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化公共空间：邻里范式中的城市建筑学

2023-09-30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与此同时，“公共空间”这个被绝对化的概念也应当挣脱它启蒙时代的记忆的约束，在新的社会语境中获取新的意义。以往的拱廊与现代性及现代主义建筑之间的关系讨论常限于视觉文化方面，而对空间方面的讨论往往简略。在将本雅明19世纪丰茂的城市景观转变成文本的同时，必须将其重新置入具体的空间对象中，在这段尘封的历史中，我们甚至可以发现新的公共空间类型的可能性。

在本雅明的写作中，拱廊是自生的解放力量展示的现场。在没有大资本介入时，小业主们通过法律灰色地带的投机行为共建了一个基于零售行为的社区。本雅明痴迷于一种自下而上的个体力量的组织与它们所造就的更大尺度的整体性与群体身份。这种群体身份正是社会内聚力的基础。同时，拱廊所表现出来的繁茂、奢靡的视觉文化也无法用盛期现代主义建筑学的线性历史观来阐释。来自民间的拱廊毫无选择地混合了当时所流行的各种形式语素，而这种折中主义的态度是现代主义难以容忍的。本雅明更将拱廊与傅立叶所实践的空想社会主义社区单元法郎吉联系在一起。有意思的是，后者却是一种排斥资本与商业，以劳作为目的与手段的志愿合作社区^[9]。所以，拱廊几乎是各种实验性社会形态的雏形。

在最近的10年，改变整个中国的城市中心区面貌的是不断涌现的“城市综合体”（图7-9）。这些综合体的体量与功能的丰富程度超过了欧美的类似项目。它们占据着各种规模的城市的主要街道，以一种炫目繁茂、毫无节制的形式统治着当代都会生活。与拱廊、百货公司、郊区购物中心一样，这些空间是生产、服务与消费更趋集中，资本在一个更大的自由空间支配的结果。但是并不能将它们简单等同于欧美的同类购物中心综合体的移植，它们在获取自由的同时也必将在另一个社会或技术层面受到束缚。拱廊的兴起部分缘于小业主的投机行为，同样地，如果看作一个文化景观，那么综合体就如本雅明所说的“一片树叶”一般呈现了当代中国城市主义这株植物的所有面相。中国城市综合体的复杂性远远超过西方的购物中心，功能也包罗万象，零售消费仅仅是其中一个部分。

拱廊与百货公司都是历史进程中转瞬即逝的空间，它们是纪念碑化城市的反面，代表了城市灵活、机动而又世俗的特征，从建造伊始就已经可以预见到改造或拆除。近期中外各地的百货公司纷纷转型，或改造为新的体验式商业综合体，或构成线上线下一体化消费系统中的实体部分。与此同时，“公共空间”这个被绝对化的概念也应当挣脱它启蒙时代的记忆的约束，在新的社会语境中获取新的意义。如同拱廊被百货公司替代，由于电子零售业的崛起，各种拱廊原型的消费空间变体也终将慢慢淡出历史，或者重新获取一种表现形式，但是群体的消费行为与建立在新消费行为上的即时性社群关系不会停止发展。本雅明提出了一个在当下的“猛醒”后如何叙述作为“梦境”的历史的方法论，在猛醒后的睡眼惺忪中，历史被挤压为意象与碎片，所谓的理性与逻辑都被直觉与反射代替，或许只有适时将安全的历史审视距离打破，空间学者才能离开研究的舒适区，进入真实历史的深层世界。作者认为，在拱廊及其社会形态即将成为一段苏醒后无法追忆的流光溢彩的梦境之前，应该把这段社会空间史放置在更广阔的历史语境中反思。以往的拱廊与现代性及现代主义建筑之间的关系讨论常限于视觉文化方面，而对空间方面的讨论往往简略。在将本雅明19世纪丰茂的城市景观转变成文本的同时，必须将其重新置入具体的空间对象中，在这段尘封的历史中，我们甚至可以发现新的公共空间类型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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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9　在最近的10年，改变整个中国的城市中心区面貌的是不断涌现的“城市综合体”。图为香港朗豪坊内部

【注释】

[1]本章内容最初以《拱廊及其变体：大众的建筑学》为题发表于《新建筑》（2014年第1期），收入本书后有修改。

[2]大卫·哈维在其《巴黎：现代性之都》（Paris:Captial of Modernity）的开篇就提到1999年的英文版问世所形成的新一轮《拱廊计划》与本雅明研究热潮，并表明了对本雅明所开启话语的延续与致敬。目前唯一系统、详实的一手研究来自德国建筑史学家吉斯特（Johann Friedrich Geist）在1983年的专著《拱廊：一种建筑类型的历史》（Arcades:The History of a Building Type）。

[3]社会宫（Familistère或Social Palace）最初是作为一座炉厂工人的配套住宅，底层配有合作式商店、洗衣房、育婴堂等服务设施。社会宫一直保持着合作公寓的状态直到1968年。

[4]本雅明在笔记中强调了“人群”（crowds）与“大众”（masses）的区别。“人群”主要意指大量密集的人，而“大众”包含了广泛的阶层，尤其是劳动阶层。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们习用的一个概念。本雅明认为拱廊服务的还仅仅是密集与大量的“人群”，人群是缺乏自我（阶层阶级）身份的自觉认同的，而“大众”是后来资本与消费更集中、更发达后，人群自我构建身份与立场的结果。

[5]这里的零售货品指dry goods，即除食品以外的衣物、银器与餐厨具等贵重物品。

[6]道路中央排水是中世纪小街巷的普遍排水模式。两侧侧石排水是18—19世纪市政工程改造的产物。奥斯曼（Georges Eugène Haussmann）引入了饮用水与排污水2套上水系统，路沿石边的污物由排污水冲刷干净，污水直接排入塞纳河的小支流。随后，宽敞的下水道承载了越来越多的基础设施功能，上下水、电路等管线都放置在下水道中。

[7]见SCOTT,J C.Seeing like a state: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99,115.其中译本将“High Modernism”翻译为“极端现代主义”，虽然反映了作者的无政府主义倾向，但是与真实建筑史学中的“High Modernism”本意有所违背。为此，本书均翻译为“盛期现代主义”，以避免过于主观的价值判断。

[8]奥吉认为，相对于传统人类学里所研究的那些人类学场所，在当代城市大量建造的是无数的“非场所”（non-place）。人类学场所定义了社群所共享的身份、关系与历史，比如祭祀空间、村社的广场、小镇的教堂等等。这种场所是在社会流动性非常低的前现代时期经由社群与空间长期的互相塑造中形成的，这类空间具有交织的共同记忆与共同物质环境。“非场所”是指那些在快速现代化过程中不断涌现的新设施—主题公园、大商场、地铁站、候机楼、高速公路、各种城市中的通过性空间等等。“非场所”打破了空间与人自身身份之间长期磨合所形成的关系。人与“非场所”之间的关系受契约与指令的控制。人们要进入这些“非场所”必须要获取一种即时的身份，比如上地铁要买票，进商场要消费。一旦进入“非场所”，人必须丢弃自己原本的人类学身份而获取一种新的身份。

[9]本雅明在笔记中写道：“让我们描述一下街廊，这是一个和谐的宫殿所具备的最诱人且珍贵的特色……法郎吉不需要任何外部的街道去接通它的各个部分。这座中央华厦的各个部分都可以经由一个宽阔的、贯通整座建筑的二层通廊连通。在任何一个终端这些二层通廊都有由柱子支持的步行桥连通，也通过地下通道和相邻的建筑接通。所以，任何部分都由室内的优雅舒适的通道连通，即使在冬日也有供暖与通风。这个通廊主要在二层，它没法放在地面层，因为地面层是供马车进出的……”从这段描述来看，拱廊的空间组织形式是法郎吉这种乌托邦巨构的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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