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里范式与城市建筑学的反思

2023-09-30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在“契约”之外，传统社会主义的社会动员与价值推广的措施必不可少。即使今天产生这种环境的政治条件已经不再具备，它的意义已经不再彰显，但是，如果不对其进行深刻的反思与还原，那么，我们不仅无法理解形成当代香港空间形态的历史驱动力，而且对深受香港影响的我国整个改革开放时期城市发展史的全面理解与反思也无从谈起。

我们至少可以在今天的香港看到3种叠加的空间结构：20世纪中期之前的以唐楼为代表的肌理致密的前现代城市；1950—1970年代的高密度的“准福利政权”单元化城市；后工业时代的消费主义城市。在这3种结构中，“准福利政权”城市曾经在建立香港自身的城市认同上产生决定性的作用，而这一模型又可以追溯到艾伯克隆比时代的欧洲新市镇运动。这一模型是去中心化的、平等的、自给自足的。每一个社区单元都是一个独立的市镇，有自己的就业区与市镇活动中心，有自己的绿地屏障与边界，经济活动也是相对均一分散的，这其实是一种霍华德花园城市的变体。这里，一个欧洲文明产生的理想城市图解与一个远东的前殖民地城市之间居然微妙地联系起来，甚至1980年代以后的消费主义的香港也是嫁接在艾伯克隆比单元社区式的空间结构上的。这个单元社区空间结构是香港社会保持稳定的基石。但是，这个单元社区空间结构也只能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有效，这个时代就是极为特殊的麦理浩治期。我们可以预测，当区域基础设施与全球资本力量渐渐开始破坏麦理浩的城市治理遗产时，香港将会需要一种新的稳定的空间组织来对抗这种解体。

在中国早期改革开放史中，香港提供了一系列初期的现代化样板，这种影响在珠三角城市尤为明显，比如，广州的“五羊新城”就是一个受香港新市镇巨大影响的范例。五羊新城按照卫星城模式兴建，它在层级式社区服务、多层立体交通与绿地、组群式建筑布局等方面均学习了同时代的香港社区形态。1980年代末，随着土地招拍挂制度成熟，内地社区规划逐渐从形式模仿转为制度学习，一个典型的代表就是法定图则制度。但是，法定图则制度在目前的内地规划实践中依然是突兀的，它需要以相关的整个法制体系的完备为条件。从实践来看，在目前的制度环境下，仅仅凭借纯粹的“契约”约束来保证城市建设与改造中的公共利益是一种过高的期望。在“契约”之外，传统社会主义的社会动员与价值推广的措施必不可少。以上已经清晰地说明，香港的规划成就也并非拜“契约性规划”所赐，而是各种主客观条件综合作用的结果。

多数港人认为今天的香港是一种自由经济与理性监管的产物，与任何“集体主义”的行政化指令无涉。在“后九七”时代，艾伯克隆比和1970年代新市镇建设的空间遗产更是乏人了解。当时的规划师对实现这样一个空间结构所调动的知识与耗费的用心并不是今天的决策者所能完全理解的。一方面，早期的香港规划官员用最小的城市干预成本和投资，实现了较高的社区环境质量。另一方面，在麦理浩治期，香港本土意识勃兴，社会凝聚力增强，社会动员能力不断提高，规划师们合理利用了这种集体心态进行社区规划。这些历史进程并非纯技术因素所能涵盖。即使今天产生这种环境的政治条件已经不再具备，它的意义已经不再彰显，但是，如果不对其进行深刻的反思与还原，那么，我们不仅无法理解形成当代香港空间形态的历史驱动力，而且对深受香港影响的我国整个改革开放时期城市发展史的全面理解与反思也无从谈起。

【注释】

[1]本章内容最初以《香港战后规划的思想流变：契约、福利与空间》为题发表于《国际城市规划》（2017年第3期），收入本书后有修改。

[2]以深圳为学习对象，许多国内城市都存在“城市设计导则法定化”的探索方向，法定图则处在分区规划与详细蓝图（修规）之间，涉及土地利用性质、开发强度、配套设施、道路交通和城市设计导则。法定图则的编制、审批、公众咨询、定期检讨和修订都必须经过一整套严密的立法程序，审批后成为确认的法令文件，审理法定图则不是规划主管部门，而是立法机关。

[3]香港20世纪中期以前建造的多层无电梯楼房，其式样来源于华南地区的近代骑楼，因为主要由华人居住，故称为“唐楼”，与后来更现代化的高层住宅“洋楼”相对应。

[4]本书讨论的“晚期殖民地时期”指1945年以后的港英政府统治时期，即1945—1997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亚非拉地区的去殖民地化运动风起云涌，一些原来的殖民地相继独立，为了应对本土的反抗运动，港英政府逐渐采取了一些有利于殖民地休养生息的政策，并大幅度提升本地居民的生活条件，这与传统的殖民主义统治已经不同，具有福利主义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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