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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帝再次进兵西南夷地区

【摘要】:第二次进兵西南,是由寻找通身毒、大夏的道路而引起。这次探路任务虽未完成,汉政府却再次接触、了解到西南边地各族的情况。“西南夷”地区,皆系民族聚居区,但这次武帝新置7郡中,只在极少数地区设道,多数地区仍是设县。在西南地区分封民族首领为王、为侯。武帝开发西南夷,以成都为中心。

第二次进兵西南,是由寻找通身毒、大夏的道路而引起。元狩二年(前121),博望侯张骞武帝说,他在出使大夏时,曾见那儿有蜀布和邛竹杖,了解到是经东南身毒国(古印度)而来,大约有数千里路程,在那里能得到蜀贾的东西。张骞又大讲,大夏国在汉王朝的西南,慕中国,唯因匈奴隔其道而不能与汉交往;如果由蜀通身毒国,道路近便,又无危险,这样就能建立与身毒、大夏夹击匈奴的联盟。于是,武帝命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10余人,前往蜀地,寻求通往身毒国的道路。

图2-3 绵阳双包山M2出土武帝时期的骑俑

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分成数路,分别从蜀郡、犍为郡出发。—路出冉,取道今阿坝而西;一路出笮,取道今雅安、甘孜而西;一路出徙、邛,取道今攀枝花市而西;一路出僰,取道今宜宾而南。各队使者前进了一两千里后都先后遇到了麻烦。滇王截住一路汉使者,要求为滇探寻通往西边的路。其他各路,北面阻于汶山氐人、羌人,南边闭于嶲、昆明诸部。昆明(活动在今滇西地区的昆明部族)诸部为了夺取财币,往往杀掠汉使。

武帝极为震怒,征发三辅地区的罪人、巴蜀军队数万人,遣两将军郭昌、卫广等,前往攻打昆明诸部中曾捕杀汉使者的部落,大获全胜,斩首数万而归。其后曾再次遣使探路,但昆明诸部仍抢掠捕杀汉使,探路计划终未完成[26]。这次探路任务虽未完成,汉政府却再次接触、了解到西南边地各族的情况。元狩三年(前120),武帝征调有罪官吏,在长安县西南开凿昆明池,周回40里,以演习水战,并在池畔刻玉石作鲸鱼形,以象征滇地的鲸鱼山(晋宁石寨山),决心开发西南夷地区。

图2-4 汉代越嶲太守印封泥

元鼎五年(前112),南粤造反,武帝派驰义侯从犍为到南夷地区征调民族部落兵,准备攻打南粤。且兰君害怕部落的青壮远行后,附近部落掳其老弱为奴,首先造反,杀了汉使者和犍为郡太守。叛乱声浪由南夷波及西夷,就连在蜀西南的邛、笮部落也参加进来了。武帝征发巴蜀罪人和曾参加过打南越的八校尉出兵平叛,很快诛杀了且兰君、邛君和笮侯,斩首数万。在武力攻占的基础上,于元鼎六年(前111)在这些地区设郡置吏。

图2-5 汉越嶲都尉章封泥

在今贵州东部地区(即且兰活动区域),设立了牂柯郡。夜郎侯初倚南粤,南粤已灭,助汉诛且兰,并能主动入朝,被封为夜郎王。在邛人活动地区,设置了越嶲郡。在笮都人活动地区,设立了沈黎郡[27]

武帝杀笮侯,杀一儆百,冉之君得知此事后,十分惊恐,主动向汉政府请求置吏,汉政府便在那里设置了汶山郡。在广汉西部白马氐人活动地区,设置了武都郡。

武帝又命王然于去会见滇王,宣讲汉朝之威,胁迫滇王入朝。滇国东北部有劳深、靡莫等部落,曾多次攻击过汉使和军队。元封二年(前109),武帝征调巴蜀军队攻打、消灭了劳深、靡莫部,兵临滇国。滇国这才表示愿意接受汉王朝的统治,举国降汉,同意在滇地设立郡县,置官吏,滇王入朝。汉王朝在滇国故地设立了益州郡,又赐滇王王印,让他仍统治当地各部。从益州郡置县的情况看,当时汉王朝曾在益州屯集了较大数量的兵力。《华阳国志》卷4《南中志》说:孝武时通博南山,渡兰沧水、清溪,置嶲唐、不韦二县,徙南越相吕嘉子孙宗族实之,因名不韦,以彰其先人恶,行人歌之曰:“汉德广,开不宾;渡博南,越兰津,渡兰沧,为他人”。渡兰沧水以取哀牢地,哀牢转衰。嶲唐、不韦在今保山地区,已远超出了滇王的治区。武帝要征服这里的各种民族势力,要在这里设县置吏,单靠“厚赐”、“财赂”是不行的,必须以强大的兵力为后盾。

武帝在今滇西地区设县后,即向这里大量移民[28]。当时,朝廷的许多官员曾亲到西南边疆各地,或率兵征伐,或设府为官。当时担任郎中的司马迁,也曾奉朝廷使命,西征巴蜀以南地区,深入邛、笮、昆明诸民族之中,宣传汉德,调查风土人情,以后又在此基础上写出了《史记·西南夷列传》等有关西南边疆的历史

元封五年(前106),武帝又在全国设13州(部)刺史,每秋督巡郡国。刺史制度当时是加强中央集权的重要措施。武帝在巴蜀故地设立了益州,据说是希望“州之疆壤益广,故称益云”[29]。益州辖巴、蜀、广汉、犍为、牂柯、益州、越嶲、沈黎、汶山、汉中、武都等郡,正相当于广义的“蜀”地,也正好是秦汉间巴蜀及“西南夷”地区。益州初治广汉郡雒县,东汉后期徙治成都,这就再次从法律上确认了成都平原在西南地区的领导地位,也从法律上承认了西南地区的整体关系,这对西南地区以后的历史,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秦汉制度,“县有蛮夷曰道”,即在民族聚居区的县级政府称道。道制在许多方面都不同于县制,如一般不设乡、里等。“西南夷”地区,皆系民族聚居区,但这次武帝新置7郡中,只在极少数地区设道,多数地区仍是设县。武帝在西南新置七郡中设道,情况如下:

图2-6 汉代僰道右尉印封泥

犍为郡:僰道(秦置);

汶山郡:湔氐道(秦置)、汶江道、绵虒道;

沈黎郡:青衣道(秦置)、严道(秦置);

武都郡:故道、平乐道、嘉陵道、循成道、下辨道。

在牂柯、益州、越嶲三郡都曾设道[30]。但在西南民族地区,即使设县,其统治制度仍有别于内地的县。从有关资料看,在这些县仍像置道地区一样,只在交通要道旁设邮、亭,一般不设乡、里,假手原民族组织系统和民族首领进行管理。在这些地区,一般不征收赋税,或只以部落、氏族为单位征派少量徭役,一般不征收赋税。这些地区的民族封君仍保留传统的神权、司法权、经济权和兵权。内地的法律、礼制规定等,在这些地区或有较大修改,或不执行等,当时称这种制度为“羁縻”。

武帝还承袭秦人的做法。在西南地区分封民族首领为王、为侯。如活动在今凉山州一带的邛人首领,被封为邛谷王。

武帝开发西南夷,以成都为中心。为适应新的需要,武帝元鼎三年(前114),曾下令重筑成都城。新成都城比老城大数倍,多达十八城门。《汉书·地理志》载西汉中期成都县有人口76256户,仅次于首都长安80800户,跃升为全国第二大城邑。

武帝晚年,经济不支,停止了拓边活动,甚至从一些已占领的边地撤回了部分官吏军队,这在西南也有表现。天汉四年(前97),武帝撤销了设在笮人地区的沈黎郡,改置为两部都尉,一治旄牛,负责处理民族事务,一治青衣,负责处理汉移民事务。

图2-7 汉武帝时扩建成都城后略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