”^[40]

东汉时期，反对豪族大姓势力的斗争持续开展。第五伦任蜀郡太守时，将豪族大姓出身的掾吏等尽皆免职遣还，使吏风一时清静。东汉末年，广汉人刘宠任成都令时，大姓恣纵，赵谦、赵温之族多犯法，濮阳太守赵子真父子强横市里，刘宠皆治其罪，一时震肃。郫县大姓杨伯侯过于奢侈，大造冢营，亦被惩处^[41]。

豪族势力的高度发展-《四川通史·卷二：秦汉三国时期》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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