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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帝经济政策对巴蜀的影响

【摘要】:武帝时期,是巴蜀政治、经济、文化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其影响极大、极深刻。武帝时期,巴蜀地区长期发展起来的私营工商业受到沉重打击。司马迁在《史记》、班固在《汉书》中皆把贩卖奴僮作为巴蜀因此“殷富”的重要原因之一。武帝时期,巴蜀地区仍是政府经常用以赈济饥民的粮仓。武帝再次征调巴蜀粮食,从水路运至江陵,命博士等分数路送往灾区。武帝开发西南夷后,西南各地驻军及官吏队伍猛增,其军饷粮食多仰赖巴蜀供给。

武帝时期,是巴蜀政治、经济文化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其影响极大、极深刻。元狩四年(前119),也就是武帝开始第二次开发“西南夷”的两年之后,武帝为了增加军费开支,曾实行盐铁官营和算缗、告缗等打击富商大贾的崇本抑末政策。“敢私铸铁器、煮盐者,钛左趾,没入其器。”[31]又统一货币,禁止郡国和私人铸钱。

蜀中临邛卓氏、程氏皆因冶铁致富。文帝赐邓通铜山铸钱,邓转包给卓氏。邓氏钱遍天下,卓氏也成为巨富。武帝初期还因司马相如卓文君事见诸记载。但《汉书·货殖传》说:“程、卓既衰,至成、哀间,成都罗裒訾至钜万。”他们在成帝之前已经衰落。其衰落的具体时间、经过,语焉不详,结合历史分析,当在武帝中、晚期。当时的算缗、告缗运动使全国中等以上的商贾之家,大都破产,何况程氏、卓氏“富侔公室,豪过田文”[32]。且其以冶铁、铸钱致富,为当时政策所严禁,必为重点打击对象,断无漏网之理。顺便交代一句,司马相如于元狩五年(前118)卒于茂陵,武帝开始盐铁官营时,即开始打击西蜀卓氏时,对他的影响应该不是很大。

武帝时期,巴蜀地区长期发展起来的私营工商业受到沉重打击。许多重要行业,如盐、铁的产销,全被收为官营;长期实行的地方政府和私人铸钱,则被取消。过去,巴蜀私营工商业者生产的陶、铜、铁器,在造型、纹饰等方面都有着许多巴蜀文化特征。随着这些私营工商业的被取缔,陶、铜、铁器上的巴蜀文化特征也随之消失,故现代考古学把巴蜀文化的下限定在西汉中期。另外,过去蜀郡内地的冶铁产品,“倾滇、蜀之民”,“贾椎髻之民”,影响很大。其产品在云南、贵州及四川的阿坝、甘孜、凉山州、攀枝花市,甚至两广地区的考古发掘中屡有出土。当时蜀郡的私营冶铁者,曾千方百计地从器物的品类、造型、纹饰、心理状态、价格各方面去适应滇、黔等地的少数民族,有许多器物甚至是专门为少数民族买主制造的。但西汉中期以降,蜀产铁器在滇、黔大幅度减少,一些过去曾用铁制造的器类又转而用铜。这反映了武帝时期,代之而起的官营冶铁业不再把少数民族作为经营对象。

武帝打击私营工商业经济,迫使工商业者把钱财转往农业农村,直接加速了农村的土地兼并。巴蜀地区的豪族势力正是在武帝中、后期开始初兴。以后逐步成为巴蜀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的一股重要力量。

随着武帝两次对西南地区大规模进兵,西南各族相互掠奴又有了大发展。西蜀在过去的基础上,迅速发展成当时全国最大的畜奴区、最大的奴僮买卖市场。司马迁在《史记》、班固在《汉书》中皆把贩卖奴僮作为巴蜀因此“殷富”的重要原因之一。

武帝时期,巴蜀地区仍是政府经常用以赈济饥民的粮仓。当时,山东受黄河水灾,祸及方圆两三千里,粮荒数年,人或相食。武帝令饥民就食于江、淮之间,并急运巴蜀之粟前往赈济[33]

元鼎三年(前114),关东再遭水灾,饿死者以千数,至秋季,水涝又移于江南,危害甚大。武帝再次征调巴蜀粮食,从水路运至江陵,命博士等分数路送往灾区。武帝开发西南夷后,西南各地驻军及官吏队伍猛增,其军饷粮食多仰赖巴蜀供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