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里范式：集体认知中的基础设施对谈实录

2017年夏，华侨城当代艺术中心上海馆（OCAT）邀请作者主持一项以前端城市空间研究趋势为导向的展览，以延续OCAT多年来对建筑学的关注传统，作者惶恐接受后，通过与联合策展人王翊加，以及与上海、北京、香港、纽约等地多位同仁历时1年的酝酿、策划与制作，遂于2018年推出以“基建江山：共同体话语的空间根基”为题的群展，也主持了多次以基础设施与建成环境研究为题的公共讲座。展览相关介绍已经被《澎湃新闻》《雅昌艺术网》《文汇学人》（《文汇报》副刊）等多家媒体报道。

建筑学对基础设施的关注由来已久。较早的案例有18世纪法国建筑师帕特对街道断面的分析，而近期则以景观城市主义阵营对景观基础设施的探索最为耀眼。横滨国际客运中心的建成标志着基础设施、景观设计学与建筑学的当代结盟。景观城市主义影响力已经持续20年之久，各领域专业认识在普遍接受其空间干预策略之余，也尝试反思基础设施建构规律中所反映的建筑学本体问题。恰巧，景观城市主义是一个与新城市主义存在观点对抗的学派，而分析这两大流派对相同建筑学对象的分析方法的异同，则可以更全面地理解当代建筑学前沿理论的热点。

自2015年秋季始，作者开始在同济大学高年级与研究生的自选主题设计教学中试验以“基础设施建筑学”为题的研究型设计教学，与前文所述的“邻里空间修复”与“新型图则探索”互为犄角，共同构成对当代城市空间现象的全局观察。在历年研究的推动下，部分成果首先编入2016年的《时代建筑》专刊“基础设施建筑学”，随后一部分成果参加了2017年的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的展览，最近一次的新成果构成了2018年的“基建江山”展览中的展品——“桥舍”。

2018年6月30日，“基建江山”借助展览开幕的机会，举办了第一次公共学术论坛，该次公共学术讨论以“地景与乡土——集体认知中的基础设施”为题，邀请了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田宝江、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客座教授冯路、建筑师张佳晶等活跃的学者，与当时在座的学者同仁一道讨论公众与专业人士认知中的“基础设施”。

谭峥：欢迎大家来到OCAT上海馆，我是“基建江山：共同体话语的空间根基”建筑设计群展的策展人谭峥，这位是我的联合策展人王翊加。

大家如果到了A厅的那个小角落里面，可以发现有一段我录的视频，我大概把那一段讲话的内容复述一下。那段视频解释了为什么要办这个展。大概是1年前，我当时还在首尔参加“建筑与城市主义双年展”中的城市主题展，我接到了来自华侨城当代艺术中心的邀请，问我要不要在OCAT办一个大的建筑学群展。我当时还处在头脑发热的状态，就欣然接受了。但是没有想到这是个坑。为什么说是坑呢?因为在接这个展的时候根本没有想到应该讨论怎样的主题，于是在主题的推敲与选择上花费了大量的时间。但是我觉得主题一定是自己最关切的东西，基础设施相关的城市形态问题一直是我的关注领域，我在2016年曾经作为客座编辑组稿过《时代建筑》的“基础设施建筑学”专辑（图S.-1）。那么，“基础设施”这个词大众能理解吗?我想，只要有充分的讨论，大家就都能明白，更何况这个概念本来就存在于城市学讨论中，只是可能它不一定在我们日常的语言里面。但是，作为一个展览，它本身具有公众教育的功能与一点点实验的功能，在这样一种复合功能下面，提出一个概念未尝不可。

图S.-1　《时代建筑》之“基础设施建筑学”主题专刊封面

两年之前冯路老师在这里（指华侨城当代艺术中心上海馆）策划的展，叫“格物”，格物的意思就是一个穷尽事物的事理，把事物的事理搞清楚。建筑学的一个首要任务就是要穷尽事物的事理，延续冯路老师提出的任务，我做的展览也是在格物，那么格的东西可能不是一个物了，而是一个系统、一个网络。我是这么理解基础设施的：基础设施是分配公共资源的系统，是使一个区域、城市或国家正常运作的最基本的系统。这个是韦氏字典上面的解释。那么系统有什么特征呢，系统是一个无形的东西。比如说我们的城市发展史中留下了很多习惯，很多技术性、社会性的制度，这些制度可能是跟空间有关系的，我们也可以把它认为是一种设施，是一种软性的基础设施。那么它有形吗?它可能没有形状，它可能在局部有一些表现会表征出来，但是它不会有形状。

那么我们怎么把握住它呢，我们有几种方式：我们或观察它的局部，或用图解描绘它，或介入它的日常运作。这就变成我办这个展的一个初衷，即做一种将无形的东西显形的尝试。我们这个展览具体分为2个馆，我这个是A馆，即“基建景观——身体与系统的寓言”。基建往往会构成一种奇观（spectacle，或译为景观），它非常庞大，要么就是尺度非常庞大，要么就是影响域特别广大。这种奇观只有在跟我们身体发生关系的时候，我们才能发现它，我们去触摸它、去体验它、去行走它、去蹂躏它，这时候我们就能理解它了。除此以外我们很难有构建关于基础设施的日常知识的可能。如果我要把基础设施描绘出来，往往会形成一种奇观。

王翊加老师负责的B馆以“准现代化协议”为主题，更多的是落在人类学、社会学的遗产这些方面，是关于乡土世界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尴尬与矛盾。前现代的基础设施可能不像当代的，比如说我们有一个自来水的水管网络，比如说互联网、交通的网络，前现代没有这种东西，但是前现代的基础设施是以文化制度的形式表现的。比如，如何使用水，如何进行集体的气候调节，如何使用土地，如何组织有限的空间资源。基础设施在乡土中国以仪式、习俗、制度的面貌出现，它以各种各样的有形或者无形的、文化上的、符号上的、文化景观上的形式表达。

我就简单地开题一下，我很希望几位嘉宾把我的意思重新演绎一下，田宝江老师来自城市规划领域，是基础设施系统的真正操作者，我们就请田老师接下来给我们说两句（图S.-2、图S.-3）。

图S.-2　“地景与乡土：集体认知中的基础设施”对谈海报

图S.-3　“基建江山：共同体话语的空间根基”展览导览图

田宝江：很高兴来到现场，前段时间我也参与了谭老师的一个研究生课程，他们的研究生去调研指标对城市形态的影响，然后被我骂得挺厉害的，我说你们这帮人研究指标，指标提都没提啊，要把它变成一个根基性的东西，才能保证城市能够运转。包括你们说的习俗、人的各种关系、各种习惯，也是一种基础。对我们规划师来讲基础设施是非常熟悉的一件事，但是我们通常对基础设施的理解是市政，给水排水、电力电线对吧，我们叫市政基础设施，包括道路桥梁。但是我们后来发现了谭老师他们把这个内涵都拓展了，把它变成一个根基性的东西，保证这个城市能够运转的东西。

我后来想想有道理，就是说一个人或者一件事物的定位，跟他所处的网络关系是密切相关的。我发现了展览里面有隐隐约约让我感兴趣的几个点。一个就是说基础设施跟我们所谓的地理环境的关系是怎样的。我们可能先去研究规范，去研究各个管道的距离（安全距离、隔离距离）等等，这是第一位的，因为我们认为这是基础设施必须要遵从的一个东西。但是我后来发现，恰恰是这样可能会带来很多问题，所以我们会看到很多变电站、变电箱，很丑陋地矗立在那里。然后景观师、建筑师就想办法了，包一个什么外壳把它给掩藏起来，这个就说明其实基础设施跟景观、跟我们的生活可能是一体的，是我们这个专业把它人为地给割裂开了。最近大家也在聊城市设计到底应该干什么，我后来发现它其实就是起到了一个整合的作用。我认为我们的专业划分是有问题的，凭什么这个是建筑学的事，这个是规划的事，这个是景观的事，是吧?城市本身就是一个综合体，我们专业给它人为地分为这是建筑学、这是规划、这是景观，我在想我们的城市设计或者是基础性的景观可不可以起到一个整合的作用?就是一开始上来先不要分专业，先要分这件事应该要干什么，为谁服务，提供什么样的功能，然后大家来说，规划先干什么，建筑怎么配，景观怎么配，它应该是一个整合的机制。所以今天看到这个展览，我觉得很兴奋的一点就是说它模糊了专业的界限。

所以一开始一定是一个整合在一起的事情，因此谭老师跟王老师他们做了一件非常好的事，就是说通过这个展，把很多不同专业的人给揉在一起，大家共同来看这一件事情，这样就给我们提供一个特别新的视角。可能大家在看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感受。就提提我个人的感想，第一个就是我们对基础设施的理解要更广泛，它不是一个市政的概念，可能是一个涉及整个城市系统的概念，它跟人、环境都是密切相关的。第二个就是我们通过这件事情把专业的壁垒打破，也通过这样一个展览把我们各个专业的优势给发挥出来，使得我们的生活除了那个硬邦邦的设施管道以外，它还有景观，它还有文化，还有思想，还有艺术，就像罗马那个几千年前的输水道，你说它是一个市政设施吗，肯定是的，输水的，但是它又是最伟大的一个建筑设计或者是景观工程。我觉得我们的老祖宗几千年前就开始做这个事了，我们现在反而把这些东西都丢掉了。今天这个展览我觉得是一个契机，帮助我们把这些东西找回来。

张佳晶：我是比较了解谭老师研究的重点的，刚刚田老师讲的专业划分的事情确实在我们各个高校里都是一个问题，原来是为了方便，比如说本来都是盖房子，却分成了建筑学、城市规划、风景园林，专业细分是为了让研究学科更方便。但是线划了之后呢，其实就代表了新的壁垒，到了现在，我们这样的建筑师现在在实践中做的事情和现在大学里教的相比较，其实已经基本上没有关系了，真正的实践不受这些专业壁垒的约束。我在实践中已经分不清楚建筑、规划、景观和市政了。

比如说我们现在做的事情是上海黄浦江滨江贯通，政府在我们的心目中应该是保守的代名词，结果反倒先让上海最一线的建筑师开始做市政桥梁设计，这个桥梁做完之后非常成功。甲方、政府、开发商已经开始模糊学科划分的边界了，但是我们大学教育可能还在固守着学科的边界。建筑学和规划学看同一件事情，可能看的视角不一样，然后再看否能跨界，能否牵扯到其他专业的领域。比如说我们今天开会，我们做一个夏令营，就是跟社会学合作，其实也就是不同的视角看一个整体。

建筑学要跳出一个新的高度，然后重新审视本来就在一块的唯一的那个事物，这样的话建筑学才可能深刻地或者是永久地发展下去，学院派确实要向实践建筑师学习，我倒不是说是学院建筑不对，但是真的实践跟学院的差距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每次回学校教课的时候，其实我都是感触很深的。我现在理解的基础设施是一种系统，这个系统里面的核心是算法，城市的建筑师可能在做一个小区，或者在做一个商业综合体，这些东西登不了建筑学的大雅之堂，但是它背后却承载着这个城市里的复杂的算法，而支撑这个算法的可能和基础设施有关，算法主导的时代已经来临。

谭峥：刚刚田老师跟张佳晶老师其实是从学科角度来讲的，各类构筑物都是空间的类型，只不过是因为学科的存在，使得A的事不是B的事。但是这个空间对象还是在这里，并不因A或B的区别而改变，两位老师是从这个角度去看的。我们再请著名建筑评论家与策展人冯路老师说两句。

冯路：展览一定要有一个学术性的诉求或者一个思考的框架在后面。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事。谭老师跟王老师的展览“基建江山”，说前沿吧，它确实是挺新的，脱离传统建筑学的那种框架嘛；但是你说它很新吧，真的很新吗?它其实也并不新，就是说其实是建筑学也好、城市规划也好，一直在讨论的范畴。

看到这个题目，我首先想起来了一个事情，我可能会说2组关键词，第一组关键词就是“固定”和“流动”，森佩尔（Gottfried Semper）说的建筑4元素（火炉、屋顶、墙体和高台），其中有一个就是土基工程（高台），所以基础设施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概念，到现在依然存在。因为现在所有的房子也都是有基础的，那么这种东西它是一种固定的东西，它是为了获得一种永恒性。我说这个永恒性，是因为我们盖个房子起来，大部分的情况都是为了使用50年、100年以上。但是到后面就开始会有一点点向灵活机动的转向，这个灵活机动我觉得是一种现代化的结果，就是我们说的建筑的基础设施开始出现了，比如说水和电，给排水管道、电线这些东西，跟固定的设施有点不一样。因为它的载体形式依然是固定的，就是它的管道是固定的，但是它的内容是流动的，水为了流动，电也是为了流动，这个是建筑学上的一个转向。

所以我的第二组关键词就是“固定”和“流动”，建筑师都知道有一个词叫隐蔽工程，这些容纳流动物质的设施通常被称为隐蔽工程，因为它是属于我们说的建筑形式之外的事情，是要被遮起来的。也就是说，它没有表达建筑学范式的权力。之所以是这样，我觉得是因为建筑所谓的形式、美学，是文艺复兴与新古典主义时期所形成的一个强有力的概念。在那个时代人文主义是最强大的主导性的东西。我们后来说的水电基础设施，其实是19世纪的科学技术的产物，但是在人文主义的时代，科学技术是一个很不上台面的。虽然那个时代大的艺术家，如达·芬奇等，其实也都号称自己在做科学研究，画人体结构等，就是利用纯技术性的手段来探索客观事实。但是由于达·芬奇没有接受过系统的艺术教育，是通过实践自学成才的，没有太多展现他的技术能力的机会。

回到城市学的讨论，我们就发现基础设施是以组织各种公共资源的流动为主要功能的，真正意义上的基础设施是一种系统。系统重要的是关联，要关联就一定不是一个固化的东西，它一定是流动性的。但是我觉得很有趣的是，本来城市流动的东西，我们很容易理解的，就是管道，就像前面田宝江老师说的，你会想到市政设施，包括道路体制，是为了车开、为了人走，都是为了流动的。但是有趣的是到了今天，其实也不是从当下开始，比如说从新千年之后，流动的系统重新又向固定的东西转向。比如张佳晶老师做了很多桥，你为什么要建筑师去做一座桥呢，那肯定不是为了要建筑师去设计那个流动性，因为建筑师并不懂得如何设计一个交通系统，你要设计桥本身，就是桥的模样，桥本来是过人过车的，这时交通反而变得不重要了，只有它长什么样子很重要，这个是有趣的一个转向。

接下来，可能我会说，基础设施是从一个“不可见”的状态变成一个“可见”的状态（第三组关键词）。通常意义上的基础设施也好，隐蔽工程也好，都是不可见的，埋在地下的，至少它是被隐藏的，就是它被排除在通常的城市的空间经验之外，它是被动的、不可见的。那么现在变得可见，就是因为它的力量太强大了，这个力量不是技术本身带来的力量，而是技术跟资本已经被强力地绑在一起了。所以它变得你没有办法回避。比如高速公路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大量地出现，高速公路实际上主导了北美的国家景观。在城市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城市道路越来越主导你对这个城市的理解。今天我们刚刚开车从嘉定到市区，你可以选择不拥堵的道路，因为你看得到堵车的道路，你可以提前选好。包括高铁，高铁变成一种国家景观了，它从一个不可见的东西变成一个可见的东西，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事件。

最后一个转向，我觉得基础设施显然是一个从物质到空间的转变，这个跟建筑学密切相关。其实包括电也好，它通过电子的传递，非常微小地，你看不见，但是它还是物质。但是到了当代，空间变得最重要，空间不仅仅是形式，它的样子是一个整体视觉的图案。基础设施还有生产的功能，比如说前几年开始非常时髦的TOD（公交主导式发展）的概念，就是基于交通设施的地产开发。地铁站周边的地产开发跟交通设施关系紧密，它直接带来的是一个空间的价值。它从物质性的东西上升到一个空间性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可能对于建筑学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那么很有趣的是，我知道有一部分参展的作品是关于乡村的，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的，因为现在乡村建设是一个热点，但是必不可少地它会带来一种基础设施，因为建筑师进入到乡村，必然也会带来一些所谓的现代的基础设施的模式。原先农村的排水都是相对自然随意的，建筑师一旦开始干预乡村，就要组织基础设施，其实这就反映了现代的、科学的、理性的技术进入到乡村，进入到（相对的）自然系统的过程，这个过程实际上是很危险的，我简单地说到这儿，我想把话筒交给联合策展人王翊加，讲讲乡村的情况。

王翊加：刚才谭老师讲他掉进这个坑的过程，让我觉得特别似曾相识。我们那个展厅的主要内容跟乡村有关，然后我刚才也在想，怎么能像谭老师说的，用很简单的方式，用一种很浅显的语言，把我们这么多内容简单说清楚。刚才听了张佳晶老师的话，我突然有一点灵感，就是可以简单解释一下我们的主题。其实展览上很多东西都是我们观察到那些前现代的一些东西，然后它和现代的碰撞之后发生了一些什么。如果用张佳晶老师的算法来说，可能简单总结一下，我们整个世界是由算法组成的，但是其实是有很多套不同算法，2套算法碰到一起的时候谁说了算?那么一套算法占上风了，但是另一套的算法跟绝大多数人不一样，怎么处理?它就妥协吗?也不一定。所以我们展览的内容，说得更具象一点，就是在乡村快速城市化的过程中，乡村的一些人，他们是怎么来处理2套系统之间的矛盾的?他们的世界观和我们的城市化形成的这种观念，其实是不能融洽相处的，他们是怎么来协调这些矛盾的?

另外一种情境就是，我们刚才说2种算法在2组不同的人身上发生，他们怎么对抗，如果2种算法发生在同一个人身上，这个人可能就分裂了或者是“拧巴”了，那么这种情况下他自己怎么来协调这件事?所以我们主题里面还有一个内容，关于建造者本身，2种不同的造物逻辑落在一个人身上的时候，他怎么自己来做调和?他在原来的基础上接受新的东西，然后把那些新东西内化，也是我们主要展示的一个内容，可能这个里面就涉及刚才冯路老师说的那个乡村建设的问题。乡村建设其实都要处理这些问题，我们会自问：作为一个介入者，和当地的那些人，比如传统的工匠，跟他们合作了什么?或者发生了什么情况?如果观察到那些人对这种新知识的接纳，这个过程其实是特别有趣的，就是双方是互相影响的过程，比如孙久强老师的项目，我觉得他们本身就是一个研究对象，所以我们希望把他们放在这儿，然后让大家来观察一下，基本上也是按照这个思路去组织展览的内容吧。

谭峥：其实几位老师把我想说的话解释得都比我好太多了。那么再来说地景与乡土，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地景与乡土”这个标题，其实就像刚刚王翊加老师说的，2套做法、2个系统碰撞，最显著的2个场景，一个是地景，一个是乡土，为什么在前现代不会有这种矛盾，因为历史非常漫长的发展中，已经把这些矛盾都消解了，或者说都达到一种和谐了。我在那个导览介绍里面提了几个关键词，为什么在古代我们的基础设施和我们日常的景观没有那么多冲突，为什么我们不会像今天这样，在城市里面突然看见一个变电站，我们会说：哎呀真丑。“野渡无人舟自横”，野渡就是一个基础设施，我不会觉得野渡很难看，野渡很美，为什么我不觉得它难看呢?因为它在我们的话语和认知里面都已经被调和了。那么在现代化里头这种调和没有那么快地发生，我们还不适应，一个飞机场建造在一个城市里面，大家可能都不知道，可能一个浦东机场的跑道比整个老城厢大很多，飞机一下来，滑动到停下的这段距离就已经超过了老城厢地区。这种不和谐与冲突，我们还没有适应。

其实我们的初衷，第一个是张佳晶老师提到的学科整合的问题，规划、景观，甚至其他的一些学科，跟工程、跟空间相关的一些学科都应该整合。第二个就是我们想一下，我们的文化结构，我们的日常化里面，我们的认知里面，这种不和谐是怎么造成的。由于历史的不同步，我们很多的认知还停留在前现代时期，但时代已经进步到一个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程度，不和谐还是会继续发生下去。那么我们作为空间的干预者应该对此有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我觉得可能是我们办这个展的初心。

在座的还有很多参展人，我先邀请王博老师来讲几句，因为王博老师是一个跨界的人。

王博：我自己是艺术家，主要做一些影像方面的工作，大概今年上半年的时候谭峥老师跟我联系，我之前做过一些跟基础设施、跟社会学等等有关系的项目，还有基础设施美学的一些东西，所以我们当时见了一面，聊了一下，后来发现我们的兴趣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重叠的地方。我的实践之前又是跟景观生产有关系的。慢慢地我的兴趣就转到景观和社会与空间的关系上来，然后就误入建筑圈了。我觉得很好玩儿的一点是，基础设施是一个可见与不可见的双重概念，它作为一个景观，既是假设被看到，也是假设看不到的东西。我觉得基础设施的这种可视性或者不可视性，其实是反映了一种暧昧的关系在里面。

王卓尔：其实我对于基础设施这个话题的关注比较久了，大概是从4年前回国开始。那个时候刚刚从荷兰回到上海，一下子感觉2个地区之间的差异。在荷兰，它的基础设施基本都是由政府来主导的（各个地方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都很相似），但是在上海，不同地区的设施的质量差别还是相对比较明显的。就是这样一个原因，我在大概在4年前开始做一个新的研究，其中在上海做了3年，之后又想把那一套思维放到一个关于河道的研究里面，就是“舟游上海”，观察上海的河道环境。也是因为这个课题的原因，谭峥老师就邀请了我参加这个展览。

我抛开具体的展览内容，谈一下我对基础设施的认识吧。谭老师在基础设施这一方面拓得比较宽，不单单局限于我们通常意义上认识的基础设施，还拓展到其他意义上，更加区域的一些概念。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基础设施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它能够用来调剂整个社会公平，然后去应用于资源的合理化分配。所以我认为这个展览本身的话题本身非常有意义、有价值。尤其在过去的10年或者20年，其实大家很少讨论基础设施这个问题，那么更多讨论的，或者说是建筑师更多关注的是什么呢，是造更多的房子，如何快速地扩张一个城市，等等。但是在未来10年到20年，大家会发现这样的一个快速扩张的时代不见了。如何在现有的基础设施上进行更新，可能是未来我们一直要研究的话题。

韩涛：我简单地说2点，第一点其实和刚才讨论的话题有关系，其实中国以前是存在社会基础设施的。比如说我们可以粗线条地把儒家这套思想理解为社会组织蓝图，然后这个规范变成了中国城市中的基础设施的大概雏形，涉及方位、分区等议题。我们看到中国每一个城市或者每一个乡村，大概是用宇宙论这种道家思想或者五行观念来完成跟自然对接的基础设施，而且是以利用为主。基础设施本来是接在一个可循环的自然系统中的，但是一旦到了现代化的进程之中，发生了主动变成被动的转换。原来我们是主动地去营造一种关系，但是到了19世纪之后，民族国家成了一种主流的力量，开始自上而下地去塑造一种大逻辑，在这种大逻辑下，基础设施的建设就跟地方生活没有关系了，它变成一个自上而下的顶层策略。在这个顶层策略里，由于把西方的现代性技术裹挟了进来，我们的基础设施系统就脱离了跟自然循环有关的状态，进入跟西方很接近的（人文与自然）断裂的状态，这是今天主题的一个背景。

第二点，我想介绍一下个人的研究。我比较自然地关心长安街，但是直到最近的两三年，我突然发现长安街最早的一个形态就是一个广场，没有长安街这件事，我头脑中长期已经有了一些概念，后来发现是被塑造的。长安街在明清的时候就是一个内院式的、广场式的空间，然后到了民国和社会主义时期，也就是中国现代性转型时期，它才开始变成了一条街道。到了建国之后，长安街一步一步地扩散。直到改革开放之后，街道就被一条宽大的马路所取代了。但是我在梳理这段历史的时候突然发现，在早期北京建城的自然地理系统中，一些景观元素决定了空间的走向。比如说西边的定都峰，实际是建构了长安街的一个重要的文化地理要素。它向东的延伸，就是今天的山海关。如果我们把这样的历史通过一个空间政治的历史角度去理解，就从一条街道的历史看到一个民族国家的断代史，然后在这个大背景中看到建筑学在其中的性质的转变，以及类型的转变，我的课题就是在做这样的一件事情。

孙久强：感谢谭老师和王老师的邀请，我来自北京的中国乡建院，我想说2件事，一个是我对基础设施的理解。我觉得这个概念可能有一个相对的关系，比如对建筑师来说，可能结构的改变就是基础设施，要把它们藏起来；而对于生活来说，对于使用建筑的人来说，可能建筑本身就是一个基础设施，我们有时候觉得某个房子或者某个场地做得好，只是因为它首先是一个合格的基础设施，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建筑做得有点突兀，可能是它忽视了自己作为基础设施的一个属性，这是我对今天这个主题总的一个理解。

另外我再说一下我对乡村建设的理解，因为我在村里干的活比较多，我反而觉得可能乡村和城市在我心目中没有那么大的区别。作为所谓的专业从业者，我们的工作逻辑都是收集需求、分析现状，然后提出问题、给出策略，所以我觉得我们做的3个小案例，其实是我们在主体业务之中找到一些小的机会来做一些尝试，这里面有回应开发商的需求，也有回应政府的需求，也有回应村民的需求，只是一个尝试。刚才王老师也说了，今天我们把我们3个案例作为一个靶子立在这，希望大家在这个展览里面能多多地拍砖和提意见，谢谢大家。

谢竞思：今天参展的各位有很多都是我的老师，我是来自于中央美术学院的谢竞思，我的这个作品是跟我之前的研究有关。这个作品是跟北京“城市象限”——一个大数据的研究团队——合作的，主要研究方向是这个团队和我同时都做过很多的，对城市的一些社区、一些城市街道的数据研究。在做数据研究的过程中，其实得出了很多跟城市有关的结论。我的作品集中于2个区域，一个是深圳的城中村叫作赤尾村，一个是北京的社区叫作鸭子桥。在研究这2个区的时候，我发现了许多问题，包括城市的一些老人，他们的习惯空间，还有城市更新中，因为政府以及一些基础设施和规划，导致城中村和村民的生活的不便利。基于这些原因我用动画把这些数据反馈出来。

我对基础设施的理解是这样的，我觉得基础设施其实在以前的意义上是对城市中的生活空间和人的行为的一种构建。但是现在的基础设施，如果是作为一个社区和小户群体来说，基础设施其实会引导周围的生活氛围，包括他们的文化内涵和他们的行为和组织方式。我觉得未来的城市和城市规划其实更需要从一种非常人文主义的角度去考虑和思索的。所以我们研究的数据，其实很多是基于人的行为，他们的生活动态，还有他们的行动轨迹去考虑的，这就是这次参展的作品，谢谢大家（图S.-4）。

图S.-4　“基建江山”展览现场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