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罗西的这一本书而言,原文在意大利语语境中似乎翻译成“城市建筑”和“城市建筑学”都没有错。而一直到2006年黄士钧的《城市建筑学》出版时,仍然可以看到,包括童明在内的一些作者仍然使用“城市建筑”作为这本书的标题。因此,从童明的角度来看,将该书翻译成“城市建筑”,尊重了该书内容的原意;而翻译成“城市建筑学”,也同样尊重了该书出版的历史语境。......
2023-09-30
大型商品房居住社区的涌现是中国高速城市化时期的特殊现象,与土地开发制度、公共设施条件、居住文化与设计技术演变有着紧密关系(第二篇第五章已有论述)。自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下面简称《若干意见》)出台以来,关于“街区制”可行性的激辩未曾停息。推行街区制的关键政策表述是“原则上不再建封闭住宅小区”并且“实现内部道路公共化”。但是,新的政策导向暴露了小区时代各种空间概念的含混与新城市范式的抵牾。比如,街区与小区究竟是何关系?封闭性小区形成的历史、社会与经济原因是什么?推行街区制的必要性是否仅仅与交通拥堵有关?小街坊密路网是否是街区制的最终标准?社区街道的类型如何界定?街墙的完整是否是构成街区制形态特征的必要条件?封闭小区内部共有空间的建立与社区归属感的营造究竟如何在制度与空间两个层面实现?具体的建筑形式如何与街区制协调?步行基础设施网络如何创造性地解决街区制与社区安全、行为习惯乃至社群认同的矛盾等。解答这些问题需要深层次地回顾街区这一城市空间单元的发生史以及它在我国制度文化语境中的演进与现状。
街区(city block,或译为街廓、街坊)的概念古已有之,但是经过精细设计的街区形态涌现于近代城市的标准网格平面(grid plan),其代表是纽约曼哈顿1811年的路网规划、巴黎的奥斯曼式街坊与西班牙工程师塞尔达(Ildefons Cerdà)于1859年设计的巴塞罗那网格平面[2]。在19世纪,欧洲城市的街坊直接面对的是城市街道,街坊与城市间并无中间层次。真正使得街区与街道形态变得复杂的是现代邻里观念的出现,路网与门禁系统的复杂化,私密与公共功能的分区,交通方式的多元,促使邻里(而不是单个街坊)成为城市的基本构成单元。广义上来看,“邻里”就是历史上的各种社区形式在现代建筑学与规划学中的法定称谓,这种情况下,它不具有任何特别的含义,也不对所指的社区的形态、组织与规模做更细致的规定。从狭义来看,产生现代邻里观念的邻里单位一词代表了从原理,到方法,再到实践的一个完整的纵向贯通的城市设计体系。直到今日,一些学者依然在孜孜以求的探索新地邻里范式。
邻里单位正式诞生于1913年的芝加哥城市俱乐部组织的社区设计竞赛,由建筑师德兰蒙德提出,随后成为流行于建筑师与规划师群体中的不成文的原则,并在1929年被规划师克莱伦斯·佩里在规划报告《纽约及周边的区域规划》中做出了更详尽的定义[3]。邻里单位的核心价值是以400米为限的人类舒适步行距离,将400米步行距离范围作为一个规划单元,并将社区的安全、便利、文化与休憩需求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所以这是一个基于人体工程的理论,具有持久的意义与价值(参见第一篇第四章)。1931年,佩里对邻里单位的设想被胡佛政府(1929—1933)吸收,在政府的住宅政策中逐渐推广,成为社区规划与地产开发的标准模式,其影响力持续40年,并在1980年代兴起的新城市主义运动中被再次运用,成为当代居住区规划与城市设计的重要理论源泉。194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主持的《大上海都市计划》中吸收了邻里单位理论,并在闸北火车站周边的社区规划中具体运用了这一思想。
新中国建立后,苏俄的“居住单位”模式对工业城市的社区建设产生巨大影响,居住单位由相隔400~500米的干道围合,占地20~25公顷,后来居住单位演变为小区制度,随后在改革开放之后进一步演变为商品房小区,20~25公顷的巨型街区尺度标准一直沿袭下来。直到近期,这种不成文的做法才开始遭受集中的批评。但是巨型街区(小区)是中国特殊的历史社会背景下的产物,也在城市与个人之间建立了小区这个管理层级,是有效管理并保护一个社区单元内集体利益的平台。虽然“小区”文化已经扎根于中国社会,但是它对小区外的公共空间的影响,对未来可以预见的城市更新、对宜步行的集约型城市的建立的正负面作用,都需要进一步探究。
有关邻里范式 技术与文化视野中的城市建筑学的文章
对于罗西的这一本书而言,原文在意大利语语境中似乎翻译成“城市建筑”和“城市建筑学”都没有错。而一直到2006年黄士钧的《城市建筑学》出版时,仍然可以看到,包括童明在内的一些作者仍然使用“城市建筑”作为这本书的标题。因此,从童明的角度来看,将该书翻译成“城市建筑”,尊重了该书内容的原意;而翻译成“城市建筑学”,也同样尊重了该书出版的历史语境。......
2023-09-30
“城市”是新理性主义的诸位主将所共同关注的场域,构成了认同一种建筑学类型的基础。列昂·克里尔直接介入早期的新城市主义运动并成为精神导师,而罗西则对中国1980年代的建筑学理论产生重大影响。自1980年代末首次得到引介至今,阿尔多·罗西的《城市建筑学》不断受到国内学界的广泛关注,对其解读角度、解读层次、解读深度也在不断变化。......
2023-09-30
新城市主义作为后现代主义商业符号的一部分进入公众话语。在新城市主义成为一种极其多产的形式生产工具的同时,需要反思它的本土化与适应性问题,即新城市主义思想如何能够适用于中国的城市。适度的空间体量管控和形式管理,对既有僵化规范的突破,街道活动的激发,公私领域的灵活渗透等几乎成为当前城市设计的共识,这些原则都是新城市主义的具体运用。......
2023-09-30
在“契约”之外,传统社会主义的社会动员与价值推广的措施必不可少。即使今天产生这种环境的政治条件已经不再具备,它的意义已经不再彰显,但是,如果不对其进行深刻的反思与还原,那么,我们不仅无法理解形成当代香港空间形态的历史驱动力,而且对深受香港影响的我国整个改革开放时期城市发展史的全面理解与反思也无从谈起。......
2023-09-30
从上文整理的线索来看,城市建筑学的解读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在这两个背景之下,不难理解为什么当时对城市建筑学的解读主要集中在类型学的讨论上。因此,从对城市建筑学的解读变化之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建筑师们的困惑和需求之变化,在这薄薄的一本书漂洋过海来到中国,在我们的本土语境里得到解释的30余年中,所折射出的是中国建筑自身的发展和观念的演变。......
2023-09-30
作为城市设计准则的新城市主义诞生于1991年。自此,从1993年到1995年,共有3届“新城市主义大会”分别在亚历山德里亚、洛杉矶与旧金山召开,阿瓦尼原则遂扩充为《新城市主义宪章》。“新城市主义”这一概念在近年的专业话语中至少会以3种面孔出现。新城市主义是否普遍化了特殊情况?进一步地,新城市主义究竟在哪些方面已经渗透进中国当代的城市设计理论中?最重要的是,新城市主义究竟“新”在何处?......
2023-09-30
“城市步道”连接了环球影城的停车区与游乐园大门,在空间序列上是后者的前奏。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符号并不脱离它们特定的建筑空间角色,转角的处理、穹顶与塔楼的设置、业态的分布等都明显受到西木村等早期商业街区的影响。西木村在紧凑的空间格局中密集地呈现了现实城市内需要一定的空间广度才能呈现的多样性与戏剧性,它是浓缩的城市布景。西木村的塔群是一组相对独立的要素,这是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符号文化的预演。......
2023-09-30
“商业街区”是一类商业社区案例的统称,美国学者称其为“Main Street Mall”或“Townscape Mall”,其外延较为宽泛,包含以小街密路或步行化巷道为基础所形成的商业功能区[1]。典型的美国风貌型商业街区是一种以地产开发为引擎、消费活动为内容、场所营造为主题、空间管控为保障的社区活动中心,它制造某种“异域”的沉浸式环境,通过营造体验与激发事件来刺激消费与交往行为。......
2023-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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