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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武帝开辟西南夷地,四川通史

【摘要】:武帝第一次进兵西南,是因进兵南粤的需要而引起。武帝在“南夷”地区设郡置吏,对“西夷”地区也很有影响。汉代统称西南地区的土著民族为“西南夷”。其中,大体而言,今凉山、甘孜、阿坝地区的土著民族为“西夷”,今云南、贵州、广西等地土著民族属“南夷”。

武帝第一次进兵西南,是因进兵南粤的需要而引起。建元六年(前135),武帝发兵击东粤,东粤人杀王归顺,汉命番阳县(今江西波阳)令唐蒙出使南粤。南粤人用蜀枸酱招待唐蒙。唐蒙了解到这是由蜀,通过牂柯江,运到番禺(今广州)城下的,便建议武帝借夜郎兵力,从牂柯江出奇兵攻打南粤:“窃闻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万,浮船牂柯,出不意,此制粤一奇也。诚以汉之强,巴、蜀之饶,通夜郎道,为置吏,甚易”。这里提出了借用夜郎军队和在夜郎地区“置吏”,即开发该地的问题。

武帝接受了这个建议,拜唐蒙为郎中将,带兵士千人,并征调万余人运送粮草衣物及礼品等,从巴郡符县(今合江)符关出奇兵[20],直入夜郎腹地,拜见夜郎侯多同。唐蒙一方面向夜郎侯“厚赐”财物,一方面谕以威德。夜郎侯对中原王朝并不了解,这从他像滇王一样,问使者“汉孰与我大”便可看出。但看在丰厚礼品的面子上,夜郎侯也同意置吏,不过须以他的儿子为其令。夜郎国旁边的其他部落,看见夜郎侯突然得到许多礼物,都很眼红,又认为汉王朝距他们道路险远,终不能有其地,都愿设郡置吏。建元六年(前135),汉武帝以今川南部分地区,加上夜郎地区,设立了犍为郡。《华阳国志》卷3《蜀志》:建元六年,分广汉置犍为郡。(由于犍为郡包括夜郎地区在内,一些学者便把犍为辖地全视为夜郎故地,误。)又征调巴蜀军队千人,转漕万余人,一边作战,一边修治道路,从僰道通牂柯江,即牂柯道,又称夜郎道。《汉书·食货志下》说:“唐蒙、司马相如始开西南夷,凿山通道千余里。”

武帝在“南夷”地区设郡置吏,对“西夷”地区也很有影响。汉代统称西南地区的土著民族为“西南夷”。其中,大体而言,今凉山甘孜、阿坝地区的土著民族为“西夷”,今云南、贵州、广西等地土著民族属“南夷”。《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说:“是时邛、笮之君闻南夷与汉通,得赏赐多,多欲愿为内臣妾,请吏,比南夷。”邛人主要分布在今川南,包括今凉山州、西昌、攀枝花等地。笮人则主要分布在今甘孜、阿坝地区。他们的酋首主动向汉政府表示,愿意像“南夷”那样设郡置吏。

武帝征求蜀人司马相如的意见,相如说:邛、笮、冉者与蜀邻近,道路也容易通,秦时尝通为郡县,到汉兴才罢;现在如果再置郡县,条件优于南夷[21]。武帝即拜相如为中郎将,持节回蜀主办其事,并慰问蜀中父老。又命王然于、壶充国、吕越人为副使,乘四乘传车,“因巴蜀吏币物以赂西夷”,即这一行人的所有开支,包括给“西夷”的礼品等,皆出于巴蜀。

开发“西夷”的工作刚开始不久,蜀中又掀风波。一些被征派的官吏军士或逃亡,或自残肢体。相如即发檄文谕告曰:

“告巴蜀太守:蛮夷自擅,不讨之日久矣,时侵犯边境,劳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抚天下,集安中国,然后兴师出兵,北征匈奴,单于怖骇,交臂受事,屈膝请和。康居西域,重译纳贡,稽首来享。移师东指,闽越相诛。右吊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僰之长,常效贡职,不敢惰怠,延颈举踵,喁喁然,皆乡风慕义,欲为臣妾,道里辽远,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顺者已诛,而为善者未赏,故遣中郎将往宾之,发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币,卫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战斗之患。今闻其乃发军兴制,惊惧子弟,忧患长老,郡又擅为转粟运输,皆非陛下之意也。当行者或亡逃自贼杀,亦非人臣之节也。

“夫边郡之士,闻熢举燧燔,皆摄弓而驰,荷兵而走,流汗相属,惟恐居后,触白刃,冒流矢,议不反顾,计不旋踵,人怀怒心,如报私仇。彼岂乐死恶生,非编列之民,而与巴蜀异主哉?计深虑远,急国家之难,而乐尽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圭而爵,位为通侯,居列东第。终则遗显号于后世,传土地于子孙。事行甚忠敬,居位甚安佚,名声施于无穷,功烈著而不灭。是以贤人君子,肝脑涂中原,膏液润野草而不辞也。今奉币使至南夷,即自贼杀,或亡逃抵诛,身死无名,谥为至愚,耻及父母,为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岂不远哉。然此非独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谨,寡廉鲜耻,而俗不长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

“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晓谕百姓以发卒之事,因数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让三老孝弟以不教诲之过。方今田时,重烦百姓,已亲见近县,恐远所溪谷山泽之民不遍闻,檄到,亟下道县,咸喻陛下意,毋忽!”[22]

这道檄文从侧面反映了当时巴蜀一般百姓对周边民族的认识、对开发西南夷的态度,也反映出巴蜀地区在开发西南夷中所付出的历史代价。

相如先后进入邛人、笮人、冉、斯榆等蜀郡西边、西南的兄弟民族部落中,与其首领谈判、协商,宣传汉王朝的威德。当时许多部落的首领皆愿做汉王朝的内臣。“愿得受号者以亿计。”[23]过去,这些民族彼此械斗,互为仇敌,各族各部落之间皆构筑有关塞。现在,在相如的奔走活动下,大家团结在汉政府的周围,也撤掉了关塞路障等。西边,汉政府的统治以沫水(今青衣江)、若水(今雅砻江)为界,即深入今天川西甘孜地区、西昌地区的西部,在这里设置了一个都尉,领十余县,属蜀郡。南边,汉政府的统治与新开发的牂柯相连接,并建立了关塞,还修建了一些道路桥梁,沟通边疆与内地的联系[24]。司马相如这次出使,功成而返。

武帝开发西南,在很大程度上可说是重义轻利,重名轻实。当时,汉政府动员了数万民力、兵力,在巴蜀四郡(蜀、巴、广汉、犍为)大修通往周边民族的道路,“费以亿万计”,有些路线虽经三年修建,仍不通,兵士疲饿,露宿山林,不服水土,疾病流传,死亡者众多。各地民族又经常造反骚扰,政府调兵前往镇压,耗费了巨资却不起什么作用。为此,武帝也略感不安,派公孙弘到西南各地考察。公孙弘回京后,大讲开发西南边地的困难,后来他担任御史大夫,又主张放弃开发西南边地。当时北方战事正紧,为集中力量对付匈奴,武帝采纳了公孙弘的主张,从“西夷”地区撤回官吏,放弃了“南夷”许多地区,只保留了两县一都尉,并令犍为郡伺机而行,自己保护其郡县[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