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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里范式:城市形态标准的研究与分析

【摘要】:休·菲利斯较早地用建筑图解的方式记录了1916年的纽约区划法对建筑形态的影响,他的目标是寻找“建筑包络形”规定下的最高回报与最合理的建筑体型。区划法图解开启了一种形态学研究方法,即将某些导控规定极端化,并以一种寓言式的图解方法将这些导控因素对城市形态的驱动作用表达出来。无论菲利斯的体量研究还是新城市主义的城市断面样例都是对某种指标的具体化。

城市学家伊万·本-约瑟夫(Eran Ben-Joseph)认为对城市指标导引体系的研究可分为3种,分别为描述性-指导性研究(descriptive/directive)、评价性-规范性研究(evaluative/normative)与历史性-社会性研究(historical/societal)。描述性-指导性研究关注研究标准制定的目标与导向;评价性-规范性研究关注具体的标准款项对城市发展走向的影响;历史性-社会性研究关注标准在历史与社会环境中产生的过程。中国的城市规划与设计学者对城市空间管控的机制研究已有一定成果,比如建筑退界、历史街区地块与建筑密度对街廓形态影响机制的研究,等等。建筑师群体尤其偏好从评价性-规范性研究的视角来推测具体的标准条目对城市形态演进的影响,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建筑插画师和理论家休·菲利斯的著名插画。

休·菲利斯较早地用建筑图解的方式记录了1916年的纽约区划法对建筑形态的影响,他的目标是寻找“建筑包络形”规定下的最高回报与最合理的建筑体型。菲利斯的图解被称为“退台建筑演化四部曲”(Four-stage Evolution of the Set-back Building)。区划法图解开启了一种形态学研究方法,即将某些导控规定极端化,并以一种寓言式的图解方法将这些导控因素对城市形态的驱动作用表达出来。当然,菲利斯的图解是放大了特定条件的共同作用,比如将利益最大化、结构最优化、均好性等等与严格的规划指标叠加在一起,这会产生夸张的效果,并不完全符合复杂约束条件下的现实情景;但是,其优点是去除了许多不具决定性作用的条件参数,更凸显关键参数的作用机制(图12-3、图12-4)。

图12-3 休·菲利斯的纽约区划法建筑形态推演四部曲,收录在菲利斯的《明日都市》一书中

在规范条文中控制性指标往往以单调的数字出现,而对指标的诠释却因为具体现实条件的过于复杂而流于粗疏。这种诠释或表现为一些具体城市设计案例的图集,或表现为仅具有解释功能的图例。无论菲利斯的体量研究还是新城市主义的城市断面样例都是对某种指标的具体化。这种推演不仅仅是翻译指标,而是对一种或几种指标控制下的城市形态演变的合理化预测与想象。

图12-4 1961年的纽约区划法修订反映在密斯(Ludwig Mies van der Rohe)设计的希格拉姆大厦,用让出前广场的塔楼提到逐层退台的做法

地图术(mapping)是城市研究领域对不可见或尚未表现的机制的图解。詹姆斯·科纳认为地图术不仅仅是对现实的复现,也能够在形式的可能性似乎已经耗尽后发现隐藏的现实。斯坦·艾伦则对建筑图的“标注系统”(notation)给予更多关注,他认为建造过程并非“翻译”或“解码”标注系统,而是将标注系统内不同元素的相互关系重置在另一个空间中。在具体的图解策略中,“超现实叙事”(Hyper-real Narrative)是建筑学可视化研究中的一种重要方法,库哈斯的《癫狂的纽约》(Delirious New York)以及其合作者佛列森托普(Madelon Vriesendorp)的图解式研究是其中的重要代表。同时,“情景规划”(Scenario Planning)也是一种重要的城市策划方法,它对整体性的城市情景进行不同条件变量下的合理推演,容纳一定的直觉想象与不确定性,并且使用大量的信息图解(info-graphics)方法来构建利益相关方进一步参与讨论的平台。本教程吸收了库哈斯超现实主义图解的批判与反讽性,也吸收了情景规划方法的合理想象成分。这种教学方法的难点在于把握“超现实叙事”中的主观推测与图解本身所需要的客观推理之间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