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理论教育邻里溯源与小区困境:城市建筑学视角下的邻里范式分析

邻里溯源与小区困境:城市建筑学视角下的邻里范式分析

【摘要】:比如,街区与小区究竟是何关系?步行基础设施网络如何创造性地解决街区制与社区安全、行为习惯乃至社群认同的矛盾等。真正使得街区与街道形态变得复杂的是现代邻里观念的出现,路网与门禁系统的复杂化,私密与公共功能的分区,交通方式的多元,促使邻里成为城市的基本构成单元。从狭义来看,产生现代邻里观念的邻里单位一词代表了从原理,到方法,再到实践的一个完整的纵向贯通的城市设计体系。

大型商品房居住社区的涌现是中国高速城市化时期的特殊现象,与土地开发制度、公共设施条件、居住文化与设计技术演变有着紧密关系(第二篇第五章已有论述)。自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下面简称《若干意见》)出台以来,关于“街区制”可行性的激辩未曾停息。推行街区制的关键政策表述是“原则上不再建封闭住宅小区”并且“实现内部道路公共化”。但是,新的政策导向暴露了小区时代各种空间概念的含混与新城市范式的抵牾。比如,街区与小区究竟是何关系?封闭性小区形成的历史社会经济原因是什么?推行街区制的必要性是否仅仅与交通拥堵有关?小街坊密路网是否是街区制的最终标准?社区街道的类型如何界定?街墙的完整是否是构成街区制形态特征的必要条件?封闭小区内部共有空间的建立与社区归属感的营造究竟如何在制度与空间两个层面实现?具体的建筑形式如何与街区制协调?步行基础设施网络如何创造性地解决街区制与社区安全、行为习惯乃至社群认同的矛盾等。解答这些问题需要深层次地回顾街区这一城市空间单元的发生史以及它在我国制度文化语境中的演进与现状。

街区(city block,或译为街廓、街坊)的概念古已有之,但是经过精细设计的街区形态涌现于近代城市的标准网格平面(grid plan),其代表是纽约曼哈顿1811年的路网规划、巴黎奥斯曼式街坊与西班牙工程师塞尔达(Ildefons Cerdà)于1859年设计的巴塞罗那网格平面[2]。在19世纪,欧洲城市的街坊直接面对的是城市街道,街坊与城市间并无中间层次。真正使得街区与街道形态变得复杂的是现代邻里观念的出现,路网与门禁系统的复杂化,私密与公共功能的分区,交通方式的多元,促使邻里(而不是单个街坊)成为城市的基本构成单元。广义上来看,“邻里”就是历史上的各种社区形式在现代建筑学与规划学中的法定称谓,这种情况下,它不具有任何特别的含义,也不对所指的社区的形态、组织与规模做更细致的规定。从狭义来看,产生现代邻里观念的邻里单位一词代表了从原理,到方法,再到实践的一个完整的纵向贯通的城市设计体系。直到今日,一些学者依然在孜孜以求的探索新地邻里范式。

邻里单位正式诞生于1913年的芝加哥城市俱乐部组织的社区设计竞赛,由建筑师德兰蒙德提出,随后成为流行于建筑师与规划师群体中的不成文的原则,并在1929年被规划师克莱伦斯·佩里在规划报告《纽约及周边的区域规划》中做出了更详尽的定义[3]。邻里单位的核心价值是以400米为限的人类舒适步行距离,将400米步行距离范围作为一个规划单元,并将社区的安全、便利、文化与休憩需求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所以这是一个基于人体工程的理论,具有持久的意义与价值(参见第一篇第四章)。1931年,佩里对邻里单位的设想被胡佛政府(1929—1933)吸收,在政府的住宅政策中逐渐推广,成为社区规划与地产开发的标准模式,其影响力持续40年,并在1980年代兴起的新城市主义运动中被再次运用,成为当代居住区规划与城市设计的重要理论源泉。194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主持的《大上海都市计划》中吸收了邻里单位理论,并在闸北火车站周边的社区规划中具体运用了这一思想。

新中国建立后,苏俄的“居住单位”模式对工业城市的社区建设产生巨大影响,居住单位由相隔400~500米的干道围合,占地20~25公顷,后来居住单位演变为小区制度,随后在改革开放之后进一步演变为商品房小区,20~25公顷的巨型街区尺度标准一直沿袭下来。直到近期,这种不成文的做法才开始遭受集中的批评。但是巨型街区(小区)是中国特殊的历史社会背景下的产物,也在城市与个人之间建立了小区这个管理层级,是有效管理并保护一个社区单元内集体利益的平台。虽然“小区”文化已经扎根于中国社会,但是它对小区外的公共空间的影响,对未来可以预见的城市更新、对宜步行的集约型城市的建立的正负面作用,都需要进一步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